從意識型態咖啡館看到一篇寫得很好的書評，左翼也該補一門經濟學的課：《被遺忘的人》，雖然這文章還是有左派知青愛掉書袋、愛賣弄文字的壞毛病，但對書評的內容而言，非常深入，意境很高，是難得少見讓人看得下去的左仔文。
不信我說的愛掉書袋毛病，自己比較看看劉館長寫的同一本書的書評，你就知道經濟學家是怎麼樣在文字上平易近人的。用簡易明瞭的文字，到底有什麼問題，到底減低了多少文章的知識含量？講「頭人」比講「領袖」、「領導人物」到底高級到那裡去？這種賣弄語詞的作文，和二流經濟學家賣弄數學技巧沒什麼兩樣，重點都是在迷惑，在炫耀，而不是在傳達意見，說服群眾。
我不知道這個作者PenPouch（筆袋？）是誰，但我覺得他的內心掙扎，意識型態的鬆動，一覽無遺。一邊稱讚《被遺忘的人》寫得很好，一邊提醒左派讀者「必須格外謹慎與細心」，怎不讓人懷疑，作者是在自己內心放便利貼提醒？
走入資本主義「帝國」的核心，和敵人「右傾政客和資本家以及為其服務的學究」一起了解「帝國」的眉角，最後的結果，可能不是對左派理念的強化，反而可能是內心起了革命，開始對「人性本善」堅定信念起了懷疑。這種內心轉向，不能只單純地放在「人老就右轉」的脈絡裡看，更要把世界正在發生的巨變加進來，才能有通盤的了解。
簡單的例子，是以前號稱左派青年的陳文茜。現在「忽然經濟學家」的陳文茜，拿著麥克風，抓著一字萬金的筆，不斷地在媒體上製造「歐債專家」的形象，但轉來轉去，她能說出真正的問題在那裡嗎？講政客經歷，複誦數字，配上聳動文字，也不能講出「歐債問題就是左派大社會實驗失敗」的結果。講出來，還能挺身代表左派嗎？我不相信對歐債問題有點認識的左派青年，能不在心裡打個大問號，「這一切真的只是資本家的陰謀嗎？」「人性真的可以相信嗎？」「政府真的是所有問題的解答嗎？」
有問題，就會想了解，就會想補一門經濟學，這很讓人感動。但我要很抱歉地說，讀讀兩本閒書，不是在學經濟學；了解資本論，更不是讀通了經濟學。在這裡，我不是要講說上上研究所，修修課，就是了解經濟學。多的是學的滿手數學技巧，講起數據頭頭是道，但一點經濟概念也沒有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博士。
經濟學是了解人性，了解人類決策的學問。只要看看自己，看看週邊的人，認真地想一想到底人性是怎麼回事，將會是萬倍於啃資本論的收穫。
2/25/2012
2/22/2012
民主不是請客吃飯
唱衰希臘是本格向來的作風，就算在這次所謂的歐洲救援方案通過後，我還是沒辦法改變這個看法，而且對於希臘民主被歐元弄到今天這步田地，讓我對歐洲人更加反感。
先談這三頭怪獸(troika)，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對希臘紓困的要求。國際貨幣基金要出錢的兩大要件，一是要持希臘公債的私人債主，主要還是歐洲銀行，「自願註銷」絕大多數債務。每一百元的舊債，要註銷掉近五十四元的債務，但這留存的四十六元還不是真金白銀，只有十多元是EFSF拿出來的錢，其它三十多塊是舊債換新債，拿高利債換低利債，拿短債換長債。這對大小歐洲私人銀行而言，根本就是吃人不吐骨頭，很難嚥得下這口氣。
而救援方案要能成事，要九成以上的私人債主同意上述的自願註銷。多大的機會這些債主會同意？很難說，一是歐洲政府對銀行的影響力不小，也許會受迫於政治壓力而妥協，但另一方面，也許有部份債主，不願接受自願註銷，而逼迫希臘動用法律直接債務重整，而形成實質破產，這樣下來信用違約交換CDS買來的保險就生效，條件應該比自願註銷還好。一來一往，很難說。
而國際貨幣基金的另外一個要求，就是希臘的債務要在十幾年內降到GDP的120%。據說「自願註銷」和希臘的撙節開支(austerity)可以達成這個任務。這也許是痴人說夢，自己騙自己。假設「自願註銷」成事好了，希臘的GDP已經像自由落體般地往下墜了。經濟衰退對這120%的目標有很嚴重的影響，一是分母越來越小，二是政府稅收會雪上加霜，恐怕還得再借新債才付得出薪水。
強迫希臘抱著歐元對改善希臘經濟一點幫助都沒有。希臘原本賴以為生的觀光業，並沒有辦法用快速貶值的方法，降低薪資水準，也就是說，對荷包滿滿的德國佬而言，到愛琴海渡假又不便宜，為什麼要去？而政府撙節開支，會砍到公共設施的維護，治安的維護。破敗而危險的海灘，更難吸引到觀光客。當然，喜歡冒險的人，還是可以到雅典街頭一遊，每天都上演的放火燒車，多剌激！
怪獸的第二個頭是歐洲央行。歐洲央行因為德國人的要求，不敢違背憲章，不敢拿出真金白銀救希臘，連對先前持有的希臘公債認賠都不願意。不斷地在帳面上作文章，明明買進了希臘公債，又不敢和私人債主一起自願註銷，還美其名說「日後獲利會和歐洲各國央行共享利益」。最好是買了一堆廢紙，日後還能獲利*。
但真正狠心的是怪獸的首腦，歐盟執委會(EC)。歐盟話講得很明白，他們會派人長駐雅典，確保拯救方案**、撙節開支方案徹底施行，而且要另設帳戶，讓希臘稅收優先償還外國債權人。濫開支票的民主走到這一步，說是喪權辱國還太輕鬆。也許四月的希臘大選，就會是民主的反撲，而讓歐洲菁英再次灰頭土臉。但也可以確定的是，歐洲菁英還是不會放棄歐元，還是會為了政治因素硬撐，諤傷民主的事還是會一幹再幹，歐洲風暴還沒有個了時。
*後來細節出來了，歐洲央行早就把從市場買來的希臘公債給換成新的債務，不用受到破產清算的新債，所以他們的債務是不會變成廢紙，而且極有可能真得賺錢，央行玩這種包贏法，不一定是好事。而且希臘的下一波債務重整，可能也還是會整到歐洲央行的債權，機關算盡也沒用。
**債務重整下的新債務將受英國法律制約，而不是希臘法律。債權人的這項要求，是確保可以在英國告希臘政府，更狠狠地打希臘主權一個大巴掌。
先談這三頭怪獸(troika)，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對希臘紓困的要求。國際貨幣基金要出錢的兩大要件，一是要持希臘公債的私人債主，主要還是歐洲銀行，「自願註銷」絕大多數債務。每一百元的舊債，要註銷掉近五十四元的債務，但這留存的四十六元還不是真金白銀，只有十多元是EFSF拿出來的錢，其它三十多塊是舊債換新債，拿高利債換低利債，拿短債換長債。這對大小歐洲私人銀行而言，根本就是吃人不吐骨頭，很難嚥得下這口氣。
而救援方案要能成事，要九成以上的私人債主同意上述的自願註銷。多大的機會這些債主會同意？很難說，一是歐洲政府對銀行的影響力不小，也許會受迫於政治壓力而妥協，但另一方面，也許有部份債主，不願接受自願註銷，而逼迫希臘動用法律直接債務重整，而形成實質破產，這樣下來信用違約交換CDS買來的保險就生效，條件應該比自願註銷還好。一來一往，很難說。
而國際貨幣基金的另外一個要求，就是希臘的債務要在十幾年內降到GDP的120%。據說「自願註銷」和希臘的撙節開支(austerity)可以達成這個任務。這也許是痴人說夢，自己騙自己。假設「自願註銷」成事好了，希臘的GDP已經像自由落體般地往下墜了。經濟衰退對這120%的目標有很嚴重的影響，一是分母越來越小，二是政府稅收會雪上加霜，恐怕還得再借新債才付得出薪水。
強迫希臘抱著歐元對改善希臘經濟一點幫助都沒有。希臘原本賴以為生的觀光業，並沒有辦法用快速貶值的方法，降低薪資水準，也就是說，對荷包滿滿的德國佬而言，到愛琴海渡假又不便宜，為什麼要去？而政府撙節開支，會砍到公共設施的維護，治安的維護。破敗而危險的海灘，更難吸引到觀光客。當然，喜歡冒險的人，還是可以到雅典街頭一遊，每天都上演的放火燒車，多剌激！
怪獸的第二個頭是歐洲央行。歐洲央行因為德國人的要求，不敢違背憲章，不敢拿出真金白銀救希臘，連對先前持有的希臘公債認賠都不願意。不斷地在帳面上作文章，明明買進了希臘公債，又不敢和私人債主一起自願註銷，還美其名說「日後獲利會和歐洲各國央行共享利益」。最好是買了一堆廢紙，日後還能獲利*。
但真正狠心的是怪獸的首腦，歐盟執委會(EC)。歐盟話講得很明白，他們會派人長駐雅典，確保拯救方案**、撙節開支方案徹底施行，而且要另設帳戶，讓希臘稅收優先償還外國債權人。濫開支票的民主走到這一步，說是喪權辱國還太輕鬆。也許四月的希臘大選，就會是民主的反撲，而讓歐洲菁英再次灰頭土臉。但也可以確定的是，歐洲菁英還是不會放棄歐元，還是會為了政治因素硬撐，諤傷民主的事還是會一幹再幹，歐洲風暴還沒有個了時。
*後來細節出來了，歐洲央行早就把從市場買來的希臘公債給換成新的債務，不用受到破產清算的新債，所以他們的債務是不會變成廢紙，而且極有可能真得賺錢，央行玩這種包贏法，不一定是好事。而且希臘的下一波債務重整，可能也還是會整到歐洲央行的債權，機關算盡也沒用。
**債務重整下的新債務將受英國法律制約，而不是希臘法律。債權人的這項要求，是確保可以在英國告希臘政府，更狠狠地打希臘主權一個大巴掌。
2/21/2012
敗選檢討
檢討「民進黨敗選檢討」的全民運動可以停止了。網路上、媒體上檢討選戰的意見一大堆，連小弟我本人都寫了篇「金溥聰的魔球」應景。但阿貓阿狗實在太多，現在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噪音，什麼是有用的訊息了。說實在，連二千多年前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如今都還對為什麼雅典會輸，斯巴達會贏有不一樣的見解，現在敢很有信心地說，「上個月的選戰，民進黨就是因為XXX和YYY，所以輸的」，一定都是屁話，不理也罷（我的也是）。
檢討敗選不是民進黨現在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蔡英文要趕緊找一個能幫她料理政治鬥爭的好手。 這樣的政治能手，可能要有點邪氣，像是金溥聰、馬永成和蘇志誠這樣，對主子忠心耿耿，不計個人毀譽，沒有個人野心，而願意把手弄黑，幫主子鏟平路障的聰明人。幹壞事需要這樣的人，幹大事更需要這樣的人，對有小姐脾氣的蔡英文而言，尤其需要這樣的人。
而這樣的人，不可能是蕭美琴、姚人多這樣的學者、政治明星，更不可能是蘇貞昌、謝長廷這樣的政治老手。我還看不出民進黨有誰可以勝任這樣的角色，某種程度說來，這個人的任務也許比金溥聰還要艱鉅，因為民進黨沒有錢。任重而道遠，2014年的七合一選戰戰鼓已經聽得到聲音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和平協議更要排山倒海來了，現在實在沒時間在那裡亂吐口水、浪費時間。
我一直認為蔡英文是個好牌子，是民進黨未來的希望，但她需要一雙手幫她，才能成就大事。
檢討敗選不是民進黨現在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蔡英文要趕緊找一個能幫她料理政治鬥爭的好手。 這樣的政治能手，可能要有點邪氣，像是金溥聰、馬永成和蘇志誠這樣，對主子忠心耿耿，不計個人毀譽，沒有個人野心，而願意把手弄黑，幫主子鏟平路障的聰明人。幹壞事需要這樣的人，幹大事更需要這樣的人，對有小姐脾氣的蔡英文而言，尤其需要這樣的人。
而這樣的人，不可能是蕭美琴、姚人多這樣的學者、政治明星，更不可能是蘇貞昌、謝長廷這樣的政治老手。我還看不出民進黨有誰可以勝任這樣的角色，某種程度說來，這個人的任務也許比金溥聰還要艱鉅，因為民進黨沒有錢。任重而道遠，2014年的七合一選戰戰鼓已經聽得到聲音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和平協議更要排山倒海來了，現在實在沒時間在那裡亂吐口水、浪費時間。
我一直認為蔡英文是個好牌子，是民進黨未來的希望，但她需要一雙手幫她，才能成就大事。
2/18/2012
熟女晚婚不離婚
少子化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婦女結婚的年齡提高，但婦女晚婚對社會不一定是壞事。有一個今年要從哈佛經濟系畢業的博士生Dana Rotz做了一個很詳細的研究，在實證上建立了，近年來美國離婚率的下降確是由婦女晚婚所造成的。婚姻的穩定，代表的是家庭的穩定，在進一步的層次上，也代表了社會的穩定。也許這個研究可以給過年過節都要讓親戚朋友羞辱一番的熟女們一些支持，可以順道問問這些親戚朋友，「既然你們這麼早婚，什麼時候要離婚啊？」
在五零年代結婚的美國婦女，大概有四分之一最後會離婚；但在七零年代結婚的，卻高達一半會離婚。但在這之後，離婚率逐步下降，現在已經回到五零年代的水準。離婚率的逐年下降趨勢，在控制各項社經條件變化，家庭結構變化後，Rotz發現絕大多數的構成因素，還是因為女性越來越晚婚而造成。道理上也說得通，晚婚的心智上比較成熟一點，可以理性地面對結婚和婚姻裡的大小問題，解決問題的手法也會比較理性，也比較不會動不動要離婚。
而婦女晚婚的趨勢，在相關文獻裡，多半是用「婚姻好處」越來越少所解釋。在婦女解放運動前，婚姻也許是個緊箇咒，但是緊箇咒的原因，不也就是結來容易分來難？家庭生活不愉快，想分了，但外面又沒有工作機會，離婚婦女在社會又很容易遭到歧視，想想，還是忍了吧。這樣的內心決戰，我想在不少傳統婦女的腦海中都上演過。
但六零年代起的解放運動，改變了這一切。工作場所的日趨平等，代表的是婦女有經濟自主的可能性，年輕又有能力的女性，為什麼要那麼早把自己「關入」婚姻呢？而且在美國日漸福利國家化的路線中，單親媽媽也好，受虐婦女也好，有相當的政府福利措施照顧，也不一定因為有了小孩，就一定要走入婚姻，也不一定為了小孩，就要忍耐不幸婚姻。再加上，避孕科技的日新月異，墮胎的合憲解釋，都讓原先可能奉子成婚的婦女，避開了這個也許是幸，也許是不幸的早婚命運。
這些原因都說明了女權運動開啟了女性機會，但也延遲了婦女的平均初婚年齡。但躲在綿密的資料分析背後，Rotz其實還面對一個數據上的問題。婦女平權運動，給了婦女機會，而降低了婚姻的價值，但這改變是單向的(monotonic)，並沒有像離婚率一樣，有著先升後降的趨勢。直觀邏輯上，如果結果的變數是先升後降，那成因的變數，也應該是先升後降才是，不應該是只降不升。
Rotz解答這問題的關鍵，其實在歷史的演進過程裡有蛛絲馬跡，魔鬼還是躲在細節裡。她發現，平權運動會改變婦女對婚姻價值的看法，而如果是已經在婚姻裡，或是即將進入婚姻，才接受到女權運動的衝擊，那離婚的機率反而會提高，因為原來以前並沒想過自己是有價值的，突然來個思想的天翻地轉，禮教還能吃人嗎？這剎時的醒悟，造成離婚率的突升，效應遠超過原本因為逐漸晚婚，而減少的離婚率。
在七零年代，甚至更晚出生的女性，是在年輕未婚時，就接受新觀念洗禮，甚至母親輩都已經接受過思想衝擊了，那何苦早早就接受沒什麼價值的婚姻呢？而且，因為知道結婚沒什麼經濟上的價值，反而就比較可以從從容容地挑選對象，也在婚配市場上比較有講價的條件，這樣結出來的婚，當然是比較穩定，比較不會離。
不管好不好，願意不願意，我們都是歷史的產物，我們都是革命的子女。
在五零年代結婚的美國婦女，大概有四分之一最後會離婚；但在七零年代結婚的，卻高達一半會離婚。但在這之後，離婚率逐步下降，現在已經回到五零年代的水準。離婚率的逐年下降趨勢，在控制各項社經條件變化，家庭結構變化後，Rotz發現絕大多數的構成因素，還是因為女性越來越晚婚而造成。道理上也說得通，晚婚的心智上比較成熟一點，可以理性地面對結婚和婚姻裡的大小問題，解決問題的手法也會比較理性，也比較不會動不動要離婚。
而婦女晚婚的趨勢，在相關文獻裡，多半是用「婚姻好處」越來越少所解釋。在婦女解放運動前，婚姻也許是個緊箇咒，但是緊箇咒的原因，不也就是結來容易分來難？家庭生活不愉快，想分了，但外面又沒有工作機會，離婚婦女在社會又很容易遭到歧視，想想，還是忍了吧。這樣的內心決戰，我想在不少傳統婦女的腦海中都上演過。
但六零年代起的解放運動，改變了這一切。工作場所的日趨平等，代表的是婦女有經濟自主的可能性，年輕又有能力的女性，為什麼要那麼早把自己「關入」婚姻呢？而且在美國日漸福利國家化的路線中，單親媽媽也好，受虐婦女也好，有相當的政府福利措施照顧，也不一定因為有了小孩，就一定要走入婚姻，也不一定為了小孩，就要忍耐不幸婚姻。再加上，避孕科技的日新月異，墮胎的合憲解釋，都讓原先可能奉子成婚的婦女，避開了這個也許是幸，也許是不幸的早婚命運。
這些原因都說明了女權運動開啟了女性機會，但也延遲了婦女的平均初婚年齡。但躲在綿密的資料分析背後，Rotz其實還面對一個數據上的問題。婦女平權運動，給了婦女機會，而降低了婚姻的價值，但這改變是單向的(monotonic)，並沒有像離婚率一樣，有著先升後降的趨勢。直觀邏輯上，如果結果的變數是先升後降，那成因的變數，也應該是先升後降才是，不應該是只降不升。
Rotz解答這問題的關鍵，其實在歷史的演進過程裡有蛛絲馬跡，魔鬼還是躲在細節裡。她發現，平權運動會改變婦女對婚姻價值的看法，而如果是已經在婚姻裡，或是即將進入婚姻，才接受到女權運動的衝擊，那離婚的機率反而會提高，因為原來以前並沒想過自己是有價值的，突然來個思想的天翻地轉，禮教還能吃人嗎？這剎時的醒悟，造成離婚率的突升，效應遠超過原本因為逐漸晚婚，而減少的離婚率。
在七零年代，甚至更晚出生的女性，是在年輕未婚時，就接受新觀念洗禮，甚至母親輩都已經接受過思想衝擊了，那何苦早早就接受沒什麼價值的婚姻呢？而且，因為知道結婚沒什麼經濟上的價值，反而就比較可以從從容容地挑選對象，也在婚配市場上比較有講價的條件，這樣結出來的婚，當然是比較穩定，比較不會離。
不管好不好，願意不願意，我們都是歷史的產物，我們都是革命的子女。
2/15/2012
成果豐碩
普林斯頓的Angus Deaton最近講了個故事。他說，和愛因斯坦一時瑜亮的波耳，有一度到劍橋訪問。為了打發不想物理問題時的休閒時間，波耳問了國王學院的名人凱因斯，看有沒有什麼有趣的經濟問題可以讓他研究一下。凱因斯想了想，要他去研究股票市場。波耳開始埋頭研究，第二天傍晚，波耳拿出一個近似我們現在說的「效率市場假說」給凱因斯看。凱因斯一看驚為天人，但等到凱因斯稍為清醒了，他叫波耳還是回去研究原子好了。這一「清醒」，倒是把效率市場假說的發展推遲了近五十年。
Deaton指出，從設法預測市場，到相信「效率市場假說」，接受沒有人可以準確地預測市場，其實是現代經濟學的重要突破，但現在很諷刺地，卻是許多人指責經濟學家不能預測金融危機和景氣衰退。女王如此，科學家如此，連我們彭明輝教授也如此，彷彿今天胡亂貸款買房子的美國人，和亂花納稅人稅金的希臘人，都是經濟學家唆使的。
準確預測市場或是經濟景氣，本身就是個悖論。假設今天，從天而降了一個超準的機器，只要你輸入時間，它就會告訴你那個時點的股市指數，在世人相信它超準的那一天，就會是機器失靈的那一天。如果我們大家都知道明天股市上漲7%是必然發生的，那股民瘋狂購買股票的行為，就會把股市馬上推到那個價位，也就是明天就沒了那7%。經濟景氣也一樣，如果商家、民眾都相信機器預測，明年景氣會大衰退，那工廠為因應寒冬，就會開始裁員、減少庫存、降低機器設備投資，民眾就會開始縮衣節食，少出門少消費，景氣不用等到明年，馬上就開始衰退了。
所以經濟學模型的不準確，除了是因為系統太複雜，無法將所有可能的變數納入評估外，更大的原因在於，這是個研究人類行為的學問，人參與在其中，所以人的行為會改變系統，會讓原來準的系統變成不準。這也是我之前所引德曼所說的：
而經濟學家「假裝」了解的對象卻是人，本身也是「假裝者」的人。經濟學家皓首窮經，終於發現「假裝者」的運行方式後，「假裝者」卻是可能賭氣，而改變行為模式的。這是一個雙向回饋的機制，我們知道得越多，道理卻是可能越不明白。
所以說，如果經濟學不是在研究如何預測經濟景氣，到底研究經濟學為了什麼？
有了一個堪用的模型，也許有人拿來預測，但更重要的用途是了解，「如果A發生了，B會怎麼樣」。一個極大的外來衝擊來襲時，失業率高達二成，進出口全面萎縮，銀行普遍倒閉，工廠關門，機器閒置，政府如果做ABC，會造成什麼XYZ結果？這個「如果做ABC，會造成什麼XYZ結果？」就是研究大蕭條的經濟學家想用模型解答的問題。在這裡，我可以用經濟學家的身份，很驕傲地向你們宣布，這樣的研究已經有豐碩的成果。證據在那裡？你以為我們沒有進入另一個大蕭條是因為運氣很好嗎？你以為柏南克的這麼多決策，都是求神問卜來的嗎？
Deaton指出，從設法預測市場，到相信「效率市場假說」，接受沒有人可以準確地預測市場，其實是現代經濟學的重要突破，但現在很諷刺地，卻是許多人指責經濟學家不能預測金融危機和景氣衰退。女王如此，科學家如此，連我們彭明輝教授也如此，彷彿今天胡亂貸款買房子的美國人，和亂花納稅人稅金的希臘人，都是經濟學家唆使的。
準確預測市場或是經濟景氣，本身就是個悖論。假設今天，從天而降了一個超準的機器，只要你輸入時間，它就會告訴你那個時點的股市指數，在世人相信它超準的那一天，就會是機器失靈的那一天。如果我們大家都知道明天股市上漲7%是必然發生的，那股民瘋狂購買股票的行為，就會把股市馬上推到那個價位，也就是明天就沒了那7%。經濟景氣也一樣，如果商家、民眾都相信機器預測，明年景氣會大衰退，那工廠為因應寒冬，就會開始裁員、減少庫存、降低機器設備投資，民眾就會開始縮衣節食，少出門少消費，景氣不用等到明年，馬上就開始衰退了。
所以經濟學模型的不準確，除了是因為系統太複雜，無法將所有可能的變數納入評估外，更大的原因在於，這是個研究人類行為的學問，人參與在其中，所以人的行為會改變系統，會讓原來準的系統變成不準。這也是我之前所引德曼所說的：
而經濟學家「假裝」了解的對象卻是人，本身也是「假裝者」的人。經濟學家皓首窮經，終於發現「假裝者」的運行方式後，「假裝者」卻是可能賭氣，而改變行為模式的。這是一個雙向回饋的機制，我們知道得越多，道理卻是可能越不明白。
所以說，如果經濟學不是在研究如何預測經濟景氣，到底研究經濟學為了什麼？
有了一個堪用的模型，也許有人拿來預測，但更重要的用途是了解，「如果A發生了，B會怎麼樣」。一個極大的外來衝擊來襲時，失業率高達二成，進出口全面萎縮，銀行普遍倒閉，工廠關門，機器閒置，政府如果做ABC，會造成什麼XYZ結果？這個「如果做ABC，會造成什麼XYZ結果？」就是研究大蕭條的經濟學家想用模型解答的問題。在這裡，我可以用經濟學家的身份，很驕傲地向你們宣布，這樣的研究已經有豐碩的成果。證據在那裡？你以為我們沒有進入另一個大蕭條是因為運氣很好嗎？你以為柏南克的這麼多決策，都是求神問卜來的嗎？
2/13/2012
歧視
在一片瘋Jeremy Lin的時候，我跟同事講，美國對亞裔的歧視越來越嚴重。眾所周知，亞裔要比其它族裔考更高分才能進一樣的學校。現在更誇張了，連運動也是，亞裔要打NBA，還得要先有哈佛學歷才成。
後記：笑話還要解釋很煩，不要再寫信來問了。
後記：笑話還要解釋很煩，不要再寫信來問了。
2/11/2012
殺雞儆猴
經建會主委尹啟銘說DRAM產業失去整併時機，但政府應該救面板業。但是面板業真的要救嗎？面板是另一個DRAM嗎？如果要救，該怎麼救？我認為現實情況下，不救不行，但救要得法。
我很討厭這種「再來一罐，強迫中獎」的政策。我們一再有證據證明，政府的產業政策，多半是浪費資源，是失敗的。因為要叫這些在僵硬制度下僚氣十足的官員，預知變化多端的產業未來，並迅速反應調整政策，根本就是天方夜譚。連接受過市場考驗的企業家，都有馬前失蹄的時候，政府官員大談「產業政策」這名詞，根本就是笑話。政府先胡搞一通，逼迫銀行對DRAM和面板紓困，然後再用「銀行是經濟的命脈，不能倒」的理由，說要撐著面板業，才能挺過銀行危機，這不就是我說「再來一罐」嗎？這裡面有很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所以在紓困的手法上，要採取「殺雞儆猴」的策略才行。
不能不救面板業的原因，正如尹啟銘所說的，銀行的命根子已經壓上了，不撐著，連帶效應很驚人。Larry Summers說，不能因為房子被抽煙的房客燒了，為了給房客教訓，就不滅火了。另一方面，面板業的上、下游產業規模已經相當大了，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敢跟選票開玩笑，所以政客也是一定會救面板業。而就我有限的產業知識和市場的分析，我認為因為面板的資本投資高門檻和顯示科技的需求不會消失，政府救面板，不一定會是個賠本的生意。所以紓困方案上，資金不能手軟，但是避免未來道德風險的設計，一定要突出。
簡單地說，面板紓困的道德風險在於，讓經營者、大股東養成「包贏」的心態。大多數的經理人，不會想把公司搞砸，但很多時候，如果讓經營者有錯誤的印象，以為自己已經「大到不能倒」，投資風險放置一旁，胡搞瞎搞什麼都來，反正最後逼逼政府，銀行團就會乖乖地把錢借出來，薪水照領，分紅照領，多好。怎麼逼政府？選票也好，民族大義也好，多得是方法透過媒體，透過民代施壓。這可比向投資人募款，向外資銀行借錢容易多了。有這樣的「私人」企業經理人、大股東，我們還需要國營企業嗎？我們還需要貪官污吏嗎？
所以紓困正解，不好辦法中的比較好辦法，就是採取類似歐巴馬政府拯救通用汽車的方案。讓我稍為描述一下程序。第一步先讓面板廠破產，破產破的是股東的產，員工工作反而可以得保，銀行債權可以得保，上下游廠商生意可以得保。要敢讓股東破產，才不會有下一次的「再來一罐」。第二步，讓銀行以債作股，讓面板廠少掉利息支出壓力，讓銀行投資變成長期股東。第三步，政府挹注資金，入股面板廠。第四步，挾多數股權，政府主導改組董事會，開除現有管理階層，要讓所有看著政府深口袋的企業經理人知道，幹壞事，做錯事，是有後果的。
美國政府在通用汽車的投資，還是賠錢的。但是汽車業畢竟在美國還是做得起來的行業，砍掉了工會的綁手綁腳，砍掉了誇張的員工福利和利息壓力，通用的未來是光明的，美國政府把錢賺回來的機會很大。也許我們的面板業，也有這樣的機會。
政府控制著銀行，有的是能力進行上述的紓困方案，但我的判斷是，馬政府一點都不會想用這個方案，因為台灣的大企業，都是「馬友友集團」，別人的小孩死不完，銀行的存款用不完，繼續借錢給面板業，在政治上，多容易呀！
我很討厭這種「再來一罐，強迫中獎」的政策。我們一再有證據證明，政府的產業政策，多半是浪費資源，是失敗的。因為要叫這些在僵硬制度下僚氣十足的官員，預知變化多端的產業未來，並迅速反應調整政策，根本就是天方夜譚。連接受過市場考驗的企業家，都有馬前失蹄的時候，政府官員大談「產業政策」這名詞，根本就是笑話。政府先胡搞一通，逼迫銀行對DRAM和面板紓困，然後再用「銀行是經濟的命脈，不能倒」的理由，說要撐著面板業，才能挺過銀行危機，這不就是我說「再來一罐」嗎？這裡面有很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所以在紓困的手法上，要採取「殺雞儆猴」的策略才行。
不能不救面板業的原因，正如尹啟銘所說的，銀行的命根子已經壓上了，不撐著，連帶效應很驚人。Larry Summers說，不能因為房子被抽煙的房客燒了，為了給房客教訓，就不滅火了。另一方面，面板業的上、下游產業規模已經相當大了，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敢跟選票開玩笑，所以政客也是一定會救面板業。而就我有限的產業知識和市場的分析，我認為因為面板的資本投資高門檻和顯示科技的需求不會消失，政府救面板，不一定會是個賠本的生意。所以紓困方案上，資金不能手軟，但是避免未來道德風險的設計，一定要突出。
簡單地說，面板紓困的道德風險在於，讓經營者、大股東養成「包贏」的心態。大多數的經理人，不會想把公司搞砸，但很多時候，如果讓經營者有錯誤的印象，以為自己已經「大到不能倒」，投資風險放置一旁，胡搞瞎搞什麼都來，反正最後逼逼政府，銀行團就會乖乖地把錢借出來，薪水照領，分紅照領，多好。怎麼逼政府？選票也好，民族大義也好，多得是方法透過媒體，透過民代施壓。這可比向投資人募款，向外資銀行借錢容易多了。有這樣的「私人」企業經理人、大股東，我們還需要國營企業嗎？我們還需要貪官污吏嗎？
所以紓困正解，不好辦法中的比較好辦法，就是採取類似歐巴馬政府拯救通用汽車的方案。讓我稍為描述一下程序。第一步先讓面板廠破產，破產破的是股東的產，員工工作反而可以得保，銀行債權可以得保，上下游廠商生意可以得保。要敢讓股東破產，才不會有下一次的「再來一罐」。第二步，讓銀行以債作股，讓面板廠少掉利息支出壓力，讓銀行投資變成長期股東。第三步，政府挹注資金，入股面板廠。第四步，挾多數股權，政府主導改組董事會，開除現有管理階層，要讓所有看著政府深口袋的企業經理人知道，幹壞事，做錯事，是有後果的。
美國政府在通用汽車的投資，還是賠錢的。但是汽車業畢竟在美國還是做得起來的行業，砍掉了工會的綁手綁腳，砍掉了誇張的員工福利和利息壓力，通用的未來是光明的，美國政府把錢賺回來的機會很大。也許我們的面板業，也有這樣的機會。
政府控制著銀行，有的是能力進行上述的紓困方案，但我的判斷是，馬政府一點都不會想用這個方案，因為台灣的大企業，都是「馬友友集團」，別人的小孩死不完，銀行的存款用不完，繼續借錢給面板業，在政治上，多容易呀！
2/08/2012
數位創業
不知道台灣現在大學的大一課程變成怎樣，以前我們是入學就都排好好的，大一英文、大一國文、中國通史、體育等等，選擇不多，害我一度以為就像高中一樣，升了二年級，就變大二英文、大二國文等等，也沒仔細想，這些和工學院有什麼關係。當然專業科目從大二就波濤洶湧而來，措手不及到反而讓人懷念起大一國文、大一英文來了。
現在在美國當了文理學院的老師，深入認識和台灣完全不一樣的高等教育系統，有不少的磨合和學習，對這個體系有更進一步的觀察。其中很特別和台灣很不一樣的叫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就是一個讓大一新生從高中生無縫接軌到講究全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大學生活的一個過程。
我們學校的FYE是除了認識學校的一些活動外，還得上一門課。授課教授將會是新生的導師，未來四年幫學生決定主修，決定修課項目的諮詢對象。授課內容由教授自定，但主要的方向是要介紹全人教育的精神。所謂的全人教育，一般是說讓個人俱備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包含人文、藝術、科學、哲學在內的廣泛的知識，以應對複雜多變的人類社會。由於教授有十足的編排課程內容自由，所以五花八門，有教「幸福」、「數學的奧妙」、「青少年的犯罪心理」、「柏拉圖」、「應用經濟學」、「土耳其」等各式各樣的課程不一而足。
暑假過後，就輪到我開這樣一門課了。我擬了這樣一個大綱：
數位創業
數位時代裡，成功的創業家很少是出於金錢的誘因而創業，大部份都是為了應用科技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而開始。人類社會的問題極多，像是「需要和朋友課堂外聯系」、「想要隨時隨地聽音樂」、「想要即時購物」、到「能源匱乏」、到「氣候變遷」等等，既廣又深。要了解人類社會的這些問題，並發想可能的解決方案，需要的不只是科技知識。全方位的全人教育正是孕育創業家的最佳場所。在這堂課裡，我們會剖析十數位受益於全人教育的創業家，了解全人教育對他們的影響。我們同時會有project的要求，讓同學以小組方式，發想創業點子，並實際進行開發可商業化的創業計劃。
我現在正緊鑼密鼓地計畫中，更重要的是，重啟臉書的日子快到了。
現在在美國當了文理學院的老師，深入認識和台灣完全不一樣的高等教育系統，有不少的磨合和學習，對這個體系有更進一步的觀察。其中很特別和台灣很不一樣的叫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就是一個讓大一新生從高中生無縫接軌到講究全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大學生活的一個過程。
我們學校的FYE是除了認識學校的一些活動外，還得上一門課。授課教授將會是新生的導師，未來四年幫學生決定主修，決定修課項目的諮詢對象。授課內容由教授自定，但主要的方向是要介紹全人教育的精神。所謂的全人教育，一般是說讓個人俱備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包含人文、藝術、科學、哲學在內的廣泛的知識，以應對複雜多變的人類社會。由於教授有十足的編排課程內容自由，所以五花八門，有教「幸福」、「數學的奧妙」、「青少年的犯罪心理」、「柏拉圖」、「應用經濟學」、「土耳其」等各式各樣的課程不一而足。
暑假過後，就輪到我開這樣一門課了。我擬了這樣一個大綱：
數位創業
數位時代裡，成功的創業家很少是出於金錢的誘因而創業，大部份都是為了應用科技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而開始。人類社會的問題極多，像是「需要和朋友課堂外聯系」、「想要隨時隨地聽音樂」、「想要即時購物」、到「能源匱乏」、到「氣候變遷」等等，既廣又深。要了解人類社會的這些問題，並發想可能的解決方案，需要的不只是科技知識。全方位的全人教育正是孕育創業家的最佳場所。在這堂課裡，我們會剖析十數位受益於全人教育的創業家，了解全人教育對他們的影響。我們同時會有project的要求，讓同學以小組方式，發想創業點子，並實際進行開發可商業化的創業計劃。
我現在正緊鑼密鼓地計畫中，更重要的是，重啟臉書的日子快到了。
2/06/2012
罕左老(下)
撇開中國原始，或是台灣半原始的中、小企業不談，說實在，現在那一個企業，稱得上是剝削勞工的無良企業？蘋果、耐吉、鴻海這些不斷在媒體上被批血汗工廠的企業，不要用十九世紀的標準檢驗，就算是用二十世紀的標準檢驗，都是A級資本家了，都是勞工排隊想進去的夢想工廠了。我知道我這樣說，是犯了大不諱，是要戴鋼盔準備接受左派槍林彈雨檢驗的，但就是這種媒體上的一言堂，逼迫著現代資本家步步為營，使其無法剝削、壓榨勞工。
左派要居這個功，我沒意見，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是媒體大企業小的戰爭。當你用道德的角度在指責企業時，是沒有一個企業敢回嘴的，看著耐吉當初在血汗工廠的指責上怎麼回嘴，然後怎麼被紐約時報弄死，怎麼在消費者心中形象變壞，我相信自此再沒有一個美國企業敢在檯面上再說一句左派壞話。
但資本家在面臨勞資關係時，不是只有擔心媒體這個力量而已，還有一大群望著你的深口袋，打算告死你的律師。許多爛命一條的律師，心想著只要打贏一次官司，名利雙收，就會不斷地拿著放大鏡檢視你的一舉一動，就業歧視、工安事件、性別歧視、環境污染等等，無一不是律師發大財的機會。要企業主動為惡，心存惡意的對付勞工，那還要真是本心很惡，才會不管後果，勇往前直。
但企業得面對更大的後果來自於全球化下日益激烈的商業競爭，把員工變成敵人，絕對不是打商戰的好方法。商業界的競爭與創新，不斷地超越我們的想像。就在幾年前，媒體還在擔心Wal-Mart、Target這些大賣場，把傳統小商家完全打敗的商業和社會後果；而現在Target居然擔心起自身安危，因為太多的消費者，只到賣場逛逛、摸摸，就轉頭在網上採購。還在打十九世紀戰爭的大小左派，你們知道這個競爭壓力嗎？就在幾年前微軟還被視為壟斷市場的大壞蛋，而到處被罰，誰能料到，科技的一進步，行動裝置革命的沒跟上，微軟就被視為過時的大恐龍了。
這種商業競爭的壓力，媒體不知道、左派菁英不想知道，但在私部門上班的員工可是心知肚明。通用汽車無止境的工會要求，終究還是也要員工承擔，破產了，天堂般的福利也跟著沒了。我在舊文「國民教育噩夢的開始」，提到的一組數字，更可佐證勞資關係的動態改變：
美國勞工部統計，2009年時受薪階層加入工會的比率為12.3％，比1983年首度統計時的20.1％大幅降低。但是政府部門員工加入工會的比率卻逐漸上升，2009年時的公部門工會會員數目比私部門會員還多，儘管私人雇用的總受薪階級人數是政府員工的5倍之多。
但已享有了勞動市場壟斷的工會和寄生其上的政客，如何面對這個改變？有，他們有改變，改變的，就是如這組數字所呈現的，政府員工就是新科的「受剝削勞工」。但這些左派恐龍，把貴族的政府員工和狄更斯時代的勞工相提並論，是非常污辱人的。但不管其間的差別，不管政府貴族勞工吃的、喝的，還是要納稅人買單，這些左派利益團體，繼續之前的相濡以沫，繼續地你幫我，我幫你。但這回，倒閉的不是企業，而是政府了。不相信的話，請複習我的希臘系列及「加州和希臘的教訓」。
政府擴張的問題，不只是財政困難，而是侵害人民自由的基本問題。財政困難，不是加印鈔票，用通膨抵銷債務，就是加稅。加稅是沒止境的，開支票更是沒止境的，久而久之，就會更多人拿政府的伸手牌，更少人從事經濟活動，經濟自由是這樣逐步犧牲掉的，是從心裡，把你打拚的精神除掉的。經濟自由的犧牲，再來就是人身自由，財產自由的犧牲，不都說要靠政府達成公平正義了嗎？
所以你問我「如何來解決這個財團/勞工之間公平正義的問題」，我的答案就是，在已經相對進步的社會裡，惡人自有惡人磨，我們反而更要小心的是假公平正義之名，行建造政府怪獸之實的不良走勢。畢竟企業是一時的，政府卻是永久的。
左派要居這個功，我沒意見，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是媒體大企業小的戰爭。當你用道德的角度在指責企業時，是沒有一個企業敢回嘴的，看著耐吉當初在血汗工廠的指責上怎麼回嘴，然後怎麼被紐約時報弄死，怎麼在消費者心中形象變壞，我相信自此再沒有一個美國企業敢在檯面上再說一句左派壞話。
但資本家在面臨勞資關係時，不是只有擔心媒體這個力量而已，還有一大群望著你的深口袋，打算告死你的律師。許多爛命一條的律師，心想著只要打贏一次官司，名利雙收，就會不斷地拿著放大鏡檢視你的一舉一動，就業歧視、工安事件、性別歧視、環境污染等等，無一不是律師發大財的機會。要企業主動為惡，心存惡意的對付勞工，那還要真是本心很惡，才會不管後果，勇往前直。
但企業得面對更大的後果來自於全球化下日益激烈的商業競爭，把員工變成敵人，絕對不是打商戰的好方法。商業界的競爭與創新，不斷地超越我們的想像。就在幾年前，媒體還在擔心Wal-Mart、Target這些大賣場，把傳統小商家完全打敗的商業和社會後果；而現在Target居然擔心起自身安危，因為太多的消費者，只到賣場逛逛、摸摸，就轉頭在網上採購。還在打十九世紀戰爭的大小左派，你們知道這個競爭壓力嗎？就在幾年前微軟還被視為壟斷市場的大壞蛋，而到處被罰，誰能料到，科技的一進步，行動裝置革命的沒跟上，微軟就被視為過時的大恐龍了。
這種商業競爭的壓力，媒體不知道、左派菁英不想知道，但在私部門上班的員工可是心知肚明。通用汽車無止境的工會要求，終究還是也要員工承擔，破產了，天堂般的福利也跟著沒了。我在舊文「國民教育噩夢的開始」，提到的一組數字，更可佐證勞資關係的動態改變：
美國勞工部統計，2009年時受薪階層加入工會的比率為12.3％，比1983年首度統計時的20.1％大幅降低。但是政府部門員工加入工會的比率卻逐漸上升，2009年時的公部門工會會員數目比私部門會員還多，儘管私人雇用的總受薪階級人數是政府員工的5倍之多。
但已享有了勞動市場壟斷的工會和寄生其上的政客，如何面對這個改變？有，他們有改變，改變的，就是如這組數字所呈現的，政府員工就是新科的「受剝削勞工」。但這些左派恐龍，把貴族的政府員工和狄更斯時代的勞工相提並論，是非常污辱人的。但不管其間的差別，不管政府貴族勞工吃的、喝的，還是要納稅人買單，這些左派利益團體，繼續之前的相濡以沫，繼續地你幫我，我幫你。但這回，倒閉的不是企業，而是政府了。不相信的話，請複習我的希臘系列及「加州和希臘的教訓」。
政府擴張的問題，不只是財政困難，而是侵害人民自由的基本問題。財政困難，不是加印鈔票，用通膨抵銷債務，就是加稅。加稅是沒止境的，開支票更是沒止境的，久而久之，就會更多人拿政府的伸手牌，更少人從事經濟活動，經濟自由是這樣逐步犧牲掉的，是從心裡，把你打拚的精神除掉的。經濟自由的犧牲，再來就是人身自由，財產自由的犧牲，不都說要靠政府達成公平正義了嗎？
所以你問我「如何來解決這個財團/勞工之間公平正義的問題」，我的答案就是，在已經相對進步的社會裡，惡人自有惡人磨，我們反而更要小心的是假公平正義之名，行建造政府怪獸之實的不良走勢。畢竟企業是一時的，政府卻是永久的。
2/04/2012
罕左老(中)
彭明輝教授說，【可見得苗栗縣政府的惡行真的是已經「人、鬼、神共憤」了】，我是不知道右派的古典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到底是人、是鬼還是神，但追求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的保障，一向是我們的主張，一向是我們認為至高無上的價值。政府沒有經過有社會共識的合法程序和適當補償，不可以侵占私人財產。因此在內在邏輯上，和我們反對政府擴權的主張是完全一致。所以對於大埔事件，我一直覺得是憲法層次的問題，反而是彭教授這些所謂關心農民生計的左派人士，面臨了內在邏輯的危機，才瞻前顧後，居然拿政府的農業政策當作抗爭主軸，層次整個就低了。
什麼內在邏輯的危機？就是左派本質上相信社會主義的這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信念，相信集體力量，相信政府是回復社會「公平正義」的友善力量，所以才不認為政府侵占私人財產、侵犯個人自由的問題有多大， 才會在大埔事件上打農業、農地政策，而不是探討個人自由的問題。
左派這種「號稱自由派，卻容忍政府侵犯自由」的內在邏輯不一致，在最近世界各國的問題上，一再浮現，我認為美國的克林頓和英國的布萊爾所主導的左派反省、改革過程，並不足夠，因為他們「妥協」的理念，並沒有說服很大一群靠著政府生計的左派群眾。也許歐債危機的持續擴大，可以逼迫左派、自由派(liberal)認真面對二戰後，這個人類史上僅次於共產革命的「大政府」社會主義實驗的真實後果，也許左派在理念上才能新生。我並不樂見右派被保守主義綁架，保守主義變成人類社會的唯一意識型態，更不想許多進步的觀念被拋棄。健康的左派，認清自私人性的左派，對人類社會是好的。
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實驗起源，自然是工業革命後，放任式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後果下，所產生的反彈。工作安全、勞工福利、工作保障等進步的觀念，一應全無，完全憑資本家的良心，狄更斯的小說，正是這部份歷史演進的最佳佐證。這種令人窒息的壓迫，不反抗是不可以的。所以就有不同程度的反抗，從極左的共產主義，完全把資本國有化，到相對不那麼左的法律修改，都算。而抵抗相對力量大的資本家，勞工集合起來組成壟斷勞力市場的工會，無可厚非，甚至是必要的。沒有工會的集體力量和資源，左派進步的議題，連國會議程都進不去。某種程度說來，工會的誕生，避免了共產革命規模的擴大。
一旦弱勢的群眾，有了力量對抗資本家，政府的組成上，就發生了改變。要對抗無良資本家，有什麼力量，比政府還強大？於是工會和政府假濟弱扶貧之名，相濡以沫，你幫我，我幫你，不斷地擴張政府規模，不斷地對個人自由、經濟自由侵門踏戶，而完全乎略了，歷史又往前推進了，資本家和勞工的關係有動態的變化，現在阻礙在人類往前進步的大石頭，已經不是無良的資本家，而是無敵的政府了。
所以這就是彭教授和一班左派良心知識份子的大問題，The ship has sailed. 船已經開了，而他們卻還在原地打十九世紀的戰爭。
待續。
什麼內在邏輯的危機？就是左派本質上相信社會主義的這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信念，相信集體力量，相信政府是回復社會「公平正義」的友善力量，所以才不認為政府侵占私人財產、侵犯個人自由的問題有多大， 才會在大埔事件上打農業、農地政策，而不是探討個人自由的問題。
左派這種「號稱自由派，卻容忍政府侵犯自由」的內在邏輯不一致，在最近世界各國的問題上，一再浮現，我認為美國的克林頓和英國的布萊爾所主導的左派反省、改革過程，並不足夠，因為他們「妥協」的理念，並沒有說服很大一群靠著政府生計的左派群眾。也許歐債危機的持續擴大，可以逼迫左派、自由派(liberal)認真面對二戰後，這個人類史上僅次於共產革命的「大政府」社會主義實驗的真實後果，也許左派在理念上才能新生。我並不樂見右派被保守主義綁架，保守主義變成人類社會的唯一意識型態，更不想許多進步的觀念被拋棄。健康的左派，認清自私人性的左派，對人類社會是好的。
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實驗起源，自然是工業革命後，放任式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後果下，所產生的反彈。工作安全、勞工福利、工作保障等進步的觀念，一應全無，完全憑資本家的良心，狄更斯的小說，正是這部份歷史演進的最佳佐證。這種令人窒息的壓迫，不反抗是不可以的。所以就有不同程度的反抗，從極左的共產主義，完全把資本國有化，到相對不那麼左的法律修改，都算。而抵抗相對力量大的資本家，勞工集合起來組成壟斷勞力市場的工會，無可厚非，甚至是必要的。沒有工會的集體力量和資源，左派進步的議題，連國會議程都進不去。某種程度說來，工會的誕生，避免了共產革命規模的擴大。
一旦弱勢的群眾，有了力量對抗資本家，政府的組成上，就發生了改變。要對抗無良資本家，有什麼力量，比政府還強大？於是工會和政府假濟弱扶貧之名，相濡以沫，你幫我，我幫你，不斷地擴張政府規模，不斷地對個人自由、經濟自由侵門踏戶，而完全乎略了，歷史又往前推進了，資本家和勞工的關係有動態的變化，現在阻礙在人類往前進步的大石頭，已經不是無良的資本家，而是無敵的政府了。
所以這就是彭教授和一班左派良心知識份子的大問題，The ship has sailed. 船已經開了，而他們卻還在原地打十九世紀的戰爭。
待續。
2/01/2012
金溥聰的魔球
刊登於財訊391期。
操盤選舉從未敗戰的金溥聰，在很多層面上和奧克蘭運動家隊的經理比恩(Billy Beane)極為相似。他們同樣掌握科學化的數據，準確地運用資源，作出有效的判斷。但更大的相似點在於，金溥聰和比恩其實都處於戰略上的劣勢，而不得不在戰術上精準，不得不在點子上另闢蹊徑。
因為運動家隊的老闆不願意花錢，但又要球隊勝利，所以比恩得逆反主流意見，得開發出全新的勝利方程式。運用科學化的分析，比恩是大聯盟經理裡面，第一個認知到，打擊率、長打率這些所謂的球探共識是錯的。上壘率才是打者貢獻球隊勝利的最重要數據。
同樣地，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其實是面臨選民年輕化下的藍綠板塊鬆動，加上國民黨執政成績不佳的戰略劣勢，因此更需要科學化的分析，有效的情報蒐集，以及時點精準的戰略出招。比如說，因為投票率在過去選舉中是國民黨勝敗的關鍵，所以壓低投票率，尤其是首投族，極為關鍵。所以投票要弄到一月，弄到期末考時間。還有宇昌案的攻擊，九二共識的押寶等等，無一不是花大錢，投入精力，蒐集、研究來的成果。
然而精準戰術贏的是戰役，不是戰爭。比恩再厲害，也改變不了運動家隊沒有資源的劣勢。等到洋基、天使、紅襪等口袋極深的強隊也學會了錢球的奧秘，運動家隊就再也不是季後賽的常客了。
同樣的，金溥聰再無敵，也改變不了國民黨在人權、環保、經濟、組織管理及世界觀的保守反動本質，改變不了藍綠板塊逐步挪移的現實。金溥聰改變不了國民黨的證據，就是金溥聰擔任國民黨秘書長及操盤五都選舉時的成效。既然大象轉不了身，要確保馬英九的連任順利，金溥聰自然得更創新，得違反承諾留住黨產，握住資源，跳過基層組織，選舉訴求直取選民內心。
因此國民黨的2012勝選，我們不應該視為一個時代的開始，反而是一個時代的終結。馬英九和金溥聰靠一己之力，維持住國民黨的執政權，很大程度可以看成是迴光返照。既然國民黨未來沒有了馬金組合，且戰略劣勢將持續惡化，民進黨就沒有必要懷憂喪志，應該要勇敢吞下戰役的失敗，但持續蔡英文為民進黨開創的全新戰略路線。而更重要的是要結合美國的力量，確保台灣還有獨立的主權和下一次的總統大選。
操盤選舉從未敗戰的金溥聰，在很多層面上和奧克蘭運動家隊的經理比恩(Billy Beane)極為相似。他們同樣掌握科學化的數據，準確地運用資源，作出有效的判斷。但更大的相似點在於，金溥聰和比恩其實都處於戰略上的劣勢，而不得不在戰術上精準，不得不在點子上另闢蹊徑。
因為運動家隊的老闆不願意花錢，但又要球隊勝利，所以比恩得逆反主流意見，得開發出全新的勝利方程式。運用科學化的分析，比恩是大聯盟經理裡面，第一個認知到，打擊率、長打率這些所謂的球探共識是錯的。上壘率才是打者貢獻球隊勝利的最重要數據。
同樣地，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其實是面臨選民年輕化下的藍綠板塊鬆動，加上國民黨執政成績不佳的戰略劣勢，因此更需要科學化的分析，有效的情報蒐集，以及時點精準的戰略出招。比如說，因為投票率在過去選舉中是國民黨勝敗的關鍵，所以壓低投票率，尤其是首投族，極為關鍵。所以投票要弄到一月，弄到期末考時間。還有宇昌案的攻擊，九二共識的押寶等等，無一不是花大錢，投入精力，蒐集、研究來的成果。
然而精準戰術贏的是戰役，不是戰爭。比恩再厲害，也改變不了運動家隊沒有資源的劣勢。等到洋基、天使、紅襪等口袋極深的強隊也學會了錢球的奧秘，運動家隊就再也不是季後賽的常客了。
同樣的，金溥聰再無敵，也改變不了國民黨在人權、環保、經濟、組織管理及世界觀的保守反動本質，改變不了藍綠板塊逐步挪移的現實。金溥聰改變不了國民黨的證據，就是金溥聰擔任國民黨秘書長及操盤五都選舉時的成效。既然大象轉不了身，要確保馬英九的連任順利，金溥聰自然得更創新，得違反承諾留住黨產，握住資源，跳過基層組織，選舉訴求直取選民內心。
因此國民黨的2012勝選，我們不應該視為一個時代的開始，反而是一個時代的終結。馬英九和金溥聰靠一己之力，維持住國民黨的執政權，很大程度可以看成是迴光返照。既然國民黨未來沒有了馬金組合，且戰略劣勢將持續惡化，民進黨就沒有必要懷憂喪志，應該要勇敢吞下戰役的失敗，但持續蔡英文為民進黨開創的全新戰略路線。而更重要的是要結合美國的力量，確保台灣還有獨立的主權和下一次的總統大選。
1/31/2012
哈利與大衛
吃過朋友寄的Sugar Pear禮盒後，我不但對這個原產法國，發達於奧瑞岡州的甜梨十分感興趣，更對這個郵寄水果禮盒公司Harry and David十分好奇。結果沒多久就在紐約客看到，Harry and David的悲慘故事。
Harry and David是百年老店，專精郵寄全美的高級水果禮盒，尤其有名的是一顆四美金的甜梨。1986被創業家族賣掉後，數度轉手，直到2004年以二億五千萬美金的價格，落到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 firm)Wasserstein手裡，至此公司急轉直下。
Wasserstein除了買入時，用了大量的公司債（Harry and David的債，不是Wasserstein的），又在2005年再借一億美金，不是投資在業務擴充，而是發放特別股利給他們自己。短短一年，回收原始投資資金，再加上23%的獲利，這還不算Wasserstein收的管理顧問費。倒楣的當然是Harry and David公司，如天高的債務，終於逼其在去年宣布破產保護，並且不再支付員工退休金。Wasserstein惡質處不在於此而已。Medford市是Harry and David的總公司所在，當地經濟非常仰賴這個大公司。結果Wasserstein買下後，先把管理階層砍了，員工也砍了三分之一，然後再減薪、減福利。新來的管理階層居然不願意在Medford上班，而把辦公室設在比佛利山莊和亞特蘭大，當然這些外地辦公室，還是要由Harry and David出錢。有這樣的老闆，不倒閉才怪。洛杉磯時報也有報導這個故事。
紐約客的James Surowiecki說，「Wasserstein不僅沒有改善公司營運，還欠債不還，還惡搞員工，然後自己賺錢。這不是資本主義該運作的方式。」這真的是惡質資本家，披著資本主義外衣，滿口資本主義道理，手上卻盡幹著見不得人的壞事，錢放了自己口袋，卻污了資本主義的名。
這世界混蛋何其多，但令人困擾的卻是這些混蛋總想跟你稱兄道弟。以前開車走高速公路上班，在路上按了喇叭，結果被小混混盯上，一路被擋著，擋得汐五高架全都動彈不得，直到警察來，小混混才走。上班當然遲到了，和同事講完故事後，有同事深表同情，然後跟我說，「我以前也有和你一樣的情況，人家按我喇叭，我也把人擋了很久。」一樣的情況，但不一樣的角色吧？
言歸正傳。在法律上，Wasserstein當然有權這樣做，身為公司股東，當然可以調整公司資金結構，當然可以在合法範圍內解雇員工。理論上，當股東和經營階層這樣做的時候，是他們自己得承受這個後果，工作沒了，債權人把公司接收了。結果也是這樣，但為什麼我們並不覺得壞人承擔了什麼後果呢？我想沒有人認為23%的獲利是什麼悲慘的「後果」。
許多情況下，私募基金進行的併購行動，在金融市場有無比重要的角色。沒有這些潛在的敵意併購，和隨之而來的裁員重整，大型上市公司的經理人，就少了一個很重要的制衡機制。長久下來的自滿，也是會搞砸一個公司，也是會摧毀股東權益，也是會影響員工生計的（見我舊文「蠻人兵臨城下」）。很大的程度，美國企業比歐日企業更有活力，更有競爭力，也是來自這些虎視耽耽的私募基金所帶來的壓力。
先要說明，當大公司的退休基金被搞砸了，是納稅人要出面救這些領退休金的人，再加上其它的負面外部性，政府當然有資格干預、管制。但要怎麼樣權衡自私自利的私募基金得失呢？要如何監理私募基金才不會把「嬰兒隨著洗澡水丟出去」呢？
第一個要注意的是利息是可以抵稅，而股利不行。所以管理階層和股東在本質上，有很強烈的誘因，要大舉借錢。這個稅法上的問題不改的話，私募基金永遠都有誘因舉債買公司，也許可以做的是限制舉債及利息抵稅規模和更改股利發放規定。另外一個稅法的問題是，私募基金賺的錢，不是課一般所得稅，而是相對較低的資本利得稅，這個也可以修改，以抑制私募基金無節制地無視企業價值。這些都需要經濟模型的確切評估，不可以隨便就民氣可用，而把私募基金完全給砍了。
最後要講一點比較會被罵的。很多時候，我們也許因為感情、資源的投入，加上信仰的根深蒂固或是一時激憤，很容易把一些問題擴張的很大，而乎略掉社會自然矯正自己的力量。Wasserstein的惡行惡狀被揭露以後，我不相信還有銀行敢借錢給他們，也還有其它企業股東敢和他們談購併，打帶跑一次後，再來就沒有那麼容易了。裙帶資本主義的問題也類似，要相信社會自我矯正的力量。除了我們盡量減少政府規模、干預經濟的程度，讓吸血鬼無血可吸之外，確保市場自由的競爭，讓狗有辦法咬狗，也許是更重要的解法。
正是壞到盡頭無藥醫，周處自然除三害。
Harry and David是百年老店，專精郵寄全美的高級水果禮盒，尤其有名的是一顆四美金的甜梨。1986被創業家族賣掉後，數度轉手，直到2004年以二億五千萬美金的價格，落到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 firm)Wasserstein手裡，至此公司急轉直下。
Wasserstein除了買入時，用了大量的公司債（Harry and David的債，不是Wasserstein的），又在2005年再借一億美金，不是投資在業務擴充，而是發放特別股利給他們自己。短短一年，回收原始投資資金，再加上23%的獲利，這還不算Wasserstein收的管理顧問費。倒楣的當然是Harry and David公司，如天高的債務，終於逼其在去年宣布破產保護，並且不再支付員工退休金。Wasserstein惡質處不在於此而已。Medford市是Harry and David的總公司所在，當地經濟非常仰賴這個大公司。結果Wasserstein買下後，先把管理階層砍了，員工也砍了三分之一，然後再減薪、減福利。新來的管理階層居然不願意在Medford上班，而把辦公室設在比佛利山莊和亞特蘭大，當然這些外地辦公室，還是要由Harry and David出錢。有這樣的老闆，不倒閉才怪。洛杉磯時報也有報導這個故事。
紐約客的James Surowiecki說，「Wasserstein不僅沒有改善公司營運，還欠債不還，還惡搞員工，然後自己賺錢。這不是資本主義該運作的方式。」這真的是惡質資本家，披著資本主義外衣，滿口資本主義道理，手上卻盡幹著見不得人的壞事，錢放了自己口袋，卻污了資本主義的名。
這世界混蛋何其多，但令人困擾的卻是這些混蛋總想跟你稱兄道弟。以前開車走高速公路上班，在路上按了喇叭，結果被小混混盯上，一路被擋著，擋得汐五高架全都動彈不得，直到警察來，小混混才走。上班當然遲到了，和同事講完故事後，有同事深表同情，然後跟我說，「我以前也有和你一樣的情況，人家按我喇叭，我也把人擋了很久。」一樣的情況，但不一樣的角色吧？
言歸正傳。在法律上，Wasserstein當然有權這樣做，身為公司股東，當然可以調整公司資金結構，當然可以在合法範圍內解雇員工。理論上，當股東和經營階層這樣做的時候，是他們自己得承受這個後果，工作沒了，債權人把公司接收了。結果也是這樣，但為什麼我們並不覺得壞人承擔了什麼後果呢？我想沒有人認為23%的獲利是什麼悲慘的「後果」。
許多情況下，私募基金進行的併購行動，在金融市場有無比重要的角色。沒有這些潛在的敵意併購，和隨之而來的裁員重整，大型上市公司的經理人，就少了一個很重要的制衡機制。長久下來的自滿，也是會搞砸一個公司，也是會摧毀股東權益，也是會影響員工生計的（見我舊文「蠻人兵臨城下」）。很大的程度，美國企業比歐日企業更有活力，更有競爭力，也是來自這些虎視耽耽的私募基金所帶來的壓力。
先要說明，當大公司的退休基金被搞砸了，是納稅人要出面救這些領退休金的人，再加上其它的負面外部性，政府當然有資格干預、管制。但要怎麼樣權衡自私自利的私募基金得失呢？要如何監理私募基金才不會把「嬰兒隨著洗澡水丟出去」呢？
第一個要注意的是利息是可以抵稅，而股利不行。所以管理階層和股東在本質上，有很強烈的誘因，要大舉借錢。這個稅法上的問題不改的話，私募基金永遠都有誘因舉債買公司，也許可以做的是限制舉債及利息抵稅規模和更改股利發放規定。另外一個稅法的問題是，私募基金賺的錢，不是課一般所得稅，而是相對較低的資本利得稅，這個也可以修改，以抑制私募基金無節制地無視企業價值。這些都需要經濟模型的確切評估，不可以隨便就民氣可用，而把私募基金完全給砍了。
最後要講一點比較會被罵的。很多時候，我們也許因為感情、資源的投入，加上信仰的根深蒂固或是一時激憤，很容易把一些問題擴張的很大，而乎略掉社會自然矯正自己的力量。Wasserstein的惡行惡狀被揭露以後，我不相信還有銀行敢借錢給他們，也還有其它企業股東敢和他們談購併，打帶跑一次後，再來就沒有那麼容易了。裙帶資本主義的問題也類似，要相信社會自我矯正的力量。除了我們盡量減少政府規模、干預經濟的程度，讓吸血鬼無血可吸之外，確保市場自由的競爭，讓狗有辦法咬狗，也許是更重要的解法。
正是壞到盡頭無藥醫，周處自然除三害。
1/29/2012
罕左老(上)
朋友叫我看清大彭明輝的部落格裡的奇文時，我看完的回應是「他開心就好，自己貼標簽，自己認為許多事天經地義，也不知道來龍去脈。」但後來想想，這篇實在太有教育意義了，所以就以滯美經濟學家的身份幫斯文的CCLu前輩代打一下。
＊＊＊＊＊＊引文：
其實，我一直對於單純的自由派經濟學者既感到莫可奈何，又感到好笑。他們都不是壞人，只是一直搞不清楚經濟學理論跟真實世界間的鴻溝。有一位很關心農民的經濟學者在對農民的演講裡說：「現在糧食缺貨，使得糧食價格大漲，你們不是應該要感到高興嗎？」所有的農民傻在那裡，學者說的好像有道理，但是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日子愈來愈不好過。一位農民遲疑很久之後說：「可是肥料、農藥和人工都漲了啊！」學者說：「可是農產品的零售價漲幅遠高於肥料和農藥的漲幅啊！」大家都傻在那裡：農民總覺得理論和事實有差距，而說不出錯在哪裡；學者一直以為農民該感到高興，因此搞不懂他們為何沒有開朗的笑容。我忍不住插嘴：「因為成本上漲農民要自行吸收，零售價上漲全部被通路商吃掉，所以農民實際上是受害者。還有，農糧漲價，其他生活必需品跟著漲，做為消費者，農民是二度受害。」農民齊聲應和說：「對啊！」
＊＊＊＊＊＊引文完。
左右的定義在CCLu的文章裡是比較清楚的。姑且相信彭教授是知道liberal和libertarian的不同，而只是方便把古典自由主義者稱為自由派經濟學者。但對這種「小故事大道理」的論述方式，我覺得是不恰當的，是自己紮稻草人在打爽的。但沒關係，讓我自己對號入座，假設自己為對話中的自由派經濟學者。我會接著問，「為什麼成本上漲要農民自行吸收？」「誰是通路商？」「為什麼其他生活必需品上漲？」「為什麼農民受害？」所有原因調查清楚後，要做什麼？寫一篇農業為什麼不振的報告嗎？寫一篇如何提昇農民生活的政策報告嗎？
然後就要問，為什麼要提昇農民生活？為什麼要維持農業發展？為什麼農民只能是農民嗎？社會其他的產業呢？其他的中下階級勞工呢？甚至是和中國的關係呢？正是因為問題很大，才不能用「小故事大道理」。彭教授可以深入了解農民生活，太棒了，但這些生活細節，能提供的只是點子，不是政策方向。這個國家不是只有那些彭教授認識的農民而已。如果只能講個案，還叫什麼經濟學家？
＊＊＊＊＊＊引文
我對自由派學者更感到莫可奈何的地方是：自由派經濟學者的大本營是芝加哥學派，而芝加哥學派對政治經濟學的最重要貢獻很可能是「尋租理論」（rent seeking），這是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的重要理論基礎，因此他們應該最清楚財團操縱政府來圖利自己的各種手段，也最有機會瞭解到勞工和財團間接觸政治資源的不平等地位。結果，這群人卻像是患有嚴重的失憶症一樣：一方面反對政府的干預（因為會被財團利用，甚至跟財團勾結），一方面又主張對市場採取放任主義（而完全無視於財團對勞工的壓榨、欺凌），並且反對課稅（完全看不到：只有通過政府的稅收進行財富重分配，才有機會改善勞工跟財團間不平等的關係）。
＊＊＊＊＊＊引文完
我在博士班上了一整年的個經理論，總經理論，計量經濟；再加上，一整年的國貿理論、國際金融理論。沒有一堂課提到「尋租理論」。我說的是，「提到」，不是「探討」。這個很炫的名詞是政治學家用的，社會學家用的。我們經濟學家講的是效用極大、獲利極大所產生的消費和生產行為，我實在不懂「剝削」和「尋租理論」這些名詞是怎麼樣塞到經濟學家嘴巴的。彭大教授更不可思議的是把「尋租理論」當成是芝大的貢獻，這不是自己紮稻草人，是什麼？芝大拿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Tjalling Koopmans, Milton Friedman, George Stigler, Ronald Coarse, Gary Becker, Robert Lucas, James Heckman(人實在太多了，族繁不及備載)，那一個是做「尋租理論」的？
古典自由主義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經濟活動沒錯，但不表示為了經濟更自由，我們就是自動地支持財團、富人，我們支持的是自由的制度，不要忘記，古典自由主義者非常討厭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這種依賴政府管制獲得資源的噁心行為。
＊＊＊＊＊＊引文
很多經濟學者都看不到勞工現實生活的真實處境，因此無法瞭解真實生活裡勞工與財團（資本家）不公平的契約關係。但是，很奇怪，馬克斯整本《資本論》不就在講資本家如何通過對生產工具的壟斷來壓迫勞工接受「非自願性」的工資嗎？經濟學者不看《資本論》我還可以想像，難道連這本書的最基本概念都沒有嗎？
＊＊＊＊＊＊引文完
經濟學家不看《資本論》是真的，但也不是純粹地因為共產主義已經證明失敗了，我們更不會因為沒讀過《資本論》，就不知道那本書的基本概念。原因見我的舊文「原典不原典」。
馬克斯把生產成果看成靜態的結果，「階級」的指派宿命化，是他最大的問題。財富從來不是固定那麼多，資本家和勞工得競逐那一小份的財富。資本主義鼓勵人們自利地生產，獲取財富，把餅做大，改變「階級」的宿命，才是過去一、二百年來人類如此進步的最大原因。印地安那州長反駁歐巴馬國情咨文的一句話，我覺得徹底把資本主義優越於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原因，說了個明白。"We do not accept that ours will ever be a nation of haves and have nots; we must always be a nation of haves and soon to haves,"（我們不接受我們的國家是用「有」和「沒有」來分別；我們必需永遠是個「有」和「即將有」所組成的國家。)
很諷刺地，馬克斯本人才是彭教授心裡最看不慣的那種，不到現地堪察，就嘴砲連篇的「經濟學家」。Grand Pursuit裡面說，馬克斯從來沒有去過一個運作中的工廠，他喜歡的是咖啡館裡暖暖的羊毛衣和溫溫的啤酒。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待續。
＊＊＊＊＊＊引文：
其實，我一直對於單純的自由派經濟學者既感到莫可奈何，又感到好笑。他們都不是壞人，只是一直搞不清楚經濟學理論跟真實世界間的鴻溝。有一位很關心農民的經濟學者在對農民的演講裡說：「現在糧食缺貨，使得糧食價格大漲，你們不是應該要感到高興嗎？」所有的農民傻在那裡，學者說的好像有道理，但是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日子愈來愈不好過。一位農民遲疑很久之後說：「可是肥料、農藥和人工都漲了啊！」學者說：「可是農產品的零售價漲幅遠高於肥料和農藥的漲幅啊！」大家都傻在那裡：農民總覺得理論和事實有差距，而說不出錯在哪裡；學者一直以為農民該感到高興，因此搞不懂他們為何沒有開朗的笑容。我忍不住插嘴：「因為成本上漲農民要自行吸收，零售價上漲全部被通路商吃掉，所以農民實際上是受害者。還有，農糧漲價，其他生活必需品跟著漲，做為消費者，農民是二度受害。」農民齊聲應和說：「對啊！」
＊＊＊＊＊＊引文完。
左右的定義在CCLu的文章裡是比較清楚的。姑且相信彭教授是知道liberal和libertarian的不同，而只是方便把古典自由主義者稱為自由派經濟學者。但對這種「小故事大道理」的論述方式，我覺得是不恰當的，是自己紮稻草人在打爽的。但沒關係，讓我自己對號入座，假設自己為對話中的自由派經濟學者。我會接著問，「為什麼成本上漲要農民自行吸收？」「誰是通路商？」「為什麼其他生活必需品上漲？」「為什麼農民受害？」所有原因調查清楚後，要做什麼？寫一篇農業為什麼不振的報告嗎？寫一篇如何提昇農民生活的政策報告嗎？
然後就要問，為什麼要提昇農民生活？為什麼要維持農業發展？為什麼農民只能是農民嗎？社會其他的產業呢？其他的中下階級勞工呢？甚至是和中國的關係呢？正是因為問題很大，才不能用「小故事大道理」。彭教授可以深入了解農民生活，太棒了，但這些生活細節，能提供的只是點子，不是政策方向。這個國家不是只有那些彭教授認識的農民而已。如果只能講個案，還叫什麼經濟學家？
＊＊＊＊＊＊引文
我對自由派學者更感到莫可奈何的地方是：自由派經濟學者的大本營是芝加哥學派，而芝加哥學派對政治經濟學的最重要貢獻很可能是「尋租理論」（rent seeking），這是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的重要理論基礎，因此他們應該最清楚財團操縱政府來圖利自己的各種手段，也最有機會瞭解到勞工和財團間接觸政治資源的不平等地位。結果，這群人卻像是患有嚴重的失憶症一樣：一方面反對政府的干預（因為會被財團利用，甚至跟財團勾結），一方面又主張對市場採取放任主義（而完全無視於財團對勞工的壓榨、欺凌），並且反對課稅（完全看不到：只有通過政府的稅收進行財富重分配，才有機會改善勞工跟財團間不平等的關係）。
＊＊＊＊＊＊引文完
我在博士班上了一整年的個經理論，總經理論，計量經濟；再加上，一整年的國貿理論、國際金融理論。沒有一堂課提到「尋租理論」。我說的是，「提到」，不是「探討」。這個很炫的名詞是政治學家用的，社會學家用的。我們經濟學家講的是效用極大、獲利極大所產生的消費和生產行為，我實在不懂「剝削」和「尋租理論」這些名詞是怎麼樣塞到經濟學家嘴巴的。彭大教授更不可思議的是把「尋租理論」當成是芝大的貢獻，這不是自己紮稻草人，是什麼？芝大拿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Tjalling Koopmans, Milton Friedman, George Stigler, Ronald Coarse, Gary Becker, Robert Lucas, James Heckman(人實在太多了，族繁不及備載)，那一個是做「尋租理論」的？
古典自由主義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經濟活動沒錯，但不表示為了經濟更自由，我們就是自動地支持財團、富人，我們支持的是自由的制度，不要忘記，古典自由主義者非常討厭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這種依賴政府管制獲得資源的噁心行為。
＊＊＊＊＊＊引文
很多經濟學者都看不到勞工現實生活的真實處境，因此無法瞭解真實生活裡勞工與財團（資本家）不公平的契約關係。但是，很奇怪，馬克斯整本《資本論》不就在講資本家如何通過對生產工具的壟斷來壓迫勞工接受「非自願性」的工資嗎？經濟學者不看《資本論》我還可以想像，難道連這本書的最基本概念都沒有嗎？
＊＊＊＊＊＊引文完
經濟學家不看《資本論》是真的，但也不是純粹地因為共產主義已經證明失敗了，我們更不會因為沒讀過《資本論》，就不知道那本書的基本概念。原因見我的舊文「原典不原典」。
馬克斯把生產成果看成靜態的結果，「階級」的指派宿命化，是他最大的問題。財富從來不是固定那麼多，資本家和勞工得競逐那一小份的財富。資本主義鼓勵人們自利地生產，獲取財富，把餅做大，改變「階級」的宿命，才是過去一、二百年來人類如此進步的最大原因。印地安那州長反駁歐巴馬國情咨文的一句話，我覺得徹底把資本主義優越於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原因，說了個明白。"We do not accept that ours will ever be a nation of haves and have nots; we must always be a nation of haves and soon to haves,"（我們不接受我們的國家是用「有」和「沒有」來分別；我們必需永遠是個「有」和「即將有」所組成的國家。)
很諷刺地，馬克斯本人才是彭教授心裡最看不慣的那種，不到現地堪察，就嘴砲連篇的「經濟學家」。Grand Pursuit裡面說，馬克斯從來沒有去過一個運作中的工廠，他喜歡的是咖啡館裡暖暖的羊毛衣和溫溫的啤酒。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待續。
1/27/2012
美國不配的超黨派
美國第一夫人抱怨說，這個國家不配歐巴馬這麼好的總統。但Steve Jobs說，這個總統只會哭夭，一點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決心也沒有。而現實上，歐巴馬的「沒有自由派的美國，沒有保守派的美國；沒有藍色的美國；沒有紅色的美國；只有一個團結的美利堅合眾國」這一天真的超黨派理念，已經轉換成，「是你們不願妥協，我們只好團結起來，對抗你們的邪惡勢力」這樣的挑釁語言。
不相信的話，看歐巴馬最新的國情咨文，裡面提到了多少的左派理念：加富人稅、課公司海外獲利稅、懲罰漲學費的高等教育機構、懲罰關廠外遷的企業、追查金融風暴華爾街的責任、調查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等等，不一而足。
紐約客的Ryan Lizza，試著幫從「超黨派」突然左轉的歐巴馬找理由。簡單地歸納他的看法，就是美國的左右黨派之爭日見激化，不管民主黨的總統如何地向保守派勢力妥協，這些保守派永遠也不會接受歐巴馬的善意，甚至早就準備好，不管總統做什麼、說什麼，都要把他抹藍，戴帽子。Lizza的另一個論點是，眾人期望美國總統改革，但總統的權力並沒有那麼大，國會的制肘，輿論的壓力，根本就讓人有志難伸。一個在網路上瘋狂流傳的「密件」，是Lizza的佐證。
這密件是歐巴馬的經濟顧問Larry Summers在歐巴馬上任前，研究調查經濟情勢，所寫的報告。裡面提到了許多令人害怕的數據，包括，「美國經濟情勢嚴峻，2008年二百萬人失業，如果政府不介入，2009年將會有四百萬人失業。」「政府財政已經失控，但為了景氣刺激方案、前朝留下的支出項目，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加上其它支出，如拯救金融業，拯救汽車業，對抗房市急凍等等，支出的數目將會十分驚人，會影響到你競選支票的兌現。」「不管你做什麼，這驚人的帳單數字，注定要把你的歷史名聲弄臭。」
話說回來，Summers這種高水準的經濟顧問，全世界都找不到，只有美國有。你能想像馬英九有這樣能力的經濟顧問，短短時間內，寫上五十頁又有數字，又有理論，又有政策，又有預測的分析報告嗎？
但再強力的經濟顧問團(Larry Summers加Christina Romer)，在Lizza和歐巴馬的政治團隊眼裡，看起來也像是巨大無比的路障。政治的計算和「理念」的推動，遠比經濟學家「毫無根據」的預測來得重要。但歐巴馬受這些「不懂政治現實」的經濟學家和華府政治綁架，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理念難伸，又要揹上罵名，何苦來哉？
但對這種自憐自艾的辯解，我說，「屁啦！」
多少從未投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保守派、右派選民投給了歐巴馬。諾貝爾獎得主，芝加哥學派大將Robert Lucas在報端坦承投了歐巴馬一票，就是一例。雖然許多人是覺得欠了黑人一個公道而投給他，但更多的人投射了改革的希望在歐巴馬身上。是他讓中間偏右的選民失望，不是選民讓他失望。當然，這些人（包含我在內）也是自己要負一些責任，因為歐巴馬本質就是芝加哥政治出身的堅定左派，是我們自己誤會了。華爾街日報的Bret Stephens說，「和Romney的信念是假像相反，歐巴馬的務實才是假像。」
正因為歐巴馬自己強烈的自由派思想，所以碰到雖然已經是偏左但還是相對客觀的經濟學家，他還是覺得無法真心擁抱他們的建議。瞻前顧後，然後怪政治醜陋？
政治不是今天才醜陋，也不是為了對抗歐巴馬才醜陋。對於Lizza說的，左右政爭近年激化的現象，我覺得根本是笑話。政爭一直都在，林肯和甘逎迪還為此送了命，Fox News罵你幾句，就覺得政爭醜陋？改革志向難伸？美國不配你的偉大？笑死人。
至少現在歐巴馬把超黨派的假面具拿下，打算來個正面的左右大對決，這算是好事。但我們要知道，雷根的偉大不只在於操弄民意，左右華府政客的能力，更在於對保守主義、自由經濟和民主自由的堅定信念。因為"The right is never wrong."，你能舉一個信仰社會主義而比雷根更偉大的政治人物嗎？
不相信的話，看歐巴馬最新的國情咨文，裡面提到了多少的左派理念：加富人稅、課公司海外獲利稅、懲罰漲學費的高等教育機構、懲罰關廠外遷的企業、追查金融風暴華爾街的責任、調查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等等，不一而足。
紐約客的Ryan Lizza，試著幫從「超黨派」突然左轉的歐巴馬找理由。簡單地歸納他的看法，就是美國的左右黨派之爭日見激化，不管民主黨的總統如何地向保守派勢力妥協，這些保守派永遠也不會接受歐巴馬的善意，甚至早就準備好，不管總統做什麼、說什麼，都要把他抹藍，戴帽子。Lizza的另一個論點是，眾人期望美國總統改革，但總統的權力並沒有那麼大，國會的制肘，輿論的壓力，根本就讓人有志難伸。一個在網路上瘋狂流傳的「密件」，是Lizza的佐證。
這密件是歐巴馬的經濟顧問Larry Summers在歐巴馬上任前，研究調查經濟情勢，所寫的報告。裡面提到了許多令人害怕的數據，包括，「美國經濟情勢嚴峻，2008年二百萬人失業，如果政府不介入，2009年將會有四百萬人失業。」「政府財政已經失控，但為了景氣刺激方案、前朝留下的支出項目，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加上其它支出，如拯救金融業，拯救汽車業，對抗房市急凍等等，支出的數目將會十分驚人，會影響到你競選支票的兌現。」「不管你做什麼，這驚人的帳單數字，注定要把你的歷史名聲弄臭。」
話說回來，Summers這種高水準的經濟顧問，全世界都找不到，只有美國有。你能想像馬英九有這樣能力的經濟顧問，短短時間內，寫上五十頁又有數字，又有理論，又有政策，又有預測的分析報告嗎？
但再強力的經濟顧問團(Larry Summers加Christina Romer)，在Lizza和歐巴馬的政治團隊眼裡，看起來也像是巨大無比的路障。政治的計算和「理念」的推動，遠比經濟學家「毫無根據」的預測來得重要。但歐巴馬受這些「不懂政治現實」的經濟學家和華府政治綁架，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理念難伸，又要揹上罵名，何苦來哉？
但對這種自憐自艾的辯解，我說，「屁啦！」
多少從未投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保守派、右派選民投給了歐巴馬。諾貝爾獎得主，芝加哥學派大將Robert Lucas在報端坦承投了歐巴馬一票，就是一例。雖然許多人是覺得欠了黑人一個公道而投給他，但更多的人投射了改革的希望在歐巴馬身上。是他讓中間偏右的選民失望，不是選民讓他失望。當然，這些人（包含我在內）也是自己要負一些責任，因為歐巴馬本質就是芝加哥政治出身的堅定左派，是我們自己誤會了。華爾街日報的Bret Stephens說，「和Romney的信念是假像相反，歐巴馬的務實才是假像。」
正因為歐巴馬自己強烈的自由派思想，所以碰到雖然已經是偏左但還是相對客觀的經濟學家，他還是覺得無法真心擁抱他們的建議。瞻前顧後，然後怪政治醜陋？
政治不是今天才醜陋，也不是為了對抗歐巴馬才醜陋。對於Lizza說的，左右政爭近年激化的現象，我覺得根本是笑話。政爭一直都在，林肯和甘逎迪還為此送了命，Fox News罵你幾句，就覺得政爭醜陋？改革志向難伸？美國不配你的偉大？笑死人。
至少現在歐巴馬把超黨派的假面具拿下，打算來個正面的左右大對決，這算是好事。但我們要知道，雷根的偉大不只在於操弄民意，左右華府政客的能力，更在於對保守主義、自由經濟和民主自由的堅定信念。因為"The right is never wrong."，你能舉一個信仰社會主義而比雷根更偉大的政治人物嗎？
1/25/2012
日出日又落
華爾街日報報導，日本政府即將宣布日本在2011年呈現貿易逆差的情況，是這出口大國1980年來首見。這新聞讓人不勝唏噓。曾經是讓美國人也懼怕的日本第一，現在卻像是跳過半老徐娘的階段， 直接隨著人口老化，進入衰敗的過程。大國風範早失，連小小南韓都時刻放在心上，真是越混越回去。
台灣還有許多人瞻仰帝國遺風，追念日本事物的美好。也有人認為日本將會再起，現在的衰敗只是黑船二次開國的前兆。也有人認為，一時的貿易逆差，反應的不過是震災和海嘯的後遺症，很快巨大的出口機器又會啟動。但我認為，日本式的社會、經濟結構早就走過了顛峰，自此一路下坡是可以預期的。
先說一個個人觀察。日本2011年最紅的電視劇是「家政婦三田」，許多人讚不絕口，可是我仔細看故事的舖陳和深度，並沒有比台灣浮濫的偶像劇高明多少，甚至比台灣最紅的「我可能不會愛你」還差上許多。「家政婦三田」其實靠的還是日本人的職人心態，追求精緻的外在，讓我還可以看得下去。但這是第一名的戲劇，怎麼會讓人有這許多的不耐煩？到底那一句對白，在觀眾的內心取得了共鳴，刺激了思考？把每一集的對白加起來，會發現比美國的三十分鐘搞笑喜劇還少，還無法令人回味。
也許這反應了日本的問題。現在的世界，內容太重要了，速度太重要了，而外觀卻是太容易取得了，職人精神造就出的產品，也許還是比較高級，但是沒有那個價值了。日本製也許還是很好，但沒有那個市場了。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日圓太貴了。但日圓太貴的情況不會太久，我一直認為日圓和瑞士法郎，還有歐元前的馬克，被當成像是避險天堂的原因，其實在於那一大堆的外匯存底。國際投資人買的不是日圓，而是可以兌換背後這些美元外匯存底的有價證券。而如果貿易逆差持續，外匯存底逐漸消失，日圓的特殊地位不再，日本政府無節制的舉債總有自食惡果的一天，日本阿根廷化也不是不可能的。
講究尊卑，講究犧牲，講究團結也許是擁擠的日本曾經所需要的，但這僵硬的社會結構，會把職人精神的精益求精浪費在錯誤的地方，而錯誤卻無從改起。不用看別的，看SONY衰敗的速度，還無法改革，就可見一斑。不認真地把資本主義放在基因裡，造出一堆美麗的廢物，有什麼用？
我最近讀到詹宏志在壹周刊講日本美食的精緻，順道罵台灣把小吃捧得天高的夜郎自大，我覺得有些道理，但詹宏志和其它說日本還是很強的人沒什麼不同。看豐田汽車、看Play Station、看日本動漫，也許還是會認為日本不錯，但那是吃祖先遺產，不是光榮的印記，而是美人遲暮。
感傷引爛詩，該是我亂作句子的時候了。
看盡日出日又落，頓悟封建早過時，左派不是溫柔鄉，日本歐洲都一樣。
台灣還有許多人瞻仰帝國遺風，追念日本事物的美好。也有人認為日本將會再起，現在的衰敗只是黑船二次開國的前兆。也有人認為，一時的貿易逆差，反應的不過是震災和海嘯的後遺症，很快巨大的出口機器又會啟動。但我認為，日本式的社會、經濟結構早就走過了顛峰，自此一路下坡是可以預期的。
先說一個個人觀察。日本2011年最紅的電視劇是「家政婦三田」，許多人讚不絕口，可是我仔細看故事的舖陳和深度，並沒有比台灣浮濫的偶像劇高明多少，甚至比台灣最紅的「我可能不會愛你」還差上許多。「家政婦三田」其實靠的還是日本人的職人心態，追求精緻的外在，讓我還可以看得下去。但這是第一名的戲劇，怎麼會讓人有這許多的不耐煩？到底那一句對白，在觀眾的內心取得了共鳴，刺激了思考？把每一集的對白加起來，會發現比美國的三十分鐘搞笑喜劇還少，還無法令人回味。
也許這反應了日本的問題。現在的世界，內容太重要了，速度太重要了，而外觀卻是太容易取得了，職人精神造就出的產品，也許還是比較高級，但是沒有那個價值了。日本製也許還是很好，但沒有那個市場了。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日圓太貴了。但日圓太貴的情況不會太久，我一直認為日圓和瑞士法郎，還有歐元前的馬克，被當成像是避險天堂的原因，其實在於那一大堆的外匯存底。國際投資人買的不是日圓，而是可以兌換背後這些美元外匯存底的有價證券。而如果貿易逆差持續，外匯存底逐漸消失，日圓的特殊地位不再，日本政府無節制的舉債總有自食惡果的一天，日本阿根廷化也不是不可能的。
講究尊卑，講究犧牲，講究團結也許是擁擠的日本曾經所需要的，但這僵硬的社會結構，會把職人精神的精益求精浪費在錯誤的地方，而錯誤卻無從改起。不用看別的，看SONY衰敗的速度，還無法改革，就可見一斑。不認真地把資本主義放在基因裡，造出一堆美麗的廢物，有什麼用？
我最近讀到詹宏志在壹周刊講日本美食的精緻，順道罵台灣把小吃捧得天高的夜郎自大，我覺得有些道理，但詹宏志和其它說日本還是很強的人沒什麼不同。看豐田汽車、看Play Station、看日本動漫，也許還是會認為日本不錯，但那是吃祖先遺產，不是光榮的印記，而是美人遲暮。
感傷引爛詩，該是我亂作句子的時候了。
看盡日出日又落，頓悟封建早過時，左派不是溫柔鄉，日本歐洲都一樣。
1/21/2012
沒有人靠自己發大財
財務課的一開始，通常是介紹企業責任。照例，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又被我痛打一頓。有個學生非常不滿意，寫了封長信來表達他的困(ㄅㄨˋ)惑(ㄕㄨㄤˇ)。裡面引用了歐巴馬愛將，即將競選麻州聯邦參議員的華倫Elizabeth Warren所講的一段話：
「在這個國家沒有人是靠自己致富的，沒有人。你蓋了個工廠？很好。但我要告訴你，你搬運你的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道路，是我們社會其它人出錢修的；你請的員工，是我們社會其它人付錢教育的；你在你的工廠裡十分安心，因為有我們其它人出錢請的警察和消防隊。」「現在聽好了，你蓋了個工廠，結果出了個了不起的產品、點子，很好。上帝保佑你。你留著你一大部份的財富，沒關係，但實際上運行的社會契約(the underlying social contract)說，你拿了你的那一份，但也要付出，讓下一個年輕人也可以發大財。」
漂亮的不得了的一段話，但我看了卻不寒而慄。
這種「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社會契約，並不是華倫說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石，而是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思想。崇高的社會主義思想，講究的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然而要求人人奉獻犧牲，最後通常落得只要求別人奉獻犧牲，而自己還是盡可能地要吃好住好用好。社會主義下，社會資源還是要分配，但不再是講究自願性的交換，而是為了群體，為了國家社會，把分配資源的權力給了政府，給了所謂的「集體力量」。可這政府還是人作的，裡面還是一堆自私鬼，到頭來分配正義還是不見了，位大權大，房子車子就大。更慘的是，還賠上了個人自由。所以我很怕這種，for the greater good，「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所謂社會正義。
所以請告訴我，成功的企業家合理的那一份是多大？誰來決定到底多大？如果年輕人要成功，都得靠別人的施捨，那這種成功，不要也罷。
如果說歷史學家都是修正主義者的話，政治人物更是。而華倫更是持修正主義的政治人物裡的佼佼者，因為至少在美國，道路、公共安全、國民教育這些公共財，不是為了這些所謂的社會契約而建造、施行的。在美國，個人人身自由和財產自由是在所有的集體利益之上的，你是不可以隨意拿集體利益來剝奪個人自由、私有財產的。我們之所願意繳稅造橋舖路、僱用警察消防、建立國民學校，是因為這些公共財是無法憑一己之力提供的，所以我們願意透過代議民主的合法程序，犧牲一點個人的財產，來獲取這些公共財。怎麼會是因為我繳了一點稅，我就有資格主張擁有別人辛苦努力付出的成果呢？
這個歷史發展的順序不可搞錯，因為搞錯了，自由就輕易地被社會主義掉了，財產就被圈地掉了，努力就被共有化掉了。
「在這個國家沒有人是靠自己致富的，沒有人。你蓋了個工廠？很好。但我要告訴你，你搬運你的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道路，是我們社會其它人出錢修的；你請的員工，是我們社會其它人付錢教育的；你在你的工廠裡十分安心，因為有我們其它人出錢請的警察和消防隊。」「現在聽好了，你蓋了個工廠，結果出了個了不起的產品、點子，很好。上帝保佑你。你留著你一大部份的財富，沒關係，但實際上運行的社會契約(the underlying social contract)說，你拿了你的那一份，但也要付出，讓下一個年輕人也可以發大財。」
漂亮的不得了的一段話，但我看了卻不寒而慄。
這種「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社會契約，並不是華倫說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石，而是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思想。崇高的社會主義思想，講究的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然而要求人人奉獻犧牲，最後通常落得只要求別人奉獻犧牲，而自己還是盡可能地要吃好住好用好。社會主義下，社會資源還是要分配，但不再是講究自願性的交換，而是為了群體，為了國家社會，把分配資源的權力給了政府，給了所謂的「集體力量」。可這政府還是人作的，裡面還是一堆自私鬼，到頭來分配正義還是不見了，位大權大，房子車子就大。更慘的是，還賠上了個人自由。所以我很怕這種，for the greater good，「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所謂社會正義。
所以請告訴我，成功的企業家合理的那一份是多大？誰來決定到底多大？如果年輕人要成功，都得靠別人的施捨，那這種成功，不要也罷。
如果說歷史學家都是修正主義者的話，政治人物更是。而華倫更是持修正主義的政治人物裡的佼佼者，因為至少在美國，道路、公共安全、國民教育這些公共財，不是為了這些所謂的社會契約而建造、施行的。在美國，個人人身自由和財產自由是在所有的集體利益之上的，你是不可以隨意拿集體利益來剝奪個人自由、私有財產的。我們之所願意繳稅造橋舖路、僱用警察消防、建立國民學校，是因為這些公共財是無法憑一己之力提供的，所以我們願意透過代議民主的合法程序，犧牲一點個人的財產，來獲取這些公共財。怎麼會是因為我繳了一點稅，我就有資格主張擁有別人辛苦努力付出的成果呢？
這個歷史發展的順序不可搞錯，因為搞錯了，自由就輕易地被社會主義掉了，財產就被圈地掉了，努力就被共有化掉了。
1/18/2012
美麗蘋果新世界
被大選新聞淹蓋的世界大事裡，包含了這則蘋果公司公布的供應商責任報告，我認為這是一個全新時代的開端，不容小覷。
樹大招風的蘋果，一向是左派的大敵人，沒有社會良心的邪惡商人代表，只要一有事，不管是蘋果還是蘋果供應商的事，一律是醜的，非暴露出來不可。所以富士康的員工跳樓、粉塵爆炸，或是可成的不尋常味道事件，通通算到蘋果頭上。我一直認為冤有頭，債有主，這關蘋果什麼事啊？以前Nike被紐約時報痛打血汗工廠時，美國大企業正常的辯解是，一，我們管不著；二，更嚴苛的勞動條件，反而會讓這些人失去工作，因為企業經營不下去。
但現在不一樣了。要做Nike生意，要吃蘋果訂單，請遵照美國的遊戲規則。所以蘋果每年有一大堆的稽核小組在全球各地供應商檢查，看是否有違反勞動法規，是否給予員工合理的薪資和保健待遇，是否有符合工安標準，是否生產過程造成環境污染等等。Tim Cook上台後，更進一步，現在更打算和左派運動團體Fair Labor Association合作，讓他們做外部稽查。
不知道這些越來越難吃的蘋果，是不是郭台銘痛罵美國商會的背後原因。
話說回來，要怎麼看這個「左派大勝利」的發展？
首先，這是不是違反傅利曼和許多主張自由經濟的經濟學家所說，「企業唯一的目的，就是幫股東賺錢，把公司價值極大化」，而不用管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並不是。我們必須得了解的是，蘋果這麼高調地進行社會責任宣傳，和幫公司股東賺錢的目標，是沒有衝突的。蘋果賣的是先進消費電子產品，塑造的是一個進步、流行的感覺。有這麼一個高級的企業形象，怎麼能和不斷有人跳樓的富士康連在一起？怎麼說都行不通。蘋果不是把富士康給砍了，就是要幫助富士康改變。說實話，要把鴻海從蘋果的供應商名單中拿掉，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蘋果還是選擇了協助供應商改變的策略。
但改變是要花錢的。這堆高的成本，其實可以看成是行銷的費用，賣高價品的代價，終究是可以從消費者的手中討回來的。所以我說和幫股東賺錢是沒有衝突的。
另一方面，許多人誤解傅利曼的見解，乎略了他說的，「在合法的範圍內」，企業應以賺錢為目的。只要法律沒有說不可以的，企業經理人都要盡量去做。許多人以為右派無良的經濟學家，是鼓勵企業，無所不用其極的賺錢，而乎略了我們對法的重視。
但這「法」是有趣的東西，是有一個動態的演化過程的。比如說，在以前歐美企業當然是不能在國內行賄的，但在國外，行賄第三世界國家官員是稀鬆平常的事。但這法變了。美國通過法律，規定行賄外國官員也是犯美國法的，所以美國企業也不能明目張膽地報銷招待官員費用了。所以你還認為，右派經濟學家認為企業該行賄官員，來極大化企業價值嗎？
而現在「法」的觀念又更「進步」了，企業面臨更嚴苛的勞動條件，有著更廣泛的環保要求，那除非有本事遊說修法，不然只能遵照這些新立的，所謂的進步法律，而在這更嚴苛的條件下，設法幫股東賺錢，極大化公司價值了。這也是我在「我的右派的世界觀之六」中所要傳達的意見。
但不管是左派勝利也好，右派世界觀也罷，這美麗蘋果新世界注定要在各地掀起不小的漣漪。
樹大招風的蘋果，一向是左派的大敵人，沒有社會良心的邪惡商人代表，只要一有事，不管是蘋果還是蘋果供應商的事，一律是醜的，非暴露出來不可。所以富士康的員工跳樓、粉塵爆炸，或是可成的不尋常味道事件，通通算到蘋果頭上。我一直認為冤有頭，債有主，這關蘋果什麼事啊？以前Nike被紐約時報痛打血汗工廠時，美國大企業正常的辯解是，一，我們管不著；二，更嚴苛的勞動條件，反而會讓這些人失去工作，因為企業經營不下去。
但現在不一樣了。要做Nike生意，要吃蘋果訂單，請遵照美國的遊戲規則。所以蘋果每年有一大堆的稽核小組在全球各地供應商檢查，看是否有違反勞動法規，是否給予員工合理的薪資和保健待遇，是否有符合工安標準，是否生產過程造成環境污染等等。Tim Cook上台後，更進一步，現在更打算和左派運動團體Fair Labor Association合作，讓他們做外部稽查。
不知道這些越來越難吃的蘋果，是不是郭台銘痛罵美國商會的背後原因。
話說回來，要怎麼看這個「左派大勝利」的發展？
首先，這是不是違反傅利曼和許多主張自由經濟的經濟學家所說，「企業唯一的目的，就是幫股東賺錢，把公司價值極大化」，而不用管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並不是。我們必須得了解的是，蘋果這麼高調地進行社會責任宣傳，和幫公司股東賺錢的目標，是沒有衝突的。蘋果賣的是先進消費電子產品，塑造的是一個進步、流行的感覺。有這麼一個高級的企業形象，怎麼能和不斷有人跳樓的富士康連在一起？怎麼說都行不通。蘋果不是把富士康給砍了，就是要幫助富士康改變。說實話，要把鴻海從蘋果的供應商名單中拿掉，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蘋果還是選擇了協助供應商改變的策略。
但改變是要花錢的。這堆高的成本，其實可以看成是行銷的費用，賣高價品的代價，終究是可以從消費者的手中討回來的。所以我說和幫股東賺錢是沒有衝突的。
另一方面，許多人誤解傅利曼的見解，乎略了他說的，「在合法的範圍內」，企業應以賺錢為目的。只要法律沒有說不可以的，企業經理人都要盡量去做。許多人以為右派無良的經濟學家，是鼓勵企業，無所不用其極的賺錢，而乎略了我們對法的重視。
但這「法」是有趣的東西，是有一個動態的演化過程的。比如說，在以前歐美企業當然是不能在國內行賄的，但在國外，行賄第三世界國家官員是稀鬆平常的事。但這法變了。美國通過法律，規定行賄外國官員也是犯美國法的，所以美國企業也不能明目張膽地報銷招待官員費用了。所以你還認為，右派經濟學家認為企業該行賄官員，來極大化企業價值嗎？
而現在「法」的觀念又更「進步」了，企業面臨更嚴苛的勞動條件，有著更廣泛的環保要求，那除非有本事遊說修法，不然只能遵照這些新立的，所謂的進步法律，而在這更嚴苛的條件下，設法幫股東賺錢，極大化公司價值了。這也是我在「我的右派的世界觀之六」中所要傳達的意見。
但不管是左派勝利也好，右派世界觀也罷，這美麗蘋果新世界注定要在各地掀起不小的漣漪。
1/15/2012
台灣共識
我認為蔡英文的理性、都會化路線對民進黨是好的，只是早了一個世代，可惜了。許多人在打她的台灣共識，但我也還是認為她的路線是對的，只是啞巴吃黃蓮，因為她似乎在走我說的「狼群理論與中國論述」，但不能講。如果我猜測的沒錯，如果她勝選，台灣共識不但會清楚，而且對很多人而言會是很激進的，激進的程度，還可能超過所謂的九二共識。因為她代表的是民進黨，沒有人會懷疑有賣台意圖的民進黨。
但她不能在選前講清楚。看看南部開的票就知道，都會化的蔡英文，並沒有辦法像阿扁一樣，激起投票對決的熱情。如果敢在選前講出民進黨可以和共產黨談九二共識之類的主張，南部的票將更慘，而北部的票也沒辦法拿下。
但主將不能做的事，不代表不能由「核心人士」在媒體放話，這點可要和國民黨好好學學。而且國民黨可以販賣「沒九二共識下場會很慘」的恐懼，民進黨更可以販賣「有九二共識會更慘」的恐懼。但民進黨沒有這麼做，和ECFA的時候一樣，持續地都會、理性論述，也就是持續地在打十年後的戰爭，對2012年的選舉，一點幫助都沒有。
很遺憾，民進黨雖然沒有販賣九二共識的恐怖下場，這恐怖下場還是會到來。
許多人說，馬英九流失選票，可以讓他更強硬的對抗共產黨，更堅持主權。但事實剛好相反。國民黨把台灣弄成一個不斷和中國調情的小姐，嘴上說盡要人家來追求的好話，但不只嘴不讓親，連手都不讓牽，總有一天會讓北京從一個追求者變成強暴犯。共產黨看著國民黨逐漸流失的多數優勢，反而會更逼迫國民黨在馬英九任內，弄出一套「祖國統一」無可逆轉的和平協議，誰知道下一次選舉會是什麼結果?
現在能擋住這個台灣悲慘下場的，不是在國會只有四十席的民進黨，而是共產黨自己和美國的外在力量。共產黨中央正忙著領導人換屆的權力更迭，也許我們可以冀望暫時不會把台灣議題列為第一優先。但這短暫混亂是個兩面刃。如果習近平沒有壓倒性的力量壓制解放軍，也許反而要把統一台灣推到台前，既滿足解放軍，也靠外在矛盾解決內部問題。
這個摧毀台灣未來的走向，已經不是酸藍營一句「歡喜選，甘願受」就可以解決了。我可不要故鄉就這麼沒有。所以請民進黨大德，和國民黨內的愛台人士，用力做好遊說美國的工作。沒有美國航母，就沒有獨立自主的台灣，你們聽到了嗎?
後記：重看兩年前的「ECFA當然是政治協議」舊文，人微言輕，真令人傷心。
但她不能在選前講清楚。看看南部開的票就知道，都會化的蔡英文，並沒有辦法像阿扁一樣，激起投票對決的熱情。如果敢在選前講出民進黨可以和共產黨談九二共識之類的主張，南部的票將更慘，而北部的票也沒辦法拿下。
但主將不能做的事，不代表不能由「核心人士」在媒體放話，這點可要和國民黨好好學學。而且國民黨可以販賣「沒九二共識下場會很慘」的恐懼，民進黨更可以販賣「有九二共識會更慘」的恐懼。但民進黨沒有這麼做，和ECFA的時候一樣，持續地都會、理性論述，也就是持續地在打十年後的戰爭，對2012年的選舉，一點幫助都沒有。
很遺憾，民進黨雖然沒有販賣九二共識的恐怖下場，這恐怖下場還是會到來。
許多人說，馬英九流失選票，可以讓他更強硬的對抗共產黨，更堅持主權。但事實剛好相反。國民黨把台灣弄成一個不斷和中國調情的小姐，嘴上說盡要人家來追求的好話，但不只嘴不讓親，連手都不讓牽，總有一天會讓北京從一個追求者變成強暴犯。共產黨看著國民黨逐漸流失的多數優勢，反而會更逼迫國民黨在馬英九任內，弄出一套「祖國統一」無可逆轉的和平協議，誰知道下一次選舉會是什麼結果?
現在能擋住這個台灣悲慘下場的，不是在國會只有四十席的民進黨，而是共產黨自己和美國的外在力量。共產黨中央正忙著領導人換屆的權力更迭，也許我們可以冀望暫時不會把台灣議題列為第一優先。但這短暫混亂是個兩面刃。如果習近平沒有壓倒性的力量壓制解放軍，也許反而要把統一台灣推到台前，既滿足解放軍，也靠外在矛盾解決內部問題。
這個摧毀台灣未來的走向，已經不是酸藍營一句「歡喜選，甘願受」就可以解決了。我可不要故鄉就這麼沒有。所以請民進黨大德，和國民黨內的愛台人士，用力做好遊說美國的工作。沒有美國航母，就沒有獨立自主的台灣，你們聽到了嗎?
後記：重看兩年前的「ECFA當然是政治協議」舊文，人微言輕，真令人傷心。
1/14/2012
我贏了
歐巴馬入主白宮後，召集兩黨國會大老討論經濟。共和黨眾議院黨鞭Eric Cantor拿出長長一串共和黨的提案，歐巴馬冷冷地說，「選舉是有後果的。」「我贏了。」
選舉是有後果的。夢想家捲土重來事小，兩岸和平協定像ECFA一樣強度關山，你擋得住嗎？你有那個實力嗎？馬英九提和平協定絕對不是說溜嘴。
1/12/2012
春天的花蕊
一九九四年，阿扁當選台北市長的那個晚上，我在信義路和新生南路的競選總部，和許多人一起高興地喊，「我們贏了!」當天晚上，我還在大馬路旁，拔了一根「快樂、希望」的競選旗子回家。二千年阿扁當選總統，我都還沒那麼高興，因為面對著從來沒有過的台海情勢，興奮之中，總是帶著些許憂慮。所以，九四年對我來說，才是真正的改朝換代的開始。
那是個美好而無知的年代呀！
美好，是因為前方好像希望無窮。無知，是因為我們對民主都太過天真了。我們以為選上了阿扁，市政改革就會發生，接著就是進駐總統府，國家就會馬上像歐美日國家一樣，進步繁榮。結果什麼都沒發生，阿扁是當了總統，但也進了監牢。進步繁榮，只發生在扁家，還讓人因此看了台灣人笑話，給民主招了罵名。回頭看這一切，原來九四年不只是改朝換代，還是國家停滯的開始。
那也是個兵荒馬亂的年代。
一方面草鞋步鞋的在野黨，馬上得了天下，換上了官員服色，寫起了文言文，講起了繞口的官腔官調，也學會了收錢辦事，或是只收錢不辦事的計倆。另一方面黨國大老，一下失了官位，沒有配車，路都不會走了，倒是官腔官調始終沒改，但開始學做在野黨，罵起人來了。政治上如此，文化上更是如此。台語上了八點檔，地圖得翻轉來看。秋海棠的壁畫，終究還是給蕃薯給蓋上；「反共復國」竟輸給了「我愛台灣」。
失志的真假外省貴族，不是自怨自艾地自封起高級人，就是轉身變成紅朝新貴。而不是貴族的外省人，竟也牙牙學語，從新認識「本土化」三個字，和這個從小就被當成「方言」的在地語言。但我反而不想和他們講台語了。不是動容的反抗姿態，只是覺得怪腔怪調地講我的母語的人，是在降尊紓貴，是在褻瀆這美麗的語言。
那更曾是改變的年代。
但我還是感謝他們的怪腔怪調，因為這是把台灣當成家鄉的真正表現。馬魁斯說，「故鄉就是有先人埋骨的地方。」也沒錯，四九年來的第一代，如果做古了，多半還是埋骨台灣，那台灣自然就是外省人的故鄉了。山東、四川，竟然也像是宜蘭、台東一樣，都曾是阿嬤的家, 姥姥的家。而怪腔怪調更是有好用的時候，尤其是貨真價實的中國人，出現在我們面前時，講著蹩腳的台語，不但可以分清敵我，還可以一起訐譙，多好。
但再多的變化，也沒有改變我們台灣人善忘的本質。善忘有時是可悲的，獨裁者的歷史和國民黨的財產都還沒有清算，我們就讓他們過去了，就讓他們一起收割起民主的果實，還縱容他們和曾經勢不兩立的敵人把酒言歡，順道威脅我們。但我們的善忘，更來自我們的善良。我們不是不會計較，而是兄弟姐妹沒什麼好計較的。不管祖先什麼時候來的，我們都是骨肉了，我們沒法子清算了，過去的真的就讓它過去了也好，反正沒有歷史的地方，改起來比較快。說實話，台語放一邊，學英文也無妨。
這是我對這段不短的台灣歷史回顧，也是要藉此總結我對總統大選的看法。我不想學別人，假惺惺地各打五十大板，然後露出本色。我始終如一的本色就是，如果可以，請投蔡英文一票。馬英九和蔡英文兩個人，一個是台灣的過去，一個是台灣的未來。四年給了馬英九，給了吃阿扁虧的人一個公道，結果只證明，馬英九還是老國民黨的產物，早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從九四年走到現在，十八年了，所有的混亂、不滿、怨恨，都該停了。有虧欠的，不管還清了沒有，都要算一筆勾消。國家該轉個彎，再往上走。台灣實在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耽溺於過去，任由國民黨綁架我們的未來。
所以請投給蔡英文，抬起頭，繼續往前走。
那是個美好而無知的年代呀！
美好，是因為前方好像希望無窮。無知，是因為我們對民主都太過天真了。我們以為選上了阿扁，市政改革就會發生，接著就是進駐總統府，國家就會馬上像歐美日國家一樣，進步繁榮。結果什麼都沒發生，阿扁是當了總統，但也進了監牢。進步繁榮，只發生在扁家，還讓人因此看了台灣人笑話，給民主招了罵名。回頭看這一切，原來九四年不只是改朝換代，還是國家停滯的開始。
那也是個兵荒馬亂的年代。
一方面草鞋步鞋的在野黨，馬上得了天下，換上了官員服色，寫起了文言文，講起了繞口的官腔官調，也學會了收錢辦事，或是只收錢不辦事的計倆。另一方面黨國大老，一下失了官位，沒有配車，路都不會走了，倒是官腔官調始終沒改，但開始學做在野黨，罵起人來了。政治上如此，文化上更是如此。台語上了八點檔，地圖得翻轉來看。秋海棠的壁畫，終究還是給蕃薯給蓋上；「反共復國」竟輸給了「我愛台灣」。
失志的真假外省貴族，不是自怨自艾地自封起高級人，就是轉身變成紅朝新貴。而不是貴族的外省人，竟也牙牙學語，從新認識「本土化」三個字，和這個從小就被當成「方言」的在地語言。但我反而不想和他們講台語了。不是動容的反抗姿態，只是覺得怪腔怪調地講我的母語的人，是在降尊紓貴，是在褻瀆這美麗的語言。
那更曾是改變的年代。
但我還是感謝他們的怪腔怪調，因為這是把台灣當成家鄉的真正表現。馬魁斯說，「故鄉就是有先人埋骨的地方。」也沒錯，四九年來的第一代，如果做古了，多半還是埋骨台灣，那台灣自然就是外省人的故鄉了。山東、四川，竟然也像是宜蘭、台東一樣，都曾是阿嬤的家, 姥姥的家。而怪腔怪調更是有好用的時候，尤其是貨真價實的中國人，出現在我們面前時，講著蹩腳的台語，不但可以分清敵我，還可以一起訐譙，多好。
但再多的變化，也沒有改變我們台灣人善忘的本質。善忘有時是可悲的，獨裁者的歷史和國民黨的財產都還沒有清算，我們就讓他們過去了，就讓他們一起收割起民主的果實，還縱容他們和曾經勢不兩立的敵人把酒言歡，順道威脅我們。但我們的善忘，更來自我們的善良。我們不是不會計較，而是兄弟姐妹沒什麼好計較的。不管祖先什麼時候來的，我們都是骨肉了，我們沒法子清算了，過去的真的就讓它過去了也好，反正沒有歷史的地方，改起來比較快。說實話，台語放一邊，學英文也無妨。
這是我對這段不短的台灣歷史回顧，也是要藉此總結我對總統大選的看法。我不想學別人，假惺惺地各打五十大板，然後露出本色。我始終如一的本色就是，如果可以，請投蔡英文一票。馬英九和蔡英文兩個人，一個是台灣的過去，一個是台灣的未來。四年給了馬英九，給了吃阿扁虧的人一個公道，結果只證明，馬英九還是老國民黨的產物，早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從九四年走到現在，十八年了，所有的混亂、不滿、怨恨，都該停了。有虧欠的，不管還清了沒有，都要算一筆勾消。國家該轉個彎，再往上走。台灣實在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耽溺於過去，任由國民黨綁架我們的未來。
所以請投給蔡英文，抬起頭，繼續往前走。
1/10/2012
蘋果的滋味
美國超市、大賣場裡最受熱門的蘋果叫Honeycrisp，這種香甜度、脆度都超過富士的新科蘋果狀元，背後有著複雜的商業故事。
Honeycrisp為明尼蘇達大學「開發」出來的蘋果，到目前為止，是明大科技研發產品中賺錢的第三高手，僅次於一個愛滋病藥物和一個豬隻疫苗，在2008年專利到期前，每個要種Honeycrisp的果農，每種一顆果樹，就要付一元美金給明大。但這個開發的過程，足足花了農技專家31年的工夫。
明尼蘇達州因為太冷了，其實不適合種蘋果。美國的蘋果重鎮是東岸的紐約州和西岸的華盛頓州，所以蘋果的研究中心，一在紐約的康乃爾，一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的異軍突起，只是個美麗的意外。先是在十九世紀，有個名人說，「我不能住在明尼蘇達，因為沒辦法在這裡種蘋果。」許多海邊美國人，多的是這種瞧不起中西部的心態。許多人管中西部叫flyover zone，飛來飛去，只經過不降落的地方，就是出於這種心態。當然有些人開始不服氣，偏要在明尼蘇達種蘋果。最後的結果，就是在明大出了個蘋果研究中心，由David Bedford領導，和康乃爾及華盛頓州大三足鼎立。
開發新品種蘋果是件耗時費力的工夫。每年Bedford和助理，人工授粉產出三至五千種新的蘋果種子，然後在溫室裡種下種子。小蘋果樹大概五年後會開始產出蘋果，Bedford每年的採收季，就得品嚐這三至五千種的新蘋果。光想這數目，就是件令人頭痛的事。很多時候都是一口淺嚐即吐掉，然後不合格的蘋果樹，馬上淘汰，空出空間來。但留下來的「菁英樹」也不是立刻生產，還要經過數年考驗，持續、穩定產出好吃的蘋果，才有可能被考慮留存，申請專利，然後量產。
我看這樣的故事，想到的，都是背後一個個努力的個人，接著想到的就是什樣的體制，可以讓這些人成功，可以讓這些努力變成令人激賞的成果。沒有美國這麼大的市場，沒有專利的保護，沒有金錢上實質的鼓勵誘因，是不會有這些發明的。
但商業化本身不是一帆風順。蘋果這種水果，很容易陷入一個死亡循環。在超市裡，蘋果就是要紅、要漂亮，才會挑起消費者的採購慾。但漂亮的蘋果不一定好吃。很快地，農夫也知道消費者的傾向，慢慢地把紅、亮作為採收的標準，而把甜、脆放一邊。日積月累下來，市場最大、賣得最便宜的就是Red Delicious這種，紅地不得了，但難吃得要死的爛蘋果，整個把消費者的胃口搞壞。八零年代，從日本來的富士，有點改變了這個趨勢。在美國量產的富士，有甜、有脆，但外型沒有那麼討好。消費者有點反撲蘋果商業化的味道，開始接受這些新的外來品種，也間接地鼓勵了Bedford這些農技專家開發更「好吃」，但不一定「更好看」的蘋果。
我在舊文「小吃變大吃」裡，也提到類似的商業化過程。
你可以說農夫短視近利也好，說消費者積習難改也好。本來Honeycrisp是黃澄澄的蘋果，現在越來越多農夫，捨甜、脆，而就紅、亮，慢慢地把Honeycrisp，推向這死亡循環。尤其在明大的專利到期後，誰都可以亂種一通。蘋果是越來越漂亮，但Honeycrisp稱王的時日，也許不多了。
我們該傷心這無可避免的走向嗎？大可不必，只要美國這資本主義系統，持續運作良好，未來還是會有新的蘋果王出現。據說，明大又有新的專利蘋果，叫SweeTango，更勝Honeycrisp一籌。正是江山代有蘋果出，資本主義獨領風騷數百年！
故事來源是紐約客雜誌John Seabrook的報導。
Honeycrisp為明尼蘇達大學「開發」出來的蘋果，到目前為止，是明大科技研發產品中賺錢的第三高手，僅次於一個愛滋病藥物和一個豬隻疫苗，在2008年專利到期前，每個要種Honeycrisp的果農，每種一顆果樹，就要付一元美金給明大。但這個開發的過程，足足花了農技專家31年的工夫。
明尼蘇達州因為太冷了，其實不適合種蘋果。美國的蘋果重鎮是東岸的紐約州和西岸的華盛頓州，所以蘋果的研究中心，一在紐約的康乃爾，一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的異軍突起，只是個美麗的意外。先是在十九世紀，有個名人說，「我不能住在明尼蘇達，因為沒辦法在這裡種蘋果。」許多海邊美國人，多的是這種瞧不起中西部的心態。許多人管中西部叫flyover zone，飛來飛去，只經過不降落的地方，就是出於這種心態。當然有些人開始不服氣，偏要在明尼蘇達種蘋果。最後的結果，就是在明大出了個蘋果研究中心，由David Bedford領導，和康乃爾及華盛頓州大三足鼎立。
開發新品種蘋果是件耗時費力的工夫。每年Bedford和助理，人工授粉產出三至五千種新的蘋果種子，然後在溫室裡種下種子。小蘋果樹大概五年後會開始產出蘋果，Bedford每年的採收季，就得品嚐這三至五千種的新蘋果。光想這數目，就是件令人頭痛的事。很多時候都是一口淺嚐即吐掉，然後不合格的蘋果樹，馬上淘汰，空出空間來。但留下來的「菁英樹」也不是立刻生產，還要經過數年考驗，持續、穩定產出好吃的蘋果，才有可能被考慮留存，申請專利，然後量產。
我看這樣的故事，想到的，都是背後一個個努力的個人，接著想到的就是什樣的體制，可以讓這些人成功，可以讓這些努力變成令人激賞的成果。沒有美國這麼大的市場，沒有專利的保護，沒有金錢上實質的鼓勵誘因，是不會有這些發明的。
但商業化本身不是一帆風順。蘋果這種水果，很容易陷入一個死亡循環。在超市裡，蘋果就是要紅、要漂亮，才會挑起消費者的採購慾。但漂亮的蘋果不一定好吃。很快地，農夫也知道消費者的傾向，慢慢地把紅、亮作為採收的標準，而把甜、脆放一邊。日積月累下來，市場最大、賣得最便宜的就是Red Delicious這種，紅地不得了，但難吃得要死的爛蘋果，整個把消費者的胃口搞壞。八零年代，從日本來的富士，有點改變了這個趨勢。在美國量產的富士，有甜、有脆，但外型沒有那麼討好。消費者有點反撲蘋果商業化的味道，開始接受這些新的外來品種，也間接地鼓勵了Bedford這些農技專家開發更「好吃」，但不一定「更好看」的蘋果。
我在舊文「小吃變大吃」裡，也提到類似的商業化過程。
你可以說農夫短視近利也好，說消費者積習難改也好。本來Honeycrisp是黃澄澄的蘋果，現在越來越多農夫，捨甜、脆，而就紅、亮，慢慢地把Honeycrisp，推向這死亡循環。尤其在明大的專利到期後，誰都可以亂種一通。蘋果是越來越漂亮，但Honeycrisp稱王的時日，也許不多了。
我們該傷心這無可避免的走向嗎？大可不必，只要美國這資本主義系統，持續運作良好，未來還是會有新的蘋果王出現。據說，明大又有新的專利蘋果，叫SweeTango，更勝Honeycrisp一籌。正是江山代有蘋果出，資本主義獨領風騷數百年！
故事來源是紐約客雜誌John Seabrook的報導。
1/07/2012
乾洗元月效應(上)
先不要管效率市場假說，也先不要管內線交易的問題，假設你知道有一支股票，在某段時間，一定有超越大盤的表現，你要如何獲利？
一般的作法是，買進該股，然後適當地賣空大盤。因為如果不賣空大盤的話，還是有所謂的市場風險。我只告訴你，「有超越大盤的表現」，並沒有說必漲無疑。如果大盤跌了10%，個股只跌了9%，那也還是「有超越大盤的表現」，但虧錢的事，是一點都讓人驕傲不起來的。但如果買進個股的同時，也賣空大盤，市場風險就幾乎可以完全消除了。用同樣的例子說明：如果你是賣空大盤，那大盤跌了10%，你就賺了10%（先不論融券成本），就足以抵消個股下跌的9%，而且還有剩。如果大盤漲，雖然賣空跌，但個股「有超越大盤的表現」，因此個股的獲利，同樣可以抵消大盤部位的損失，而還有剩。
這是最古老避險基金的操作手法，理論上是不管大盤漲跌，避險基金都有獲利，如果加上適當的槓桿操作，小小的穩當獲利，是可以變成大大的操盤利潤。
但如果市場作手都知道這個「有超越大盤表現」的個股，你還賺得到錢嗎？
有一個在行為財務學上極為有名的案例，稱為「元月效應」，背後就有一個，和這個操作手法相關，但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元月效應是指，在開年的頭一個月，在美國股市上市的小型股，通常有超越大型股的投資表現。雖然這看似違反效率市場假說的「異像」早為投資人熟知，但依舊年復一年的存在，好像是投資人故意視而不見，掉在地上的鈔票，居然嫌麻煩，而不願意撿起來？
當然不是這樣，多的是市場作手，在操作元月效應。但操作起來，有許多的細節要注意。佛羅里達大學的Jay Ritter教授，講了個親身故事，詳述自己和一群財務學教授從元月效應獲利，但最後被Fischer Black乾洗的故事。
這Fischer Black不是別人，正是發明選擇權定價Black-Scholes Model的那一個Black。
待續。
一般的作法是，買進該股，然後適當地賣空大盤。因為如果不賣空大盤的話，還是有所謂的市場風險。我只告訴你，「有超越大盤的表現」，並沒有說必漲無疑。如果大盤跌了10%，個股只跌了9%，那也還是「有超越大盤的表現」，但虧錢的事，是一點都讓人驕傲不起來的。但如果買進個股的同時，也賣空大盤，市場風險就幾乎可以完全消除了。用同樣的例子說明：如果你是賣空大盤，那大盤跌了10%，你就賺了10%（先不論融券成本），就足以抵消個股下跌的9%，而且還有剩。如果大盤漲，雖然賣空跌，但個股「有超越大盤的表現」，因此個股的獲利，同樣可以抵消大盤部位的損失，而還有剩。
這是最古老避險基金的操作手法，理論上是不管大盤漲跌，避險基金都有獲利，如果加上適當的槓桿操作，小小的穩當獲利，是可以變成大大的操盤利潤。
但如果市場作手都知道這個「有超越大盤表現」的個股，你還賺得到錢嗎？
有一個在行為財務學上極為有名的案例，稱為「元月效應」，背後就有一個，和這個操作手法相關，但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元月效應是指，在開年的頭一個月，在美國股市上市的小型股，通常有超越大型股的投資表現。雖然這看似違反效率市場假說的「異像」早為投資人熟知，但依舊年復一年的存在，好像是投資人故意視而不見，掉在地上的鈔票，居然嫌麻煩，而不願意撿起來？
當然不是這樣，多的是市場作手，在操作元月效應。但操作起來，有許多的細節要注意。佛羅里達大學的Jay Ritter教授，講了個親身故事，詳述自己和一群財務學教授從元月效應獲利，但最後被Fischer Black乾洗的故事。
這Fischer Black不是別人，正是發明選擇權定價Black-Scholes Model的那一個Black。
待續。
1/05/2012
矛盾的生產力
生產力是很矛盾的一個經濟成長問題，也是我們經濟轉型得直接面對的核心問題。讓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假設有一個小資本家，買了一個傳統章魚燒攤子，生意非常好，做多少出來，就賣掉多少。所以這個老闆開始僱用員工，幫忙賣章魚燒。簡單地算術告訴這個老闆，這個新進員工的薪水，最多就是他可以幫忙賣章魚燒的收入（先假設進料成本低得不像話）。自然越高級的章魚燒，代表的是老闆可以付更高的薪資。所以對一個像台灣這樣一個外貿為重的國家而言，如果賣出的產品價值越高，勞工薪資就越高。
那如果同時有甲、乙兩位員工，生產的效率不一樣，老闆該如何給薪？當然是生產越多的，老闆就更有能力和意願給高薪。這是生產力的粗淺認識，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提國家、社會生產力越高，會越富裕的根本理由。 至於要怎麼提高生產力？給顧攤的員工更舒服的環境，給員工更好的訓練等等，都可以做到，但邊際效益會越來越小。生產力的進一步提昇，在於資本設備的投入。如果老闆買了更先進的機器，一個員工可以產出的章魚燒比先前沒有機器時，多上許多，這就是生產力提昇，也代表老闆在發薪的時候，有本錢可以給更高薪。
但提昇生產力矛盾的地方，正在於此。先進的機器是兩面刃，技術的複雜，代表的是有些人跟得上，有些人跟不上。跟得上的人，就像是上天堂一樣，有資格像老闆要更多的薪水，可以拿蹺。但跟不上的人，就變成被機器取代的勞工。生產力提得越快，兩群員工背道而馳的傾向就越嚴重。現在所謂的貧富差距加大的問題，很大的程度是因為生產力提昇所造成的。
本來台灣的社會，可以在經濟起飛的時候，運用再教育、再訓練的方式，或者是逐步開發新產業的方式，吸納這些被機器取代的勞工。但我們這小章魚燒攤，偏偏擺在一個巨大的人肉市場旁邊，有心的老闆，願意照顧老員工的老闆，也許一時半刻用盡一切提昇老員工的生產力，和中國來的攤子拚了，但終究還是抵不過人肉市場廉價的勞工。弄什麼機器呢？一天三班，班班有一連兵力看顧著小攤，都還比買機器划得來，誰要買機器呢？誰要弄員工訓練呢？這就是台灣產業的現實。
但生產力提昇是一條不歸路，只能一直做下去，殘酷的國際競爭現實，加上我們自己的池子小，根本不容我們往閉鎖的方向前進。但相對地，我們的人口少，只要政策對，是可以把生產力提升所帶來的財富，適當地分配給受害的勞工，而讓全國雨露均霑。然而這對的政策，對很多人而言，並不中聽。有機會我再談談這逆耳忠言。
那如果同時有甲、乙兩位員工，生產的效率不一樣，老闆該如何給薪？當然是生產越多的，老闆就更有能力和意願給高薪。這是生產力的粗淺認識，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提國家、社會生產力越高，會越富裕的根本理由。 至於要怎麼提高生產力？給顧攤的員工更舒服的環境，給員工更好的訓練等等，都可以做到，但邊際效益會越來越小。生產力的進一步提昇，在於資本設備的投入。如果老闆買了更先進的機器，一個員工可以產出的章魚燒比先前沒有機器時，多上許多，這就是生產力提昇，也代表老闆在發薪的時候，有本錢可以給更高薪。
但提昇生產力矛盾的地方，正在於此。先進的機器是兩面刃，技術的複雜，代表的是有些人跟得上，有些人跟不上。跟得上的人，就像是上天堂一樣，有資格像老闆要更多的薪水，可以拿蹺。但跟不上的人，就變成被機器取代的勞工。生產力提得越快，兩群員工背道而馳的傾向就越嚴重。現在所謂的貧富差距加大的問題，很大的程度是因為生產力提昇所造成的。
本來台灣的社會，可以在經濟起飛的時候，運用再教育、再訓練的方式，或者是逐步開發新產業的方式，吸納這些被機器取代的勞工。但我們這小章魚燒攤，偏偏擺在一個巨大的人肉市場旁邊，有心的老闆，願意照顧老員工的老闆，也許一時半刻用盡一切提昇老員工的生產力，和中國來的攤子拚了，但終究還是抵不過人肉市場廉價的勞工。弄什麼機器呢？一天三班，班班有一連兵力看顧著小攤，都還比買機器划得來，誰要買機器呢？誰要弄員工訓練呢？這就是台灣產業的現實。
但生產力提昇是一條不歸路，只能一直做下去，殘酷的國際競爭現實，加上我們自己的池子小，根本不容我們往閉鎖的方向前進。但相對地，我們的人口少，只要政策對，是可以把生產力提升所帶來的財富，適當地分配給受害的勞工，而讓全國雨露均霑。然而這對的政策，對很多人而言，並不中聽。有機會我再談談這逆耳忠言。
1/02/2012
戰爭與和平(四)
如果遵照耶魯的Donald Kagan教授對戰爭與和平的討論，要如何避免中國和美國兩列火車對撞？以下是我的看法。
第一，中國短期間內無法達到美國的總體實力，所以不能套用兩者衝突，即會長期爭戰的「雅典－斯巴達」模式。今天就算打核戰，美國核子潛艦移到東海大陸棚外，把北京、上海打個希巴爛只需要幾小時。但中國潛艦沒有這個能力打擊美國西岸，而且長程導彈也還沒到位。所以如果有衝突的話，美軍大勝，是所有人在計算上，要先取得共識的一點。
第二，這個優勢，要持續保持，不能讓解放軍有錯誤的想像，所以美國國防軍費，至少在太平洋戰場是不能省的。而且要讓中國持續了解美軍的優勢，所以解放軍的軍官到美國參訪、受訓的管道不能斷，絕不能讓解放軍頭自己關起門來自我感覺良好。必要時，在中國週邊小小火力示範一下。一個會緊張的解放軍，對和平有極大的貢獻。
第三，我們要了解美中關係的最大變數，既不在台灣，也不在美國，而是在中國內部。因為台灣現實上已經是美國和中國共管，要出格的情況不大。美國方面，不管共和黨或是民主黨上台，國防部的力量都足以說服美國總統在美中關係上的謹慎，所以戰略大幅更張的可能也不大。
所以，戰爭與和平的討論，必須得從中國未來發展的幾個可能下探討。不管中國未來的發展如何，共產黨的經濟自由、政治緊控的兩手政策，在可見的未來，是無法撐下去的。這個緊繃的氣球，有幾種可能：
可能A：共產黨像台灣的國民黨一樣，專制政權逐步鬆動，民主、自由逐漸變成現實。如果是這樣，美中關係，可以走向美日、美德一樣，由敵對變成盟邦。這對許多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但美中在二次大戰時，就是這樣大哥對小弟的關係，沒有什麼不可能，也沒有什麼不妥。
可能B：共產黨快速崩潰，一如九零年代的蘇俄、東歐共黨垮台。這個改變，很難說終局如何。也許有軍事強人上台控制局面；也許有如俄國，在一陣子混亂後，維持一個民主外觀，但獨裁內在的稍為穩定局面；也或許中國分裂，也不一定。但不管中國怎麼走，避免解放軍變成瘋狂的殺人部隊變成無比的重要。這個時候，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實力，更不可或缺了。再瘋狂的軍事強人，到頭來還是得計算，戰與和的利害得失。也就是說，一旦混亂的中國有了可以控制局面的強人，這個強人也不致於瘋狂到挑戰美軍。
修昔底德說，國家打仗，不外乎三個原因，「恐懼、榮譽，以及利益。」美國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所以軍頭不可能出於恐懼打美國。中國更不可能因為利益的關係打美國，因為和平才有利益。至於榮譽？
身為和中國人同文同種的台灣人，我非常相信中國出得了毛澤東，但出不了希特勒，解放軍的軍頭再壞，也沒辦法由形而上的「榮譽」所驅使。畢竟我們炎黃子孫是出了名的沒有信仰的現代人類，尤其中國還有共產黨搞的文化大革命，把一點點的土著信仰、外來宗教都給毀了。難道要靠共產黨自己都不信的共產主義打仗嗎？開什麼玩笑。也許只有「對抗帝國主義的愛國情操」可以運用了，但沒有宗教信仰、沒有追求人身自由的渴望、沒有捍衛榮譽的信念作後盾的愛國主義，到那裡都走不遠。
老舍不是說了嗎，「我愛我的國啊，可是誰來愛我呢？」
第一，中國短期間內無法達到美國的總體實力，所以不能套用兩者衝突，即會長期爭戰的「雅典－斯巴達」模式。今天就算打核戰，美國核子潛艦移到東海大陸棚外，把北京、上海打個希巴爛只需要幾小時。但中國潛艦沒有這個能力打擊美國西岸，而且長程導彈也還沒到位。所以如果有衝突的話，美軍大勝，是所有人在計算上，要先取得共識的一點。
第二，這個優勢，要持續保持，不能讓解放軍有錯誤的想像，所以美國國防軍費，至少在太平洋戰場是不能省的。而且要讓中國持續了解美軍的優勢，所以解放軍的軍官到美國參訪、受訓的管道不能斷，絕不能讓解放軍頭自己關起門來自我感覺良好。必要時，在中國週邊小小火力示範一下。一個會緊張的解放軍，對和平有極大的貢獻。
第三，我們要了解美中關係的最大變數，既不在台灣，也不在美國，而是在中國內部。因為台灣現實上已經是美國和中國共管，要出格的情況不大。美國方面，不管共和黨或是民主黨上台，國防部的力量都足以說服美國總統在美中關係上的謹慎，所以戰略大幅更張的可能也不大。
所以，戰爭與和平的討論，必須得從中國未來發展的幾個可能下探討。不管中國未來的發展如何，共產黨的經濟自由、政治緊控的兩手政策，在可見的未來，是無法撐下去的。這個緊繃的氣球，有幾種可能：
可能A：共產黨像台灣的國民黨一樣，專制政權逐步鬆動，民主、自由逐漸變成現實。如果是這樣，美中關係，可以走向美日、美德一樣，由敵對變成盟邦。這對許多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但美中在二次大戰時，就是這樣大哥對小弟的關係，沒有什麼不可能，也沒有什麼不妥。
可能B：共產黨快速崩潰，一如九零年代的蘇俄、東歐共黨垮台。這個改變，很難說終局如何。也許有軍事強人上台控制局面；也許有如俄國，在一陣子混亂後，維持一個民主外觀，但獨裁內在的稍為穩定局面；也或許中國分裂，也不一定。但不管中國怎麼走，避免解放軍變成瘋狂的殺人部隊變成無比的重要。這個時候，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實力，更不可或缺了。再瘋狂的軍事強人，到頭來還是得計算，戰與和的利害得失。也就是說，一旦混亂的中國有了可以控制局面的強人，這個強人也不致於瘋狂到挑戰美軍。
修昔底德說，國家打仗，不外乎三個原因，「恐懼、榮譽，以及利益。」美國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所以軍頭不可能出於恐懼打美國。中國更不可能因為利益的關係打美國，因為和平才有利益。至於榮譽？
身為和中國人同文同種的台灣人，我非常相信中國出得了毛澤東，但出不了希特勒，解放軍的軍頭再壞，也沒辦法由形而上的「榮譽」所驅使。畢竟我們炎黃子孫是出了名的沒有信仰的現代人類，尤其中國還有共產黨搞的文化大革命，把一點點的土著信仰、外來宗教都給毀了。難道要靠共產黨自己都不信的共產主義打仗嗎？開什麼玩笑。也許只有「對抗帝國主義的愛國情操」可以運用了，但沒有宗教信仰、沒有追求人身自由的渴望、沒有捍衛榮譽的信念作後盾的愛國主義，到那裡都走不遠。
老舍不是說了嗎，「我愛我的國啊，可是誰來愛我呢？」
12/30/2011
總統樣
幾場總統大選辯論和政見會看下來，也許是個人偏見，但我覺得蔡英文講話表現也好，發言內容也好，都很Presidential。這英文字，翻譯起來，大概是「總統樣」的意思，但如果你查一下字典，會發現比總統樣還多一點深意。我認為，也許蔡英文即將為台灣開啟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
上一個有總統樣的台灣總統，應該就是李登輝了，但李登輝太複雜了，同時也是日本教育下的產物，很難作為台灣人的代表。而最近這兩個總統，雖然很能代表台灣社會，但非常不「總統樣」。阿扁就是典型窮苦台灣人，打拚創天下的那個世代表徵；雖然努力得不得了，但既不懂得吃穿，更不懂得理念、信仰，一身土氣，但又戰鬥力十足。沒知識又兼沒衛生的土皇帝果然是把台灣民主和戰略地位拖個半死。
而馬英九代表的又是四九年渡海來台，小康官宦之家的外省世代最佳代表。雖吃穿不愁，但畢竟是小官小吏，蔣家的家臣出身，貴氣只學個毛皮，本質上還是個斤斤計較、戰戰競競的小公務員。官場之道，十分嫻熟，但對治國策略，帶領台灣走向未來一點辦法也沒有。
這兩大台灣過去社會的團塊，差不多都該走入歷史了。在打拚的一代、胼手胝足的一代之後，是相對富裕的台灣人，懂吃懂穿，全球走透透，有文化、有教養，對世界、對中國有不一樣的看法。蔡英文年紀雖不小，但因為家族早富，等於是我們五、六年級，甚至之後這個世代的先行者。我們這一個承先啟後的世代，居然這麼快就出一個有總統樣的領袖，等於是把台灣歷史往前快轉了二十年，台灣變動之巨，不可不謂驚人。
總之，蔡英文的時代，可以說是貴族菁英的時代，是登上世界舞台的時代，但也不要忘記，蔡英文時代也將是左派治國的時代。所以歷史揭過新的一頁之後，台灣還是要面臨右派無人的困境。
上一個有總統樣的台灣總統，應該就是李登輝了，但李登輝太複雜了，同時也是日本教育下的產物，很難作為台灣人的代表。而最近這兩個總統，雖然很能代表台灣社會，但非常不「總統樣」。阿扁就是典型窮苦台灣人，打拚創天下的那個世代表徵；雖然努力得不得了，但既不懂得吃穿，更不懂得理念、信仰，一身土氣，但又戰鬥力十足。沒知識又兼沒衛生的土皇帝果然是把台灣民主和戰略地位拖個半死。
而馬英九代表的又是四九年渡海來台，小康官宦之家的外省世代最佳代表。雖吃穿不愁，但畢竟是小官小吏，蔣家的家臣出身，貴氣只學個毛皮，本質上還是個斤斤計較、戰戰競競的小公務員。官場之道，十分嫻熟，但對治國策略，帶領台灣走向未來一點辦法也沒有。
這兩大台灣過去社會的團塊，差不多都該走入歷史了。在打拚的一代、胼手胝足的一代之後，是相對富裕的台灣人，懂吃懂穿，全球走透透，有文化、有教養，對世界、對中國有不一樣的看法。蔡英文年紀雖不小，但因為家族早富，等於是我們五、六年級，甚至之後這個世代的先行者。我們這一個承先啟後的世代，居然這麼快就出一個有總統樣的領袖，等於是把台灣歷史往前快轉了二十年，台灣變動之巨，不可不謂驚人。
總之，蔡英文的時代，可以說是貴族菁英的時代，是登上世界舞台的時代，但也不要忘記，蔡英文時代也將是左派治國的時代。所以歷史揭過新的一頁之後，台灣還是要面臨右派無人的困境。
12/29/2011
戰爭與和平(三)
耶魯大學的Donald Kagan教授，在談論他和史學家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不同看法時，提出政治學者和歷史學家的歧異。研究政治學的專家，喜歡從架構上探討事件發生的必然性，如果A力量很大，B事件就必然會自動發生。國家間，就像是撞球檯上的球一樣，球與球之間，因為外在的力量撞來撞去，而你沒辦法看看球裡面，到底是怎麼回事。而歷史學家想了解的是，構成這些「球」的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意圖是什麼，他們害怕什麼，簡單地說，就是他們到底是「什麼做」的。正因為有人的因素，所以歷史沒有必然，一個主事者的決定，可以改變歷史發展的路徑。照Kagan教授的說法，伯羅奔尼撒戰爭可以不用開打，雅典和斯巴達是可以維持和平。
這種戰亦可能，和亦可能的情況，用經濟學家的話說，就是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的存在。從一個均衡解推向另一個均衡解，需要的不必是極大力道的國際勢力失衡，而可能僅僅由主事者的一念之間，就會有由戰轉和，或是由和轉戰的可能。這種不穩定的平衡，也不難了解，但難了解的是事件的隨機性。
我們先要了解的是，雅典和斯巴達在沒有特殊情況的時候，一點也不想開打，因為實力相當，一打就是長期戰爭，誰也討不了好。但心裡想和，行為上反而得備戰。沒有力量為後盾的求和行為，必定招致戰爭的爆發，因為如果對手變弱了，面對戰爭成本的下降，不打的，反而是白痴。
固然備戰可以增加實力，而不會讓對手挑軟柿子吃，但另一方面又得擔心對方認為侵略將至，也加強備戰，反而把雙方推向戰爭邊緣。這時候，避免誤判，最好的方法，就是由一方送出正確的訊號，「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這樣的訊息一定要清楚傳達。Kagan教授對領導雅典城邦的伯里克利(Pericles)，推祟不已。因為他認為伯里克利提出了許多的跨時代的想法，其中不少是可以清楚地把雅典「欲和但不怕戰」的意圖送給斯巴達的新進作法。
比如說，當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導火事件Corinth-Corcyra戰爭爆發時，雅典面對Corcyra來的求援請求，伯里克利作出了一個從來沒看過的決定。Corinth是斯巴達的盟邦，有強大的海軍實力，但當時是雅典主宰希臘海域，雅典要擊滅Corinth的海軍，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然而雅典雖然答應Corcyra的請求，但卻只派出十艘軍艦，而且下令帶隊的將軍，只有在Corinth將把Corcyra海軍摧毀、將要登陸時才准出手。而且主事的將軍，還是雅典公認和斯巴達有友好關係的將領。也就是說，如果Corinth或是斯巴達，仔細看清楚這一切的話，他們應該可以了解雅典的意圖。
附帶一提，200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Thmoas Schelling，正是把賽局理論應用在戰爭與和平的分析，而得獎。
但伯羅奔尼撒戰爭還是發生了。Corinth敗戰後，使節團直驅斯巴達。他們傳遞的訊息，不是在哭訴雅典如何破壞維繫了三十年和平的泛希臘和約，而是在雅典人的霸道。Corinth把雅典人描繪成一個無法和他人和平相處的民族，永遠會欺壓希臘人的霸權，而且雅典越來越強大，總有一天也會把斯巴達打下。就是這樣一個圖像留在斯巴達人的腦海裡，伯里克利再多的求和訊息，註定石沉大海。
大戰於是開始。
待續。
這種戰亦可能，和亦可能的情況，用經濟學家的話說，就是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的存在。從一個均衡解推向另一個均衡解，需要的不必是極大力道的國際勢力失衡，而可能僅僅由主事者的一念之間，就會有由戰轉和，或是由和轉戰的可能。這種不穩定的平衡，也不難了解，但難了解的是事件的隨機性。
我們先要了解的是，雅典和斯巴達在沒有特殊情況的時候，一點也不想開打，因為實力相當，一打就是長期戰爭，誰也討不了好。但心裡想和，行為上反而得備戰。沒有力量為後盾的求和行為，必定招致戰爭的爆發，因為如果對手變弱了，面對戰爭成本的下降，不打的，反而是白痴。
固然備戰可以增加實力，而不會讓對手挑軟柿子吃，但另一方面又得擔心對方認為侵略將至，也加強備戰，反而把雙方推向戰爭邊緣。這時候，避免誤判，最好的方法，就是由一方送出正確的訊號，「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這樣的訊息一定要清楚傳達。Kagan教授對領導雅典城邦的伯里克利(Pericles)，推祟不已。因為他認為伯里克利提出了許多的跨時代的想法，其中不少是可以清楚地把雅典「欲和但不怕戰」的意圖送給斯巴達的新進作法。
比如說，當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導火事件Corinth-Corcyra戰爭爆發時，雅典面對Corcyra來的求援請求，伯里克利作出了一個從來沒看過的決定。Corinth是斯巴達的盟邦，有強大的海軍實力，但當時是雅典主宰希臘海域，雅典要擊滅Corinth的海軍，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然而雅典雖然答應Corcyra的請求，但卻只派出十艘軍艦，而且下令帶隊的將軍，只有在Corinth將把Corcyra海軍摧毀、將要登陸時才准出手。而且主事的將軍，還是雅典公認和斯巴達有友好關係的將領。也就是說，如果Corinth或是斯巴達，仔細看清楚這一切的話，他們應該可以了解雅典的意圖。
附帶一提，200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Thmoas Schelling，正是把賽局理論應用在戰爭與和平的分析，而得獎。
但伯羅奔尼撒戰爭還是發生了。Corinth敗戰後，使節團直驅斯巴達。他們傳遞的訊息，不是在哭訴雅典如何破壞維繫了三十年和平的泛希臘和約，而是在雅典人的霸道。Corinth把雅典人描繪成一個無法和他人和平相處的民族，永遠會欺壓希臘人的霸權，而且雅典越來越強大，總有一天也會把斯巴達打下。就是這樣一個圖像留在斯巴達人的腦海裡，伯里克利再多的求和訊息，註定石沉大海。
大戰於是開始。
待續。
12/26/2011
拿出證據來
說實在，我已經不知道劉憶如在指控蔡英文什麼了，到底是貪污，失德，妄自尊大，還是文件管理混亂？但不管如何，指控者得拿出證據來， 這基本法律原則，怎麼就這麼難進入她的腦子呢？我可以說，劉憶如已經失智，不能勝任經建會主委，請自己拿出證據自清嗎？
人家說當選過關，落選被關。劉主委這次可是當選余文，若選被關，足為所有公務員殷鑑。
戰爭與和平(二)
耶魯的Donald Kagan教授自己將和平分為三類，試圖將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後，和最後大戰爆發前，雅典和斯巴達間、持續長達三十年的和平協定歸類。他認為的第一種和平是敵對雙方的實力相距過大，戰爭勝利的一方，完全將敵人摧毀，亡國滅族，那自然再也不會再有戰爭。但實力相距過大，不一定需要走向完全摧毀一途。勝利的一方，可以善待失敗的一方，把敵人變為小弟、變為朋友。Kagan教授沒有明講歷史上的案例，但我想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待德國和日本的態度，大致就是達成這個長久和平的重要關鍵。當然勝利的一方，還是要持續強大，作小弟的才會甘心，才不會有二心。
最差的和平，Kagan教授認為，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的協約國對戰敗的同盟國所強加的和平。一方面，協約國要求德國付出慘重的代價，心結早種下；但另一方面，又沒有徹底把德國的工業、軍事實力摧毀，而讓希特勒掌權後可以快速重建德軍，施行復仇。這樣的和平，反而只是種下之後更大戰爭的火苗而已。所以凡爾賽和約，常被視為是個失敗的和平協定。
最後一種和平，Kagan教授認為，能不能持久，要取決於未來的環境和狀況，很難說得定。他的例子是神聖羅馬帝國末期，襲捲歐陸的三十年戰爭之後的和平。三十年戰爭因為打了太久，雙方死傷慘重，就算代表新教的一方勝利了，也很難高高興興地回家。所以西伐利亞和平協定可以簽立，而雙方也可以相對長期地遵守和平協定。這個和平，很大的程度肇因於雙方的實力相當，勢均力敵，真打起來，只能拖，只能磨，而不能速戰速決。我認為，二戰後的美蘇冷戰，也是類似的和平觀念，因為有保證相互毀滅的核彈，真打起來，誰也討不到好處，所以反而和平可期。
Kagan教授說，雅典和斯巴達的暴風雨前寧靜，可以說是這樣的和平。從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和斯巴達就明白，雙方實力相當。既然無法讓一方有壓倒性的勝利，兩國交戰就會是場持久戰，而誰也不想要一個長期的泥巴戰。就是由這個觀察開始，Kagan教授挑戰了偉大的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不是必然會發生，歷史的路境，不只決定於情境，更取決於身處其中的歷史人物。也就是說，歷史沒有必然。照我自己的衍生，我們也可以說，想像中的美中大戰是可以不發生的。
待續。
12/23/2011
戰爭與和平(一)
邱吉爾說，「當國家或是個人逐漸強大的時候，通常會暴力、欺負弱小；而在弱小的時候，反而態度良好。但這樣的行為卻是既不健康，也不明智。」邱吉爾畢竟是邱吉爾，一語道破國際關係裡一再重複發生的悲劇下場。
現在的中國，崛起中的中國，正有這麼一個外強中乾的不良走向。為什麼說是悲劇，說是不良走向？因為強大而不穩定的中國，挑戰的不只是週邊國家，更是世界霸權的美國。原本穩定發展，「態度良好」的中國，和美國著有不言可諭的默契，（見我舊文「改變賽局之舉」），但中國近幾年一連串的發展，正在打破這個默契。比如說對美台軍售抗議的力道逐漸提高，發展航空母艦，大聲在南海叫囂等等，最近還傳出要在印度洋設海軍基地的風聲。這種走向，慢慢地有一山不容二虎的態勢。美國如果順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和中國打上一仗以阻斷中國的發展，勢所難免。
修昔底德在他的史學鉅作〈伯羅奔尼撒戰爭〉，開頭就講為什麼雅典和斯巴達非打這一場大仗不可。雅典領軍的希臘大軍，在希波戰爭中大敗波斯帝國後，雅典在希臘諸邦的地位越來越高。雅典有銀礦，雅典有強大的陸軍、海軍，雅典還有自由的民主制度。希波戰爭後的黃金年代，還孕育了希臘諸哲，西方文明可以說由此而始。但雅典帝國的強大，讓舊霸主斯巴達懼怕。這懼怕逼得兩方終得一戰。
耶魯的Kagan教授說，修昔底德不只講國際關係的架構，推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真正原因時，修昔底德還回歸到人性的感情因素。羨慕雅典人的成就，嫉妒雅典人所有，不解雅典人的制度，和懼怕雅典人的強大，逼得斯巴達不得不出手教訓雅典。但Kagan教授說，也許修昔底德的推理可以正確解釋戰爭的開打，但不能解釋為什麼有這麼一場大戰，一場棄人類文明不顧的殘忍大戰，一場把希臘黃金年代打了個希巴爛的大戰。他認為這場大戰是可以不用發生的。
Kagan教授說，修昔底德不只比他聰明，修昔底德還是親身經歷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人，他還敢和修昔底德有不同的看法，代表的是Kagan有強而有力的論說佐證。也許Kagan教授的真知灼見，能告訴我們如何避免美、中兩列火車迎面撞上的悲劇？
待續。
現在的中國，崛起中的中國，正有這麼一個外強中乾的不良走向。為什麼說是悲劇，說是不良走向？因為強大而不穩定的中國，挑戰的不只是週邊國家，更是世界霸權的美國。原本穩定發展，「態度良好」的中國，和美國著有不言可諭的默契，（見我舊文「改變賽局之舉」），但中國近幾年一連串的發展，正在打破這個默契。比如說對美台軍售抗議的力道逐漸提高，發展航空母艦，大聲在南海叫囂等等，最近還傳出要在印度洋設海軍基地的風聲。這種走向，慢慢地有一山不容二虎的態勢。美國如果順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和中國打上一仗以阻斷中國的發展，勢所難免。
修昔底德在他的史學鉅作〈伯羅奔尼撒戰爭〉，開頭就講為什麼雅典和斯巴達非打這一場大仗不可。雅典領軍的希臘大軍，在希波戰爭中大敗波斯帝國後，雅典在希臘諸邦的地位越來越高。雅典有銀礦，雅典有強大的陸軍、海軍，雅典還有自由的民主制度。希波戰爭後的黃金年代，還孕育了希臘諸哲，西方文明可以說由此而始。但雅典帝國的強大，讓舊霸主斯巴達懼怕。這懼怕逼得兩方終得一戰。
耶魯的Kagan教授說，修昔底德不只講國際關係的架構，推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真正原因時，修昔底德還回歸到人性的感情因素。羨慕雅典人的成就，嫉妒雅典人所有，不解雅典人的制度，和懼怕雅典人的強大，逼得斯巴達不得不出手教訓雅典。但Kagan教授說，也許修昔底德的推理可以正確解釋戰爭的開打，但不能解釋為什麼有這麼一場大戰，一場棄人類文明不顧的殘忍大戰，一場把希臘黃金年代打了個希巴爛的大戰。他認為這場大戰是可以不用發生的。
Kagan教授說，修昔底德不只比他聰明，修昔底德還是親身經歷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人，他還敢和修昔底德有不同的看法，代表的是Kagan有強而有力的論說佐證。也許Kagan教授的真知灼見，能告訴我們如何避免美、中兩列火車迎面撞上的悲劇？
待續。
12/20/2011
一枝獨秀
我很時尚，我看了總統大選辯論（？？？）
上週的公民團體提問，一整個擺開，通通是左派、自由派的議題(a liberal agenda)。問的人不出所料，回答的人也行禮如儀，也證實了我一再指出的，台灣政治沒有右派的困境。比較令人訝異的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左仔水準這麼差。原本以為楊儒門是個革命行動家，又坐過牢，應該很有思考的高度，結果居然問出「總統府種菜」的問題，是在玩選美的機智問答嗎？搞半天，只是個衝動的笨囝仔。還有那個問要不要把國軍改成「地球防衛軍」的天才。一定要坐實人家說左派是腦死的質疑嗎？
我如果是楊儒門，我會這麼問。「我是楊儒門，你們知道我的故事嗎？你們認為楊儒門這三個字在現在代表的是什麼意思嗎？你們覺得年輕人都該當楊儒門嗎？你們的農業政策和我楊儒門的關係是什麼？」這才是驕傲的革命家該講的話，喜歡談種菜，回家自己種, 搞屁。
而總結公民團體的提問和三個候選人的回答，我們可以用三個英文字來表述：Tax and spend。這裡津貼，那裡補助，錢從那裡來？三中要保護，富人等著被剝皮吧。等富人都被剝完了，落跑了，如果到時還有任何中產階級留著的話，就輪到中產階級來養貴族勞工了。就像美國全國在過苦日子，華盛頓特區卻是夜夜笙歌一樣，台灣未來只有一個行業欣欣向榮，就是公務員。錢多事少，放假還有薪，年輕人如果不去考公務員，那肯定是腦子壞了。
只可惜共產革命在１９８９年就已經證明失敗了，不然全民公務員化還真是個救經濟、救失業的好點子。
上週的公民團體提問，一整個擺開，通通是左派、自由派的議題(a liberal agenda)。問的人不出所料，回答的人也行禮如儀，也證實了我一再指出的，台灣政治沒有右派的困境。比較令人訝異的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左仔水準這麼差。原本以為楊儒門是個革命行動家，又坐過牢，應該很有思考的高度，結果居然問出「總統府種菜」的問題，是在玩選美的機智問答嗎？搞半天，只是個衝動的笨囝仔。還有那個問要不要把國軍改成「地球防衛軍」的天才。一定要坐實人家說左派是腦死的質疑嗎？
我如果是楊儒門，我會這麼問。「我是楊儒門，你們知道我的故事嗎？你們認為楊儒門這三個字在現在代表的是什麼意思嗎？你們覺得年輕人都該當楊儒門嗎？你們的農業政策和我楊儒門的關係是什麼？」這才是驕傲的革命家該講的話，喜歡談種菜，回家自己種, 搞屁。
而總結公民團體的提問和三個候選人的回答，我們可以用三個英文字來表述：Tax and spend。這裡津貼，那裡補助，錢從那裡來？三中要保護，富人等著被剝皮吧。等富人都被剝完了，落跑了，如果到時還有任何中產階級留著的話，就輪到中產階級來養貴族勞工了。就像美國全國在過苦日子，華盛頓特區卻是夜夜笙歌一樣，台灣未來只有一個行業欣欣向榮，就是公務員。錢多事少，放假還有薪，年輕人如果不去考公務員，那肯定是腦子壞了。
只可惜共產革命在１９８９年就已經證明失敗了，不然全民公務員化還真是個救經濟、救失業的好點子。
12/18/2011
沒有錢
現在歐元區的問題，很像是美國大陸會議的十三州簽署了獨立宣言後的情況。各州之間是用一個鬆散的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維繫。華盛頓說，這個聯邦政府是失敗的，因為「沒有錢no money」。聯邦政府可以印鈔，但沒人承認那個貨幣。聯邦政府也可以借錢，但聯邦政府還不起，因為沒有稅收。這種狀況，一直拖了十幾年，終究因為麻州民變，而聯邦政府無能為力之後，得面臨改變。十三州代表同意建立一個更緊密的結盟，坐下來開了個制憲會議，而談出了一個史所未見的國家架構，形成了美國憲法。
歐元區諸國，如果要繼續使用歐元，就得像是美國一樣，要成立一個更緊密的結盟，即所謂的歐羅巴合眾國。如此才有統一的貨幣政策，統一的財政政策。而政府財政政策，不只是表面上的管錢問題而已，因為所有的政策，外交也好，內政也好，國防也好，那一個政策用不到錢？那一個政策不用在預算有所取捨？所以統一的財政政策，代表的就是統一的政府。
但同文同種的美國十三州人民花了12年(1776~1787），才完成了制憲。不同文、不同種，甚至彼此間打過世界大戰的歐洲各國，要花幾年，才有可能完成這項任務？時間雖然是最好的一帖藥，但時間，並不站在歐債危機的這一邊。
我個人一直對歐債危機充滿悲觀，因為就算歐洲央行跳出來，毀壞憲章，出手買南歐諸國的公債，問題仍不算解決。所以上週我看到Martin Feldstein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論述歐債危機的解法時，不由得又佩服起這位至始至終都質疑歐元可行性的經濟學大老起來，因為這個大老不只是看法超越時代，更是能提供解決方案的政策高手。
Feldstein不但沒再提歐元必敗，反而認為如果政策對的話，歐元區是可以走出這場泥淖。首先，要明白現在談統合，時機不對，時間不夠，不應該把財政統合列為第一目標。然後，要區分出義大利和希臘的不同。希臘是沒救的，讓它倒債，保護銀行，而不是保護希臘。讓希臘脫離歐元，雖然痛苦，但可以把火力集中在拯救義大利，因為義大利是有救的。
義大利雖然在明年有高達三千億歐元的預算缺口，但只有約四百億歐元是真正的缺口，其它的是債務到期，借新債償舊債的roll over而已，只要歐洲央行給各歐洲銀行信心，義大利的債是可以給歐洲銀行給吃下的。而義大利本身，也要經歷重大的改革，縮衣節食並且適度加稅是必要的，畢竟一年四百億，不是小錢。景氣衰退，長期不振是必然，但比整個崩解，來得好多了。
作為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Feldstein的看法果然還是一流。也許，希臘正式倒債那一天，也就是利空真正出盡的那一天。
歐元區諸國，如果要繼續使用歐元，就得像是美國一樣，要成立一個更緊密的結盟，即所謂的歐羅巴合眾國。如此才有統一的貨幣政策，統一的財政政策。而政府財政政策，不只是表面上的管錢問題而已，因為所有的政策，外交也好，內政也好，國防也好，那一個政策用不到錢？那一個政策不用在預算有所取捨？所以統一的財政政策，代表的就是統一的政府。
但同文同種的美國十三州人民花了12年(1776~1787），才完成了制憲。不同文、不同種，甚至彼此間打過世界大戰的歐洲各國，要花幾年，才有可能完成這項任務？時間雖然是最好的一帖藥，但時間，並不站在歐債危機的這一邊。
我個人一直對歐債危機充滿悲觀，因為就算歐洲央行跳出來，毀壞憲章，出手買南歐諸國的公債，問題仍不算解決。所以上週我看到Martin Feldstein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論述歐債危機的解法時，不由得又佩服起這位至始至終都質疑歐元可行性的經濟學大老起來，因為這個大老不只是看法超越時代，更是能提供解決方案的政策高手。
Feldstein不但沒再提歐元必敗，反而認為如果政策對的話，歐元區是可以走出這場泥淖。首先，要明白現在談統合，時機不對，時間不夠，不應該把財政統合列為第一目標。然後，要區分出義大利和希臘的不同。希臘是沒救的，讓它倒債，保護銀行，而不是保護希臘。讓希臘脫離歐元，雖然痛苦，但可以把火力集中在拯救義大利，因為義大利是有救的。
義大利雖然在明年有高達三千億歐元的預算缺口，但只有約四百億歐元是真正的缺口，其它的是債務到期，借新債償舊債的roll over而已，只要歐洲央行給各歐洲銀行信心，義大利的債是可以給歐洲銀行給吃下的。而義大利本身，也要經歷重大的改革，縮衣節食並且適度加稅是必要的，畢竟一年四百億，不是小錢。景氣衰退，長期不振是必然，但比整個崩解，來得好多了。
作為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Feldstein的看法果然還是一流。也許，希臘正式倒債那一天，也就是利空真正出盡的那一天。
12/16/2011
磨床
劃分同是右派裡的保守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最好的方法大概就是對同性戀的看法。既便是最具包容心的保守派，也只是「包容」同性戀，本質上還是認為他們有「病」、有「缺陷」。而對古典自由主義者而言，誰愛誰，愛同性、愛異性，還是雙性，都不關我的事。至於缺陷說，如果知道許多有品味的行業，很多都由同志主導，那麼誰有「缺陷」，還不一定。這就是我對同性戀的看法。
但還要加一句以前帝俄時代，猶太人對沙皇的看法，「祝你長命百歲，但請你離我遠一點。」因為從小到大，我不知道被同志approach過多少次，本人實在很怕，雖然中年發福了，同志早就不再找上我了，但還是敬而遠之。
所以我知道說最近很紅的一個手機app，是專門服務同志尋找同志，我就覺得很棒。這個Grindr app，特點就是利用手機的全球定位系統，讓你知道周遭是否有志同道合的同性戀，而且還有社群網路的功能，可以很成功地把非同志關在圈外。如此一來，也不會有我以前碰到的尷尬。因為找錯人，不只是被approach的人不舒服，找的人同樣很難過。
我覺得這個劃分「敵我」的概念，還可以有許多衍生。比如說，喜歡玩特定電玩的人士，一定也會很想知道周遭有沒有可以一起暢所欲言的同好。再不然就是在政治傾向上的應用。現在朋友間相聚，常有政治立場不同，而有言語衝突的情況。如果有一個「深綠」app和一個「深藍」app，用來確定面對的人，到底是和自己是同國，還是不同國，了解這樣的底細，衝突就可以事先避免，而且還可以聊個痛快，多好！
但還要加一句以前帝俄時代，猶太人對沙皇的看法，「祝你長命百歲，但請你離我遠一點。」因為從小到大，我不知道被同志approach過多少次，本人實在很怕，雖然中年發福了，同志早就不再找上我了，但還是敬而遠之。
所以我知道說最近很紅的一個手機app，是專門服務同志尋找同志，我就覺得很棒。這個Grindr app，特點就是利用手機的全球定位系統，讓你知道周遭是否有志同道合的同性戀，而且還有社群網路的功能，可以很成功地把非同志關在圈外。如此一來，也不會有我以前碰到的尷尬。因為找錯人，不只是被approach的人不舒服，找的人同樣很難過。
我覺得這個劃分「敵我」的概念，還可以有許多衍生。比如說，喜歡玩特定電玩的人士，一定也會很想知道周遭有沒有可以一起暢所欲言的同好。再不然就是在政治傾向上的應用。現在朋友間相聚，常有政治立場不同，而有言語衝突的情況。如果有一個「深綠」app和一個「深藍」app，用來確定面對的人，到底是和自己是同國，還是不同國，了解這樣的底細，衝突就可以事先避免，而且還可以聊個痛快，多好！
12/14/2011
借酒澆愁愁更愁
新聞報導說法國年輕人酗酒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記者說是因為法國家長從小鼓勵小孩喝酒，長大自然越喝越多。這真是個不負責任的隨意評論。法國人愛喝酒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沒有結構性的原因改變，而有結構性的後果改變，不是亂七八糟的評論嗎？依我看，法國年輕人酗酒的問題，正是年輕人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借酒澆愁的結果。
法國大概是歐美先進國家裡，最先發生一代過得不如一代現象的社會。如果有機會調查一下研究勞動市場的經濟學家，大概十個有九個會說，是法國僵化的勞動法規造成的（另外一個，應該是克魯曼）。勞動法規訂立大都是出於對勞工的善意，但是人生通常不是這樣，善意就會有善果。法國的工會力量強大，強大到讓政府規定出員工每週僅需工作三十五小時，每年有五週有薪假的天堂法案。結果當然是企業能少用一個正式員工，就少用一個，能外移的，就外移，真的什麼地方都擠不出來的，就關門倒店。另一方面，年輕人不但就業機會少，政府同時也拿救濟金當嗎啡一樣餵，長此以往，誰想工作？誰想創業？原本只是景氣週期性的失業，在工會和政府的德政下，變成結構性的失業，永遠的二位數失業，永遠的四分之一以上年輕人遊手好閒，社會能安定、國家能進步才怪！歐債風暴只是壓死法國的最後稻草而已。
上期的紐約客有沙克吉如何「恢復」法蘭西榮光的故事。簡單地說，就是沒救了。
馬英九的所謂無薪假法制化，有相當的危險會把原本景氣週期性失業，變成結構性的失業，道理和法國勞動市場的演進是一樣的。2008年的無薪假大潮，苦的是一陣子，等全球景氣好轉，不用政府勸說，缺工的現象老早逼迫企業聘回員工。如果當初政府是全面地「法制化」無薪假，很有可能這些工作就一去不復返了。我想再強調一次，很不幸，景氣不好，總是有人受害，但政策制定，不能單靠善意，不然必會顧此失彼，一定要用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了解政策長期以及全面性的影響。
擺在台灣面前的，是前所未見的經濟轉型挑戰。在短期的面向上，政府要像我之前一直力推的，加重基礎公共建設的投資力道，一方面吸納中、下階層勞動力，給經濟轉型買時間，一方面靠著更進步的基礎建設提昇國民的生產力。在長期的面向上，要把現有勞動力，轉型為因應未來經濟的勞動力。我會再寫一篇，講經濟轉型的長期面向作為。
法國大概是歐美先進國家裡，最先發生一代過得不如一代現象的社會。如果有機會調查一下研究勞動市場的經濟學家，大概十個有九個會說，是法國僵化的勞動法規造成的（另外一個，應該是克魯曼）。勞動法規訂立大都是出於對勞工的善意，但是人生通常不是這樣，善意就會有善果。法國的工會力量強大，強大到讓政府規定出員工每週僅需工作三十五小時，每年有五週有薪假的天堂法案。結果當然是企業能少用一個正式員工，就少用一個，能外移的，就外移，真的什麼地方都擠不出來的，就關門倒店。另一方面，年輕人不但就業機會少，政府同時也拿救濟金當嗎啡一樣餵，長此以往，誰想工作？誰想創業？原本只是景氣週期性的失業，在工會和政府的德政下，變成結構性的失業，永遠的二位數失業，永遠的四分之一以上年輕人遊手好閒，社會能安定、國家能進步才怪！歐債風暴只是壓死法國的最後稻草而已。
上期的紐約客有沙克吉如何「恢復」法蘭西榮光的故事。簡單地說，就是沒救了。
馬英九的所謂無薪假法制化，有相當的危險會把原本景氣週期性失業，變成結構性的失業，道理和法國勞動市場的演進是一樣的。2008年的無薪假大潮，苦的是一陣子，等全球景氣好轉，不用政府勸說，缺工的現象老早逼迫企業聘回員工。如果當初政府是全面地「法制化」無薪假，很有可能這些工作就一去不復返了。我想再強調一次，很不幸，景氣不好，總是有人受害，但政策制定，不能單靠善意，不然必會顧此失彼，一定要用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了解政策長期以及全面性的影響。
擺在台灣面前的，是前所未見的經濟轉型挑戰。在短期的面向上，政府要像我之前一直力推的，加重基礎公共建設的投資力道，一方面吸納中、下階層勞動力，給經濟轉型買時間，一方面靠著更進步的基礎建設提昇國民的生產力。在長期的面向上，要把現有勞動力，轉型為因應未來經濟的勞動力。我會再寫一篇，講經濟轉型的長期面向作為。
12/12/2011
葛蘭魏爾
在文理學院教書最大的缺點，大概就是沒法直接了解最新的研究，因為學校通常沒能力、也沒意願辦學術研討會。但是還好我附近還有不錯的研究型大學，所以我還是盡量一學期找兩天，到附近的研究大學，聽他們的研討會，吸取新知。
最近聽了這個Glen Weyl的演講。Weyl是去年10-11年經濟博士就業市場的明星，07年普林斯頓大學畢業，08年普林斯頓經濟學博士。你沒看錯，他只花了一年，就拿到博士。當然這種overachiever（過度成就者？），一定是大學時就把人家博士班的課修完，還考過了資格考那種。
拿到博士後，Weyl先到哈佛加入Society of Fellows。這個榮譽社團就是給他們認為是天才，未來會對社會有傑出貢獻的年輕人不少錢，讓這些人用兩年時間，不用做事，光發想，光討論，光研究。在經濟領域裡，曾經是Fellow的成員，就包含了Paul Samuelson, James Tobin及Jeffrey Sachs這些諾貝爾獎的得主，還有蘋果橘子經濟學家Steven Levitt這些名人。也就是說，一般認為Weyl就是這種等級的，所以他在一片不景氣聲中，還是輕鬆地拿下芝加哥大學的教職。
那聽他演講的經驗呢？
口齒清晰，腦筋清楚自然不再話下。但更重要的是，他一講完研究動機，我就沒輒了。當然他講的是個體理論，不在我的範圍內，但我想就算我是做個體、價格理論的，他的數學也不是我可以懂的。這一點可以由在座聽眾一片鴉雀無聲，毫無提問可以得到驗證。所以，很難說到底這傢伙是真材實料，還是像謠言說的，他只是個自大狂，而什麼都不會。
我在系上報告我的就業論文時，和在場的學弟妹建議，一定要常聽研討會，不管聽得懂，還是聽不懂。這種能量的吸收，就像是服用維他命、上健身房一樣，一時半刻看不出差別，但時間久了，就立見高下。再則，我的論文裡原本的障礙，就是聽了一個討論後，而豁然開朗的。你永遠不知道你是不是會在下一場研討會遇上你的貴人。
最近聽了這個Glen Weyl的演講。Weyl是去年10-11年經濟博士就業市場的明星，07年普林斯頓大學畢業，08年普林斯頓經濟學博士。你沒看錯，他只花了一年，就拿到博士。當然這種overachiever（過度成就者？），一定是大學時就把人家博士班的課修完，還考過了資格考那種。
拿到博士後，Weyl先到哈佛加入Society of Fellows。這個榮譽社團就是給他們認為是天才，未來會對社會有傑出貢獻的年輕人不少錢，讓這些人用兩年時間，不用做事，光發想，光討論，光研究。在經濟領域裡，曾經是Fellow的成員，就包含了Paul Samuelson, James Tobin及Jeffrey Sachs這些諾貝爾獎的得主，還有蘋果橘子經濟學家Steven Levitt這些名人。也就是說，一般認為Weyl就是這種等級的，所以他在一片不景氣聲中，還是輕鬆地拿下芝加哥大學的教職。
那聽他演講的經驗呢？
口齒清晰，腦筋清楚自然不再話下。但更重要的是，他一講完研究動機，我就沒輒了。當然他講的是個體理論，不在我的範圍內，但我想就算我是做個體、價格理論的，他的數學也不是我可以懂的。這一點可以由在座聽眾一片鴉雀無聲，毫無提問可以得到驗證。所以，很難說到底這傢伙是真材實料，還是像謠言說的，他只是個自大狂，而什麼都不會。
我在系上報告我的就業論文時，和在場的學弟妹建議，一定要常聽研討會，不管聽得懂，還是聽不懂。這種能量的吸收，就像是服用維他命、上健身房一樣，一時半刻看不出差別，但時間久了，就立見高下。再則，我的論文裡原本的障礙，就是聽了一個討論後，而豁然開朗的。你永遠不知道你是不是會在下一場研討會遇上你的貴人。
12/09/2011
依舊煙籠十里堤
很難說我到底希不希望歐債危機趕快走到盡頭。一方面，我手上盡是做空，而且又很希望經濟、股市重創把很令人討厭的馬英九拉下台；但另一方面，經濟不好，總是有人受苦。現在是景氣不好，只有「聽說」誰失業，等到變景氣蕭條時，可能就是認識的誰失業。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並不適合用在這時。但話說回來，自己的想望，不應該變成判斷時事走勢的關鍵，所以要評論週五股市大漲的原因，還是客觀審慎為佳。
歐盟的政客在週五先修正了之前的錯誤，現在義大利、西班牙的公債殖利率居高不下，他們認為先前要銀行註消希臘債務的決定是錯的，這要求造成歐洲銀行避這些南歐公債唯恐不及，公債需求大幅下降，因而拉高殖利率。所以從現在開始，不會再要求私部門的配合(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而這點，我在「強心針還是葉克膜」裡早就預測過了。
另一方面，歐盟也打算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當白手套，讓歐洲央行、各國國家央行、甚至財政部可以間接的提供紓困基金，購買各國公債。雖然把原本不在風暴裡的非歐元區國家，像是英國、瑞典，也一起扯入，但算是暫時解決歐洲央行僵硬的憲章問題。
這是止血的部份。但核心的病症，既不是在私部門對公債的需求，也不是在紓困基金數目夠不夠大，重點還是在財政赤字和歐元連結起來的問題。周五傳出來的方案，細節還不確定，但說是各國要簽協定(agreement)，不但共同出錢互相救援，更要互相監管。協定裡將授權歐盟法庭有權力廢止各國不符合財政預算赤字規定的法案。這規定讓整個方案看起來不是無牙老虎，但我卻看得頭皮發麻。
首先簽的是協定(agreement)，而不是條約(treaty)，目的當然是要跳過曠日費時的各國國內投票通過認可條約。但這一方便行事，馬上把老虎的牙給拔了一半。希臘人、義大利人沒辦法縮衣節食，不是在帳上做假，就是把歐盟法庭當成屁，歐盟各國你們能怎麼樣呢？派兵佔領雅典、攻打羅馬嗎？
更重要的是，我不認為歐洲人已經把國家主權看得這麼輕了。公民賦予民代權力，訂定法條後，上面居然還有一個太上法庭，多半是「外國人」在主持的法庭，隨時可以把法律給否決了。這可不是美國的大法官在違憲審查，這是史所未見的大規模主權讓渡給「菁英集團」的恐怖行為。美國保守派先驅，William Buckley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與其相信哈佛的教授們，我寧可讓波士頓電話簿裡前四百個人來治理美國政府。」而現在歐洲人居然走回頭路，可以這麼相信布魯塞爾的官僚了？
至少，我不相信英國人的這一票投得下去。所以，這天真的決議，還是註定要被打槍了。
歐盟的政客在週五先修正了之前的錯誤，現在義大利、西班牙的公債殖利率居高不下，他們認為先前要銀行註消希臘債務的決定是錯的，這要求造成歐洲銀行避這些南歐公債唯恐不及，公債需求大幅下降，因而拉高殖利率。所以從現在開始，不會再要求私部門的配合(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而這點，我在「強心針還是葉克膜」裡早就預測過了。
另一方面，歐盟也打算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當白手套，讓歐洲央行、各國國家央行、甚至財政部可以間接的提供紓困基金，購買各國公債。雖然把原本不在風暴裡的非歐元區國家，像是英國、瑞典，也一起扯入，但算是暫時解決歐洲央行僵硬的憲章問題。
這是止血的部份。但核心的病症，既不是在私部門對公債的需求，也不是在紓困基金數目夠不夠大，重點還是在財政赤字和歐元連結起來的問題。周五傳出來的方案，細節還不確定，但說是各國要簽協定(agreement)，不但共同出錢互相救援，更要互相監管。協定裡將授權歐盟法庭有權力廢止各國不符合財政預算赤字規定的法案。這規定讓整個方案看起來不是無牙老虎，但我卻看得頭皮發麻。
首先簽的是協定(agreement)，而不是條約(treaty)，目的當然是要跳過曠日費時的各國國內投票通過認可條約。但這一方便行事，馬上把老虎的牙給拔了一半。希臘人、義大利人沒辦法縮衣節食，不是在帳上做假，就是把歐盟法庭當成屁，歐盟各國你們能怎麼樣呢？派兵佔領雅典、攻打羅馬嗎？
更重要的是，我不認為歐洲人已經把國家主權看得這麼輕了。公民賦予民代權力，訂定法條後，上面居然還有一個太上法庭，多半是「外國人」在主持的法庭，隨時可以把法律給否決了。這可不是美國的大法官在違憲審查，這是史所未見的大規模主權讓渡給「菁英集團」的恐怖行為。美國保守派先驅，William Buckley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與其相信哈佛的教授們，我寧可讓波士頓電話簿裡前四百個人來治理美國政府。」而現在歐洲人居然走回頭路，可以這麼相信布魯塞爾的官僚了？
至少，我不相信英國人的這一票投得下去。所以，這天真的決議，還是註定要被打槍了。
12/08/2011
選擇權社會
刊登於財訊387期。
擁有Land Rover及Mini Austin等知名品牌的英國路華集團(Rover Group)，一度為BMW經營擁有。但在2000年時，BMW除了把Mini留下外，路華集團的其它部份，包含車廠及品牌在內，全部廉價賣掉。賣了多少錢？十英磅。 這麼大一片資產，怎如此賤價？
一來是因為品牌沒有前途，二來是資產雖多，但債務更多。車廠及員工，除了造車、賣車外，並沒有其它用途。從選擇權的角度來看，暗淡的未來代表的就是資產升值無望，沒有希望就沒有價值。相較於新興的社交網路Facebook，雖沒有什麼恆產，卻已經被鑑價上了千億美元，因為Facebook的平台，擁有許多的可能性，許多的選擇權，自然價值萬金。
如果套上了「選擇權」這副眼鏡看「價值」，事情會變得不一樣，尤其是公共政策。政府的許多公共政策，到底是讓社會選擇變多了，還是走上死胡同?同樣是刺激景氣，消費券的錢發下去就沒了，如果把錢拿來蓋交通建設，反而讓社會多了更多選擇。健保獨門生意，壟斷了醫療行為的購買，也是把路子走窄了，而不是讓社會有更多的選擇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可以讓外貿更多選擇，但和中國的ECFA卻是縮小自已的選擇權。又比如產業政策，工研院的成立，是讓社會有更多的選擇權，因為新興產業一個又一個從工研院生出來，但同樣的錢，如果拿去給特定產業紓困，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那有什麼選擇權？
選擇權有買賣兩方，但兩方的權利義務是不對等的。擁有選擇權的買方，不高興就走人，沒有任何義務。至於賣方，只有義務沒有權利，賣方得隨時準備好買方要求執行選擇權。政府所謂的兩兆雙星計劃，其實還是產生了選擇權，只是這選擇權是在商人手裡。商人賺了錢，放進了口袋；當生意真得弄糟了，商人可以要政府拿錢出來紓困。穩賺不賠，不折不扣是個買權(call option)。但這等產業政策，無異於利益輸送。更慘的是，政府紓困的方法是逼迫銀行貸款，更是把金融產業一起賠了進去。
路華集團其實就是英國版的兩兆雙星。英國人造車不如人，英國政府不是快速地讓路華壽終正寢，反而是收歸國有，越搞越慘。好不容易騙了德國人買下，但一樣弄得焦頭爛額，最後是既賠上了納稅人稅金，更沒把英國汽車業救起來，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擁有Land Rover及Mini Austin等知名品牌的英國路華集團(Rover Group)，一度為BMW經營擁有。但在2000年時，BMW除了把Mini留下外，路華集團的其它部份，包含車廠及品牌在內，全部廉價賣掉。賣了多少錢？十英磅。 這麼大一片資產，怎如此賤價？
一來是因為品牌沒有前途，二來是資產雖多，但債務更多。車廠及員工，除了造車、賣車外，並沒有其它用途。從選擇權的角度來看，暗淡的未來代表的就是資產升值無望，沒有希望就沒有價值。相較於新興的社交網路Facebook，雖沒有什麼恆產，卻已經被鑑價上了千億美元，因為Facebook的平台，擁有許多的可能性，許多的選擇權，自然價值萬金。
如果套上了「選擇權」這副眼鏡看「價值」，事情會變得不一樣，尤其是公共政策。政府的許多公共政策，到底是讓社會選擇變多了，還是走上死胡同?同樣是刺激景氣，消費券的錢發下去就沒了，如果把錢拿來蓋交通建設，反而讓社會多了更多選擇。健保獨門生意，壟斷了醫療行為的購買，也是把路子走窄了，而不是讓社會有更多的選擇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可以讓外貿更多選擇，但和中國的ECFA卻是縮小自已的選擇權。又比如產業政策，工研院的成立，是讓社會有更多的選擇權，因為新興產業一個又一個從工研院生出來，但同樣的錢，如果拿去給特定產業紓困，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那有什麼選擇權？
選擇權有買賣兩方，但兩方的權利義務是不對等的。擁有選擇權的買方，不高興就走人，沒有任何義務。至於賣方，只有義務沒有權利，賣方得隨時準備好買方要求執行選擇權。政府所謂的兩兆雙星計劃，其實還是產生了選擇權，只是這選擇權是在商人手裡。商人賺了錢，放進了口袋；當生意真得弄糟了，商人可以要政府拿錢出來紓困。穩賺不賠，不折不扣是個買權(call option)。但這等產業政策，無異於利益輸送。更慘的是，政府紓困的方法是逼迫銀行貸款，更是把金融產業一起賠了進去。
路華集團其實就是英國版的兩兆雙星。英國人造車不如人，英國政府不是快速地讓路華壽終正寢，反而是收歸國有，越搞越慘。好不容易騙了德國人買下，但一樣弄得焦頭爛額，最後是既賠上了納稅人稅金，更沒把英國汽車業救起來，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12/07/2011
你為我做了什麼
兩個台灣政客選舉時最漂亮、但也最假仙的語言，一個是馬英九喜歡在勝選後說的，「高興一天就好」；另一個則是阿扁在台北市長落選後，引用並改寫邱吉爾落敗後說的，「對進步團隊的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徵。」
邱吉爾這樣一個戰爭英雄，不但在希特勒野心透露前就預警世人，更帶領英國人和盟軍擊退德軍，大獲全勝，眾人都覺得邱吉爾將長期領導英國時，歐洲戰事一結束，他卻馬上選舉落敗。Kagan教授在評論這樣一個奇事時說，「這告訴我們民主政治的第一守則，所有政治人物都要準備回答選民的問題，即〈你最近為我做了什麼？〉成績斐然，好，然後再回答另外一個問題，〈接下來你要為我做什麼？〉」對偉大領袖的無情，不是偉大民族的象徵，而是成熟民主的必然。
人是很賤、很自私的，變成選民後的人，就會不賤、不自私嗎？不會，所以要我這一票，請拿東西來換。這是我舊文「危機右派還是右派危機」裡要傳達的很重要一個論點，民主必然導向民粹，而矯正民粹所帶來的政府無限大弊病，需要靠的是右派的力量，一個不斷以削減政府規模為職志的力量。美國右派有教會保守派的加持，所以政治上，左右力量不致差距太大，因此美國政府規模和業務範圍一向不如歐陸國家那麼包山包海，民間活力得以保存。
很不幸，台灣有反動派，但是沒有保守派，所以往歐陸走的傾向十分嚴重。比歐陸國家更嚴重的問題是，台灣的官員，能者固然有，但廢物卻更多，所以國家機器的鏍絲很鬆，很容易讓仰賴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假右派資本家給腐敗了。一方面，政治人物選舉支票猛開，財政赤字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官僚體系後門大開，國家資源利益輸送給私人企業，同時稅基在利益團體的遊說下大幅流失。兩相夾擊，台灣財政危矣。歐洲國家幾十年才能達到的歐債境界，也許我們只要花一個世代就可以達成，這不敕是另一項台灣奇蹟！
不用考慮本身東倒西歪的中國，我就已經相當悲觀未來台灣的走向，只希望歐洲悲劇帶來的警世效果，可以給我們多買一些時間，讓長老教會和慈濟功德會有機會建立台灣真正的保守派力量，而讓我們有走出泥沼的一天。
邱吉爾這樣一個戰爭英雄，不但在希特勒野心透露前就預警世人，更帶領英國人和盟軍擊退德軍，大獲全勝，眾人都覺得邱吉爾將長期領導英國時，歐洲戰事一結束，他卻馬上選舉落敗。Kagan教授在評論這樣一個奇事時說，「這告訴我們民主政治的第一守則，所有政治人物都要準備回答選民的問題，即〈你最近為我做了什麼？〉成績斐然，好，然後再回答另外一個問題，〈接下來你要為我做什麼？〉」對偉大領袖的無情，不是偉大民族的象徵，而是成熟民主的必然。
人是很賤、很自私的，變成選民後的人，就會不賤、不自私嗎？不會，所以要我這一票，請拿東西來換。這是我舊文「危機右派還是右派危機」裡要傳達的很重要一個論點，民主必然導向民粹，而矯正民粹所帶來的政府無限大弊病，需要靠的是右派的力量，一個不斷以削減政府規模為職志的力量。美國右派有教會保守派的加持，所以政治上，左右力量不致差距太大，因此美國政府規模和業務範圍一向不如歐陸國家那麼包山包海，民間活力得以保存。
很不幸，台灣有反動派，但是沒有保守派，所以往歐陸走的傾向十分嚴重。比歐陸國家更嚴重的問題是，台灣的官員，能者固然有，但廢物卻更多，所以國家機器的鏍絲很鬆，很容易讓仰賴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假右派資本家給腐敗了。一方面，政治人物選舉支票猛開，財政赤字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官僚體系後門大開，國家資源利益輸送給私人企業，同時稅基在利益團體的遊說下大幅流失。兩相夾擊，台灣財政危矣。歐洲國家幾十年才能達到的歐債境界，也許我們只要花一個世代就可以達成，這不敕是另一項台灣奇蹟！
不用考慮本身東倒西歪的中國，我就已經相當悲觀未來台灣的走向，只希望歐洲悲劇帶來的警世效果，可以給我們多買一些時間，讓長老教會和慈濟功德會有機會建立台灣真正的保守派力量，而讓我們有走出泥沼的一天。
12/05/2011
拙集(二)
Ely教授指出，微軟的作業系統拙集和比目魚的拙集還是有顯著的不一樣。
微軟的作業系統從DOS到視窗雖然一路修修補補，但畢竟整個開發的過程，主事者是一路地進行最適化的決策，一直在比較，修補這個漏洞，改進這個程序，調整這個介面所需的成本和獲得，和打掉重練相比，何者較佳？所以雖然一路拙集下來，但因為有動態最適化，革命性的進步(progress)還是會發生。
但演化不一樣。生命可能是憑空而來，也可能還是由造物者創出，但演化的過程很可能沒有一個造物者在進行「最適化決策」，進步是適應環境、逐步改善(adaptive)來的。一個由適應環境來的進步過程，在任一個階段，都是繼承上一個階段的材料，經由隨機而來的改造（如突變），產生差異性，而最後適者生存。「進步」是這樣產生的。但這適者生存所汰存的，是適應今日的環境，並不像微軟的作業系統一樣，含有往前看的性質(forward-looking)。
回到經濟學的方法。經濟學方法很大一部份依賴顯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也就是說，我們比較相信人「做」出來的行為，而不是人「說」出來的傾向（即鄉民說的口嫌體正直）。Ely教授認為，如果人受限於拙集，那顯現出來的行為和人「既定的目標」會有一段距離，也就是說顯示性偏好，和人的真實偏好，也會有一大段距離。也就是說，「人性必自私」這樣很強烈，主流經濟學理論所依賴的基礎，也許並不是對的。
所以新一派的行為經濟學，許多的建模改善，就在於如何修改人的效用函數，如何把環境帶給人類的束縛，加到理論模型裡。但在經濟學長、短期的分野上，長期的均衡，實際上是沒有束縛（constraint)的。比如說，我們認為石油的供給曲線，斜率還蠻陡的，也就是說，短期的供給量，不會隨著價格有太大的調整。但如果你把時間拉得很長，斜率馬上變得很平坦，各式各樣產生油的方式都會跑出來。既然長期沒有束縛，適應出來的進步(adaptive progress)，總有一天，會達到和往前看的動態最適化一樣的結果。
Ely教授說，他的論文最大的貢獻就是，他用理論證明長期「拙集」下來，這些束縛不見得會消失，時間拉得再長，陰影仍在。也就是說，他認為他的理論，支持了新一派的行為經濟學的建模努力。
所以新一派的行為經濟學，許多的建模改善，就在於如何修改人的效用函數，如何把環境帶給人類的束縛，加到理論模型裡。但在經濟學長、短期的分野上，長期的均衡，實際上是沒有束縛（constraint)的。比如說，我們認為石油的供給曲線，斜率還蠻陡的，也就是說，短期的供給量，不會隨著價格有太大的調整。但如果你把時間拉得很長，斜率馬上變得很平坦，各式各樣產生油的方式都會跑出來。既然長期沒有束縛，適應出來的進步(adaptive progress)，總有一天，會達到和往前看的動態最適化一樣的結果。
Ely教授說，他的論文最大的貢獻就是，他用理論證明長期「拙集」下來，這些束縛不見得會消失，時間拉得再長，陰影仍在。也就是說，他認為他的理論，支持了新一派的行為經濟學的建模努力。
話說回來，要一槍幹倒Ely教授最快的觀點，就是「誰說沒有神？神的決定，豈是凡人能了解的？」
但這不是這個系列的重點。待續。
但這不是這個系列的重點。待續。
12/02/2011
和平的橄欖枝
Donald Kagan教授原本也是像多數學院裡的教授一樣，是個左派、自由派(liberal)，他後來轉變成信仰新保守主義的很大關鍵是他親身目睹了六零年代學運走過頭的恐怖過程。彼時他在康乃爾任教，抗議的學生佔領學校大樓，拿著槍逼迫學校當局開設「黑人研究」課程，而學校當局的反應，就Kagan教授的說法，徹底展現了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般的勇氣。而張伯倫，就是姑息希特勒的禍首元兇。自此他對自由派走向虛無主義的態勢，相當反感。
Kagan教授是徹底討厭張伯倫這類所謂的和平主義者，他在談到希臘人力抗波斯帝國的馬拉松戰役時，再度把張伯倫痛打一頓。公元前五世紀初，新生的民主希臘面臨波斯帝國的入侵，在雅典的帶領下，希臘人打敗了實力和數目都遠超過希臘的波斯大軍。Kagan教授說，誰說戰爭不重要的？沒有了馬拉松戰役，人類史上的第一次民主實驗就在站穩腳步前給幹掉了。如果希臘輸了，雅典肯定給燒了，蘇格拉底還沒誕生，但就算他的父母沒亡，照把他生下，大概也不是我們所認識的希臘哲人，更何況他的弟子柏拉圖，徒孫亞理士多德呢？
西方文明的起源如果就這麼被毀了，也許人類文明還是可以發展，但是肯定要遲，要更不順利。Kagan教授說，馬拉松一役，正如伊利沙白女皇的英軍，幹掉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一樣，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希臘帝國時代。而更重要的是，民主，這一全新的概念得以保留，得以在羅馬時代傳承，而給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留存一線香火，而得以在西方世界發揚光大，進而散播全世界。
戰爭那裡是張伯倫說的「什麼也沒贏，什麼也沒治癒，什麼也沒解決」？Kagan教授說，去和那些亡者、戰爭受難者、大屠殺倖存者、奴隸的後代說去，去問他們戰爭是不是不重要？
偽善的和平主義者通常是戰爭頭子最大的姑息者。把身家性命都送給敵人，不是和平主義，是貨真價實的投降主義。記住，和平的橄欖枝，是強者才有資格遞出的。
Kagan教授是徹底討厭張伯倫這類所謂的和平主義者，他在談到希臘人力抗波斯帝國的馬拉松戰役時，再度把張伯倫痛打一頓。公元前五世紀初，新生的民主希臘面臨波斯帝國的入侵，在雅典的帶領下，希臘人打敗了實力和數目都遠超過希臘的波斯大軍。Kagan教授說，誰說戰爭不重要的？沒有了馬拉松戰役，人類史上的第一次民主實驗就在站穩腳步前給幹掉了。如果希臘輸了，雅典肯定給燒了，蘇格拉底還沒誕生，但就算他的父母沒亡，照把他生下，大概也不是我們所認識的希臘哲人，更何況他的弟子柏拉圖，徒孫亞理士多德呢？
西方文明的起源如果就這麼被毀了，也許人類文明還是可以發展，但是肯定要遲，要更不順利。Kagan教授說，馬拉松一役，正如伊利沙白女皇的英軍，幹掉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一樣，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希臘帝國時代。而更重要的是，民主，這一全新的概念得以保留，得以在羅馬時代傳承，而給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留存一線香火，而得以在西方世界發揚光大，進而散播全世界。
戰爭那裡是張伯倫說的「什麼也沒贏，什麼也沒治癒，什麼也沒解決」？Kagan教授說，去和那些亡者、戰爭受難者、大屠殺倖存者、奴隸的後代說去，去問他們戰爭是不是不重要？
偽善的和平主義者通常是戰爭頭子最大的姑息者。把身家性命都送給敵人，不是和平主義，是貨真價實的投降主義。記住，和平的橄欖枝，是強者才有資格遞出的。
11/30/2011
同心協力還是人工呼吸
週三由聯準會帶頭的央行聯合行動，帶給全球投資人莫大的信心，股市全面大漲。但還是如我在「強心針還是葉克膜」一文說的，神經病。各國央行聯合行動送出的訊息不應該是利空出盡，而是災難即將來臨，因為歐債根本問題未解，央行們的行動，只是在急救，不是身體復原了在吃補葯。而要急救，代表的就是，我們的麻煩大了。
「強心針還是葉克膜」是在十月底寫的，如果有機會回頭看一下十月底到現在的美股走勢，「歡欣鼓舞」的歐洲峰會正是波段的高點，然後就一路下滑。周三這反彈，在我看來，也一樣只是曇花一現，股市熊氣依然逼人。
為什麼？
除了少數用歐元進行的國際交易外，外貿多半還是以美元計價，不僅如此，許多歐洲大公司都在美國有生意，美元帳的進出量相當大，這代表的就是往來的歐洲銀行對美元需求也相當大。在過往，歐銀的短期美元資金需求（銀行都是借短支長）靠的都是商業本票(commercial papers)，但現在投資人都知道歐洲銀行的歐債曝險太大，所以根本不想買歐銀的商業本票，尤其是許多貨幣市場的共同基金，原本是商業本票的大戶，現在很怕跌破票面價(break the buck)，一點都不敢碰歐銀的本票。那銀行客戶要的美元要那裡來？聯準會和其它央行現在不插手，歐銀會一個個的倒，體質再健全的銀行也經不起擠兌。
現在的局勢很像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後，美國國會批准TARP紓困法案前的情況，商業本票市場的急凍，造成經濟崩潰的連鎖效應。電影Too Big to Fail，鮮活地演出那段期間的恐怖情況。財長Paulson在焦頭爛額之際，奇異電氣的執行長Jeff Immelt打電話給他求救。美國首屈一指的大企業，因為商業本票市場的急凍，就快發不出薪水了，經濟眼見就要崩盤了。所幸柏南克大注資金，加上國會迅速給了財政部一張空白支票拯救銀行，而終於止住恐慌。
現在歐洲已經快走進了雷曼兄弟倒閉的那一步了，希臘倒了就算了，我們現在看的是義大利。週五義大利要再發一大筆公債，投資人的信心如何，馬上就見真章了。
現在看來央行出手了，那歐洲版的TARP呢？生不出來，因為歐洲沒有政治統一，沒有財政整合。如果歐洲央行再不盡快修改憲章，允許大量購買歐洲公債，災難必然發生。不要忘記，週三的聯合行動是針對「美元」的信用市場，歐洲大小銀行需求更大的是「歐元」！
「強心針還是葉克膜」是在十月底寫的，如果有機會回頭看一下十月底到現在的美股走勢，「歡欣鼓舞」的歐洲峰會正是波段的高點，然後就一路下滑。周三這反彈，在我看來，也一樣只是曇花一現，股市熊氣依然逼人。
為什麼？
除了少數用歐元進行的國際交易外，外貿多半還是以美元計價，不僅如此，許多歐洲大公司都在美國有生意，美元帳的進出量相當大，這代表的就是往來的歐洲銀行對美元需求也相當大。在過往，歐銀的短期美元資金需求（銀行都是借短支長）靠的都是商業本票(commercial papers)，但現在投資人都知道歐洲銀行的歐債曝險太大，所以根本不想買歐銀的商業本票，尤其是許多貨幣市場的共同基金，原本是商業本票的大戶，現在很怕跌破票面價(break the buck)，一點都不敢碰歐銀的本票。那銀行客戶要的美元要那裡來？聯準會和其它央行現在不插手，歐銀會一個個的倒，體質再健全的銀行也經不起擠兌。
現在的局勢很像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後，美國國會批准TARP紓困法案前的情況，商業本票市場的急凍，造成經濟崩潰的連鎖效應。電影Too Big to Fail，鮮活地演出那段期間的恐怖情況。財長Paulson在焦頭爛額之際，奇異電氣的執行長Jeff Immelt打電話給他求救。美國首屈一指的大企業，因為商業本票市場的急凍，就快發不出薪水了，經濟眼見就要崩盤了。所幸柏南克大注資金，加上國會迅速給了財政部一張空白支票拯救銀行，而終於止住恐慌。
現在歐洲已經快走進了雷曼兄弟倒閉的那一步了，希臘倒了就算了，我們現在看的是義大利。週五義大利要再發一大筆公債，投資人的信心如何，馬上就見真章了。
現在看來央行出手了，那歐洲版的TARP呢？生不出來，因為歐洲沒有政治統一，沒有財政整合。如果歐洲央行再不盡快修改憲章，允許大量購買歐洲公債，災難必然發生。不要忘記，週三的聯合行動是針對「美元」的信用市場，歐洲大小銀行需求更大的是「歐元」！
好漢做事好漢當
柿子一斤兩元的事件，不管藍綠，都提農產品產銷失調，農民血本無歸，政府應該救濟農民等等。但憲法什麼時候設了個篇章，農民在所有公民之上，享有特殊對待的地位？政府「照顧」農民，就應該像是「照顧」所有國民一樣，憑什麼給農民特別待遇？果蔬種植本有天災風險，賺錢放口袋，賠錢政府出，農民自己都不用負責任嗎？
這種個人不願意負起責任，事事都說政府該照顧、該管管的心態，在台灣越來越嚴重。要二一被退學了，到校務會議哭一哭，二一退學制就取消了，難道書讀不下去，自己不用負責任嗎？股市下跌，動不動就說政府護盤不力，股民賠慘，難道自己投機買股票，風險都不用自己負責嗎？唸到博士，找不到工作，隨便就說政府、大公司有義務多僱用高學歷，自己選擇的人生規劃，出了問題，自己不用負責任嗎？小孩子搖控器亂轉，看到不該看的電視節目，馬上向NCC投訴，要政府管管，難道家長自己不用負責教育小孩的責任嗎？看老闆不爽、看房東不爽、看老師不爽，甚至看父母不爽，電話一打，就向報紙投訴，就找立委開記者會，這是什麼樣的社會，「負責任」變成笑話了嗎？
好漢做事需要好漢當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你不擔責任，就是別人得幫你擔責任，而這個別人，不是別人，正是我們大有為的政府。你真讓政府擔了責任，小的就是幫你花個幾億，放放煙火，跳跳夢想家，中的就是讓你吃塑化劑，吃到雞雞變小，大的就是把你的財產沒收了，順便幫你把國家賣了。
現在社會人人都想吃免錢的，玩包贏的，但有沒有想過，免錢的其實最貴，包贏的最後穩輸。祈求政客幫你做些什麼，英文說「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because you might just get it.」政客慷他人之慨，有什麼困難？農產品產銷失衡，好，農委會多雇用些人，多設幾個據點，剛好讓我塞一些親朋好友當雇員，多放一些老農年金，多買一些選票。被放無薪假了，好，勞委會、勞工局人手不足，需加員額，剛好再塞一些親朋好友，好統計數據，以便道德勸說企業主，失業率還救不起來，那就22K方案全面啟動，政府給企業錢，求你僱工，一邊收買無業大學畢業生，一邊安撫企業家朋友。正是別人的小孩死不完，別人的錢更花不完。
你以為希臘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模樣？
這種個人不願意負起責任，事事都說政府該照顧、該管管的心態，在台灣越來越嚴重。要二一被退學了，到校務會議哭一哭，二一退學制就取消了，難道書讀不下去，自己不用負責任嗎？股市下跌，動不動就說政府護盤不力，股民賠慘，難道自己投機買股票，風險都不用自己負責嗎？唸到博士，找不到工作，隨便就說政府、大公司有義務多僱用高學歷，自己選擇的人生規劃，出了問題，自己不用負責任嗎？小孩子搖控器亂轉，看到不該看的電視節目，馬上向NCC投訴，要政府管管，難道家長自己不用負責教育小孩的責任嗎？看老闆不爽、看房東不爽、看老師不爽，甚至看父母不爽，電話一打，就向報紙投訴，就找立委開記者會，這是什麼樣的社會，「負責任」變成笑話了嗎？
好漢做事需要好漢當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你不擔責任，就是別人得幫你擔責任，而這個別人，不是別人，正是我們大有為的政府。你真讓政府擔了責任，小的就是幫你花個幾億，放放煙火，跳跳夢想家，中的就是讓你吃塑化劑，吃到雞雞變小，大的就是把你的財產沒收了，順便幫你把國家賣了。
現在社會人人都想吃免錢的，玩包贏的，但有沒有想過，免錢的其實最貴，包贏的最後穩輸。祈求政客幫你做些什麼，英文說「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because you might just get it.」政客慷他人之慨，有什麼困難？農產品產銷失衡，好，農委會多雇用些人，多設幾個據點，剛好讓我塞一些親朋好友當雇員，多放一些老農年金，多買一些選票。被放無薪假了，好，勞委會、勞工局人手不足，需加員額，剛好再塞一些親朋好友，好統計數據，以便道德勸說企業主，失業率還救不起來，那就22K方案全面啟動，政府給企業錢，求你僱工，一邊收買無業大學畢業生，一邊安撫企業家朋友。正是別人的小孩死不完，別人的錢更花不完。
你以為希臘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模樣？
11/28/2011
不死不稅(下)
雖然說徹底信仰左派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右派古典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的人，都得要理想性十足，但要一個一、二十歲的年輕人徹底右派，徹底信仰Ayn Rand，並不是很容易。因為「不公平、不正義」容易看見，但要能了解不公平、不正義背後代表的人性，除非是聰穎過人，不然就是得歷經滄桑才有辦法做到。所以年紀大的人多右派，而年輕右派是少之又少。彼得‧迪爾Peter Thiel就是少數的年輕右派。
我有朋友的小孩唸中西部的文理學院名校Grinnell College，他說曾經有校友願意捐錢讓Grinnell成立一個支持共和黨的政治社團，結果沒有一個學生願意參與這樣的組織，給很多錢也不要，美國大學校園左傾之嚴重可見一斑。但迪爾唸的史丹福畢竟比較大，人比較多，所以迪爾還是能夠在史丹福創立一個右派的學生刊物The Stanford Review，但這「成就」也是要特立獨行的迪爾才辦得到。我常覺得古典自由主義者，經常得有「雖千萬人而吾往矣」這種對抗大眾的精神，試想，在一片講究道德倫理的社會聲浪中，要能大聲地說，「別傻了，大家都是自私的。」是需要承受多少異樣眼光的。而迪爾對抗大眾俗見的意志力，不是一般人想像的。
1992年，當迪爾還在法學院時，有一個史丹福的學生要挑戰言論自由的尺度，跑到一個教員宿舍外面，大喊「Faggot! Faggot!祝你染上愛滋而死。」Faggot是英文裡攻擊同性戀很難聽的字眼，所以這個學生最後被退學。如前所述，迪爾也是同性戀，但看著這個事件，他決定寫一本書，討論政治正確及文化多元論的危險。也就是說，迪爾把言論自由看得比譴責醜化同性戀的惡行來得重要。這需要多大的群眾對抗勇氣，才辦得到呀？
這種我們財務學裡稱之為contrarian的態度，迪爾一直帶著。賣掉PayPal後，迪爾成為專業的投資人，他自己拿了一千萬成立避險基金Clarium Capital，靠著和投資大眾對作，短短幾年內，變成七十億美元的巨大基金。當世界看壞日本時，他買日本政府公債；在低點時買進能源股和房地產。一時之間，迪爾變成華爾街金手指。但是他的contrarian態度，反而讓他無法成為John Paulson一樣，在投資客萬神殿佔有一席之地，因為2008年股市大跌時，他依然看好。而股市在09年反彈時，他反而看空。現在Clarium只剩三億五千萬的資金，而三分之二是他自己的錢。
和多數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一樣，迪爾認為人類的科技會日益發達。但迪爾認為方向有些錯誤，所以他成立Founders Fund就是他覺得可以靠他的力量，些微導正這個錯誤的方向。他認為花在突破性的科技上的研發太少，比如說機器人及抗老化葯物上。所以他們投了許多錢在這方面上。紐約客的記者對於迪爾這樣，嘴上說著古典自由主義，內心卻充滿了精英思惟，非常不以為然，認為他嘴上說的關懷弱勢，實際上對科技造成的貧富差距不但視而不見，作為上反而加重不均衡是偽善。道理怎講？記者先寫了迪爾對於全球化造成的上下差距非常憤怒，之後記者又強調迪爾注重機器人的發展，卻沒想到機器人正是取代人工的最大殺手。而且迪爾想靠醫葯進步活到120歲的心願，也被記者質疑，真有醫葯進步，不還是這些有錢人享受了？
我不知道迪爾是不是真如紐約客記者所述，畢竟報導是記者寫的。但本身作為一個古典自由主義的信仰者，我覺得我可以為迪爾代為辯護。許多人對右派的看法是，「冷血」，認為一直講究努力，一直講究競爭的右派，對於弱勢的看法是，「你活該，誰叫你不努力。」這是錯誤的理解。沒錯，有些富家公子哥兒，雖然有著繼承來的萬貫家財，但卻戴上右派的帽子，到處奚落別人，指責別人不努力。這種假右派當道，無怪我們要揹上這個冷血的黑鍋。
那什麼是真右派的看法？我認為，人生無常，命運無定，人生而有差別，沒有誰是活該的。但先天的命是如此，不代表後天就得註定如此。只有努力，才能改變人生(這裡的邏輯要看清楚，才不會亂罵人冷血)。乞討來的恩惠，只是向下沉淪而已。紐約客的記者，大概就是把我們「先發展，再分配；先自助，再他助」的看法，誤解成「只發展，不分配，不管別人死活」了吧。
我有朋友的小孩唸中西部的文理學院名校Grinnell College，他說曾經有校友願意捐錢讓Grinnell成立一個支持共和黨的政治社團，結果沒有一個學生願意參與這樣的組織，給很多錢也不要，美國大學校園左傾之嚴重可見一斑。但迪爾唸的史丹福畢竟比較大，人比較多，所以迪爾還是能夠在史丹福創立一個右派的學生刊物The Stanford Review，但這「成就」也是要特立獨行的迪爾才辦得到。我常覺得古典自由主義者，經常得有「雖千萬人而吾往矣」這種對抗大眾的精神，試想，在一片講究道德倫理的社會聲浪中，要能大聲地說，「別傻了，大家都是自私的。」是需要承受多少異樣眼光的。而迪爾對抗大眾俗見的意志力，不是一般人想像的。
1992年，當迪爾還在法學院時，有一個史丹福的學生要挑戰言論自由的尺度，跑到一個教員宿舍外面，大喊「Faggot! Faggot!祝你染上愛滋而死。」Faggot是英文裡攻擊同性戀很難聽的字眼，所以這個學生最後被退學。如前所述，迪爾也是同性戀，但看著這個事件，他決定寫一本書，討論政治正確及文化多元論的危險。也就是說，迪爾把言論自由看得比譴責醜化同性戀的惡行來得重要。這需要多大的群眾對抗勇氣，才辦得到呀？
這種我們財務學裡稱之為contrarian的態度，迪爾一直帶著。賣掉PayPal後，迪爾成為專業的投資人，他自己拿了一千萬成立避險基金Clarium Capital，靠著和投資大眾對作，短短幾年內，變成七十億美元的巨大基金。當世界看壞日本時，他買日本政府公債；在低點時買進能源股和房地產。一時之間，迪爾變成華爾街金手指。但是他的contrarian態度，反而讓他無法成為John Paulson一樣，在投資客萬神殿佔有一席之地，因為2008年股市大跌時，他依然看好。而股市在09年反彈時，他反而看空。現在Clarium只剩三億五千萬的資金，而三分之二是他自己的錢。
和多數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一樣，迪爾認為人類的科技會日益發達。但迪爾認為方向有些錯誤，所以他成立Founders Fund就是他覺得可以靠他的力量，些微導正這個錯誤的方向。他認為花在突破性的科技上的研發太少，比如說機器人及抗老化葯物上。所以他們投了許多錢在這方面上。紐約客的記者對於迪爾這樣，嘴上說著古典自由主義，內心卻充滿了精英思惟，非常不以為然，認為他嘴上說的關懷弱勢，實際上對科技造成的貧富差距不但視而不見，作為上反而加重不均衡是偽善。道理怎講？記者先寫了迪爾對於全球化造成的上下差距非常憤怒，之後記者又強調迪爾注重機器人的發展，卻沒想到機器人正是取代人工的最大殺手。而且迪爾想靠醫葯進步活到120歲的心願，也被記者質疑，真有醫葯進步，不還是這些有錢人享受了？
我不知道迪爾是不是真如紐約客記者所述，畢竟報導是記者寫的。但本身作為一個古典自由主義的信仰者，我覺得我可以為迪爾代為辯護。許多人對右派的看法是，「冷血」，認為一直講究努力，一直講究競爭的右派，對於弱勢的看法是，「你活該，誰叫你不努力。」這是錯誤的理解。沒錯，有些富家公子哥兒，雖然有著繼承來的萬貫家財，但卻戴上右派的帽子，到處奚落別人，指責別人不努力。這種假右派當道，無怪我們要揹上這個冷血的黑鍋。
那什麼是真右派的看法？我認為，人生無常，命運無定，人生而有差別，沒有誰是活該的。但先天的命是如此，不代表後天就得註定如此。只有努力，才能改變人生(這裡的邏輯要看清楚，才不會亂罵人冷血)。乞討來的恩惠，只是向下沉淪而已。紐約客的記者，大概就是把我們「先發展，再分配；先自助，再他助」的看法，誤解成「只發展，不分配，不管別人死活」了吧。
11/26/2011
祖孫三代
週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照片是華爾街日報上，講中國太子黨的這一張。祖父薄一波，在背景的大照片，和兒子薄熙來及孫子薄瓜瓜的跨時空合照。
祖孫三代，一個是革命先烈，開創時代的一代，一個是太子精英，中國崛起的一代，最後一個卻是公子哥兒，香車美人、名流派對的一代。而祖父同時也是文革受難的一代，兒子卻很諷刺地拿著小紅書，在現代重慶唱起了紅歌，而孫子更厲害，牛津辦派對，居然找來了紅色巨星成龍一起載歌載舞。
人說富不過三代，就歷史來看，獨裁也不過三代。小太子黨，真把自己當成貴族的那一天，也就是共產黨敗亡的那一天。
祖孫三代，一個是革命先烈，開創時代的一代，一個是太子精英，中國崛起的一代，最後一個卻是公子哥兒，香車美人、名流派對的一代。而祖父同時也是文革受難的一代，兒子卻很諷刺地拿著小紅書，在現代重慶唱起了紅歌，而孫子更厲害，牛津辦派對，居然找來了紅色巨星成龍一起載歌載舞。
人說富不過三代，就歷史來看，獨裁也不過三代。小太子黨，真把自己當成貴族的那一天，也就是共產黨敗亡的那一天。
11/25/2011
不死不稅(上)
英文有一個字叫oxymoron，大概的意思就是，同一個詞彙裡包含了相互矛盾的兩種意義。我們可以說「右派矽谷富豪」，就是一個oxymoron，因為矽谷富豪和右派本質上是相矛盾的。矽谷科技新貴雖多腦子靈光，但多半少年得志，也就是還沒有在社會磕磕碰碰，還沒有認識到人性自私的一面，就坐擁一輩子也吃不完的財富，濟弱扶貧的理想仍然停留在，只要「發揮人性的光輝，世界就會更美好」的左派、自由派(liberal)的意識型態。所以歐巴馬雖然在好萊塢獲得巨星般的待遇，但其實矽谷新貴才是歐巴馬最大的競選金庫。
但美國之大，無奇不有。矽谷還是出了右派富豪，彼得‧迪爾(Peter Thiel)不只是科技富豪，他是「那個the」科技富豪。身為PayPal創辦人之一的迪爾，光PayPal就帶給他個人五千五百萬美元的財富。矽谷的惡童Sean Parker在2004年時，帶臉書的Zuckerberg去見迪爾，迪爾出手投資了五十萬。現在迪爾的臉書股份已經超過十億美元的價值。
迪爾的奇特處，除了腦子異常好使外，在一片左傾的舊金山灣區，深信右派古典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並出錢支持保守派的候選人，更讓他顯得鶴立雞群。但迪爾的矛盾處不只於此，他還是個出櫃的同性戀基督徒。此外，他身受最好的教育(史丹福大學、法學院），卻創立了迪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鼓勵年輕人棄學創業，不要受既有教育體系的荼毒。他坐擁社群網路的財富，卻對新創企業只專注怎麼樣做更好的社群網路，而不從事真正改變人類的科技發明相當感冒，他合創的創投基金Founders Fund，有一個信條，「我們想要會飛的汽車，而我們得到的卻是140字」，徹底把推特的規定嘲弄一番。
一個幾十億美元身家的富豪，全身充滿了矛盾。但迪爾最大的矛盾，也許在於，身在國家、社會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時代，他卻想要一個沒有稅賦、個人完全自由的世界；身為肉身會腐敗的人類，他卻想要不死之身。而「不死不稅」，就是這期紐約客特寫迪爾特文章所下的標題。
待續。
但美國之大，無奇不有。矽谷還是出了右派富豪，彼得‧迪爾(Peter Thiel)不只是科技富豪，他是「那個the」科技富豪。身為PayPal創辦人之一的迪爾，光PayPal就帶給他個人五千五百萬美元的財富。矽谷的惡童Sean Parker在2004年時，帶臉書的Zuckerberg去見迪爾，迪爾出手投資了五十萬。現在迪爾的臉書股份已經超過十億美元的價值。
迪爾的奇特處，除了腦子異常好使外，在一片左傾的舊金山灣區，深信右派古典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並出錢支持保守派的候選人，更讓他顯得鶴立雞群。但迪爾的矛盾處不只於此，他還是個出櫃的同性戀基督徒。此外，他身受最好的教育(史丹福大學、法學院），卻創立了迪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鼓勵年輕人棄學創業，不要受既有教育體系的荼毒。他坐擁社群網路的財富，卻對新創企業只專注怎麼樣做更好的社群網路，而不從事真正改變人類的科技發明相當感冒，他合創的創投基金Founders Fund，有一個信條，「我們想要會飛的汽車，而我們得到的卻是140字」，徹底把推特的規定嘲弄一番。
一個幾十億美元身家的富豪，全身充滿了矛盾。但迪爾最大的矛盾，也許在於，身在國家、社會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時代，他卻想要一個沒有稅賦、個人完全自由的世界；身為肉身會腐敗的人類，他卻想要不死之身。而「不死不稅」，就是這期紐約客特寫迪爾特文章所下的標題。
待續。
11/23/2011
他以為他學的是英文
我常在洗手間碰到一個社會系的老教授，有次不知道要說什麼，我就問他，「如果只能讀一本社會學的書，你會推荐那一本？」老教授大概很常被問這個問題，毫不猶豫地說，「Peter Berger的Invitation to Sociology」。我答應他會找來看，但我一直只記得名字，沒有真正開始看。不久前，又碰到這個已經退休的老教授，他居然問我，「Peter Berger的書看得如何了？」我老實承認沒看過，老教授很斯文地說，「Peter Berger最近出了自傳Adventures of an Accidental Sociologist: How to Explain the World Without Becoming a Bore，應該比較好讀。」一方面很不好意思，一方面我本來就比較喜歡讀自傳，所以很快地買來讀。
Peter Berger在第一章，很謙虛地用一個笑話，講述他為什麼開始學社會學。笑話是這樣說的。
有一個猶太人走進一個紐約的猶太餐廳，出乎意料，居然是個中國人當服務生。更出乎意料地是，這個中國人居然講了一口標準的猶太意第緒語。用完餐後，客人終於看到餐廳主人，上前打了招呼，忍不住就問老闆，「你用一個中國人當服務生？」老闆說，「是啊，他一年前才從上海過來。」客人問，「那他怎麼意第緒語講這麼好？」老闆趕快用手勢比，「噓，不要太大聲。他以為他學的是英文。」
Peter Berger說，他自己以為他學的是美國社會學。他當然是謙虛了，但這不是我這一篇的重點，我要說的是，喜歡看克魯曼或是陳文茜文章的人，以為他們在學經濟學，就像笑話裡的中國人以為在學英文一樣。但是不是英文，或者是不是經濟學，只要和懂英文、經濟學的人一交談就知道了，怎麼還會如此「愚昧」呢？轉頭一想，也許這些人就像是活在猶太生活圈的中國服務生一樣，到那裡找懂英文，懂經濟學的人呢？而就算他們知道學的不是英文，大概還是把意第緒語當英文，日子比較快活吧。
Peter Berger在第一章，很謙虛地用一個笑話，講述他為什麼開始學社會學。笑話是這樣說的。
有一個猶太人走進一個紐約的猶太餐廳，出乎意料，居然是個中國人當服務生。更出乎意料地是，這個中國人居然講了一口標準的猶太意第緒語。用完餐後，客人終於看到餐廳主人，上前打了招呼，忍不住就問老闆，「你用一個中國人當服務生？」老闆說，「是啊，他一年前才從上海過來。」客人問，「那他怎麼意第緒語講這麼好？」老闆趕快用手勢比，「噓，不要太大聲。他以為他學的是英文。」
Peter Berger說，他自己以為他學的是美國社會學。他當然是謙虛了，但這不是我這一篇的重點，我要說的是，喜歡看克魯曼或是陳文茜文章的人，以為他們在學經濟學，就像笑話裡的中國人以為在學英文一樣。但是不是英文，或者是不是經濟學，只要和懂英文、經濟學的人一交談就知道了，怎麼還會如此「愚昧」呢？轉頭一想，也許這些人就像是活在猶太生活圈的中國服務生一樣，到那裡找懂英文，懂經濟學的人呢？而就算他們知道學的不是英文，大概還是把意第緒語當英文，日子比較快活吧。
11/21/2011
經濟最前線
華爾街日報報導，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新近設立一個IGM網站，讓世界第一流的經濟學家對熱門的公共政策辯論，有一個發聲的管道。每週IGM會挑選一個議題，然後調查四十個第一流的經濟學家看法。這四十個第一流的經濟學家，當然無法包括全部的大牌學者，但每一個都是一時之選，既橫跨各領域，也有不同的政治意識型態。我認為如果可以成功持續運作下去，會有驚人的影響力。
IGM的網站在此。
雖然網站在11/20才正式上線，但已經私下運作了幾週，所以已經有一些議題討論結果。比如說最近一篇，「美國政府規定聯邦政府除了特殊情況，不得購買非美國貨，對美國製造業有正面影響。」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是持反對的看法，相當符合一般主流經濟學界的看法。但是如果看這些學者，對自己的看法是不是信心十足，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雖然還是挺有信心，但並沒有對像是「股市一般說來無法預測走向」這樣的議題來得有強烈信念。
調查結果，可以發現經濟學家真的是百百種。有些經濟學家，像是MIT的Daron Acemoglu，就算是有許多的意見，通常也不是對自己的見解信心十足，我認為大牌如Acemoglu應該是比較想讓研究結果自己說話，而不是動輒就把信念放在議題前面。也有像是耶魯的Ray Fair，一出手，就是要投十分的信心，不然就不投。各式各樣，不一而足。這調查也容許經濟學家，除了投票外，還可以寫意見。我想光把每一週的一個議題，各方的意見整理出來，就可以輕鬆地開一門課了。
IGM的網站在此。
雖然網站在11/20才正式上線，但已經私下運作了幾週，所以已經有一些議題討論結果。比如說最近一篇，「美國政府規定聯邦政府除了特殊情況，不得購買非美國貨，對美國製造業有正面影響。」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是持反對的看法，相當符合一般主流經濟學界的看法。但是如果看這些學者，對自己的看法是不是信心十足，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雖然還是挺有信心，但並沒有對像是「股市一般說來無法預測走向」這樣的議題來得有強烈信念。
調查結果，可以發現經濟學家真的是百百種。有些經濟學家，像是MIT的Daron Acemoglu，就算是有許多的意見，通常也不是對自己的見解信心十足，我認為大牌如Acemoglu應該是比較想讓研究結果自己說話，而不是動輒就把信念放在議題前面。也有像是耶魯的Ray Fair，一出手，就是要投十分的信心，不然就不投。各式各樣，不一而足。這調查也容許經濟學家，除了投票外，還可以寫意見。我想光把每一週的一個議題，各方的意見整理出來，就可以輕鬆地開一門課了。
11/20/2011
不教而殺謂之虐(下)
左派智力的新低點，大概是新聞裡說的這句話，「他們停下來對著花旗分行的牆壁大叫」。他們指的是在舊金山遊行的大學生，新聞描述的是學生在準備「佔領」美國銀行的行動中的一個小過程。對銀行牆壁大叫是改革金融體制的新方法？體制改革不是上街出出氣，開心就好，要懂體制的複雜及細膩，才知道從何改起。不過，話說回來，他們要的不就只是「動人的反抗姿態」嗎？
回到金融改革的探討。
柯林頓主政時代，美國金融業大力遊說鬆綁Glass-Steagall Act加在銀行的重重限制。其中兩大理由聽起來都很有道理。第一，如果允許金融業整併，形成的金融商品大賣場，不但有經濟規模效益，更可以讓消費者有一站購足的便利。第二，外國銀行並沒有Glass-Steagall Act的限制。德國的德意志銀行，瑞士的UBS和Credit Suisse，拿著在本國經營商業銀行吸納的大眾存款，到美國進行投資銀行的業務。如此彈葯火力的不對等，讓美國銀行業吃大虧。所以有新的法案通過，允許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從此花旗、美國銀行等，就變成了巨大的怪獸，「大到不能倒」的結果自然出現了。
看到這樣的發展，我個人是贊同所謂的伏爾克規定(the Volker Rule)。歐巴馬當選記者會合照裡，站最後面那個高個，就是伏爾克，一個充滿傳奇的人物。雷根傳奇的一部份功蹟，要歸功給這個不同黨派的官僚。在錢球Moneyball一書裡面，伏爾克居然也有穿插演出。更出人意表的是，在八十多歲，理當含飴弄孫的年紀，伏爾克還出馬幫歐巴馬弄金融改革。伏爾克規定的施行內容還在爭吵，但重點在吸納大眾存款的商業銀行，不得從事proprietary trading，也就是不能拿銀行資金進行高風險的買空賣空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明，對人類有巨大的貢獻，但不代表商業銀行可以拿這個藉口而大量進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因為銀行的風險投資所造成的系統風險，最後要全體民眾承擔，而賺錢卻是只放入銀行家、交易員的口袋，這是不對的。而且從金融風暴中，我們也知道，華爾街銀行和政府都在狀況外，如果沒有人真正了解、評估風險，那最好的監理辦法，就是全面禁止納稅人有可能得掏錢出來紓困的商業銀行做這些事。
華爾街銀行監理的細節還不止於此。
牛津大學的John Thanassoulis在即將出刊的Journal of Finance，有一篇文章討論銀行家的分紅問題。學界慢慢有共識，銀行家、交易員的巨額分紅，很可能是系統風險的主要來源。Thanassoulis說，在2008年的風暴前，包含美林證券和摩根史坦利在內，不少華爾街投資銀行所付出的年度分紅，數量超過股東權益的一半。這些巨額分紅，當然是銀行間為彼此競爭所謂的精英銀行家、交易員所付出的代價。但因為這個特殊的勞動市場，自由競爭地相當厲害，所以這些人的分紅一定要有市場水準，也就是要有相稱他們能幫公司賺到金額的水準。精英就這幾個，如果雷曼兄弟要搶高盛的大牌，就要付比高盛更好的分紅水準，但雷曼兄弟畢竟不是高盛，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只能靠更多高風險的投資。而且因為銀行間彼此緊密的往來，雷曼兄弟墊高的不是他們自己的投資風險，而是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
這嚴重的外部性，代表的是市場的失靈，自然得由政府介入才能解決。但政府介入有許多方法，政治人物取捨之間得謹慎。Thanassoulis用模型探討了數個可能的政府干預手法，有好有壞，但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結論，也許這也是Journal of Finance這麼快刊他的文章的原因。讓我傳播一下他的看法。
（一）課稅
自由競爭的勞動市場，課稅雖會把一部份銀行家收入轉送給政府，但銀行間的競爭本質仍在，推高系統風險的根本原因仍在。
（二）提高資本適足率
類似巴賽爾協定的資本適足率規定，可以有效減低銀行進行風險投資，也可以從需求面上，減低銀行間競爭精英銀行家所帶來的系統風險。但資本適足率的提高有很大的成份會減少社會福祉，因為金融中介的功能，會因為銀行股本的提高而減低。不要忘記Ron Paul主張的銀行要有百分之百的準備金，不可行的原因，就在於銀行不會倒了，但也無法扮演資本分配的中間人角色。所以巴賽爾協定好歸好，還是有潛在的問題。
（三）伏爾克規定
縮小銀行經營範圍也是本意良好，但銀行間的競爭仍在，仍會推高系統風險。只是因為銀行變小了，真得出事了，國家社會也承擔得起。
（四）訂定分紅上限
Thanassoulis發現，訂定分紅上限是最佳的方法。他說的訂定分紅上限，不是歐洲政客規定的銀行家薪水上限。薪水上限訂死了，限制了勞動市場競爭，反而扭曲了銀行的運作機制。他說的是，把給銀行家的分紅，定在各自銀行股東權益的若干比例。如此一來，系統風險大幅降低，也保存了銀行在商品、勞動市場自由競爭的好處。
這是我目前看過有關於銀行監理最完整的學術文章，但能在政策討論圈裡引起多大迴響，不是很令人樂觀。至於「佔領華爾街」的憤青們，這些討論更是對牛彈琴了。
回到金融改革的探討。
柯林頓主政時代，美國金融業大力遊說鬆綁Glass-Steagall Act加在銀行的重重限制。其中兩大理由聽起來都很有道理。第一，如果允許金融業整併，形成的金融商品大賣場，不但有經濟規模效益，更可以讓消費者有一站購足的便利。第二，外國銀行並沒有Glass-Steagall Act的限制。德國的德意志銀行，瑞士的UBS和Credit Suisse，拿著在本國經營商業銀行吸納的大眾存款，到美國進行投資銀行的業務。如此彈葯火力的不對等，讓美國銀行業吃大虧。所以有新的法案通過，允許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從此花旗、美國銀行等，就變成了巨大的怪獸，「大到不能倒」的結果自然出現了。
看到這樣的發展，我個人是贊同所謂的伏爾克規定(the Volker Rule)。歐巴馬當選記者會合照裡，站最後面那個高個，就是伏爾克，一個充滿傳奇的人物。雷根傳奇的一部份功蹟，要歸功給這個不同黨派的官僚。在錢球Moneyball一書裡面，伏爾克居然也有穿插演出。更出人意表的是，在八十多歲，理當含飴弄孫的年紀，伏爾克還出馬幫歐巴馬弄金融改革。伏爾克規定的施行內容還在爭吵，但重點在吸納大眾存款的商業銀行，不得從事proprietary trading，也就是不能拿銀行資金進行高風險的買空賣空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明，對人類有巨大的貢獻，但不代表商業銀行可以拿這個藉口而大量進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因為銀行的風險投資所造成的系統風險，最後要全體民眾承擔，而賺錢卻是只放入銀行家、交易員的口袋，這是不對的。而且從金融風暴中，我們也知道，華爾街銀行和政府都在狀況外，如果沒有人真正了解、評估風險，那最好的監理辦法，就是全面禁止納稅人有可能得掏錢出來紓困的商業銀行做這些事。
華爾街銀行監理的細節還不止於此。
牛津大學的John Thanassoulis在即將出刊的Journal of Finance，有一篇文章討論銀行家的分紅問題。學界慢慢有共識，銀行家、交易員的巨額分紅，很可能是系統風險的主要來源。Thanassoulis說，在2008年的風暴前，包含美林證券和摩根史坦利在內，不少華爾街投資銀行所付出的年度分紅，數量超過股東權益的一半。這些巨額分紅，當然是銀行間為彼此競爭所謂的精英銀行家、交易員所付出的代價。但因為這個特殊的勞動市場，自由競爭地相當厲害，所以這些人的分紅一定要有市場水準，也就是要有相稱他們能幫公司賺到金額的水準。精英就這幾個，如果雷曼兄弟要搶高盛的大牌，就要付比高盛更好的分紅水準，但雷曼兄弟畢竟不是高盛，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只能靠更多高風險的投資。而且因為銀行間彼此緊密的往來，雷曼兄弟墊高的不是他們自己的投資風險，而是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
這嚴重的外部性，代表的是市場的失靈，自然得由政府介入才能解決。但政府介入有許多方法，政治人物取捨之間得謹慎。Thanassoulis用模型探討了數個可能的政府干預手法，有好有壞，但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結論，也許這也是Journal of Finance這麼快刊他的文章的原因。讓我傳播一下他的看法。
（一）課稅
自由競爭的勞動市場，課稅雖會把一部份銀行家收入轉送給政府，但銀行間的競爭本質仍在，推高系統風險的根本原因仍在。
（二）提高資本適足率
類似巴賽爾協定的資本適足率規定，可以有效減低銀行進行風險投資，也可以從需求面上，減低銀行間競爭精英銀行家所帶來的系統風險。但資本適足率的提高有很大的成份會減少社會福祉，因為金融中介的功能，會因為銀行股本的提高而減低。不要忘記Ron Paul主張的銀行要有百分之百的準備金，不可行的原因，就在於銀行不會倒了，但也無法扮演資本分配的中間人角色。所以巴賽爾協定好歸好，還是有潛在的問題。
（三）伏爾克規定
縮小銀行經營範圍也是本意良好，但銀行間的競爭仍在，仍會推高系統風險。只是因為銀行變小了，真得出事了，國家社會也承擔得起。
（四）訂定分紅上限
Thanassoulis發現，訂定分紅上限是最佳的方法。他說的訂定分紅上限，不是歐洲政客規定的銀行家薪水上限。薪水上限訂死了，限制了勞動市場競爭，反而扭曲了銀行的運作機制。他說的是，把給銀行家的分紅，定在各自銀行股東權益的若干比例。如此一來，系統風險大幅降低，也保存了銀行在商品、勞動市場自由競爭的好處。
這是我目前看過有關於銀行監理最完整的學術文章，但能在政策討論圈裡引起多大迴響，不是很令人樂觀。至於「佔領華爾街」的憤青們，這些討論更是對牛彈琴了。
11/18/2011
歐債終極解決法
不管是學術界或是政界，越來越多的聲音指出，解決歐債問題的方法，最後還是要回到歐洲央行身上。如果把歐洲央行看成和美國聯準會一樣，那印鈔票幫政府償債，是主權國家「天經地義」的事。技術上說來，也沒有任何問題。歐洲央行印鈔票是增加央行債務，買進南歐國家主權債，是同時增加央行資產，一來一往，只是帳面調整問題。就算最後主權債跌價，造成資產下降，也是歐元區各國在帳面上吃了虧損，不痛不癢。
關鍵在於「天經地義」這詞。如果是墨西哥、阿根廷，或是加入歐元區以前的希臘、義大利，那真的是天經地義。浮濫發行貨幣，然後通膨上升，貨幣貶值，自食「天經地義」的惡果，沒話講。但現在要德國及其它西、北歐人，看著自己辛苦賺來、存下的歐元，一下子為了給南歐那些敗家子紓困，而變得不值錢，這點是誰都吞不下去的。
但歐洲人統合的意志很強，最後歐洲央行出手的機會還是很大。最上策是，歐洲央行突襲金融市場，幾兆歐元一次印出來，一次買斷問題國家的主權債，然後由歐元區各國發行大量共同歐債，同時沖消多出來的歐元。關鍵在於，一次性及可信度。如果市場相信歐洲央行的舉措是有效的，通膨不致大幅上升，而可以給歐元區買幾年時光，財務整合的進程就比較有餘裕。
但這突襲，必須得過好幾關。歐元區不得用通膨打消債務(debt monetarization)的律法得修改，歐洲政客得同時答應齊心行事，保證取得民意授權。光這一點，大概就得耗上數年。在共同歐債上，南歐國家得放棄部份主權以成全財務整合，要他們同意這一點又要再耗上數年。
不同文化、民族的融合，需要的是時間，但歐債問題最缺的就是時間，因為轉眼這些主權國家政府就要付不出錢了。如果無法達成「印鈔、發債、穩步通膨」的目標，要歐元區不慢慢等死的唯一方法，大概就是拆解歐元了。但光希臘人持有的歐元要轉換成希臘幣的過程，光擠兌銀行就會毀了希臘，更何況還有義大利、西班牙，甚至是法國呢?
不管怎麼看，歐元這人類金融史上最大實驗，都將失敗。我實在看不出經濟景氣有什麼樂觀得起來的理由。
關鍵在於「天經地義」這詞。如果是墨西哥、阿根廷，或是加入歐元區以前的希臘、義大利，那真的是天經地義。浮濫發行貨幣，然後通膨上升，貨幣貶值，自食「天經地義」的惡果，沒話講。但現在要德國及其它西、北歐人，看著自己辛苦賺來、存下的歐元，一下子為了給南歐那些敗家子紓困，而變得不值錢，這點是誰都吞不下去的。
但歐洲人統合的意志很強，最後歐洲央行出手的機會還是很大。最上策是，歐洲央行突襲金融市場，幾兆歐元一次印出來，一次買斷問題國家的主權債，然後由歐元區各國發行大量共同歐債，同時沖消多出來的歐元。關鍵在於，一次性及可信度。如果市場相信歐洲央行的舉措是有效的，通膨不致大幅上升，而可以給歐元區買幾年時光，財務整合的進程就比較有餘裕。
但這突襲，必須得過好幾關。歐元區不得用通膨打消債務(debt monetarization)的律法得修改，歐洲政客得同時答應齊心行事，保證取得民意授權。光這一點，大概就得耗上數年。在共同歐債上，南歐國家得放棄部份主權以成全財務整合，要他們同意這一點又要再耗上數年。
不同文化、民族的融合，需要的是時間，但歐債問題最缺的就是時間，因為轉眼這些主權國家政府就要付不出錢了。如果無法達成「印鈔、發債、穩步通膨」的目標，要歐元區不慢慢等死的唯一方法，大概就是拆解歐元了。但光希臘人持有的歐元要轉換成希臘幣的過程，光擠兌銀行就會毀了希臘，更何況還有義大利、西班牙，甚至是法國呢?
不管怎麼看，歐元這人類金融史上最大實驗，都將失敗。我實在看不出經濟景氣有什麼樂觀得起來的理由。
11/16/2011
國民黨賊星該敗
從美國看台灣的政治，有很大的侷限性，因為消息來源就這麼多，我們普通人也沒有AIT幫我們蒐集情報。但視角狹小也有好處，因為比較不會受到雜訊干擾，所以可以從比較大的範圍思考，比較可以把現狀放在歷史裡觀察。
不管再怎麼幫馬英九辯護，藍營的支持者，內心大概都有些許恨鐵不成鋼的感覺，為什麼馬英九不是蔣經國，甚至連宋省長都不如？大權在握，怎麼會搞成如此局面？但如果把阿扁執政的八年拿掉，整個國民黨來台後的統治史，其實是一脈相承的，老大的保守反動政黨，怎可能預期一個腦子空空的政治明星從事什麼改革呢？六十年來，組織是一樣的，思考方式是一樣的，連運作組織的人都是一樣的，改革什麼？改革是要砍這些人自己的腦袋，可能嗎？金溥聰小刀亂射，只是讓官僚組織、既得利益更加集結，更加在私底下抵抗而已，並不是改革。另外，說國民黨是右派，是污辱了資本主義。仰賴裙帶關係的噁心商人，拿錢豢養無腦的國民黨，施行左右不分的政策，國民黨那裡右派了？
2008年，馬英九挾著兩股氣上台，中產階級反阿扁貪腐是一股氣，外省族群被本土化包圍的孤臣孽子感是另一股氣。但馬英九自己的無能，直接把中產階級、中間選民趕跑。外省族群雖然依然團結在藍營，但中國的磁吸力量，讓不少人直接回中國，再當一次高級人，也不用受國民黨鳥氣。馬英九依靠的兩股氣都在消散中，除非外力借入，除非陰謀再起，不然馬英九很難贏了。
我認為馬英九落選後，台灣不致有動亂。在外面，一方面有美國壓著，一方面中國也還心存觀望蔡英文上台後的舉措，所以外面不致有事。在裡面，本土國民黨的王金平勢力，加上對2016年躍躍欲試的朱立倫勢力，會一起制止小股染紅的力量動亂，甚至會對馬英九逼宮，所以也不致有事。
接下來，國民黨的崩壞是一定的。首先，再次上台的民進黨，一定會記取教訓，先廢了國民黨黨產，拆了國民黨的組織。再來，王金平和朱立倫的對決，也是分裂的動力。我認為這對台灣的未來是好事。民進黨的左傾已經是確定的發展了，如果沒有一個重整後的國民黨，拿起右派的旗幟，那只左不右的台灣政局，不只是不好看，更是逆反世界潮流，國家危俟。
不管再怎麼幫馬英九辯護，藍營的支持者，內心大概都有些許恨鐵不成鋼的感覺，為什麼馬英九不是蔣經國，甚至連宋省長都不如？大權在握，怎麼會搞成如此局面？但如果把阿扁執政的八年拿掉，整個國民黨來台後的統治史，其實是一脈相承的，老大的保守反動政黨，怎可能預期一個腦子空空的政治明星從事什麼改革呢？六十年來，組織是一樣的，思考方式是一樣的，連運作組織的人都是一樣的，改革什麼？改革是要砍這些人自己的腦袋，可能嗎？金溥聰小刀亂射，只是讓官僚組織、既得利益更加集結，更加在私底下抵抗而已，並不是改革。另外，說國民黨是右派，是污辱了資本主義。仰賴裙帶關係的噁心商人，拿錢豢養無腦的國民黨，施行左右不分的政策，國民黨那裡右派了？
2008年，馬英九挾著兩股氣上台，中產階級反阿扁貪腐是一股氣，外省族群被本土化包圍的孤臣孽子感是另一股氣。但馬英九自己的無能，直接把中產階級、中間選民趕跑。外省族群雖然依然團結在藍營，但中國的磁吸力量，讓不少人直接回中國，再當一次高級人，也不用受國民黨鳥氣。馬英九依靠的兩股氣都在消散中，除非外力借入，除非陰謀再起，不然馬英九很難贏了。
我認為馬英九落選後，台灣不致有動亂。在外面，一方面有美國壓著，一方面中國也還心存觀望蔡英文上台後的舉措，所以外面不致有事。在裡面，本土國民黨的王金平勢力，加上對2016年躍躍欲試的朱立倫勢力，會一起制止小股染紅的力量動亂，甚至會對馬英九逼宮，所以也不致有事。
接下來，國民黨的崩壞是一定的。首先，再次上台的民進黨，一定會記取教訓，先廢了國民黨黨產，拆了國民黨的組織。再來，王金平和朱立倫的對決，也是分裂的動力。我認為這對台灣的未來是好事。民進黨的左傾已經是確定的發展了，如果沒有一個重整後的國民黨，拿起右派的旗幟，那只左不右的台灣政局，不只是不好看，更是逆反世界潮流，國家危俟。
11/14/2011
豪氣吞吐風雷
部份哈佛學生沸沸揚揚要聲援「佔領華爾街」運動，罷Mankiw教授的課，最後成真了(HT:白玫瑰)。很大程度上，我可以理解年輕人對社會不公義的憤慨，想要做些什麼，想要引起注意的那種衝動，但我還是要說，「別犯傻，沒有革命了，改變世界的方法已經變了。」
我高中時，正是野白合運動的高潮。我們學校一向比較開放，教官對於是不是要對蹺課上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學生開刀，一時還沒有定見，班上學生，包含我在內，一直聳恿班長帶全班一起「合法」蹺課。也不知道怎麼，班長文風不動，怎麼威脅利誘也沒用，而我們也不敢自己就這麼去了，最後就是不了了之。為什麼蹺課去抗議，意義是什麼，對十八、九歲的少年，其實知道得不多。血氣未定，不過是人云亦云罷了。
回頭看看，我對能靜下心來，紮實地把自己的學問做好，先了解這個世界怎麼運作的「好學生」，現在比較服氣了。同樣是在高中，有一年全校選班聯會主席，有一組人馬，人氣大旺，帶著野白合的氣勢，衝撞體制。發表政見時，候選人直接指著站在他前面的訓導主任罵，台下轟聲雷動。那候選人的競選資格後來被取消了。畢竟帶頭衝撞的，通常先身首異處。陳勝吳廣率先起義，但天下卻是劉邦拿下，背後的意義是很深的。那個競選團隊，後來聽說人生遭遇都不甚順遂，大學聯考考一天，沒考第二天，日間部沒得念，跑去念夜間部等等，不一而足。其實我也沒好到那裡去，才會有後來大陸社灰頭土臉的事情。但我至少好好地考大學，好好地念英文，今天才能在這裡放屁給你們聽。
雷根首次初選失敗時，對他的團隊說「Don't be cynical.」，不要憤世嫉俗，不要尖酸刻薄。這是明瞭世事的老人，給年經人的忠告。年輕人憤世嫉俗是天經地義，但著手進行實際改變世界的同時，會慢慢地了解世界運作的道理，了解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了解人性。但越了解人性，越不能尖酸刻薄，因為一旦開始酸了，就是和世界一刀兩斷，改變世界就是慘綠少年的往事了。我很容易討厭別人，瞧不起別人，亂罵別人，但我盡量不酸，因為我還可以改變世界，只是one person at a time，一次一個而已。
我高中時，正是野白合運動的高潮。我們學校一向比較開放，教官對於是不是要對蹺課上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學生開刀，一時還沒有定見，班上學生，包含我在內，一直聳恿班長帶全班一起「合法」蹺課。也不知道怎麼，班長文風不動，怎麼威脅利誘也沒用，而我們也不敢自己就這麼去了，最後就是不了了之。為什麼蹺課去抗議，意義是什麼，對十八、九歲的少年，其實知道得不多。血氣未定，不過是人云亦云罷了。
回頭看看，我對能靜下心來，紮實地把自己的學問做好，先了解這個世界怎麼運作的「好學生」，現在比較服氣了。同樣是在高中，有一年全校選班聯會主席，有一組人馬，人氣大旺，帶著野白合的氣勢，衝撞體制。發表政見時，候選人直接指著站在他前面的訓導主任罵，台下轟聲雷動。那候選人的競選資格後來被取消了。畢竟帶頭衝撞的，通常先身首異處。陳勝吳廣率先起義，但天下卻是劉邦拿下，背後的意義是很深的。那個競選團隊，後來聽說人生遭遇都不甚順遂，大學聯考考一天，沒考第二天，日間部沒得念，跑去念夜間部等等，不一而足。其實我也沒好到那裡去，才會有後來大陸社灰頭土臉的事情。但我至少好好地考大學，好好地念英文，今天才能在這裡放屁給你們聽。
雷根首次初選失敗時，對他的團隊說「Don't be cynical.」，不要憤世嫉俗，不要尖酸刻薄。這是明瞭世事的老人，給年經人的忠告。年輕人憤世嫉俗是天經地義，但著手進行實際改變世界的同時，會慢慢地了解世界運作的道理，了解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了解人性。但越了解人性，越不能尖酸刻薄，因為一旦開始酸了，就是和世界一刀兩斷，改變世界就是慘綠少年的往事了。我很容易討厭別人，瞧不起別人，亂罵別人，但我盡量不酸，因為我還可以改變世界，只是one person at a time，一次一個而已。
11/12/2011
不教而殺謂之虐(中)
先容我吹噓一下，我在八月「牛給做了」那篇提到，「路有凍死骨，豈容華爾街繼續逍遙。2008年的仇未報，民意這次一定不會放過金融家了。」果不期然，九月，「佔領華爾街」運動就開始了。依我看，這場社會運動還有動能，還會因為經濟景氣未能復甦而持續，也許高潮就會在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揭曉之際，但結果還是一樣，運動起時風起雲湧，消散時卻了無痕跡。
如前所述，銀行作為金融中間人，角色扮演好的話，可以媒合借錢的個人、企業主和擁有資金的財主。所以傳統的美國地方小銀行，銀行經理的任務就是每天九點開門，三點關門。關門算帳後，不是就回家了，而是到鄉村俱樂部，好好社交一下，打打高爾夫球，了解一下，地方上各個商家的生意情況，家裡的財務狀況。原本資訊不透明的借貸雙方，在銀行經理的眼裡，都透明的不得了。誰要嫁女兒，誰的兒子到那裡上大學，誰的生意大好，誰的經營亂七八糟，誰染上賭、毒癮通通在經理的一本帳上。等到有資金需求的時候，銀行經理當然知道誰能借，誰不能借，利息就可以不用惡性循環地變成高利貸了。
另一方面，田僑仔安心地把錢放銀行，既不用費盡心思地審核借方的信用，更不用擔心錢不見了。銀行的中間人角色，當然是要抽一筆。但這抽一筆所做的功夫，是讓利率回到更有效率的合理價位，而且省去借貸雙方的不少麻煩，總得來說，銀行是促進社會福利的良好發明。
但銀行本身有很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就是不足額準備金(fractional reserve)的問題。存戶放錢在銀行，銀行不可能把錢放在保險箱不動，一定要把頭寸放出去才會賺錢，所以銀行手上的準備金一定是不夠所有的存戶一起來提領的。銀行一方面資產放在固定合約、不能隨時把錢收回的放款上，一方面卻有隨時被存戶提領的負債，兩者的期限不一樣(也是我們說的借短支長)，所以一個體質健全的銀行，是可以在不實謠言下被擠兌而倒閉。
這種嚴重的外部性，讓銀行經營不得不受到政府的高度監理。要保住存戶的存款，政府隨時要準備介入。有時是信心喊話就奏效，有時是要斬幾個造謠的，有時則是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銀出來救銀行。這種歷史上長期的「銀行賺錢-銀行倒閉-政府接手」的循環，一直要到大蕭條時，才獲得控制。控制的方法，許多是經濟學家的貢獻，不少則是由民怨來的刺激，而許多則是歷史的必然。
首要控制法就是存款保險。政府在背後支持的FDIC，保證存戶一定金額的存款，讓民眾知道，有事時，不用像暴民一樣敲破銀行大門，存款仍然穩穩地安坐著。
另外，如果納稅人的稅金，隨時有可能被拿來救銀行，政府當然有權利監管銀行。美國的大小銀行都得在聯準會各地分行存放準備金，準備金額多少有聯準會制定。聯準會和聯邦及各州金監單位的金融檢查隨時進行。換人、限制業務範圍，甚至關閉分行等強制作為，經常發生。
最後，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要避免「大到不能倒」的問題，核心的解決辦法，就是不要讓銀行太大。所以大蕭條時期通過的Glass-Steagall Act，很重要的一部份就是，銀行業務的分拆以及限制經營範圍及區域。要搞投資銀行就不能吸納大眾存款，要經營保險就不能搞投資銀行，想在紐約開銀行，加州就得放棄。銀行就維持適當規模就好，就算出了問題，政府也挺得起。
Glass-Steagall Act讓美國的金融長治久安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柯林頓上台。
待續。
如前所述，銀行作為金融中間人，角色扮演好的話，可以媒合借錢的個人、企業主和擁有資金的財主。所以傳統的美國地方小銀行，銀行經理的任務就是每天九點開門，三點關門。關門算帳後，不是就回家了，而是到鄉村俱樂部，好好社交一下，打打高爾夫球，了解一下，地方上各個商家的生意情況，家裡的財務狀況。原本資訊不透明的借貸雙方，在銀行經理的眼裡，都透明的不得了。誰要嫁女兒，誰的兒子到那裡上大學，誰的生意大好，誰的經營亂七八糟，誰染上賭、毒癮通通在經理的一本帳上。等到有資金需求的時候，銀行經理當然知道誰能借，誰不能借，利息就可以不用惡性循環地變成高利貸了。
另一方面，田僑仔安心地把錢放銀行，既不用費盡心思地審核借方的信用，更不用擔心錢不見了。銀行的中間人角色，當然是要抽一筆。但這抽一筆所做的功夫，是讓利率回到更有效率的合理價位，而且省去借貸雙方的不少麻煩，總得來說，銀行是促進社會福利的良好發明。
但銀行本身有很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就是不足額準備金(fractional reserve)的問題。存戶放錢在銀行，銀行不可能把錢放在保險箱不動，一定要把頭寸放出去才會賺錢，所以銀行手上的準備金一定是不夠所有的存戶一起來提領的。銀行一方面資產放在固定合約、不能隨時把錢收回的放款上，一方面卻有隨時被存戶提領的負債，兩者的期限不一樣(也是我們說的借短支長)，所以一個體質健全的銀行，是可以在不實謠言下被擠兌而倒閉。
這種嚴重的外部性，讓銀行經營不得不受到政府的高度監理。要保住存戶的存款，政府隨時要準備介入。有時是信心喊話就奏效，有時是要斬幾個造謠的，有時則是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銀出來救銀行。這種歷史上長期的「銀行賺錢-銀行倒閉-政府接手」的循環，一直要到大蕭條時，才獲得控制。控制的方法，許多是經濟學家的貢獻，不少則是由民怨來的刺激，而許多則是歷史的必然。
首要控制法就是存款保險。政府在背後支持的FDIC，保證存戶一定金額的存款，讓民眾知道，有事時，不用像暴民一樣敲破銀行大門，存款仍然穩穩地安坐著。
另外，如果納稅人的稅金，隨時有可能被拿來救銀行，政府當然有權利監管銀行。美國的大小銀行都得在聯準會各地分行存放準備金，準備金額多少有聯準會制定。聯準會和聯邦及各州金監單位的金融檢查隨時進行。換人、限制業務範圍，甚至關閉分行等強制作為，經常發生。
最後，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要避免「大到不能倒」的問題，核心的解決辦法，就是不要讓銀行太大。所以大蕭條時期通過的Glass-Steagall Act，很重要的一部份就是，銀行業務的分拆以及限制經營範圍及區域。要搞投資銀行就不能吸納大眾存款，要經營保險就不能搞投資銀行，想在紐約開銀行，加州就得放棄。銀行就維持適當規模就好，就算出了問題，政府也挺得起。
Glass-Steagall Act讓美國的金融長治久安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柯林頓上台。
待續。
11/10/2011
立即二輪
有些國家的首長選舉常會有兩輪。第一輪如果沒人過半，則前兩名進入第二輪(run-off)，再選一次。如此一來，一定會有多數選出來的首長，而取得決定性的政權正當性，避免之前阿扁2000年的少數總統情況。但是兩輪選舉，勞民傷財，又加重對立，所以最近有所謂的排序複選制(instant run-off voting)，改良兩輪選舉的弊端。我覺得稱之為「立即二輪」，可能比較恰當。
選民在「立即二輪」的選票上，不只是勾選心中最佳人選，還要選次佳人選、再次佳人選等等。如果單比最佳人選，無人過半，則票數最少的候選人淘汰，其它人進入第二輪選舉。假設是五號候選人被淘汰，則五號在所有人的選票上消失，原先投五號為最佳的選票，改為投給該選票次佳的人選。一輪一輪下去，直到出現過半得票的候選人。
「立即二輪」的很立即好處是，如果是一個群雄並起的情況，候選人會自然往中庸之道靠攏，盡量爭取如果不是最佳，也要是次佳、再次佳的情況。選舉激化的情況立刻就趨緩，而且過半正當性不用再辦一次選舉就可以取得。最近在「佔領奧克蘭」運動裡，「勇敢」派出鎮暴部隊、猛噴催淚瓦斯的華裔市長關麗珍Jean Quan，就是在「立即二輪」的選制下，第一輪未居首位，但在第二輪當選的例子。
有些人覺得「立即二輪」有問題，比如說教育程度不高的選民無法了解選制，但我個人覺得「立即二輪」的選制不錯,很適合小國寡民但嚴重對立的台灣。不過不要幻想宋楚瑜在「立即二輪」上可以取得便宜，因為他會在第一輪就被淘汰了。
選民在「立即二輪」的選票上，不只是勾選心中最佳人選，還要選次佳人選、再次佳人選等等。如果單比最佳人選，無人過半，則票數最少的候選人淘汰，其它人進入第二輪選舉。假設是五號候選人被淘汰，則五號在所有人的選票上消失，原先投五號為最佳的選票，改為投給該選票次佳的人選。一輪一輪下去，直到出現過半得票的候選人。
「立即二輪」的很立即好處是，如果是一個群雄並起的情況，候選人會自然往中庸之道靠攏，盡量爭取如果不是最佳，也要是次佳、再次佳的情況。選舉激化的情況立刻就趨緩，而且過半正當性不用再辦一次選舉就可以取得。最近在「佔領奧克蘭」運動裡，「勇敢」派出鎮暴部隊、猛噴催淚瓦斯的華裔市長關麗珍Jean Quan，就是在「立即二輪」的選制下，第一輪未居首位，但在第二輪當選的例子。
有些人覺得「立即二輪」有問題，比如說教育程度不高的選民無法了解選制，但我個人覺得「立即二輪」的選制不錯,很適合小國寡民但嚴重對立的台灣。不過不要幻想宋楚瑜在「立即二輪」上可以取得便宜，因為他會在第一輪就被淘汰了。
11/08/2011
旋轉小妹大
上星期六的蘋果日報論壇，有杜念中社長和陳文茜牆頭草的PK，程度立見高下，但是從人氣看來，牆頭草還是驚人地受歡迎。不由得讓我想起我以前那篇「邊際革命」裡的內容，「Cowen極不相信所謂的故事，尤其是媒體裡的故事。因為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寫作者決定要拿什麼給我們看，用怎麼樣的方式呈現給我們看，不是完整的事實。而且越感人，越引人興趣的故事，問題越大。」
英文有一個字叫spin，「轉來轉去」，像陳文茜這樣的文章，我們可以說「她又在spin了」。沒有對社會、政治、經濟有足夠的了解，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論基礎，只是隨著潮流，東評論一下，西聳動一下，當然很需要轉來轉去，因為她既無法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又無法在自己犯錯後，大聲地向公眾說「我錯了」，不隨時加料，再轉下去，還能作媒體人，還能作所謂的趨勢先知嗎？記得她的宏文「我們逃過了二次衰退」嗎？她再怎麼轉也沒有用，很快地就會和她的「杜拜第一」，並列陳文茜兩大笑話。
可惜，台灣買她帳的人之多，讓她繼續在輿論界稱王，一點都沒問題。
笑話完陳文茜之後，還是要講我自己對希臘「公投事件」的看法。第一是歐洲的民主特色，在此事件中完全呈現。美國總統制有強烈的君王制色彩，總統雖受國會制衡，但比起內閣制起來，總統擁有的專制權力相當大。但這種君王制色彩，更強大的制衡是來自定期改選，定期接受選民直接檢驗。所以總統制很容易搞民粹，但也可以說是，總統制下，國民的聲音是比較響亮的。相形之下，歐式的民主，充滿了貴族統治(aristocracy)的色彩，一群精英制定政策、統治國家，精英們雖然也要受定期改選的檢驗，但很多時候是關起門來，獨斷獨行的。精英幹得好的時候，當然是可以不用民粹，而讓國家欣欣向榮，而且久了，這些獨斷獨行的精英們，會怕公投這種直接民主。這也是德、法政客，極力阻止希臘公投的重要原因。希臘民眾一定會反對歐盟來的拯救方案，但你們這些小民懂什麼？知道希臘政府倒債的後果嗎？怎麼可以把這麼重大的事情，交給民眾決定？
這種貴族統治的前提是，民眾是笨的，精英才是對的。很可惜，這個前提並沒有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在歐元的決定上，很可能希臘民眾才是對的，歐盟的統治精英是錯的。希臘人願意倒債並退出歐元，回到之前自有貨幣時的經濟起伏波動，不可以嗎？他們願意豢養公僕，債台高築，失業率高，經濟緩慢成長，然後再貨幣貶值，關你們其它人什麼事？
歐盟的拯救方案，始終都不願意碰觸歐元的存廢問題，傷口一直流血，而只願一直這樣把手壓在傷口上，不願打開看看，到底流血的原因是什麼，當然歐債問題會一再浮上檯面。
第二點要注意的是，我之前講的「歐盟的政治體制會面臨立即的考驗，希特勒和拿破崙都做不到的歐洲統一，也許會由經濟危機所促成。」正因為這些統治精英的歐洲統合意志堅強，所以希臘總理鬆手，所以救援方案成事。今後德國人南下主管希臘人稅務，也不是不可能。是福是禍，還是要看歐洲統一的速度，是不是快過歐元崩解的速度，以及民眾反感、反彈的程度。
而文茜小妹大，要怎麼樣繼續旋轉，把胡言亂語自己吃下去，也是挺令人感興趣的。
英文有一個字叫spin，「轉來轉去」，像陳文茜這樣的文章，我們可以說「她又在spin了」。沒有對社會、政治、經濟有足夠的了解，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論基礎，只是隨著潮流，東評論一下，西聳動一下，當然很需要轉來轉去，因為她既無法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又無法在自己犯錯後，大聲地向公眾說「我錯了」，不隨時加料，再轉下去，還能作媒體人，還能作所謂的趨勢先知嗎？記得她的宏文「我們逃過了二次衰退」嗎？她再怎麼轉也沒有用，很快地就會和她的「杜拜第一」，並列陳文茜兩大笑話。
可惜，台灣買她帳的人之多，讓她繼續在輿論界稱王，一點都沒問題。
笑話完陳文茜之後，還是要講我自己對希臘「公投事件」的看法。第一是歐洲的民主特色，在此事件中完全呈現。美國總統制有強烈的君王制色彩，總統雖受國會制衡，但比起內閣制起來，總統擁有的專制權力相當大。但這種君王制色彩，更強大的制衡是來自定期改選，定期接受選民直接檢驗。所以總統制很容易搞民粹，但也可以說是，總統制下，國民的聲音是比較響亮的。相形之下，歐式的民主，充滿了貴族統治(aristocracy)的色彩，一群精英制定政策、統治國家，精英們雖然也要受定期改選的檢驗，但很多時候是關起門來，獨斷獨行的。精英幹得好的時候，當然是可以不用民粹，而讓國家欣欣向榮，而且久了，這些獨斷獨行的精英們，會怕公投這種直接民主。這也是德、法政客，極力阻止希臘公投的重要原因。希臘民眾一定會反對歐盟來的拯救方案，但你們這些小民懂什麼？知道希臘政府倒債的後果嗎？怎麼可以把這麼重大的事情，交給民眾決定？
這種貴族統治的前提是，民眾是笨的，精英才是對的。很可惜，這個前提並沒有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在歐元的決定上，很可能希臘民眾才是對的，歐盟的統治精英是錯的。希臘人願意倒債並退出歐元，回到之前自有貨幣時的經濟起伏波動，不可以嗎？他們願意豢養公僕，債台高築，失業率高，經濟緩慢成長，然後再貨幣貶值，關你們其它人什麼事？
歐盟的拯救方案，始終都不願意碰觸歐元的存廢問題，傷口一直流血，而只願一直這樣把手壓在傷口上，不願打開看看，到底流血的原因是什麼，當然歐債問題會一再浮上檯面。
第二點要注意的是，我之前講的「歐盟的政治體制會面臨立即的考驗，希特勒和拿破崙都做不到的歐洲統一，也許會由經濟危機所促成。」正因為這些統治精英的歐洲統合意志堅強，所以希臘總理鬆手，所以救援方案成事。今後德國人南下主管希臘人稅務，也不是不可能。是福是禍，還是要看歐洲統一的速度，是不是快過歐元崩解的速度，以及民眾反感、反彈的程度。
而文茜小妹大，要怎麼樣繼續旋轉，把胡言亂語自己吃下去，也是挺令人感興趣的。
11/05/2011
公司治理之賈伯斯篇
我反對勞委會「禁止」無薪假的理由是，只要不犯法，政府憑什麼管？越來越多人告訴我，科技業的「內幕」，什麼藉無薪假逼退員工，規避資遣費，什麼藉責任制，把無薪假變成無薪班等等。犯法的事就是要捉起來，我從來不覺得犯法是對的事情，更不覺得良心和責任可以取代法律。記得，勞委會現在不是以裁判的身份查輯非法，而是以「道德勸說」來「禁止」無薪假，這兩種很不一樣。前者很好，而後者很荒唐。
只要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及勞動市場運作良好，公司也許能一時「壓搾」、「剝削」員工，但那並不是均衡解，沒有付市場水準的薪資，員工不會跑嗎？再說一次，不要拿個案，不要拿己身經驗來說自己多懂，別人多外行，只會談個案，還需要經濟學家嗎？
我更深層一點的理由是，公司沒有所謂的社會責任，公司沒有所謂的良心問題，只要在合法範圍內，公司只有一個任務，幫股東賺錢，把企業的價值最大化，如此而已。我的舊文「完整的食物比較好吃」裡，就提到了傅利曼這一真知灼見。而長期賺錢，並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情，把什麼社會責任、企業良心扛在肩上，不但摧毀股東權益，更是加重賺錢的困難度。政府有政府該做的事，管理階層有管理階層該做的事，員工有員工該做的事，只要人人各司其職，世界就會更美好。有關於Steve Jobs的兩件事，可以為這個道理，做個註腳。
Steve Jobs幫蘋果設計了個新總部，像是太空船一樣的新穎建築。但蓋大樓，需要政府准照。在Cupertino市政府主辦的公聽會裡，市府官員問了一個問題，「蘋果能不能像Google幫Mountain View建城市無線寬頻一樣，也幫Cupertino弄一個免費網路？」Steve Jobs說「我以為我們繳了這麼多稅，就是讓政府做這些事？我們不做這些我們不內行的事。」Steve Jobs是客氣了，蘋果公司及員工帶給Cupertino多少的繁榮，繳了多少稅，這些吸血鬼還貪得無厭？我以前常去Cupertino的公立圖書館，可以說是全美這種規模城市裡最棒的，當然市民享受了，外地居民也享受了，但市府公務員更加享受了。這些死官僚，不是怎麼樣積極地「服務」這隻金雞母，反而想的是怎麼樣多咬一口蘋果？
另外一個故事，就是最近傳出，新任的蘋果接班人Tim Cook要走自己的路。華爾街日報導了許多改變，而其中一點，就是開始捐錢了。員工只要捐錢給慈善機構，蘋果會同額贊助，等於是加倍員工的捐款，上限是一萬美元。Steve Jobs從來不拿公司的錢捐獻，每一分賺的錢都放回公司，繼續賺錢。公司治理本來就應該這樣，要做好事，員工自己拿錢出來，不要慷股東的慨。雖然我懷疑蘋果會發很低的薪資，而需要用同額贊助的方式給薪，而避免員工落跑。但假設真是出於這個理由好了，為什麼不每人直接加發一萬美金，讓員工自己決定這麼用？
Tim Cook的這個舉措，怎麼看都不對勁，只能說左派的這些「社會責任」、「企業良心」觀念衝腦，而做了違背Steve Jobs理念的事。也許自然界「均值回歸mean reversion」的定理，蘋果也逃不掉。蘋果也許可以再高飛幾年，但未來的墜落應該也是必然的。
只要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及勞動市場運作良好，公司也許能一時「壓搾」、「剝削」員工，但那並不是均衡解，沒有付市場水準的薪資，員工不會跑嗎？再說一次，不要拿個案，不要拿己身經驗來說自己多懂，別人多外行，只會談個案，還需要經濟學家嗎？
我更深層一點的理由是，公司沒有所謂的社會責任，公司沒有所謂的良心問題，只要在合法範圍內，公司只有一個任務，幫股東賺錢，把企業的價值最大化，如此而已。我的舊文「完整的食物比較好吃」裡，就提到了傅利曼這一真知灼見。而長期賺錢，並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情，把什麼社會責任、企業良心扛在肩上，不但摧毀股東權益，更是加重賺錢的困難度。政府有政府該做的事，管理階層有管理階層該做的事，員工有員工該做的事，只要人人各司其職，世界就會更美好。有關於Steve Jobs的兩件事，可以為這個道理，做個註腳。
Steve Jobs幫蘋果設計了個新總部，像是太空船一樣的新穎建築。但蓋大樓，需要政府准照。在Cupertino市政府主辦的公聽會裡，市府官員問了一個問題，「蘋果能不能像Google幫Mountain View建城市無線寬頻一樣，也幫Cupertino弄一個免費網路？」Steve Jobs說「我以為我們繳了這麼多稅，就是讓政府做這些事？我們不做這些我們不內行的事。」Steve Jobs是客氣了，蘋果公司及員工帶給Cupertino多少的繁榮，繳了多少稅，這些吸血鬼還貪得無厭？我以前常去Cupertino的公立圖書館，可以說是全美這種規模城市裡最棒的，當然市民享受了，外地居民也享受了，但市府公務員更加享受了。這些死官僚，不是怎麼樣積極地「服務」這隻金雞母，反而想的是怎麼樣多咬一口蘋果？
另外一個故事，就是最近傳出，新任的蘋果接班人Tim Cook要走自己的路。華爾街日報導了許多改變，而其中一點，就是開始捐錢了。員工只要捐錢給慈善機構，蘋果會同額贊助，等於是加倍員工的捐款，上限是一萬美元。Steve Jobs從來不拿公司的錢捐獻，每一分賺的錢都放回公司，繼續賺錢。公司治理本來就應該這樣，要做好事，員工自己拿錢出來，不要慷股東的慨。雖然我懷疑蘋果會發很低的薪資，而需要用同額贊助的方式給薪，而避免員工落跑。但假設真是出於這個理由好了，為什麼不每人直接加發一萬美金，讓員工自己決定這麼用？
Tim Cook的這個舉措，怎麼看都不對勁，只能說左派的這些「社會責任」、「企業良心」觀念衝腦，而做了違背Steve Jobs理念的事。也許自然界「均值回歸mean reversion」的定理，蘋果也逃不掉。蘋果也許可以再高飛幾年，但未來的墜落應該也是必然的。
11/03/2011
無可取代
「無心假」那篇一如所料，果然引來許多反彈，照例還是再寫一篇，講清楚一點。如果今天我被放無薪假(furlough)，我會不會像一些鄉民一樣火大？一定會的。但如果今天我領十八趴，然後政府要廢十八趴，我會不會火大，也一定會的。所以，不要和我說什麼將心比心，因為將心比心不代表無薪假一定是錯的，也不代表十八趴就可以合理存在。如果要用個人體驗來討論公共政策，我們也不需要經濟分析、政策討論了，大家就像「佔領華爾街」一樣，到凱達格蘭大道上，好好地盍各言爾志，不就好了？
正如布萊爾對「佔領華爾街」的評論，「抗議的人有要求，但不一定有答案。」，反對無薪假的人和在網路上酸我的人，其實是沒有答案的。企業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要有責任，要有良心等等，這些呼籲，這些控訴，並不是答案。因為企業不是這樣經營的。良心有時是被狗吃了，有時候，卻是不先把良心擺一邊，整個企業就會被狗吃了。
政策上沒有答案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天災人禍會發生，意外無法避免，沒有一個完美決策可以保證社會全體每一個人都富足平安。既然無法避免國際經濟的外在衝擊，我們要思考的就是，怎麼樣的政策，可以最快速地調整，因為長痛不如短痛，而在短痛的過程裡，提供適度的救濟網支持受害而真正弱勢民眾，而且在救濟的過程裡，如何不影響調整的速度。禁止無薪假，不管從那一個角度看，都不是在提供弱勢民眾救濟，而是在延長經濟調整的過程！
經濟要調整的快，要靠的是市場的自由競爭，不僅是商品市場，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競爭也很重要，政府除了適當的救濟措施外，要做的就是確保各個市場的運作良好。有人指出，無薪假其實是在規避資遣費的發放。我認為很有可能，所以勞委會如果以裁判身份，公佈這些實施無薪假的公司很好，但要怎麼懲罰，就交給勞動市場，讓勞工和公司自己判斷，遠比政府出面全面禁止和道德譴責來得好。誰知道那些公司是真的希望員工共體時艱的呢？
這是國家社會的層次，如果是個人的層次呢？
我喜歡和學生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是一個池子，過去的經濟發展，就像是河水會流進流出這個池子一樣，有時水位高，有時水位低。但我們處於史所未見的全球化新形勢，同一個池子面臨的河水進出，是進則也洶洶，出則也洶洶。所以好年冬的時候，人人吃得飽飽，但景氣不好的時候，肚子可是會餓得扁扁，而且好轉壞，或是壞轉好，都會又急又快。這幾年的經濟情勢，是不是就是這樣發展？
對個人而言，最大的保障，不是來自政府，而是來自己身。
風險無可避免，但我們可以分散風險。我們最好的分散風險對象，就是自己。所以好年冬的時候，就要把錢存起來，不要老想買奢侈品，不要老想出國旅行，說不準明天自己就被放了個無薪假。另外一個保障，就是要讓自己有技能，可以讓人無法取代。
有讀者來信說，「企業賺錢時也沒見那些企業主動多發紅利給勞工，景氣反轉卻要勞工配合無薪假共體時艱？景氣循環的經營風險也要轉嫁員工的身上？台灣勞資雙方的權益也未免太不對等了！」不是把所有人都戴上勞工的帽子，就大家都是一樣的勞工了。如果你只是隨時可以被取代、千千萬萬的員工之一，那勞資雙方的權益當然不對等。但如果你是手握大客戶的業務經理，如果你有傲人的廚藝，如果你能俐落地寫程式，如果你懂最新的專業知識，如果你最懂機台壞了，參數怎麼調，如果你能用別人都不會的車床，如果你能講授一門有用而無人能教的課，如果你能像曾雅妮一樣打球，如果你能像方文山一樣寫歌，如果你能像老闆一樣自己創業，那談判桌上，怎麼會是你在哭喊「不對等」呢？
James Joyce說，No one gives it to you. You have to take it.
正如布萊爾對「佔領華爾街」的評論，「抗議的人有要求，但不一定有答案。」，反對無薪假的人和在網路上酸我的人，其實是沒有答案的。企業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要有責任，要有良心等等，這些呼籲，這些控訴，並不是答案。因為企業不是這樣經營的。良心有時是被狗吃了，有時候，卻是不先把良心擺一邊，整個企業就會被狗吃了。
政策上沒有答案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天災人禍會發生，意外無法避免，沒有一個完美決策可以保證社會全體每一個人都富足平安。既然無法避免國際經濟的外在衝擊，我們要思考的就是，怎麼樣的政策，可以最快速地調整，因為長痛不如短痛，而在短痛的過程裡，提供適度的救濟網支持受害而真正弱勢民眾，而且在救濟的過程裡，如何不影響調整的速度。禁止無薪假，不管從那一個角度看，都不是在提供弱勢民眾救濟，而是在延長經濟調整的過程！
經濟要調整的快，要靠的是市場的自由競爭，不僅是商品市場，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競爭也很重要，政府除了適當的救濟措施外，要做的就是確保各個市場的運作良好。有人指出，無薪假其實是在規避資遣費的發放。我認為很有可能，所以勞委會如果以裁判身份，公佈這些實施無薪假的公司很好，但要怎麼懲罰，就交給勞動市場，讓勞工和公司自己判斷，遠比政府出面全面禁止和道德譴責來得好。誰知道那些公司是真的希望員工共體時艱的呢？
這是國家社會的層次，如果是個人的層次呢？
我喜歡和學生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是一個池子，過去的經濟發展，就像是河水會流進流出這個池子一樣，有時水位高，有時水位低。但我們處於史所未見的全球化新形勢，同一個池子面臨的河水進出，是進則也洶洶，出則也洶洶。所以好年冬的時候，人人吃得飽飽，但景氣不好的時候，肚子可是會餓得扁扁，而且好轉壞，或是壞轉好，都會又急又快。這幾年的經濟情勢，是不是就是這樣發展？
對個人而言，最大的保障，不是來自政府，而是來自己身。
風險無可避免，但我們可以分散風險。我們最好的分散風險對象，就是自己。所以好年冬的時候，就要把錢存起來，不要老想買奢侈品，不要老想出國旅行，說不準明天自己就被放了個無薪假。另外一個保障，就是要讓自己有技能，可以讓人無法取代。
有讀者來信說，「企業賺錢時也沒見那些企業主動多發紅利給勞工，景氣反轉卻要勞工配合無薪假共體時艱？景氣循環的經營風險也要轉嫁員工的身上？台灣勞資雙方的權益也未免太不對等了！」不是把所有人都戴上勞工的帽子，就大家都是一樣的勞工了。如果你只是隨時可以被取代、千千萬萬的員工之一，那勞資雙方的權益當然不對等。但如果你是手握大客戶的業務經理，如果你有傲人的廚藝，如果你能俐落地寫程式，如果你懂最新的專業知識，如果你最懂機台壞了，參數怎麼調，如果你能用別人都不會的車床，如果你能講授一門有用而無人能教的課，如果你能像曾雅妮一樣打球，如果你能像方文山一樣寫歌，如果你能像老闆一樣自己創業，那談判桌上，怎麼會是你在哭喊「不對等」呢？
James Joyce說，No one gives it to you. You have to take it.
11/01/2011
無心假
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據說講了一段很有道理的話。中央社報導，「王如玄表示，勞委會「穩定就業輔導團」持續與企業溝通協調，無薪休假不僅會令企業正面形象受損，股價下跌，也降低員工對公司向心力，且員工薪資佔企業 營運支出仍有限，那又何必這樣做？」是啊，企業何必休無薪假呢？難得主管勞工事務的政府主管，這麼懂企業經營，公司老闆，你們怎麼不好好聽聽呢？
許多左仔不了解經濟運作的道理，常常對很多事情覺得不可思議，而做出許多令人發噱的政策決定。比如說，法國人為什麼有每週三十五小時的法定工時規定，正是因為不可思議的法國政客認為，如果每個人事情少做一點，多出來、沒人負責的事，就可以讓公、私機構多聘一些人，不就可以減少失業了？同樣的，勞委會，打算對這些賺錢還放無薪假（還不是裁員哦）的企業課紅利稅,因為他們認為都要放無薪假的企業，應該「很慘了」，怎麼可能賺錢。有賺錢的話，還放無薪假，一定是惡整員工，一定是無良企業，該死。
有些人常講社會資源就像是個大餅，很多時候是分配不均，所以有人窮，有人富。所以只要政府公正行事，大餅劃得公平一點，社會自然富裕又繁榮，不是？
不是。因為人會懶惰，會自私，所以沒弄好的話，大餅會縮水。法定三十五小時的規定和禁止放無薪假的命令，造就的就是僵化的勞動市場。企業面對的客戶，可沒有所謂法令規定他們一定要購買商品或勞務。面對訂單變少，加上未來景氣的不確定，政府還不准在雇用員工上有任何的彈性，那誰還願意沒事找事地創業、經營事業？這世界流動最快的就是資本，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難道勞委會還有辦法下道行政命令，禁止停業、禁止破產、禁止不投資嗎？
勞委會這麼會「禁止」，這麼會「輔導」，這麼會「計劃」，怎不計劃給每一個國民都有一個好工作？共產革命的失敗，就是沒辦法進到一些人的腦子裡。社會的繁榮、富裕，從來就不是計劃出來的，而是一個良好的經商環境，鼓勵冒險、獎勵努力而造就的。這麼做餅才會大，才有錢一起分，這道理很難懂嗎？
勞委會說，放無薪假是片面更改勞動契約，犯法。試問要員工簽同意書，很難嗎？員工自己沒長腦子，不知道無薪假和裁員的不同嗎？放無薪假的老闆至少願意給大家留條退路，員工會不知道嗎？所以要符合勞動法規，一點困難都沒有。而沒有犯法的事，關你勞委會屁事？
台灣真正要保護的，不是會在媒體上哭夭無薪假的中產階級，或是政府直接、間接雇用的貴族勞工，而是經濟轉型下，無能為力的中下階層（見我的舊文「救中產階級還是失業勞工」）。看著勞委會，只會照顧「同是貴族勞工的自己人」，號稱會搞經濟的國民黨高官卻連一個有效的經濟政策都沒有，只會幻想降龍十八掌；而民進黨，左進地到是特別俐落，根本不想管經濟轉型的問題。能不讓人擔心台灣經濟的未來嗎？
許多左仔不了解經濟運作的道理，常常對很多事情覺得不可思議，而做出許多令人發噱的政策決定。比如說，法國人為什麼有每週三十五小時的法定工時規定，正是因為不可思議的法國政客認為，如果每個人事情少做一點，多出來、沒人負責的事，就可以讓公、私機構多聘一些人，不就可以減少失業了？同樣的，勞委會，打算對這些賺錢還放無薪假（還不是裁員哦）的企業課紅利稅,因為他們認為都要放無薪假的企業，應該「很慘了」，怎麼可能賺錢。有賺錢的話，還放無薪假，一定是惡整員工，一定是無良企業，該死。
有些人常講社會資源就像是個大餅，很多時候是分配不均，所以有人窮，有人富。所以只要政府公正行事，大餅劃得公平一點，社會自然富裕又繁榮，不是？
不是。因為人會懶惰，會自私，所以沒弄好的話，大餅會縮水。法定三十五小時的規定和禁止放無薪假的命令，造就的就是僵化的勞動市場。企業面對的客戶，可沒有所謂法令規定他們一定要購買商品或勞務。面對訂單變少，加上未來景氣的不確定，政府還不准在雇用員工上有任何的彈性，那誰還願意沒事找事地創業、經營事業？這世界流動最快的就是資本，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難道勞委會還有辦法下道行政命令，禁止停業、禁止破產、禁止不投資嗎？
勞委會這麼會「禁止」，這麼會「輔導」，這麼會「計劃」，怎不計劃給每一個國民都有一個好工作？共產革命的失敗，就是沒辦法進到一些人的腦子裡。社會的繁榮、富裕，從來就不是計劃出來的，而是一個良好的經商環境，鼓勵冒險、獎勵努力而造就的。這麼做餅才會大，才有錢一起分，這道理很難懂嗎？
勞委會說，放無薪假是片面更改勞動契約，犯法。試問要員工簽同意書，很難嗎？員工自己沒長腦子，不知道無薪假和裁員的不同嗎？放無薪假的老闆至少願意給大家留條退路，員工會不知道嗎？所以要符合勞動法規，一點困難都沒有。而沒有犯法的事，關你勞委會屁事？
台灣真正要保護的，不是會在媒體上哭夭無薪假的中產階級，或是政府直接、間接雇用的貴族勞工，而是經濟轉型下，無能為力的中下階層（見我的舊文「救中產階級還是失業勞工」）。看著勞委會，只會照顧「同是貴族勞工的自己人」，號稱會搞經濟的國民黨高官卻連一個有效的經濟政策都沒有，只會幻想降龍十八掌；而民進黨，左進地到是特別俐落，根本不想管經濟轉型的問題。能不讓人擔心台灣經濟的未來嗎？
10/30/2011
希臘生與死
我正在自修耶魯Donald Kagan教授的古希臘歷史開放課程，聽到他談希臘人的生死觀，和之前我談的「財富是什麼」有許多關連，特此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Kagan教授說，相較於比較晚的東、西方的死亡觀，古希臘人面臨的是一個相對困難的死亡觀。東方（我想他指的是佛、道和印度教）面對人都會死這樣的問題，處理的方式是，「塵歸塵，土歸土」，人本來就是塵土而已，死了就是回歸，沒什麼大不了。活著因此比較重要。
另一方面，基督教面對人的死亡問題的態度是，只要做「對」的事情，人類可以得到永生，死一點都不足懼。所以活著時要做好的事、對的事，死後就可以上天堂，得永生。永生這一個概念，Kagan教授說，在現代社會，至少在西方社會依然重要。現代醫學仍然沒有發達到，可以讓人類免於一死，但依然活在啟蒙時代的人類，相信著「進步Progress」的概念。人類仍然不斷地在進步中，思想也好，科學也好，物質生活也好，都不斷地進步中。而這進步是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且這進步會以各種方式留存在人類社會。這「留存」，就是永生的證據。也是我前面說的，王永慶和Steve Jobs在面臨死亡時，應該是毫無懼怕的，因為他們的創造，讓他們得到了不朽的永生。
不管是東方或是西方，死亡的問題，好像都得到了解決。但在古希臘人的世界裡，解決或是解脫，並沒有那麼容易。希臘人相信的人類，是有點和神平起平坐的，但和神不一樣的是，人類會死。死亡，另一方面，對希臘人來說是相當可怕的。「再怎麼卑微地在人類世界活著，都比在地獄稱王來得好」，大概就是希臘人懼怕死亡的程度。
因為希臘的神，雖然有超能力，但並不是像基督教那樣，是全能的主。所以希臘人又相信，人生是有很多隨機性的，沒有什麼宿命觀，因為沒有一個全能的神在規劃人類一生的，所以沒有什麼事情是上天注定的。這其實是很悲觀的生死看法，因為無得脫逃。人一定會死，但死又這麼可怕，該如何是好？
Kagan教授舉了荷馬知名史詩「伊利亞德」裡的主角之一，阿其理斯，作為希臘生死觀的代表。阿其理斯腱常被形容是人最脆弱的地方，是因為阿其理斯是凡人父親和天神母親生下的混血，他的母親為了讓阿其理斯不死，出生時就把阿其理斯浸在冥河裡，果然讓阿其理斯刀槍不入，除了他母親手握的腳踵部份因為沒有浸到冥河水以外，全身沒有弱點。
在「伊利亞德」裡，阿其理斯參與攻打特洛伊城的原因，正是希臘人正面看待死亡的方式。阿其理斯因為是半神半人，天機說，只要阿其理斯不去特洛伊，他會不死，得到永生，但他會漠漠無名。相反地，如果阿其理斯參戰，他必死，但將因為他的英勇而永留青史。Kagan教授說，不要小看希臘人的這個故事，是不是到現在，阿其理斯之盛名仍流傳在人間？
這是希臘人對抗死亡的英雄主義式的永生觀。阿其理斯被問到明知必死，仍參與攻打特洛伊的原因時，他說「我的父親告訴我，永遠做到最好。」所以永遠做到最好，才是真英雄，才能永留青史，才能得到永生。因此，希臘人愛競爭，每個人都想要做到最好，想要出人頭地，所以奧林匹克起源於希臘，所以西方文明也始於希臘。也許這正是Steve Jobs真正的永生觀，也說不定。
Kagan教授說，相較於比較晚的東、西方的死亡觀，古希臘人面臨的是一個相對困難的死亡觀。東方（我想他指的是佛、道和印度教）面對人都會死這樣的問題，處理的方式是，「塵歸塵，土歸土」，人本來就是塵土而已，死了就是回歸，沒什麼大不了。活著因此比較重要。
另一方面，基督教面對人的死亡問題的態度是，只要做「對」的事情，人類可以得到永生，死一點都不足懼。所以活著時要做好的事、對的事，死後就可以上天堂，得永生。永生這一個概念，Kagan教授說，在現代社會，至少在西方社會依然重要。現代醫學仍然沒有發達到，可以讓人類免於一死，但依然活在啟蒙時代的人類，相信著「進步Progress」的概念。人類仍然不斷地在進步中，思想也好，科學也好，物質生活也好，都不斷地進步中。而這進步是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且這進步會以各種方式留存在人類社會。這「留存」，就是永生的證據。也是我前面說的，王永慶和Steve Jobs在面臨死亡時，應該是毫無懼怕的，因為他們的創造，讓他們得到了不朽的永生。
不管是東方或是西方，死亡的問題，好像都得到了解決。但在古希臘人的世界裡，解決或是解脫，並沒有那麼容易。希臘人相信的人類，是有點和神平起平坐的，但和神不一樣的是，人類會死。死亡，另一方面，對希臘人來說是相當可怕的。「再怎麼卑微地在人類世界活著，都比在地獄稱王來得好」，大概就是希臘人懼怕死亡的程度。
因為希臘的神，雖然有超能力，但並不是像基督教那樣，是全能的主。所以希臘人又相信，人生是有很多隨機性的，沒有什麼宿命觀，因為沒有一個全能的神在規劃人類一生的，所以沒有什麼事情是上天注定的。這其實是很悲觀的生死看法，因為無得脫逃。人一定會死，但死又這麼可怕，該如何是好？
Kagan教授舉了荷馬知名史詩「伊利亞德」裡的主角之一，阿其理斯，作為希臘生死觀的代表。阿其理斯腱常被形容是人最脆弱的地方，是因為阿其理斯是凡人父親和天神母親生下的混血，他的母親為了讓阿其理斯不死，出生時就把阿其理斯浸在冥河裡，果然讓阿其理斯刀槍不入，除了他母親手握的腳踵部份因為沒有浸到冥河水以外，全身沒有弱點。
在「伊利亞德」裡，阿其理斯參與攻打特洛伊城的原因，正是希臘人正面看待死亡的方式。阿其理斯因為是半神半人，天機說，只要阿其理斯不去特洛伊，他會不死，得到永生，但他會漠漠無名。相反地，如果阿其理斯參戰，他必死，但將因為他的英勇而永留青史。Kagan教授說，不要小看希臘人的這個故事，是不是到現在，阿其理斯之盛名仍流傳在人間？
這是希臘人對抗死亡的英雄主義式的永生觀。阿其理斯被問到明知必死，仍參與攻打特洛伊的原因時，他說「我的父親告訴我，永遠做到最好。」所以永遠做到最好，才是真英雄，才能永留青史，才能得到永生。因此，希臘人愛競爭，每個人都想要做到最好，想要出人頭地，所以奧林匹克起源於希臘，所以西方文明也始於希臘。也許這正是Steve Jobs真正的永生觀，也說不定。
10/27/2011
強心針還是葉克膜
歐盟周四出爐的拯救歐債危機方案，大獲好評，全球股市全面上漲，歐元轉強。我說，神經病。
拯救方案看來看去，怎麼樣也看不到梅克爾說的「結構性改革」，真不知道這些人在樂什麼。歐洲銀行股票還全都上漲，更是神經病。希臘債券投資，平白無故被砍了百分之五十，滿手的CDS債券保險還完全無法獲得理賠，銀行股憑什麼漲？
政治人物強迫改善銀行資本結構，更是嘴砲一流。政府不出錢，找誰注資？注資找不到，能怎麼改善資本結構，最後歐洲銀行只好一起跳樓大拍賣手上持有的破爛投資品，重演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的金融風暴。法國總統沙柯吉更好笑，說救市的錢，要找中國一起出。最好是共產黨和你一樣腦子壞掉，敢出錢救歐洲。
不敢放手讓希臘倒債，不敢讓IMF或是歐洲各國政府認賠希臘債務投資，就逼迫銀行打消一半希臘債務，天下有這麼美好的事？倒頭來，法國興業這些滿手歐債的銀行不是還要靠政府出手救？
我唯一想到的樂觀理由是，歐洲銀行面對呆帳打消的現實，會對未來加碼南歐諸國債券投資更為謹慎，資本結構改善的要求，也會逼他們減少南歐公債的投資。但這些國家發新債還舊債的算盤不就被毀了嗎？不正加速義大利、西班牙的倒債嗎？改革沒有觸及核心的「二流歐元」問題，根本不能叫改革。
拯救方案看來看去，怎麼樣也看不到梅克爾說的「結構性改革」，真不知道這些人在樂什麼。歐洲銀行股票還全都上漲，更是神經病。希臘債券投資，平白無故被砍了百分之五十，滿手的CDS債券保險還完全無法獲得理賠，銀行股憑什麼漲？
政治人物強迫改善銀行資本結構，更是嘴砲一流。政府不出錢，找誰注資？注資找不到，能怎麼改善資本結構，最後歐洲銀行只好一起跳樓大拍賣手上持有的破爛投資品，重演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的金融風暴。法國總統沙柯吉更好笑，說救市的錢，要找中國一起出。最好是共產黨和你一樣腦子壞掉，敢出錢救歐洲。
不敢放手讓希臘倒債，不敢讓IMF或是歐洲各國政府認賠希臘債務投資，就逼迫銀行打消一半希臘債務，天下有這麼美好的事？倒頭來，法國興業這些滿手歐債的銀行不是還要靠政府出手救？
我唯一想到的樂觀理由是，歐洲銀行面對呆帳打消的現實，會對未來加碼南歐諸國債券投資更為謹慎，資本結構改善的要求，也會逼他們減少南歐公債的投資。但這些國家發新債還舊債的算盤不就被毀了嗎？不正加速義大利、西班牙的倒債嗎？改革沒有觸及核心的「二流歐元」問題，根本不能叫改革。
10/26/2011
不教而殺謂之虐(上)
遲早要寫篇評論，好好地講講「佔領華爾街」運動。簡短的評論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更不是在公園野餐，將「佔領華爾街」比擬為阿拉伯之春吹向紐約，是污辱了拋頭顱、灑熱血的阿拉伯青年。總而言之，不管歐美或是台灣的左派青年多麼興奮，「佔領華爾街」終究是「時代錯誤」*，注定是要一事無成了。
一事無成很大的一個原因是，要搞一個運動，沒有清楚、簡單的敵人成嗎？「反對華爾街的貪婪」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先不說貪婪的定義很難說地清，到底華爾街是什麼，這些左仔清楚嗎？華爾街可以是投資銀行、商業銀行、避險基金或是股、債市作手等等。到底這些金融中間人(financial intermediaries)有什麼不同，現代經濟為什麼需要他們，政府花大錢拯救的對象為何？等到搞清楚了，鬍子都白了，群眾自然也都散了。更何況左仔從來都只要擺弄反抗的姿態而已，搞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不但不是他們的強項，某種程度上，反而阻礙了他們憤怒的動能。所以「佔領華爾街」運動就陷入了一個困境：如果事情搞得清楚，為什麼不在體制裡做改革？如果事情不搞清楚，運動又要怎麼做大？所以「佔領華爾街」失敗是必然的。
我喜歡嘲笑左派不求甚解，有人就會問了，「那你知道銀行這些金融中間人，到底是幹什麼吃的嗎？問題在那裡，你知道嗎？有效的改革方案是什麼，你了解嗎？」廢話，不知道，我還配罵人嗎？孔子說「不教而殺謂之虐」，就讓我先教再殺吧。
我在舊文「金融改革別因噎廢食」裡，提到了Robert Shiller說的「現代醫學大概在1865年左右，對人類的幫助才超過對人類的傷害，而金融市場早在1865之前就對人類的幫助超過對人類的傷害了。」金融市場當然重要得不得了，但到底金融市場對人類的幫助為何？
傳統商業銀行所扮演的金融中介角色，一點也不難懂。先看如果今天沒有商業銀行的話，一個企業家如何開創事業。這個企業家也許有絕佳的商業點子，但沒有資金設廠僱工，事業沒法開展。但這時，同村有個田僑仔，滿手祖產現金，因為沒有銀行，所以沒地方放，濫頭寸爛在手上。企業家找上了田僑仔借錢，看來像是一個供給資金，一個需要資金的絕配。但田僑仔看來看去，雖然認識這個企業家，卻怎麼也不放心。也不一定是過去信用不好，但誰知道借了這一大筆錢後，企業家是不是會真得開創事業賺錢？又事業是不是真得能賺錢，誰也不知道。如果企業家心一歪，把錢拿去了澳門賭錢，或是拿去了美國買房子，怎麼辦？
所以田僑仔想了想，還是借，但利息很高。心想，我借錢給這許多人，每一個都收高利，一兩個倒帳，我還有賺。高利貸的來源就是這樣。這也是訊息不對稱下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由來。因為利息很高，做一般生意的人不敢借，所以造成只有高風險的企業家才會來貸的「逆向選擇」。另一方面，借到錢後，事業一旦不順，看著高利堆出來的債台，企業家很容易就挺而走險，拿錢賭一把，或是乾脆遠走高飛，而有所謂的「道德風險」。面對這些潛在風險，田僑仔就更有理由把利息提高，一整個就是惡性循環。
所以沒有銀行作為中間人的經濟無法成長。因為訊息不對稱的均衡結果是有錢的人不敢貸，想貸的人借不起。資金動不了，資本累積不了，經濟當然成長不了。
待續。
*三年之後，重看「時代錯誤」讓人感觸不少。伊曼紐離開白宮當了芝加哥市長，歐巴馬被證明是個卡特，而不是柯林頓。在國內，林濁水不再哭夭國會無法過半，民進黨居然走了類似我說的路線，而看來天下無敵的馬英九一再露出馬腳，眼看就要失天下了。世事無常，政治這事兒，還真要靠時間來檢驗。
一事無成很大的一個原因是，要搞一個運動，沒有清楚、簡單的敵人成嗎？「反對華爾街的貪婪」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先不說貪婪的定義很難說地清，到底華爾街是什麼，這些左仔清楚嗎？華爾街可以是投資銀行、商業銀行、避險基金或是股、債市作手等等。到底這些金融中間人(financial intermediaries)有什麼不同，現代經濟為什麼需要他們，政府花大錢拯救的對象為何？等到搞清楚了，鬍子都白了，群眾自然也都散了。更何況左仔從來都只要擺弄反抗的姿態而已，搞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不但不是他們的強項，某種程度上，反而阻礙了他們憤怒的動能。所以「佔領華爾街」運動就陷入了一個困境：如果事情搞得清楚，為什麼不在體制裡做改革？如果事情不搞清楚，運動又要怎麼做大？所以「佔領華爾街」失敗是必然的。
我喜歡嘲笑左派不求甚解，有人就會問了，「那你知道銀行這些金融中間人，到底是幹什麼吃的嗎？問題在那裡，你知道嗎？有效的改革方案是什麼，你了解嗎？」廢話，不知道，我還配罵人嗎？孔子說「不教而殺謂之虐」，就讓我先教再殺吧。
我在舊文「金融改革別因噎廢食」裡，提到了Robert Shiller說的「現代醫學大概在1865年左右，對人類的幫助才超過對人類的傷害，而金融市場早在1865之前就對人類的幫助超過對人類的傷害了。」金融市場當然重要得不得了，但到底金融市場對人類的幫助為何？
傳統商業銀行所扮演的金融中介角色，一點也不難懂。先看如果今天沒有商業銀行的話，一個企業家如何開創事業。這個企業家也許有絕佳的商業點子，但沒有資金設廠僱工，事業沒法開展。但這時，同村有個田僑仔，滿手祖產現金，因為沒有銀行，所以沒地方放，濫頭寸爛在手上。企業家找上了田僑仔借錢，看來像是一個供給資金，一個需要資金的絕配。但田僑仔看來看去，雖然認識這個企業家，卻怎麼也不放心。也不一定是過去信用不好，但誰知道借了這一大筆錢後，企業家是不是會真得開創事業賺錢？又事業是不是真得能賺錢，誰也不知道。如果企業家心一歪，把錢拿去了澳門賭錢，或是拿去了美國買房子，怎麼辦？
所以田僑仔想了想，還是借，但利息很高。心想，我借錢給這許多人，每一個都收高利，一兩個倒帳，我還有賺。高利貸的來源就是這樣。這也是訊息不對稱下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由來。因為利息很高，做一般生意的人不敢借，所以造成只有高風險的企業家才會來貸的「逆向選擇」。另一方面，借到錢後，事業一旦不順，看著高利堆出來的債台，企業家很容易就挺而走險，拿錢賭一把，或是乾脆遠走高飛，而有所謂的「道德風險」。面對這些潛在風險，田僑仔就更有理由把利息提高，一整個就是惡性循環。
所以沒有銀行作為中間人的經濟無法成長。因為訊息不對稱的均衡結果是有錢的人不敢貸，想貸的人借不起。資金動不了，資本累積不了，經濟當然成長不了。
待續。
*三年之後，重看「時代錯誤」讓人感觸不少。伊曼紐離開白宮當了芝加哥市長，歐巴馬被證明是個卡特，而不是柯林頓。在國內，林濁水不再哭夭國會無法過半，民進黨居然走了類似我說的路線，而看來天下無敵的馬英九一再露出馬腳，眼看就要失天下了。世事無常，政治這事兒，還真要靠時間來檢驗。
10/24/2011
發言人
我一向很討厭馬英九的發言人(總統府、新聞局、國民黨、馬辦等等)，講話官腔官調，很怕民眾不會思考，專門教民眾怎麼想。喜歡講什麼「大可不必」，「沒格局」，「讓人無法心安」這種降貴紓尊假謙卑真官威的話。當然會這樣發言是有策略目的，一是專門放下肆咬上肆，但這種把戲一再上演，就像是馬英九一再在選舉場子「民調」詐騙機率的把戲一樣，會讓民眾認為「又來了」。另外的目的，大概是走夜路吹口哨壯膽，金溥聰在財訊上說國民黨贏定了，也是一樣的道理。
總之，官做久了，人話都不會講了，就是馬陣營發言人的毛病。相較之下，民進黨的發言人，像是寇做久了，一樣也不會講人話。老是像失敗的左仔一樣，「要求道歉」，「主張立即下台」這種講來自己開心的話，一點路用都沒有。這兩類發言人，非常符合我之前說的「國民黨是假右，民進黨是真左」的分類。
我不喜歡各打五十大板的評論，所以我要來宣布我的喜好了。在假右的大惡之前，我還是比較喜歡真左的大笨。這大概是我唯一會說左派好話的時候了。
總之，官做久了，人話都不會講了，就是馬陣營發言人的毛病。相較之下，民進黨的發言人，像是寇做久了，一樣也不會講人話。老是像失敗的左仔一樣，「要求道歉」，「主張立即下台」這種講來自己開心的話，一點路用都沒有。這兩類發言人，非常符合我之前說的「國民黨是假右，民進黨是真左」的分類。
我不喜歡各打五十大板的評論，所以我要來宣布我的喜好了。在假右的大惡之前，我還是比較喜歡真左的大笨。這大概是我唯一會說左派好話的時候了。
10/23/2011
擠兌美元(下)
船堅砲利的美國，發行的公債當然是無風險的。而無風險的很大一個原因，當然是美國政府在最差的情況下，只要把印鈔機打開，不管欠再多的錢，每一分的美國公債都可以償還得起。但正如前述，還得起債，不代表美元本身沒有問題。相反地，美元和美債的問題大得不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寇克然教授(John H. Cochrane)日前發表的一篇評論，揭露了一個極為恐怖的圖像。讓我簡單介紹一下。
寇克然教授的主要論點是，美國政府的債台高築，大量印美鈔償債是必然的事。而一旦民眾了解這個事實，類似銀行擠兌的恐慌會發生，而擠兌的對象會是美元。也就是民眾、企業和外國人會大幅拋售美元，美元價值一夕之間將跌落谷底，類似德國在一、二次戰後的超高通膨將在美國發生，之前的金融危機將只是小兒科而已。而正如同銀行擠兌一樣，誰也不知道何時會發生，但發生了就像是雪崩一樣，沒有一個政府機構有能力應付。
寇克然教授左打凱恩斯學派不切實際的菲利浦曲線，右打貨幣學派的狹窄貨幣政策視角。他說沒有任何的證據指出，擴大政府支出，製造通膨可以拉高經濟成長，所以現在歐巴馬政府的景氣刺激方案無效，反而再加重聯邦政府債務。另一方面，柏南克的聯準會，輕忽通膨的潛在威脅，過度相信貨幣政策有能力控制通膨，而放任貨幣發行浮濫，一樣不可取。
真正的問題，寇克然指出，還是在聯邦政府的負債規模。這一點，我之前提到的兩個新科諾貝爾獎得主也有一樣的看法。而聯邦政府的負債規模，像是一列即將撞上山壁的火車，人人都知道危險，卻沒有人有辦法阻止慘劇發生。
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現在有一半是借來的。而支出方面，國民年金、老人保險、國防支出和公債利息這些動也動不得的部份，就佔了三分之二以上。算盤怎麼打，都沒辦法把債打下去，只能不斷地以債養債。這些都還是帳上的，等到嬰兒潮世代大規模退休了，其它支出都不用算，光國民年金和老人保險就可以把美元打趴了。還有情況比聯邦政府更糟的地方政府，這些最後都還是要聯邦政府拿錢出來拯救。Michael Lewis的新文章有地方政府財政的恐怖現狀。地方政府沒錢到可以把公共安全的警察、消防隊通通裁掉，可以想像一個十萬人的城市，只有一個市府公務員在運作嗎？
寇克然教授最後給了一線不算希望的希望。目前市場一般還相信美國是有辦法對付國債問題，所以長期利率還是在歷史新低，擠兌美元的情況還是有可能不發生。但要解決這個沉坷，要真正地改革，要真正地砍掉現代民主政府花別人的錢不眨眼的習慣，只有在結構上制止政客花錢，債務才不會增長。同時，也要創造真正能讓經濟成長的商業環境，畢竟經濟成長了，債務的問題就小多了。不管你再怎麼不喜歡資本主義，你也要了解，創造才是王道，有創造才有財富，有財富才能大家一起花，不是嗎？
也許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另外一個雷根總統，另外一個柴契爾夫人。而亂世正是出英雄之際，也說不定。
寇克然教授的主要論點是，美國政府的債台高築，大量印美鈔償債是必然的事。而一旦民眾了解這個事實，類似銀行擠兌的恐慌會發生，而擠兌的對象會是美元。也就是民眾、企業和外國人會大幅拋售美元，美元價值一夕之間將跌落谷底，類似德國在一、二次戰後的超高通膨將在美國發生，之前的金融危機將只是小兒科而已。而正如同銀行擠兌一樣，誰也不知道何時會發生，但發生了就像是雪崩一樣，沒有一個政府機構有能力應付。
寇克然教授左打凱恩斯學派不切實際的菲利浦曲線，右打貨幣學派的狹窄貨幣政策視角。他說沒有任何的證據指出，擴大政府支出，製造通膨可以拉高經濟成長，所以現在歐巴馬政府的景氣刺激方案無效，反而再加重聯邦政府債務。另一方面，柏南克的聯準會，輕忽通膨的潛在威脅，過度相信貨幣政策有能力控制通膨，而放任貨幣發行浮濫，一樣不可取。
真正的問題，寇克然指出，還是在聯邦政府的負債規模。這一點，我之前提到的兩個新科諾貝爾獎得主也有一樣的看法。而聯邦政府的負債規模，像是一列即將撞上山壁的火車，人人都知道危險，卻沒有人有辦法阻止慘劇發生。
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現在有一半是借來的。而支出方面，國民年金、老人保險、國防支出和公債利息這些動也動不得的部份，就佔了三分之二以上。算盤怎麼打，都沒辦法把債打下去，只能不斷地以債養債。這些都還是帳上的，等到嬰兒潮世代大規模退休了，其它支出都不用算，光國民年金和老人保險就可以把美元打趴了。還有情況比聯邦政府更糟的地方政府，這些最後都還是要聯邦政府拿錢出來拯救。Michael Lewis的新文章有地方政府財政的恐怖現狀。地方政府沒錢到可以把公共安全的警察、消防隊通通裁掉，可以想像一個十萬人的城市，只有一個市府公務員在運作嗎？
寇克然教授最後給了一線不算希望的希望。目前市場一般還相信美國是有辦法對付國債問題，所以長期利率還是在歷史新低，擠兌美元的情況還是有可能不發生。但要解決這個沉坷，要真正地改革，要真正地砍掉現代民主政府花別人的錢不眨眼的習慣，只有在結構上制止政客花錢，債務才不會增長。同時，也要創造真正能讓經濟成長的商業環境，畢竟經濟成長了，債務的問題就小多了。不管你再怎麼不喜歡資本主義，你也要了解，創造才是王道，有創造才有財富，有財富才能大家一起花，不是嗎？
也許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另外一個雷根總統，另外一個柴契爾夫人。而亂世正是出英雄之際，也說不定。
10/20/2011
財富是什麼(下)
如果自己的勞動服務生產出來的產品售價，合理地反應自己應得的報酬，那很自然地，累積而來的財富，就像是個計數器般，統計了自己的生產結果，也統計了自己的努力結果。所以炫耀財富有很大一個成份，像是告訴世人，「我考試考一百」一樣，重點在展示，不在享受。尤其是新富階級，開名車、住豪宅、吃大餐，不見得是真懂浮華世界的細微處，但展現自我努力成果的象徵意義實在太大了，不這麼做，怎麼讓人知道自己成功了呢?
「財富計數器」趨動個人努力成功的動力很大，所以允許個人發財的社會，經濟起飛很快。但起飛後，就會面臨「財富計數器」的瓶頸。因為如果只以財富總數較長短，很快地，不擇手段地增加財富就會是不少人的選項。因為個人的人生觀或是能力沒有再度提昇，經濟學上所謂的邊際效應遞減的自然法則，會讓新富階級無法依舊法繼續炮製成功，只好走偏鋒、用險招，最後道德敗壞、目無法紀，也是自然的結果。台灣或是中國的暴發戶，會一再上演大起大落，正是這個道理。
不是每個人都只有這種「為成功而成功」的人生觀。下一個層次的財富觀，在於了解人生的意義。王永慶、Steve Jobs臨死前還競競業業的態度，絕對不是只在多掙一塊錢。不要講巨富好了，這世界上多的是每天埋首案頭，一字一腳印地做研究的大學者。他們生活無虞，他們工作有終身職保障，為什麼不每天出門遊山玩水，卻寧可在辦公室讀論文、寫論文？他們不是轉輪上的老鼠，他們一定懂更深一層的生命意義。
李登輝說，儒家不講死，所以中國人不懂死。不懂死，就不懂生，就不懂生命的意義。這話很對，但有點超過，不是每個懂儒學的人都不懂生，只是儒家生的意義，太苦，太不切實際，所以多數的人都只有嘴巴做得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有這樣堅毅態度的人，才能說「未知生，焉知死」。但古往今來，多少人有這樣的苦悶人生態度？我一點也不認為王永慶、Steve Jobs是用這樣的堅毅態度來做事業。他們一定是懂死亡，才懂生命，才懂財富的。
那王永慶、Steve Jobs或者是成千上萬的偉人，凝視死亡深淵時，他們在想什麼？他們勇猛無懼地瞪著死神時，想的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猜。如果死亡就是一片虛無，那撐著Steve Jobs的病體，不斷地開發下一代的高科技產品的東西是什麼？更準確地說，面對虛無，人為何要努力活著？因為面對虛無，擺爛才是正道，才是人性。所以死亡不是虛無。對抗死神的，不是虛無、隨便的人生，而是永生。
所以我認為最高境界的財富觀，就是一個追求永生的態度。在虛無、且對你一切都不在乎的宇宙裡，創造出事物，獲得財富，就是永生。
「財富計數器」趨動個人努力成功的動力很大，所以允許個人發財的社會，經濟起飛很快。但起飛後，就會面臨「財富計數器」的瓶頸。因為如果只以財富總數較長短，很快地，不擇手段地增加財富就會是不少人的選項。因為個人的人生觀或是能力沒有再度提昇，經濟學上所謂的邊際效應遞減的自然法則，會讓新富階級無法依舊法繼續炮製成功，只好走偏鋒、用險招，最後道德敗壞、目無法紀，也是自然的結果。台灣或是中國的暴發戶，會一再上演大起大落，正是這個道理。
不是每個人都只有這種「為成功而成功」的人生觀。下一個層次的財富觀，在於了解人生的意義。王永慶、Steve Jobs臨死前還競競業業的態度，絕對不是只在多掙一塊錢。不要講巨富好了，這世界上多的是每天埋首案頭，一字一腳印地做研究的大學者。他們生活無虞，他們工作有終身職保障，為什麼不每天出門遊山玩水，卻寧可在辦公室讀論文、寫論文？他們不是轉輪上的老鼠，他們一定懂更深一層的生命意義。
李登輝說，儒家不講死，所以中國人不懂死。不懂死，就不懂生，就不懂生命的意義。這話很對，但有點超過，不是每個懂儒學的人都不懂生，只是儒家生的意義，太苦，太不切實際，所以多數的人都只有嘴巴做得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有這樣堅毅態度的人，才能說「未知生，焉知死」。但古往今來，多少人有這樣的苦悶人生態度？我一點也不認為王永慶、Steve Jobs是用這樣的堅毅態度來做事業。他們一定是懂死亡，才懂生命，才懂財富的。
那王永慶、Steve Jobs或者是成千上萬的偉人，凝視死亡深淵時，他們在想什麼？他們勇猛無懼地瞪著死神時，想的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猜。如果死亡就是一片虛無，那撐著Steve Jobs的病體，不斷地開發下一代的高科技產品的東西是什麼？更準確地說，面對虛無，人為何要努力活著？因為面對虛無，擺爛才是正道，才是人性。所以死亡不是虛無。對抗死神的，不是虛無、隨便的人生，而是永生。
所以我認為最高境界的財富觀，就是一個追求永生的態度。在虛無、且對你一切都不在乎的宇宙裡，創造出事物，獲得財富，就是永生。
10/17/2011
財富是什麼(上)
我之前寫「直直走向右轉」裡的David Mamet，最近講了個故事，很有意思。他到鄰居家吃晚飯，他們買了外賣的壽司。美國人愛吃的壽司是那種日本人，或是我們台灣人看到都會笑出來的加州捲。當Mamet的鄰居把加州捲一片片剝開來吃的時候，鄰居剛上大學的女兒馬上給了她父親一頓排頭，說「你這樣是糟蹋壽司師傅，不尊重壽司師傅，難道他們的勞動成果對你來說一點都不算什麼嗎？」
乍看之下有點道理，但Mamet給這個鄰居女兒上了一課。壽司師傅的勞動成果，已經反應在售價裡面了。如果不「珍惜」他們的勞動成果，也不會付這個錢買壽司了。壽司的售價裡並沒有包含「尊重」，而壽司師傅更沒有在收據裡列了收到「尊重」這個項目，花錢買壽司的人，有的是權力隨意處理買來的壽司。Mamet想說，但沒說出來的是，這就是現在大學生在學校學來的態度？妳有尊重辛苦工作的父親？父親花錢買來的晚餐，在妳眼裡只有壽司師傅的勞動成果？
這故事有許多層面的意義，比如說大學教育的內涵，或是年輕人對這個世界運作的了解等等，很多可以講，但我想講的是「財富到底是什麼？」
資本主義社會裡，運作良好的市場讓提供勞務或是商品的人，獲得適當合理的報酬。有人願意買你的東西，代表的就是有人「珍惜」你的「勞動成果」，這也就是我之前說的「賺錢是光榮的」意思。
我其實不懂人家說的「貪婪」的真正意思。拿超過自己需要的，就是貪婪嗎？我賣的大腸麵線非常好吃，排隊的人大排長龍，但我每天開店開到下午一點，賺的錢已經夠我用了，我如果一點就關門趕人，我就不是貪婪的人嗎？我如果繼續賣到下午五點，我就是貪婪的嗎？而要如何定義「自己需要的程度」？每個人需要的物質需求程度不一樣，我就是想天天吃魚翅才能達到「自己需要的程度」，這個需求感覺是吃滷肉飯就滿足的人知道的嗎？嚴以律己很好，但那是你家的事，想過清教徒的生活也是你自己的事，為什麼就要指著別人鼻子說貪婪呢？
「貪婪」不是一個客觀的描述，但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卻是千古不變的道理。不相信這個道理的人，喜歡舉「利他」的一些行為，比如說發善心、做善事等行為來反駁。但說到底發善心、做善事還是自利的行為，因為做善事的滿足感，還是自己獨有的，只是沒有實際量化程度而已。那自私自利到底有什麼問題？我在「右派的世界觀」裡，花了許多篇幅討論這個問題，結論也很簡單，就是亞當‧史密斯帶給人類的最佳訊息：人人自掃門前雪，世界就會更美好。
這是社會整體的層次。但回到個人層次上，個人追求財富的目的是什麼？對許多人財富是個計數器。
請待下回分解。
乍看之下有點道理，但Mamet給這個鄰居女兒上了一課。壽司師傅的勞動成果，已經反應在售價裡面了。如果不「珍惜」他們的勞動成果，也不會付這個錢買壽司了。壽司的售價裡並沒有包含「尊重」，而壽司師傅更沒有在收據裡列了收到「尊重」這個項目，花錢買壽司的人，有的是權力隨意處理買來的壽司。Mamet想說，但沒說出來的是，這就是現在大學生在學校學來的態度？妳有尊重辛苦工作的父親？父親花錢買來的晚餐，在妳眼裡只有壽司師傅的勞動成果？
這故事有許多層面的意義，比如說大學教育的內涵，或是年輕人對這個世界運作的了解等等，很多可以講，但我想講的是「財富到底是什麼？」
資本主義社會裡，運作良好的市場讓提供勞務或是商品的人，獲得適當合理的報酬。有人願意買你的東西，代表的就是有人「珍惜」你的「勞動成果」，這也就是我之前說的「賺錢是光榮的」意思。
我其實不懂人家說的「貪婪」的真正意思。拿超過自己需要的，就是貪婪嗎？我賣的大腸麵線非常好吃，排隊的人大排長龍，但我每天開店開到下午一點，賺的錢已經夠我用了，我如果一點就關門趕人，我就不是貪婪的人嗎？我如果繼續賣到下午五點，我就是貪婪的嗎？而要如何定義「自己需要的程度」？每個人需要的物質需求程度不一樣，我就是想天天吃魚翅才能達到「自己需要的程度」，這個需求感覺是吃滷肉飯就滿足的人知道的嗎？嚴以律己很好，但那是你家的事，想過清教徒的生活也是你自己的事，為什麼就要指著別人鼻子說貪婪呢？
「貪婪」不是一個客觀的描述，但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卻是千古不變的道理。不相信這個道理的人，喜歡舉「利他」的一些行為，比如說發善心、做善事等行為來反駁。但說到底發善心、做善事還是自利的行為，因為做善事的滿足感，還是自己獨有的，只是沒有實際量化程度而已。那自私自利到底有什麼問題？我在「右派的世界觀」裡，花了許多篇幅討論這個問題，結論也很簡單，就是亞當‧史密斯帶給人類的最佳訊息：人人自掃門前雪，世界就會更美好。
這是社會整體的層次。但回到個人層次上，個人追求財富的目的是什麼？對許多人財富是個計數器。
請待下回分解。
10/14/2011
擠兌美元(上)
華爾街金手指John Paulson，2007靠著放空房市和銀行股大賺37億美元,2010年更誇張，靠著押寶黃金，破個人紀錄，淨收入50億美元。但今年Paulson終於吃大虧，不斷做多，然後不斷地被市場修理。所有Paulson的基金都跌，但以黃金計價的基金，跌得相對算少。Paulson是第一個拿黃金計價當賣點的避險基金，一時風行下，許多避險基金也照抄，也推出自己的黃金計價版本。
所謂黃金計價是指持有基金股份是用每股幾盎司黃金，而不是多少美元計價。基金賺錢，每股的黃金盎司數增加，投資人就擁有更多的黃金。賣點在於，黃金計價躲過了眾人皆曰可殺的美元。不管美元怎麼漲跌，投資人擁有的還是「穩當」的真金白銀。
當然這只是噱頭而已。你把黃金換成任何一種外幣，也有一樣的效果，誰都可以擁有日圓計價的基金，瑞士法朗計價的基金，只不過買賣基金前，或是月結單裡，給你用當時匯率換算一下而已。對美國投資人而言，反而多承受了匯率風險，或是黃金市場風險，Paulson的基金出手投資買賣股票還是要拿美金出來，又不是真的可以拿黃金去買股票，不是噱頭是什麼？但現在多的是陳文茜之流在投資，也不真得懂為什麼美國國債是無風險投資，反正跟著流行罵美國，買黃金就是。這種人叫被金蟲給咬了(bitten by the gold bug)，而Paulson就是賣這個噱頭給這些人。
另外一種質疑浮濫美元的新潮流發生在網路上。數位元(bitcoin)在2009年由一個用日本假名Satoshi Nakamoto的網路高手創立，目的在嘲笑發行浮濫的美元，並且希望有朝一日取代美元當成流通貨幣(紐約客的數位元報導在此)。Nakamoto的身份一直未被揭穿，但是他不但對經濟學、貨幣銀行學相當了解，對數位安全和P2P更是世界一流的高手。每一個憑空創造出來的數位元，都被嚴密地用鎖碼技術鎖上，都只能有一個擁有人。而Nakamoto的技術，確保了每一個數位元都有完整的交易、轉手紀錄，但擁有人的身份無法讓外人知道。
數位元就像黃金一樣，是逐步「開採」出來，所以供給量會穩步增長，不受任何政治、經濟情勢影響。而數位元而全避開了現代金融的fractional banking system，也就是如果有銀行的話，銀行得準備十足的保證金，不能像現在這樣，把客戶存款留存一小部份後，又貸出去，創造乘數效應。所以一個想像中的數位元經濟，是完全不會有金融危機的。
數位元的點子和技術很好，但有許多的漏洞。我們的實體社會畢竟不是完全可以P2P般的無政府，法定貨幣背後還有許多國家集體力量的支持，一個隱形的Nakamoto真得有辦法取代政府的公信力嗎？如果Nakamoto的技術被駭了，怎麼辦？這些問題沒解決之前，數位元是沒辦法吸引到足夠的使用者，也就沒辦法取代美元。紐約客的記者聽說了加州有旅館接受數位元，馬上上網「買」了一些數位元之後，千里迢迢跑到加州。旅館主人興高彩烈地出門迎接，因為他是第一個用數位元付費的客人。但旅館主人一轉身，馬上把數位元賣掉，換回美元入帳。沒有別人用的話，數位元不過就是另外一種需要有外匯市場兌換的外幣而已，而這個外匯市場崩盤的可能性還相當大。
當尼克森把黃金兌換窗口關上後，美元成為無勾的貨幣，人類法定貨幣的歷史又進入一個新的篇章。很大程度說來，這個「實驗」是相當成功的。和黃金脫勾是必然得發生，所以現在這些唱衰美元，想要回復金本位的人士，其實是不懂現代經濟的。詳情可參考我的「金本位」舊文。但美元不是沒有隱憂的，美元的問題不在無勾貨幣，美元的問題在美國的政府。或是更準確的說，在於美國政府的開支。
待續。
所謂黃金計價是指持有基金股份是用每股幾盎司黃金，而不是多少美元計價。基金賺錢，每股的黃金盎司數增加，投資人就擁有更多的黃金。賣點在於，黃金計價躲過了眾人皆曰可殺的美元。不管美元怎麼漲跌，投資人擁有的還是「穩當」的真金白銀。
當然這只是噱頭而已。你把黃金換成任何一種外幣，也有一樣的效果，誰都可以擁有日圓計價的基金，瑞士法朗計價的基金，只不過買賣基金前，或是月結單裡，給你用當時匯率換算一下而已。對美國投資人而言，反而多承受了匯率風險，或是黃金市場風險，Paulson的基金出手投資買賣股票還是要拿美金出來，又不是真的可以拿黃金去買股票，不是噱頭是什麼？但現在多的是陳文茜之流在投資，也不真得懂為什麼美國國債是無風險投資，反正跟著流行罵美國，買黃金就是。這種人叫被金蟲給咬了(bitten by the gold bug)，而Paulson就是賣這個噱頭給這些人。
另外一種質疑浮濫美元的新潮流發生在網路上。數位元(bitcoin)在2009年由一個用日本假名Satoshi Nakamoto的網路高手創立，目的在嘲笑發行浮濫的美元，並且希望有朝一日取代美元當成流通貨幣(紐約客的數位元報導在此)。Nakamoto的身份一直未被揭穿，但是他不但對經濟學、貨幣銀行學相當了解，對數位安全和P2P更是世界一流的高手。每一個憑空創造出來的數位元，都被嚴密地用鎖碼技術鎖上，都只能有一個擁有人。而Nakamoto的技術，確保了每一個數位元都有完整的交易、轉手紀錄，但擁有人的身份無法讓外人知道。
數位元就像黃金一樣，是逐步「開採」出來，所以供給量會穩步增長，不受任何政治、經濟情勢影響。而數位元而全避開了現代金融的fractional banking system，也就是如果有銀行的話，銀行得準備十足的保證金，不能像現在這樣，把客戶存款留存一小部份後，又貸出去，創造乘數效應。所以一個想像中的數位元經濟，是完全不會有金融危機的。
數位元的點子和技術很好，但有許多的漏洞。我們的實體社會畢竟不是完全可以P2P般的無政府，法定貨幣背後還有許多國家集體力量的支持，一個隱形的Nakamoto真得有辦法取代政府的公信力嗎？如果Nakamoto的技術被駭了，怎麼辦？這些問題沒解決之前，數位元是沒辦法吸引到足夠的使用者，也就沒辦法取代美元。紐約客的記者聽說了加州有旅館接受數位元，馬上上網「買」了一些數位元之後，千里迢迢跑到加州。旅館主人興高彩烈地出門迎接，因為他是第一個用數位元付費的客人。但旅館主人一轉身，馬上把數位元賣掉，換回美元入帳。沒有別人用的話，數位元不過就是另外一種需要有外匯市場兌換的外幣而已，而這個外匯市場崩盤的可能性還相當大。
當尼克森把黃金兌換窗口關上後，美元成為無勾的貨幣，人類法定貨幣的歷史又進入一個新的篇章。很大程度說來，這個「實驗」是相當成功的。和黃金脫勾是必然得發生，所以現在這些唱衰美元，想要回復金本位的人士，其實是不懂現代經濟的。詳情可參考我的「金本位」舊文。但美元不是沒有隱憂的，美元的問題不在無勾貨幣，美元的問題在美國的政府。或是更準確的說，在於美國政府的開支。
待續。
10/12/2011
創造誘因 健保才能永續
刊登於財訊383期。
鐵娘子柴契爾夫人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問題是，別人的錢總有用完的一天。」抽稅因應社福支出終得面對無稅可收的困境。要逆轉健保這種「大家都在花別人錢」的制度，第一步得做的就是要設立讓民眾有自主管理自身保健財務的機制。用保險對付潛在的巨額醫療支出，無可厚非，但要改變的是大幅提高自負額，比如說每年民眾要自掏腰包達二萬台幣以上，保險才開始給付。如此一來，小病都得花自己的錢，民眾自然有強大的省錢誘因，也不致把醫院當菜市場逛。
另一方面，政府也要鼓勵民眾儲蓄。疾病和意外是人生無法逃避的風險，但風險可以轉移、分攤。用集體的力量轉移、分攤風險叫保險；和未來的自己轉移、分攤風險叫儲蓄。鼓勵民眾儲蓄就是減少社會集體得承受的風險。所以政府應該修稅法設立個人醫療儲蓄帳戶，存入該帳戶的所得完全不課稅，還可以投資計息，比如說每人每年有五萬的免稅額度可以存入帳戶。民眾只有支付醫療費用時，才能動用醫療儲蓄帳戶。當年沒花完的額度，可以滾入帳戶，繼續累積。如此一來，又加上一道誘因，讓民眾節省醫療支出。
但這幾萬元的儲蓄或是自負額，對中產階級而言，也許不算太大問題，對低收入的弱勢族群，就是傾家盪產的事。所以為了社會安全網的目的，政府得持續負責低收入的醫療支出。但要鼓勵民眾努力工作脫貧，照顧低收入民眾的醫療不可以弄得像五星級飯店。如果可以把各地署立醫院裁併，盡量達成一區一個的醫療機構，專門無償照顧低收入民眾的需求，既達成社會安全網的任務，也解決署立醫院得在一般醫療和民營醫院競爭的窘境。
以民眾自主為出發點的健保改革的最後一步是保險市場開放。政府只要規定基本項目，諸如最低自負額，或是應納保醫療項目，以及全民強制納保的條款等，其它就讓保險公司自由競爭。健保局目前的一部份轉為管理低收入民眾的醫療，一部份轉為公營保險公司，把之前累積的醫療管理經驗，拿來當成和民營保險公司競爭的最大資本。如此一來，當醫院不再面臨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健保局時，醫院和保險公司，才會回頭過來，好好地爭取真正付錢的民眾，才會真正地提高醫療服務水準。
民眾有選擇、有誘因節省支出，醫院和保險公司有競爭，才是全民健保的長治久安之道。
鐵娘子柴契爾夫人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問題是，別人的錢總有用完的一天。」抽稅因應社福支出終得面對無稅可收的困境。要逆轉健保這種「大家都在花別人錢」的制度，第一步得做的就是要設立讓民眾有自主管理自身保健財務的機制。用保險對付潛在的巨額醫療支出，無可厚非，但要改變的是大幅提高自負額，比如說每年民眾要自掏腰包達二萬台幣以上，保險才開始給付。如此一來，小病都得花自己的錢，民眾自然有強大的省錢誘因，也不致把醫院當菜市場逛。
另一方面，政府也要鼓勵民眾儲蓄。疾病和意外是人生無法逃避的風險，但風險可以轉移、分攤。用集體的力量轉移、分攤風險叫保險；和未來的自己轉移、分攤風險叫儲蓄。鼓勵民眾儲蓄就是減少社會集體得承受的風險。所以政府應該修稅法設立個人醫療儲蓄帳戶，存入該帳戶的所得完全不課稅，還可以投資計息，比如說每人每年有五萬的免稅額度可以存入帳戶。民眾只有支付醫療費用時，才能動用醫療儲蓄帳戶。當年沒花完的額度，可以滾入帳戶，繼續累積。如此一來，又加上一道誘因，讓民眾節省醫療支出。
但這幾萬元的儲蓄或是自負額，對中產階級而言，也許不算太大問題，對低收入的弱勢族群，就是傾家盪產的事。所以為了社會安全網的目的，政府得持續負責低收入的醫療支出。但要鼓勵民眾努力工作脫貧，照顧低收入民眾的醫療不可以弄得像五星級飯店。如果可以把各地署立醫院裁併，盡量達成一區一個的醫療機構，專門無償照顧低收入民眾的需求，既達成社會安全網的任務，也解決署立醫院得在一般醫療和民營醫院競爭的窘境。
以民眾自主為出發點的健保改革的最後一步是保險市場開放。政府只要規定基本項目，諸如最低自負額，或是應納保醫療項目，以及全民強制納保的條款等，其它就讓保險公司自由競爭。健保局目前的一部份轉為管理低收入民眾的醫療，一部份轉為公營保險公司，把之前累積的醫療管理經驗，拿來當成和民營保險公司競爭的最大資本。如此一來，當醫院不再面臨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健保局時，醫院和保險公司，才會回頭過來，好好地爭取真正付錢的民眾，才會真正地提高醫療服務水準。
民眾有選擇、有誘因節省支出，醫院和保險公司有競爭，才是全民健保的長治久安之道。
10/10/2011
諾貝爾獎的擦邊球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Thomas Sargent和Chris Sims，表彰他們在總體經濟學計量方法上的突破。然而經濟學界眾所周知，這兩個哈佛的同學，代表的是經濟學裡的淡水學派，都在淡水學派的重鎮，明尼蘇達大學任教近二十年。諾貝爾獎在現今總體經濟學研究飽受攻擊的時候，用計量方法的貢獻這個擦邊球來支持淡水學派，非常值得思考委員會想傳達的意義。
已故的諾貝爾獎得主薩穆爾遜說，如果要模型趨近真實的話，我們已經有一個這樣的模型，就是真實的經濟體。但真實的經濟體無法讓我們確切知道一個公共政策施行的實際影響，因為變數不但太多，且彼此之間的交互影響也太緊密。所以一代代的經濟學家，就是在模型的建立上尋求突破，並和真實的經濟體驗證。比如說，凱恩斯在面臨大蕭條的經濟困境時，提出了總體需求(aggregate demand or effective demand)的概念，認為總體需求的突然消失是大蕭條的成因，而政府是最佳的機構可以適時地填補總體需求的短缺。凱恩斯學派因此風騷一時，直到七零年代，美國出現了所謂的停滯性通膨，高失業率伴隨著高通膨，經濟困頓之時，政府卻無能為力，一整代人熟悉的經濟模型整個崩壞。
於是由芝加哥大學開始的貨幣學派，在模型的建立上回歸理性決策人與機構的基礎，挑戰萬能政府的凱恩斯學派。芝加哥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羅徹斯特大學加上卡內基美隆這些靠近五大湖的學術重鎮，被稱之為淡水學派，而東西兩岸的哈佛、耶魯、麻省理工、柏克萊加大、及史丹福等傳統名校，則為凱恩斯傳統辯護，而被稱之為鹽水學派。
兩派的一大分別是，鹽水學派相信政府有其功能，而淡水學派則認為人的理性預期會導致政府提振經濟的作為無效，有名的盧卡斯評論(Lucas Critique)正是這一大區別的最佳例證。盧卡斯評論主要說，我們不能從歷史資料裡，測出有意義的模型參數，來了解政府施政對經濟的影響。其中的原因為，當政府政策一出，人們會形成理性預期，行為就發生改變，我們討論的經濟體，就不再是歷史裡的那個經濟體，參數改變了，怎麼測也測不準了。
這個盧卡斯評論，很大的程度給了經濟學家，尤其是凱恩斯學派一個重擊。我們怎麼知道，號稱解救大蕭條的羅斯福新政，真的是大蕭條的解藥，還是延長經濟不景氣的背後推手呢？
經濟學家不喜歡把「不可能」當成解答，所以就有了Sargent和Sims的貢獻。Sargent認為把理性決策的個人、企業和政府放在一個結構性的動態模型裡，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政策的影響，這點是淡水學派的基本共識。但Sargent更進一步地認為，動態模型裡，許多參數是結構性的，是政策無法改變的，我們可以從實際數據裡，釣出這些參數，總體經濟學家稱之為calibration，參數校準。
另一方面，Sims則是把動態模型推導出來的方程式推疊起來，比如說推導到最後，剩下GDP、通膨、失業率等當期變數，再加上前幾期變數後，把他們放在一起成聯立方程式，然後套真實數據，以測出系數參數。經濟學家稱之為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s)，Sims的突破點在於，他也認為有些參數是結構性的，是政策無法改變的，如果我們加上這些限制，測出來的參數，拿來預測經濟變數，居然相當準確。
Sargent和Sims的計量方法，是現在總體經濟學研究的主流，所有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幾乎最後都得用到他們所始創的方法，這也是大部份經濟學博士班教授的總體經濟學主要內涵。但這主流思想不正是大眾所批評的，經濟學家無法預知現今的經濟難題，更無法有效地應對現今難題，為什麼諾貝爾獎還要表彰這「失敗」的主流思想？
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弦外之音，我覺得有兩層。第一是，在主流的動態模型外，並沒有替代品。舊凱恩斯學說雖然在危機時不斷地被「復活」，但總體經濟學界早就知道舊凱恩斯在建模上的侷限，也對了解複雜的現代經濟沒有助益。比如說，凱恩斯認為的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是總體需求急升及急降的主因，但什麼是動物精神，要怎麼度量動物精神，要怎麼把動物精神放在合理的模型是很大的問題。所以去年諾貝爾獎給了「勞動市場不完美」的學者，今年給了同樣一個架構下的計量方法，很大一個程度是在鼓勵學者把現有架構更往前推一步, 而不是回歸作古的凱恩斯學派。
左派、自由派學者像是Robert Solow和Paul Krugman這些人，雖然愛凱恩斯愛得要死，但他們畢竟不是做總經的，他們只能一直說，經濟學不能這樣走，但要怎麼樣走，他們並沒有可靠的替代方案。雖然他們不知道新的典範為何，他們想要新的典範轉移，有沒有可能在最近誕生？當然有可能，但在現有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走到死胡同之前，我們最好的方案還是在修改這些主流模型。
Sargent和Sims的方法，一點都不完美，連他們自己都不甚喜歡。Sargent早就投入learning(學習)的市場不完美研究。Learning主要就是研究，理性決策人能怎樣獲知正確的市場資訊，而作出理性的判斷。如果學習的過程有磨擦，這不完美如何影響理性預期的模型結果？同樣的，Sims雖然是Structural VAR的首創者，他卻是反對過度解答VAR的結果，並且反對太過相信模型理論，因為這些理論的不合理假設大幅降低了理論的可信度。
我猜測的諾貝爾獎的第二層弦外之音是Sargent和Sims共同主張的新理論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FTPL)，在現時動亂的世界有很重要的意涵。他們的FTPL理論，說明總體物價水準取決於政府債務水準和未來稅收水準。這個新理論，很大程度說明了央行的貨幣政策，終究會被政府的財政政策所左右。央行如果要打擊通膨，沒有債務規模縮減的配合，是辦不到的。進一步演繹這個新理論，我們其實得擔心未來各國巨額公債造成的嚴重後果。通膨會怎麼打都打不下來，景氣會怎麼拉都拉不上去，動亂是必然的。也許諾貝爾獎委員會想藉由Sargent和Sims的獲獎，強調這個警訊吧。
Sargent和Sims都是多產的經濟學者，我想沒有一個人會認為他們是不配這個獎的。相反地，其實Thosmas Sargent應該更早得這個獎，或者說Lucas, Kydland, Prescott和Phelps獲獎之時，Sargent都是人們常說的遺珠。諾貝爾獎委員會在此時之際補上這個遺珠，彌足珍貴。Sargent和Sims這樣等級的學者，思考上已經都是哲學層次了，所以看看他們怎麼看待人類社會，也相當有意思。Sargent07年時在柏克萊加大的畢業演說裡，列舉了經濟學裡的一些重要結論。比如說，第一條，許多事物是我們想要但做不到的。又比如，第四條，人會對誘因做出反應，包含你想幫助的人在內，這也是為什麼社會救濟常會失敗的原因，諸如此類。總結來說，經濟畢竟是講人的事情，如果不把人的計算與考量，放在政策制定的最核心，善心美意是不能成事的。從這一點，你看出來，為什麼理性預期在現代總體經濟模型裡這麼重要了嗎？
已故的諾貝爾獎得主薩穆爾遜說，如果要模型趨近真實的話，我們已經有一個這樣的模型，就是真實的經濟體。但真實的經濟體無法讓我們確切知道一個公共政策施行的實際影響，因為變數不但太多，且彼此之間的交互影響也太緊密。所以一代代的經濟學家，就是在模型的建立上尋求突破，並和真實的經濟體驗證。比如說，凱恩斯在面臨大蕭條的經濟困境時，提出了總體需求(aggregate demand or effective demand)的概念，認為總體需求的突然消失是大蕭條的成因，而政府是最佳的機構可以適時地填補總體需求的短缺。凱恩斯學派因此風騷一時，直到七零年代，美國出現了所謂的停滯性通膨，高失業率伴隨著高通膨，經濟困頓之時，政府卻無能為力，一整代人熟悉的經濟模型整個崩壞。
於是由芝加哥大學開始的貨幣學派，在模型的建立上回歸理性決策人與機構的基礎，挑戰萬能政府的凱恩斯學派。芝加哥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羅徹斯特大學加上卡內基美隆這些靠近五大湖的學術重鎮，被稱之為淡水學派，而東西兩岸的哈佛、耶魯、麻省理工、柏克萊加大、及史丹福等傳統名校，則為凱恩斯傳統辯護，而被稱之為鹽水學派。
兩派的一大分別是，鹽水學派相信政府有其功能，而淡水學派則認為人的理性預期會導致政府提振經濟的作為無效，有名的盧卡斯評論(Lucas Critique)正是這一大區別的最佳例證。盧卡斯評論主要說，我們不能從歷史資料裡，測出有意義的模型參數，來了解政府施政對經濟的影響。其中的原因為，當政府政策一出，人們會形成理性預期，行為就發生改變，我們討論的經濟體，就不再是歷史裡的那個經濟體，參數改變了，怎麼測也測不準了。
這個盧卡斯評論，很大的程度給了經濟學家，尤其是凱恩斯學派一個重擊。我們怎麼知道，號稱解救大蕭條的羅斯福新政，真的是大蕭條的解藥，還是延長經濟不景氣的背後推手呢？
經濟學家不喜歡把「不可能」當成解答，所以就有了Sargent和Sims的貢獻。Sargent認為把理性決策的個人、企業和政府放在一個結構性的動態模型裡，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政策的影響，這點是淡水學派的基本共識。但Sargent更進一步地認為，動態模型裡，許多參數是結構性的，是政策無法改變的，我們可以從實際數據裡，釣出這些參數，總體經濟學家稱之為calibration，參數校準。
另一方面，Sims則是把動態模型推導出來的方程式推疊起來，比如說推導到最後，剩下GDP、通膨、失業率等當期變數，再加上前幾期變數後，把他們放在一起成聯立方程式，然後套真實數據，以測出系數參數。經濟學家稱之為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s)，Sims的突破點在於，他也認為有些參數是結構性的，是政策無法改變的，如果我們加上這些限制，測出來的參數，拿來預測經濟變數，居然相當準確。
Sargent和Sims的計量方法，是現在總體經濟學研究的主流，所有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幾乎最後都得用到他們所始創的方法，這也是大部份經濟學博士班教授的總體經濟學主要內涵。但這主流思想不正是大眾所批評的，經濟學家無法預知現今的經濟難題，更無法有效地應對現今難題，為什麼諾貝爾獎還要表彰這「失敗」的主流思想？
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弦外之音，我覺得有兩層。第一是，在主流的動態模型外，並沒有替代品。舊凱恩斯學說雖然在危機時不斷地被「復活」，但總體經濟學界早就知道舊凱恩斯在建模上的侷限，也對了解複雜的現代經濟沒有助益。比如說，凱恩斯認為的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是總體需求急升及急降的主因，但什麼是動物精神，要怎麼度量動物精神，要怎麼把動物精神放在合理的模型是很大的問題。所以去年諾貝爾獎給了「勞動市場不完美」的學者，今年給了同樣一個架構下的計量方法，很大一個程度是在鼓勵學者把現有架構更往前推一步, 而不是回歸作古的凱恩斯學派。
左派、自由派學者像是Robert Solow和Paul Krugman這些人，雖然愛凱恩斯愛得要死，但他們畢竟不是做總經的，他們只能一直說，經濟學不能這樣走，但要怎麼樣走，他們並沒有可靠的替代方案。雖然他們不知道新的典範為何，他們想要新的典範轉移，有沒有可能在最近誕生？當然有可能，但在現有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走到死胡同之前，我們最好的方案還是在修改這些主流模型。
Sargent和Sims的方法，一點都不完美，連他們自己都不甚喜歡。Sargent早就投入learning(學習)的市場不完美研究。Learning主要就是研究，理性決策人能怎樣獲知正確的市場資訊，而作出理性的判斷。如果學習的過程有磨擦，這不完美如何影響理性預期的模型結果？同樣的，Sims雖然是Structural VAR的首創者，他卻是反對過度解答VAR的結果，並且反對太過相信模型理論，因為這些理論的不合理假設大幅降低了理論的可信度。
我猜測的諾貝爾獎的第二層弦外之音是Sargent和Sims共同主張的新理論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FTPL)，在現時動亂的世界有很重要的意涵。他們的FTPL理論，說明總體物價水準取決於政府債務水準和未來稅收水準。這個新理論，很大程度說明了央行的貨幣政策，終究會被政府的財政政策所左右。央行如果要打擊通膨，沒有債務規模縮減的配合，是辦不到的。進一步演繹這個新理論，我們其實得擔心未來各國巨額公債造成的嚴重後果。通膨會怎麼打都打不下來，景氣會怎麼拉都拉不上去，動亂是必然的。也許諾貝爾獎委員會想藉由Sargent和Sims的獲獎，強調這個警訊吧。
Sargent和Sims都是多產的經濟學者，我想沒有一個人會認為他們是不配這個獎的。相反地，其實Thosmas Sargent應該更早得這個獎，或者說Lucas, Kydland, Prescott和Phelps獲獎之時，Sargent都是人們常說的遺珠。諾貝爾獎委員會在此時之際補上這個遺珠，彌足珍貴。Sargent和Sims這樣等級的學者，思考上已經都是哲學層次了，所以看看他們怎麼看待人類社會，也相當有意思。Sargent07年時在柏克萊加大的畢業演說裡，列舉了經濟學裡的一些重要結論。比如說，第一條，許多事物是我們想要但做不到的。又比如，第四條，人會對誘因做出反應，包含你想幫助的人在內，這也是為什麼社會救濟常會失敗的原因，諸如此類。總結來說，經濟畢竟是講人的事情，如果不把人的計算與考量，放在政策制定的最核心，善心美意是不能成事的。從這一點，你看出來，為什麼理性預期在現代總體經濟模型裡這麼重要了嗎？
10/09/2011
鄉民力量大
PTT之類的BBS系統一直是項台灣奇蹟，因為不但沒有因為科技的日新月異而遭到淘汰，反而使用者數目持續增加。如果說是網絡效應，越多人用，就規模越大，也只能說明「看」的人為什麼增加，並不能說明為什麼「寫」的人也沒變少。類似這樣的公共財，傳統經濟學模型的解釋是，隨著使用讀者的增加，搭便車free rider效應就出現了，只看不寫，就算寫也是一、二句酸文的情況應該會是均衡的結果。到最後，寫長的、相對比較有意思的文章的人越來越少，只有那種發文機會成本很低的人才會貢獻，比如說拿到終身職的教授或是不怕功課被當的大學生等，而讓論壇整個爛掉了。
但PTT不是這樣的均衡結果。我不知道真實的統計數字，但零星觀察加上報紙、電視記者常抄PTT內容的情況，可以佐證PTT還是鄉民的重要原鄉, 而且持續壯大中。所以一定有另外的理由。香港科大的Xiaoquan Zhang教授和南加大的Feng Zhu教授，最近在美國經濟評論（AER)上的研究論文，提出了重要的證據，可以在學理上說明為什麼搭便車效應沒有把PTT這種網路論壇消滅。
搭便車效應可以用三個和尚沒水喝來說明，別人出力讓我有水喝，我幹嘛要費力？要論壇寫手克服寫作成本的問題，必須讓他們在某方面有所獲得，要收入大於成本，才會讓他們持續發文。但寫PTT有什麼收入？兩個教授指出，比較新的學說提到，寫手的獲得有很大一部份是屬於他們私有的，像是「施比受更有福」的滿足感，或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榮光感(warm glow)，雖然無法實質量化，但一定是大過寫作成本，這些寫手才會願意貢獻。而這種社交效應(social effect)會隨著社群人數的增加而越來越強，終致蓋過搭便車效應。求名的人只怕沒人看，豈會希望觀眾少？
學理上說的通，但實證上要怎麼找支持的證據呢？又或者我們怎麼知道，因果關係是「因為社群人數多，所以貢獻文章的人多」，而不是「貢獻文章的人多造成社群人數增加」呢？也許PTT這麼強大，是有一個「陰謀集團」，不斷地發文而造成的網路規模呢？
兩位教授用中文維基被中國封鎖作為一個斷點，而辨識出因果關係，同時也支持了「社交效應蓋過搭便車效應」的結論。中文維基百科被中國政府封鎖過許多次，05年那次長達一年以上的封鎖，造成讀者大幅下降。他們同時觀察到編寫文章的人數和次數也大幅下滑。因為封鎖中文維基是外在的變數，使用者數目(社群人數）的下降不是因為編寫文章的人次數變少造成，所以因果關係可以建立。另一方面，這個斷點也排除了所謂的「蜜月效應」。蜜月效應是說，也許新鮮感過了，寫手沒什麼好寫了，或是沒什麼想寫了，而造成編寫人次數的自然下滑，和社群人數無關。但這個斷點前後的下降幅度太大，不可能是蜜月效應的自然下滑造成。這個論文一出，觀點既有趣，研究方法也直觀，所以也受到很多的媒體注目。
我認為社交效應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自利解釋很好，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常發文的鄉民會固定一直用同一個ID，想想看，求名的人會取一個「無名氏」當筆名嗎？臉書的實名制，也強化了這個社交效應。許多人噗浪的河道是公開的，多半也是同樣的理由。所以，你以為我會想換我的部落格招牌嗎？
但PTT不是這樣的均衡結果。我不知道真實的統計數字，但零星觀察加上報紙、電視記者常抄PTT內容的情況，可以佐證PTT還是鄉民的重要原鄉, 而且持續壯大中。所以一定有另外的理由。香港科大的Xiaoquan Zhang教授和南加大的Feng Zhu教授，最近在美國經濟評論（AER)上的研究論文，提出了重要的證據，可以在學理上說明為什麼搭便車效應沒有把PTT這種網路論壇消滅。
搭便車效應可以用三個和尚沒水喝來說明，別人出力讓我有水喝，我幹嘛要費力？要論壇寫手克服寫作成本的問題，必須讓他們在某方面有所獲得，要收入大於成本，才會讓他們持續發文。但寫PTT有什麼收入？兩個教授指出，比較新的學說提到，寫手的獲得有很大一部份是屬於他們私有的，像是「施比受更有福」的滿足感，或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榮光感(warm glow)，雖然無法實質量化，但一定是大過寫作成本，這些寫手才會願意貢獻。而這種社交效應(social effect)會隨著社群人數的增加而越來越強，終致蓋過搭便車效應。求名的人只怕沒人看，豈會希望觀眾少？
學理上說的通，但實證上要怎麼找支持的證據呢？又或者我們怎麼知道，因果關係是「因為社群人數多，所以貢獻文章的人多」，而不是「貢獻文章的人多造成社群人數增加」呢？也許PTT這麼強大，是有一個「陰謀集團」，不斷地發文而造成的網路規模呢？
兩位教授用中文維基被中國封鎖作為一個斷點，而辨識出因果關係，同時也支持了「社交效應蓋過搭便車效應」的結論。中文維基百科被中國政府封鎖過許多次，05年那次長達一年以上的封鎖，造成讀者大幅下降。他們同時觀察到編寫文章的人數和次數也大幅下滑。因為封鎖中文維基是外在的變數，使用者數目(社群人數）的下降不是因為編寫文章的人次數變少造成，所以因果關係可以建立。另一方面，這個斷點也排除了所謂的「蜜月效應」。蜜月效應是說，也許新鮮感過了，寫手沒什麼好寫了，或是沒什麼想寫了，而造成編寫人次數的自然下滑，和社群人數無關。但這個斷點前後的下降幅度太大，不可能是蜜月效應的自然下滑造成。這個論文一出，觀點既有趣，研究方法也直觀，所以也受到很多的媒體注目。
我認為社交效應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自利解釋很好，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常發文的鄉民會固定一直用同一個ID，想想看，求名的人會取一個「無名氏」當筆名嗎？臉書的實名制，也強化了這個社交效應。許多人噗浪的河道是公開的，多半也是同樣的理由。所以，你以為我會想換我的部落格招牌嗎？
10/06/2011
悼賈伯斯
華爾街日報的莫博士說Steve Jobs是愛迪生、亨利福特級的偉人。一點沒錯，我還認為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物理、化學、文學、和平和經濟學獎都應該頒給Steve Jobs，因為他發明創造的東西，在這些領域上的貢獻，比誰都多。
10/05/2011
離經叛道
我書架上有一本論語，有時候會翻翻看看。我喜歡論語或是其它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裡的一些隻言片語，尤其是講要求自己、鍛鍊自己的部份。如果我案頭有聖經或是佛經，我也肯定偶爾會翻翻，也肯定會找到一些讓人有所體悟的道理。千古流傳總有他的道理，不是嗎？但千古流傳代表的就是該把讀儒經納入國民教育的一部份嗎？個人喜好是私領域的事，納入國民教育的一部份就是公領域的事，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裡有政教合一的這個篇章嗎？總統是什麼東西，可以這樣隨心所欲地把儒教當成國教嗎？
不管怎麼樣稱頌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些聖賢書，就是幾個人的語錄，就是宗教的經典。要怎麼樣牽強地講儒家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也不能否定儒家思想的宗教本質。社會學大家韋伯就是直接把儒家思想當儒教來研究。禮、孝、仁、愛這些傳統儒家思想，很多時候並不是儒家獨有，現代公民社會也都會有類似的道德規範，而且在我們國民教育的公民教育部份已經適當的包涵了，為什麼還要小孩子讀經？憑什麼把讀經當成國家政策？
社會有許多批評國民黨讀經政策的意見，但我都找不到從「政教分離」的角度來批評的意見。文藝復興、思想啟蒙、美國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和工業、科學革命好像和台灣社會都沒有關係一樣，人類千年以來為了脫離宗教束縳的努力，在台灣只要總統的一句話，就可以完全不見了。「禮教吃人」沒聽過嗎？魯迅看著這些號稱是和他一樣的中國人在台灣是這樣的執政法，大概也只能說國民黨被革命也是剛好而已。馬英九反動得不得了，還敢大言不慚地談「五四精神」？
但對讀經政策更深一層的討論是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國民教育。也許人人有不一樣的圖像，但是一般定義裡的全人教育，大概反對的人不多吧？所謂的全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般是說讓個人俱備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包含人文、藝術、科學、哲學在內的廣泛的知識，以應對複雜多變的人類社會。請問背誦論語、孟子、三字經符合了那一部份的全人教育？背誦的同時，就是要學子毫無疑義的全盤接受經書裡的觀點，「俱備獨立思考的能力」到那裡去了？我們教授科學，我們不是教授學生，把牛頓力學背起來就好，也不是要學生微分的方法記起來就好，我們要學生知道來龍去脈，要學生保持對現狀的質疑，這才是科學以及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請問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背誦，能怎麼樣推進學子對人類社會、對自然的理解？
論經講道推聖賢不只是顯露對現代管理的無知，更是為執政無能遮羞。
不管怎麼樣稱頌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些聖賢書，就是幾個人的語錄，就是宗教的經典。要怎麼樣牽強地講儒家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也不能否定儒家思想的宗教本質。社會學大家韋伯就是直接把儒家思想當儒教來研究。禮、孝、仁、愛這些傳統儒家思想，很多時候並不是儒家獨有，現代公民社會也都會有類似的道德規範，而且在我們國民教育的公民教育部份已經適當的包涵了，為什麼還要小孩子讀經？憑什麼把讀經當成國家政策？
社會有許多批評國民黨讀經政策的意見，但我都找不到從「政教分離」的角度來批評的意見。文藝復興、思想啟蒙、美國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和工業、科學革命好像和台灣社會都沒有關係一樣，人類千年以來為了脫離宗教束縳的努力，在台灣只要總統的一句話，就可以完全不見了。「禮教吃人」沒聽過嗎？魯迅看著這些號稱是和他一樣的中國人在台灣是這樣的執政法，大概也只能說國民黨被革命也是剛好而已。馬英九反動得不得了，還敢大言不慚地談「五四精神」？
但對讀經政策更深一層的討論是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國民教育。也許人人有不一樣的圖像，但是一般定義裡的全人教育，大概反對的人不多吧？所謂的全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般是說讓個人俱備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包含人文、藝術、科學、哲學在內的廣泛的知識，以應對複雜多變的人類社會。請問背誦論語、孟子、三字經符合了那一部份的全人教育？背誦的同時，就是要學子毫無疑義的全盤接受經書裡的觀點，「俱備獨立思考的能力」到那裡去了？我們教授科學，我們不是教授學生，把牛頓力學背起來就好，也不是要學生微分的方法記起來就好，我們要學生知道來龍去脈，要學生保持對現狀的質疑，這才是科學以及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請問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背誦，能怎麼樣推進學子對人類社會、對自然的理解？
論經講道推聖賢不只是顯露對現代管理的無知，更是為執政無能遮羞。
10/03/2011
蘇格拉底也瘋狂(下)
在希臘人人逃漏稅，可以看成是一個均衡的結果，而且身處其中，理性人的選擇多半也是加入逃漏稅的行列。而在先進國家，逃漏稅也有，但不是多數，多半的人還是合法節稅而已，該繳的還是照繳，一方面怕被捉，一方面也認為交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所以也可以視為是另外一種均衡的結果。那在國家發達的過程裡，怎樣由一個比較差的均衡，跳到另一個比較好的均衡？
很多時候，時間是最好的催化劑，但類似俄國這樣的激進改革，也許可以一試。俄國在2001年實施的13%簡單、單一稅率，不但稅收提高，而且增進合法報稅的意願。如果加上司法體系的改革，執法不再變成笑話後，也許可以一躍龍門，立刻加入先進國家健全稅制的行列。但希臘不是走這條路，而是搭了歐元順風車，意欲一舉變成先進國家。所以希臘政府用騙的，騙進了歐元區。
怎麼騙？做假帳。歐元區規定政府赤字不能超過3%，所以希臘政府把一個個的公共支出項目，像是公務員退休金、國防預算等，通通從政府帳上移走。為符合歐元區的通膨標準，政府凍結水電價格，還在油、煙、酒等民生消費品上減稅。但這些都還不夠，希臘政府的統計單位乾脆把物價指數成份給改了，比如說把高價的蕃茄給移出物價指數。
靠著做弊在2001年進了歐元區以後，希臘像是中了樂透一樣。所有的公部門支出不但照舊，還變本加厲，稅收不到也沒關係，反正現在歐洲銀行把希臘政府當成是德國政府，源源不絕的把錢借給希臘政府。雖說債多不愁，但掩耳盜鈴能撐多久？支出可以不用掛在帳上，但錢還是得付出去。終有一天，貸款的一方還是會想起來，希臘畢竟不是德國。如果不是政黨輪替讓醜事曝光，也還是會在別的地方，露出馬腳。
所以希臘的債務問題終局是什麼？倒債已經是必然的，但倒債後呢？幾個可能性。
第一，希臘被踢出歐元區。這也許對大家都是好事。希臘再度發行自己的貨幣，重回調整匯率對付政府濫花錢的老路。希臘從1954年到加入歐元區之前，希臘幣從三十比一的對美元匯率，一路貶到四百比一。所有的問題，都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用印鈔票償債，並讓貨幣貶值，然後出口（或是外國人入境觀光）又有競爭力的方法解決。景氣波動很大，但也絕不致影響世界經濟。
第二，希臘繼續用歐元。如果相信哈佛教授Martin Feldstein說的，歐元始終是政治決定的觀點，那也可以預期歐洲強權還是會硬撐著，讓歐元不垮。所以希臘續用歐元的機會很大。如果自主退出是個選項，南歐的工業大國，義大利退出的可能性很大。義大利一走，歐元就不像歐元了。所以歐洲人撐著的機會還是比較大。而撐著，就是在和時間賽跑，看是義大利、西班牙內爆的速度比較快，還是歐元區政府整合的速度比較快。
而繼續用歐元肯定是有條件的。希臘政府得變賣祖產，匯率沒法調整，就得在物價調整，國民薪資水準，往下調的越快，希臘獲救的機會就越大。但物價下調，就是通縮，資產一直縮水下去，暴動的機會又變得更大。同時，國外來的稅收壓力也會越來越大。也許歐元區會直接接管希臘的海關，甚至是國稅局，重演鴉片戰爭後，英國管理中國海關的帝國主義歷史憾事。但這些事情不發生，希臘，甚至是歐元，有救嗎？
看著希臘，我們沒什麼好幸災樂禍的空間。台灣的情況只要稍為像一下希臘，中國就來敲門了，豈能不慎乎？
很多時候，時間是最好的催化劑，但類似俄國這樣的激進改革，也許可以一試。俄國在2001年實施的13%簡單、單一稅率，不但稅收提高，而且增進合法報稅的意願。如果加上司法體系的改革，執法不再變成笑話後，也許可以一躍龍門，立刻加入先進國家健全稅制的行列。但希臘不是走這條路，而是搭了歐元順風車，意欲一舉變成先進國家。所以希臘政府用騙的，騙進了歐元區。
怎麼騙？做假帳。歐元區規定政府赤字不能超過3%，所以希臘政府把一個個的公共支出項目，像是公務員退休金、國防預算等，通通從政府帳上移走。為符合歐元區的通膨標準，政府凍結水電價格，還在油、煙、酒等民生消費品上減稅。但這些都還不夠，希臘政府的統計單位乾脆把物價指數成份給改了，比如說把高價的蕃茄給移出物價指數。
靠著做弊在2001年進了歐元區以後，希臘像是中了樂透一樣。所有的公部門支出不但照舊，還變本加厲，稅收不到也沒關係，反正現在歐洲銀行把希臘政府當成是德國政府，源源不絕的把錢借給希臘政府。雖說債多不愁，但掩耳盜鈴能撐多久？支出可以不用掛在帳上，但錢還是得付出去。終有一天，貸款的一方還是會想起來，希臘畢竟不是德國。如果不是政黨輪替讓醜事曝光，也還是會在別的地方，露出馬腳。
所以希臘的債務問題終局是什麼？倒債已經是必然的，但倒債後呢？幾個可能性。
第一，希臘被踢出歐元區。這也許對大家都是好事。希臘再度發行自己的貨幣，重回調整匯率對付政府濫花錢的老路。希臘從1954年到加入歐元區之前，希臘幣從三十比一的對美元匯率，一路貶到四百比一。所有的問題，都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用印鈔票償債，並讓貨幣貶值，然後出口（或是外國人入境觀光）又有競爭力的方法解決。景氣波動很大，但也絕不致影響世界經濟。
第二，希臘繼續用歐元。如果相信哈佛教授Martin Feldstein說的，歐元始終是政治決定的觀點，那也可以預期歐洲強權還是會硬撐著，讓歐元不垮。所以希臘續用歐元的機會很大。如果自主退出是個選項，南歐的工業大國，義大利退出的可能性很大。義大利一走，歐元就不像歐元了。所以歐洲人撐著的機會還是比較大。而撐著，就是在和時間賽跑，看是義大利、西班牙內爆的速度比較快，還是歐元區政府整合的速度比較快。
而繼續用歐元肯定是有條件的。希臘政府得變賣祖產，匯率沒法調整，就得在物價調整，國民薪資水準，往下調的越快，希臘獲救的機會就越大。但物價下調，就是通縮，資產一直縮水下去，暴動的機會又變得更大。同時，國外來的稅收壓力也會越來越大。也許歐元區會直接接管希臘的海關，甚至是國稅局，重演鴉片戰爭後，英國管理中國海關的帝國主義歷史憾事。但這些事情不發生，希臘，甚至是歐元，有救嗎？
看著希臘，我們沒什麼好幸災樂禍的空間。台灣的情況只要稍為像一下希臘，中國就來敲門了，豈能不慎乎？
9/30/2011
男性的終結
我之前寫「哺乳動物」裡的原文作者Hanna Rosin，最近又在大西洋月刊出了篇轟動一時的文章，探討男性在人類社會逐漸敗亡的現象。有CBS電視台的高層說，最近有超過三十個節目提案都聲稱受Rosin的文章啟發。Rosin的「男性的終結」到底是怎樣的觀點，在台灣甚至是美國都還在討論女性受歧視的問題的時候，怎麼會有這樣相反的論點出現，還大受歡迎？
Rosin先從精蟲分離術談起。從美國開始的這個技術，一開始受到女性主義者的大力抨擊，擔憂在偏愛男孩的社會風氣下，女嬰會被性別選擇掉。也的確，在東亞和南亞國家這些父權社會中，男女嬰比例確實是嚴重失衡。但美國完全不一樣。到診所做精蟲分離術的父母，以想要女孩的居多，現在的比例是高達75%。精蟲分離術之父Ronald Ericsson說，一開始要「做」女嬰的父母會怯懦懦地說，「因為已經有兩個男孩了，所以想要個女孩」之類的話，但現在來他診所的父母，都是直接開口說，「就是想要女孩」，理直且氣壯。Ericsson說，這些媽媽看著自己，再看著自己的母親和祖母，看到的時代趨勢，想到的都是女兒未來無量的前途，真正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不要女孩？」
這種女性未來前途無限的觀點，隱約的代表就是男性不再吃香。Rosin說，也許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女性天生的特質可以取勝男性的地步。她說，如果開始從這觀點看這個社會，到處都是這種轉變的證據。男性主導的人類社會是很生物性的，因為肌肉大，獵食容易，也能保護家庭，所以就往外發展。相對比較穩定，比較細膩的女性，就自然地被分配在家。但現在的經濟、社會已經不是這樣了。Rosin舉十五個未來最有潛力的行業裡，只有兩個是男性還有優勢的：清潔工和電腦工程師。其它像是教育、醫療護理等，都是女性佔優勢。而在經濟大衰退的情況下，比較靠著肌肉的行業，像是營造業和製造業，偏偏在美國都是最慘的行業。在美國每五個就業年齡的男性，就有一個沒工作。1950年，這個數字是每20個有一個失業，改變不可不謂不大。
而這個趨勢只有越來越惡化。人盡皆知，高等教育雖然不是鐵飯碗的保證，但有大學文憑，不但收入比沒大學文憑高，而且工作也比較多。那現在美國，那一個性別上大學的比較多？聽了不要嚇一跳，美國大學女多於男，已經到了一個男性要特別保護的程度。現在大學文憑已經是60%頒給女性，以前向來男多女少的法學院和醫學院這些研究所，男女也已各佔一半。許多大學的招生辦公室，有一個人人害怕的門檻，女生超過新生百分之六十的門檻。為了避免陰盛陽衰太過嚴重，男生有相對比較低的入學標準。招生辦公室的主任，經常得刷掉一些成績又好，又自我管理很好的女生，而讓那些呆頭呆腦，什麼事都聽媽媽指揮的男生入學。
男生真得比較笨？還是男性有什麼特質是不適合現今高等教育，甚至是社會、經濟的？男生愛玩、坐不住、愛冒險，雖然相對比較有自信，但很多時候是自大，不是真的自信。Rosin訪問了一些大學女生，對她們的男同學，一個勁的搖頭。男生得了個C，就互相擊掌叫好，要考試了寧可上酒吧看球，圖書館卻是坐滿了女生。
我寫「女性領導人」裡面那個Sheryl Sandberg，也說了個類似的故事。她和他的弟弟一起唸哈佛，有一個學期，Sandberg兩姐弟和她的室友一起修希臘哲學，考完期中考，她弟弟興高采烈的出來說，「A定了！」Sandberg和她室友一起搖頭，這人昨天如她們一起讀書，完全是什麼都不懂的樣子，什麼A定了？自信到一整個無知的程度。但這就是男生，沒錯。
Rosin不但認為男性的特質在新經濟裡派不上用場，她甚至把錯都算到男性特質上，比如說最近的金融風暴。因為男性冒險、衝動的特質，在幾乎全都是男性的華爾街裡，一個激化一個，金融商品的注，一個下得比一個還大，最後終究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也許多一點穩定的女性在華爾街，我們現在也不至於那麼辛苦了。Rosin也認為現在私人企業高層男多女少的情況，也有一天得面臨改變，畢竟現在企業的領導，英雄式或是Steve Jobs那種暴君式的領導固然有，但更多的是講求溝通，要求集體智慧的領導，也就是更符合女性特質的領導方式。
如果陽盛陰衰不好，陰盛陽衰也肯定不好，所以有人開始認為，也許這個教育制度，這個社會太照女孩的特性設計了，該讓男生多培養學習的興趣和信心，也許該允許男生在上課的時候走動。從古至今，學業要能有基本水準，主要靠的還是專心和耐心，但這些都不是男生的強項。加上現在醫學不斷地有新的行為異常診斷出現，很多男生上課如果坐都坐不住，老師一氣起來，就叫你去看心理醫生，就說你是過動兒，還談什麼學習興趣和目標！誰還有意願顧好學業？叫男生去運動消耗精力固然很好，但多少人可以打職業運動？以前美國還有不少賣勞力的工作，現在也都沒了，這些「過動」的男生在社會的出路自然窄了。而男生成長過程裡，只動不讀的習慣久了，造成的就是一個惡性循環，男性就逐漸地被邊緣化。好萊塢青春電影裡那些快樂但痴呆的青年男性(40 Year Old Virgin, Knocked Up, etc.)，就是未來男性的最佳體現。
很不幸，我認為Rosin的看法可能是對的。如果你看我之前提到桑默斯認為的男女差距，就會發現這個逆轉的趨勢可以解釋的通。假設男女的各項能力都是常態分佈，多數時候，也許均值一樣，但男生的分佈都是比較分散的，如下圖的紅線所示，女生如藍線所示。
以前的社會，也許需要成功的分界點比較低（如橫軸的40），男女中會「失敗」的比例都少，只是女性被生物性及後來的父權結構壓縮，所以比較少成功的女性。但現在也許成功的臨界點，已經拉到80了，在女權運動的加持下，能力加上機會，女性多半會成功，而男性失敗的比例就變得相當驚人。聲明一點，這個常態分佈圖是我自己畫的，沒有任何真實數據，只是提供一個可能的解釋而已。
看Rosin的文章相當震撼，我也相信整體的趨勢可能是如此。但是回到個人的層次上，解讀時得非常小心。我們不過是在分佈上的一個點而已，誰知道我們真的落在何方呢？誰又知道坐在你旁邊的那個男生，或是女生，是在分佈曲線的那一端呢？如果在父權體系下，生為男生沒什麼好驕傲的，在未來的社會裡，生為男生，也一樣沒什麼好喪氣的。況且，還有nature vs. nurture的問題，到底是先天重要，還是後天重要的大命題沒解決呢，還不用蓋棺論定男性就此終結。
Rosin先從精蟲分離術談起。從美國開始的這個技術，一開始受到女性主義者的大力抨擊，擔憂在偏愛男孩的社會風氣下，女嬰會被性別選擇掉。也的確，在東亞和南亞國家這些父權社會中，男女嬰比例確實是嚴重失衡。但美國完全不一樣。到診所做精蟲分離術的父母，以想要女孩的居多，現在的比例是高達75%。精蟲分離術之父Ronald Ericsson說，一開始要「做」女嬰的父母會怯懦懦地說，「因為已經有兩個男孩了，所以想要個女孩」之類的話，但現在來他診所的父母，都是直接開口說，「就是想要女孩」，理直且氣壯。Ericsson說，這些媽媽看著自己，再看著自己的母親和祖母，看到的時代趨勢，想到的都是女兒未來無量的前途，真正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不要女孩？」
這種女性未來前途無限的觀點，隱約的代表就是男性不再吃香。Rosin說，也許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女性天生的特質可以取勝男性的地步。她說，如果開始從這觀點看這個社會，到處都是這種轉變的證據。男性主導的人類社會是很生物性的，因為肌肉大，獵食容易，也能保護家庭，所以就往外發展。相對比較穩定，比較細膩的女性，就自然地被分配在家。但現在的經濟、社會已經不是這樣了。Rosin舉十五個未來最有潛力的行業裡，只有兩個是男性還有優勢的：清潔工和電腦工程師。其它像是教育、醫療護理等，都是女性佔優勢。而在經濟大衰退的情況下，比較靠著肌肉的行業，像是營造業和製造業，偏偏在美國都是最慘的行業。在美國每五個就業年齡的男性，就有一個沒工作。1950年，這個數字是每20個有一個失業，改變不可不謂不大。
而這個趨勢只有越來越惡化。人盡皆知，高等教育雖然不是鐵飯碗的保證，但有大學文憑，不但收入比沒大學文憑高，而且工作也比較多。那現在美國，那一個性別上大學的比較多？聽了不要嚇一跳，美國大學女多於男，已經到了一個男性要特別保護的程度。現在大學文憑已經是60%頒給女性，以前向來男多女少的法學院和醫學院這些研究所，男女也已各佔一半。許多大學的招生辦公室，有一個人人害怕的門檻，女生超過新生百分之六十的門檻。為了避免陰盛陽衰太過嚴重，男生有相對比較低的入學標準。招生辦公室的主任，經常得刷掉一些成績又好，又自我管理很好的女生，而讓那些呆頭呆腦，什麼事都聽媽媽指揮的男生入學。
男生真得比較笨？還是男性有什麼特質是不適合現今高等教育，甚至是社會、經濟的？男生愛玩、坐不住、愛冒險，雖然相對比較有自信，但很多時候是自大，不是真的自信。Rosin訪問了一些大學女生，對她們的男同學，一個勁的搖頭。男生得了個C，就互相擊掌叫好，要考試了寧可上酒吧看球，圖書館卻是坐滿了女生。
我寫「女性領導人」裡面那個Sheryl Sandberg，也說了個類似的故事。她和他的弟弟一起唸哈佛，有一個學期，Sandberg兩姐弟和她的室友一起修希臘哲學，考完期中考，她弟弟興高采烈的出來說，「A定了！」Sandberg和她室友一起搖頭，這人昨天如她們一起讀書，完全是什麼都不懂的樣子，什麼A定了？自信到一整個無知的程度。但這就是男生，沒錯。
Rosin不但認為男性的特質在新經濟裡派不上用場，她甚至把錯都算到男性特質上，比如說最近的金融風暴。因為男性冒險、衝動的特質，在幾乎全都是男性的華爾街裡，一個激化一個，金融商品的注，一個下得比一個還大，最後終究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也許多一點穩定的女性在華爾街，我們現在也不至於那麼辛苦了。Rosin也認為現在私人企業高層男多女少的情況，也有一天得面臨改變，畢竟現在企業的領導，英雄式或是Steve Jobs那種暴君式的領導固然有，但更多的是講求溝通，要求集體智慧的領導，也就是更符合女性特質的領導方式。
如果陽盛陰衰不好，陰盛陽衰也肯定不好，所以有人開始認為，也許這個教育制度，這個社會太照女孩的特性設計了，該讓男生多培養學習的興趣和信心，也許該允許男生在上課的時候走動。從古至今，學業要能有基本水準，主要靠的還是專心和耐心，但這些都不是男生的強項。加上現在醫學不斷地有新的行為異常診斷出現，很多男生上課如果坐都坐不住，老師一氣起來，就叫你去看心理醫生，就說你是過動兒，還談什麼學習興趣和目標！誰還有意願顧好學業？叫男生去運動消耗精力固然很好，但多少人可以打職業運動？以前美國還有不少賣勞力的工作，現在也都沒了，這些「過動」的男生在社會的出路自然窄了。而男生成長過程裡，只動不讀的習慣久了，造成的就是一個惡性循環，男性就逐漸地被邊緣化。好萊塢青春電影裡那些快樂但痴呆的青年男性(40 Year Old Virgin, Knocked Up, etc.)，就是未來男性的最佳體現。
很不幸，我認為Rosin的看法可能是對的。如果你看我之前提到桑默斯認為的男女差距，就會發現這個逆轉的趨勢可以解釋的通。假設男女的各項能力都是常態分佈，多數時候，也許均值一樣，但男生的分佈都是比較分散的，如下圖的紅線所示，女生如藍線所示。
以前的社會，也許需要成功的分界點比較低（如橫軸的40），男女中會「失敗」的比例都少，只是女性被生物性及後來的父權結構壓縮，所以比較少成功的女性。但現在也許成功的臨界點，已經拉到80了，在女權運動的加持下，能力加上機會，女性多半會成功，而男性失敗的比例就變得相當驚人。聲明一點，這個常態分佈圖是我自己畫的，沒有任何真實數據，只是提供一個可能的解釋而已。
看Rosin的文章相當震撼，我也相信整體的趨勢可能是如此。但是回到個人的層次上，解讀時得非常小心。我們不過是在分佈上的一個點而已，誰知道我們真的落在何方呢？誰又知道坐在你旁邊的那個男生，或是女生，是在分佈曲線的那一端呢？如果在父權體系下，生為男生沒什麼好驕傲的，在未來的社會裡，生為男生，也一樣沒什麼好喪氣的。況且，還有nature vs. nurture的問題，到底是先天重要，還是後天重要的大命題沒解決呢，還不用蓋棺論定男性就此終結。
9/28/2011
稅不稅有關係
所得稅不好是因為社會資源沒有得到最佳運用，生產者少生產、少投資，消費者少消費。對經濟學家來說，所得稅像是個三角木一樣，擋在供給與需求曲線之間，讓社會無法達成最佳的均衡，達到最佳的分配結果。但這種扭曲的資源運用政策，如果是從沒稅到有稅，或是10%稅漲到60%這樣，扭曲的結果才會很明顯。也就是說，我們常講的「高所得稅影響投資意願」效果，要在所得稅制大幅更迭時才會出現。如果只是漲個1%或是5%，說實在，並沒什麼大不了。
尤其是把稅率漲在富人身上，更是沒什麼大不了。讓有錢人多出一點稅，照顧窮人，讓社會更平等，有什麼問題？更何況，富人要發達，靠的不還是社會資源嗎？所以巴菲特說他的稅率比他的秘書還低，該課富人稅時，美國社會一片叫好。對於這種從神壇上走下來，願意低頭認錯的富豪，社會給他的掌聲不斷，所以歐巴馬一再引用巴菲特的例子，打算走上課徵富人稅之路。
諾貝爾獎得主，芝加哥學派的旗手之一，Robert Lucas上週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也說，美國最近的經濟問題，許多人指向左傾的歐巴馬政策，企業擔心全民健保及其它的政策，終究會走向加稅之路，而高稅率肯定影響投資及工作意願。但Lucas說，「可是稅還沒漲。這些對加稅的疑慮雖然有道理，但證據上還看不到。」
所以到底我們這些右派在靠妖什麼？有三個面向上的考慮，我覺得可以完全壓倒這些「加稅有什麼大不了」的看法。這三個方面是，加稅的長期效應，稅收應用的惡性循環，和社會心態問題。
先說巴菲特的荒謬之處。已經有許多人指出，巴菲特的公司已經在公司所得稅上繳過一次稅了，如果像台灣一樣兩稅合一，把這個算入他的報稅單裡，就不是簡單地「富豪繳的稅比秘書還少」這種民粹數學了。但就算不算兩稅合一好了，到底巴菲特的「低實質稅率」是特例，還是通則？所有的富豪，都像巴菲特一樣，只繳少少的17%？嗎？華爾街日報報導，由國稅局的資料顯示，年薪百萬以上通常實質稅率是年薪十萬美元以上的二至三倍，而百萬年薪的階級，平均實質稅率在2008年約為23%。所以為什麼歐巴馬要拿一個特例，民粹式地宰殺富豪？而不是追問偽善的巴菲特，為什麼可以合法地逃這許多稅？要幫助聯邦政府財政，巴菲特只要少捐錢給他自己的基金會就可以，何必慷他人之慨呢？
回歸正題。同樣一篇Lucas的專訪裡，他說，為什麼日本和歐洲在戰後快速成長，看似就要追上美國了，卻從七零年代左右開始，美國和西歐及日本的差距又開始拉開？他舉另一個諾貝爾獎得主Edward Prescott的研究指出，這個成長的趨緩和歐日的福利國家化有很大的關係。在歐洲，政府支出很常佔到國內生產毛額的一半（美國約為三成），這些福利支出，不可避免地要導向高額稅負。而高的稅賦負擔，最後實現的稅制，就是高薪資所得稅率，等於是對有工作的人的一大重負。一方面失業及保健福利很好，一方面所得稅率很高，兩相權衡，誰願意積極找工作，做生意？不要小看扼殺工作意願的多方面後果，歐日的女性從業率低，也不免和這個「高福利－高稅率」機制有關。
再仔細想想，為什麼巴菲特寧可把錢捐給他的基金會，也不願多付稅給聯邦政府，潛在的想法難道不是懷疑政府的施政效率，而覺得自己可以幹更多的好事嗎？官僚組織的一大特性就是浪費、沒效率，因為花的不是自己的錢。所以一旦走向福利國家的路線，走向大政府的左派理想國路線，花錢浪費是必然。而且會有機成長的政府組織，只有越花越多，沒有越來越少這種美事。所以一旦讓政府覺得加稅支應支出是可行的，就沒道理不往最高的稅率走。惡性循環就此開始。
1913年，美國憲法第十六條修正案初賦予聯邦政府課徵個人所得稅的權力時，中產階級的稅率是1%，最有錢的那一群人的稅率也只有7%。不過幾年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最高級距的所得稅率已經達到75%（故事在這裡）。看到這裡，你還會天真地覺得「加一點稅有什麼了不起」嗎？還能夠這麼天真的人，不是沒吃過吸血鬼官僚組織的虧，就是早就成為吸血鬼組織的一部份了。
所以當你聽到「給富人加點稅有什麼了不起」的主張，而你覺得可以支持的同時，你也得想到，第一，加到什麼時候為止？第二，收到的稅用到那裡去？如果主張加稅的人，沒有辦法給你一個清楚、合理的答案，這些加稅主張就是通往地獄的特快車。所以我寧可相信「稅率低可以提高工作和投資意願」這種主張，再不濟，稅收變少也還能餓死官僚這頭大怪獸。
最後講社會心態的改變。我個人是相信美國夢, 還有愛拚才會贏的台灣精神，所以我很不願意看到，「給富人加點稅沒什麼大不了」背後代表的社會心態轉變（看我的舊文「不要假象公平正義的稅改」）。當努力不再被獎勵，當分配變成正義時，自由和繁榮就不見了。
尤其是把稅率漲在富人身上，更是沒什麼大不了。讓有錢人多出一點稅，照顧窮人，讓社會更平等，有什麼問題？更何況，富人要發達，靠的不還是社會資源嗎？所以巴菲特說他的稅率比他的秘書還低，該課富人稅時，美國社會一片叫好。對於這種從神壇上走下來，願意低頭認錯的富豪，社會給他的掌聲不斷，所以歐巴馬一再引用巴菲特的例子，打算走上課徵富人稅之路。
諾貝爾獎得主，芝加哥學派的旗手之一，Robert Lucas上週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也說，美國最近的經濟問題，許多人指向左傾的歐巴馬政策，企業擔心全民健保及其它的政策，終究會走向加稅之路，而高稅率肯定影響投資及工作意願。但Lucas說，「可是稅還沒漲。這些對加稅的疑慮雖然有道理，但證據上還看不到。」
所以到底我們這些右派在靠妖什麼？有三個面向上的考慮，我覺得可以完全壓倒這些「加稅有什麼大不了」的看法。這三個方面是，加稅的長期效應，稅收應用的惡性循環，和社會心態問題。
先說巴菲特的荒謬之處。已經有許多人指出，巴菲特的公司已經在公司所得稅上繳過一次稅了，如果像台灣一樣兩稅合一，把這個算入他的報稅單裡，就不是簡單地「富豪繳的稅比秘書還少」這種民粹數學了。但就算不算兩稅合一好了，到底巴菲特的「低實質稅率」是特例，還是通則？所有的富豪，都像巴菲特一樣，只繳少少的17%？嗎？華爾街日報報導，由國稅局的資料顯示，年薪百萬以上通常實質稅率是年薪十萬美元以上的二至三倍，而百萬年薪的階級，平均實質稅率在2008年約為23%。所以為什麼歐巴馬要拿一個特例，民粹式地宰殺富豪？而不是追問偽善的巴菲特，為什麼可以合法地逃這許多稅？要幫助聯邦政府財政，巴菲特只要少捐錢給他自己的基金會就可以，何必慷他人之慨呢？
回歸正題。同樣一篇Lucas的專訪裡，他說，為什麼日本和歐洲在戰後快速成長，看似就要追上美國了，卻從七零年代左右開始，美國和西歐及日本的差距又開始拉開？他舉另一個諾貝爾獎得主Edward Prescott的研究指出，這個成長的趨緩和歐日的福利國家化有很大的關係。在歐洲，政府支出很常佔到國內生產毛額的一半（美國約為三成），這些福利支出，不可避免地要導向高額稅負。而高的稅賦負擔，最後實現的稅制，就是高薪資所得稅率，等於是對有工作的人的一大重負。一方面失業及保健福利很好，一方面所得稅率很高，兩相權衡，誰願意積極找工作，做生意？不要小看扼殺工作意願的多方面後果，歐日的女性從業率低，也不免和這個「高福利－高稅率」機制有關。
再仔細想想，為什麼巴菲特寧可把錢捐給他的基金會，也不願多付稅給聯邦政府，潛在的想法難道不是懷疑政府的施政效率，而覺得自己可以幹更多的好事嗎？官僚組織的一大特性就是浪費、沒效率，因為花的不是自己的錢。所以一旦走向福利國家的路線，走向大政府的左派理想國路線，花錢浪費是必然。而且會有機成長的政府組織，只有越花越多，沒有越來越少這種美事。所以一旦讓政府覺得加稅支應支出是可行的，就沒道理不往最高的稅率走。惡性循環就此開始。
1913年，美國憲法第十六條修正案初賦予聯邦政府課徵個人所得稅的權力時，中產階級的稅率是1%，最有錢的那一群人的稅率也只有7%。不過幾年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最高級距的所得稅率已經達到75%（故事在這裡）。看到這裡，你還會天真地覺得「加一點稅有什麼了不起」嗎？還能夠這麼天真的人，不是沒吃過吸血鬼官僚組織的虧，就是早就成為吸血鬼組織的一部份了。
所以當你聽到「給富人加點稅有什麼了不起」的主張，而你覺得可以支持的同時，你也得想到，第一，加到什麼時候為止？第二，收到的稅用到那裡去？如果主張加稅的人，沒有辦法給你一個清楚、合理的答案，這些加稅主張就是通往地獄的特快車。所以我寧可相信「稅率低可以提高工作和投資意願」這種主張，再不濟，稅收變少也還能餓死官僚這頭大怪獸。
最後講社會心態的改變。我個人是相信美國夢, 還有愛拚才會贏的台灣精神，所以我很不願意看到，「給富人加點稅沒什麼大不了」背後代表的社會心態轉變（看我的舊文「不要假象公平正義的稅改」）。當努力不再被獎勵，當分配變成正義時，自由和繁榮就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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