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9/2009

違憲機關

前期壹周刊報台灣大買凱擘的故事裡有這段話,「所謂前例,指的是NCC去年審查愛爾達電視申請頻道執照時,因愛爾達大股東台達電有公務人員退撫基金與勞退基金,NCC限愛爾達三個月內解決,最後迫使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以個人名義吃下台達電等近億元的股權。」看到立時傻眼,NCC權力這麼大?

這種株連九族式的審查,會有後遺症。別的先不談,如果退撫基金和勞退基金算成政府持股,投資的公司不得經營媒體,這樣會讓很多大老闆得想辦法,拜託政府基金不要來投資。那倒楣的是誰?正是這些基金,還有靠這些基金的退休人員,因為他們能投資的標的變少了,而且逆淘汰的結果,好的公司像是台達電這種,你不讓他投資,只能選那些爛傢伙,這樣對嗎?

根本的問題是,「黨政軍退出媒體」到底是個什麼樣的訴求?換句話說,就算黨政軍通通讓他們經營媒體又怎樣?只要媒體市場自由競爭,黨政軍的媒體能有什麼效果?怕民眾被洗腦嗎?如果不相信民眾判斷媒體報導的能力,那我們能相信民主嗎?

政軍不能經營媒體不是因為擔心操控輿論,而是公家機關經營事業績效不彰,最後一定變成納稅人貼錢養媒體人,浪費。至於黨,如果財產來源正當合法,隨便他們搞,有人願意看,願意給他們洗腦,干卿底事?如果確保媒體經營不被黨政軍插手是NCC(Not a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這個違憲機關存在的最大理由,我們還是把他廢了吧。如果不是這個理由,你注意看看,他們合理化NCC存在的理由,邏輯會很像當初三民主義老師跟我們講「三民主義課多重要,廢了問題很大」,但結果廢了以後,問題一點也不大。

11/16/2009

共產中國的資本主義豬

由杜克大學經濟系的方漢民教授及數名北大教授主持的一個研究,把中國農村豬隻的生產放到了經濟研究的最前線,整個計劃讓外人對中國社會的大幅資本主義化有進一步了解。

因為豬肉在中國飲食的重要性,中國佔全世界豬肉產量將近過半,但是在中國,豬的養殖卻還是非常小農化。沒有大規模生產也代表著沒辦法與最先進的養殖技術接軌,也很容易受到天災和人禍的影響,2006年的藍耳病疫情造成豬肉短缺,豬價在一年內漲了六成,演變成全國性的問題。因應這個豬肉危機,中國財政部推出了一項措施,由國營的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簡稱人保財產)提供豬農保險,政府並大幅補貼保費。如果豬隻因為意外死亡,豬農可得一千元人民幣的理賠,每年豬農只要繳交十二元人民幣的保費即可。

方教授等人發現,豬農的畜養量在這項政策實施後大幅增加,說明了之前因為農民對生產的不確定性太過擔心,而使生產沒有達到最有效率的規模。政府補貼的保險則消除了這項不確定性。這個研究重要在於,經濟學家對為什麼有些國家經濟發展緩慢有很多不一樣的假設,比如說缺乏實質運行的金融市場,讓生產者無法得到融資,或是無法運用保險消除天災的不確定性,而使得經濟無法起飛。這個研究證實了保險機制很重要的這個假設,對政策制定者來說,是強而有力的方針指導。

中國現在由一批年輕的精英在領導國家,很多措施在我們已經習慣民主社會下緩慢進程的眼裡,非常不可思議。一方面大膽,勇於嚐試舉世最新的點子,讓不少人羨慕,另一方面極權國家不顧一切的執行力,也另人側目。同樣有靠天吃飯的農業,台灣的農民是又無奈又幸福。無奈是農業的傾頹無法從政府施政看到有效的方案解決,幸福則是在民主體制下,沒有官員可以真得不顧農民死活,反而是民粹式的施政,讓農民得到各式各樣的補助。

兩個制度之爭,還得花點時間方知勝負。不過方教授等人另外指出一點,小農的低產量,很大的一個因素還是來自對政府的不信任。2008年的雪災,光貴州一省就死了六千頭母豬,方教授他們發現,雪災過後,農民觀察人保財產的迅速理賠,發現原來共產黨政府搞資本主義的保險不是玩假的,在這之後,加入豬隻保險的小農大幅增加。保險能夠在雪災之後流行,也證明了之前共產黨政府大量用錢補貼,收買人心,卻一時半刻也還換不來民眾的信任。看來,政府要取得人民的信任,作為施政的正當性,不管在何種政體下都一樣。而信任,也不管是在何種政體下,也都還是來自民眾切身的感受。

(蘋果日報忘記刊的文章)

11/12/2009

小廣告

如果順利的話,明年暑假就要離開這個學校,很可能台灣人在這裡的代表就沒有了,所以想做一下小廣告,讓想申請經濟系博士班的台灣人知道。在我之前有兩個台灣校友,現在一個在東華,一個在台大教書,都在作育英才,另外讓大家聞香一下:最近敝系在全世界的國際金融研究排名裡,名列第六,還超過MIT在內的名校。如果有算c/p值(p這裡要代用申請的難度)的話,我們系應該是最超值的top 10了吧。有問題再問我。

(剛剛又看了一下排名,十月份的結果,MIT已經贏我們了,不過Wisconsin掉下來了,所以還是在第六。)

11/08/2009

小吃變大吃

最近意識型態咖啡館改行賣台灣小吃,讓我們這些看得到,但吃不到的異鄉遊子痛恨不已。You can take the boy out of Taiwan, but you can't take Taiwan out of the boy. 不過也沒辦法,日子還是得過,還是得從這些討論裡找些經濟學的趣味。

我們右元帥自問自答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地方小吃,沒有攻入台北這些大城裡?館友們提到經營成本或是社會網路的這些解釋,我覺得都有關係,但是我想到另一個問題,為什麼沒有一些過人的企業家,把小吃變大吃,而小吃永遠停留在地方特色而已?

我覺得是時候未到,而地方小吃很可能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份。

沒有鐵路、公路運輸前,台灣只是集合一大堆小小的群落,每一個小地方,都是一個小市場。所以小吃就根據地方特產發展出不一樣的特色,但是規模就只能那麼大。所以有館友說,台南很多小吃都很臭屁,不但開得時間早,而且開店的時間也短。我覺得這只是市場規模小所造成的。可以賺多點錢而不賺,也許有一、兩個老闆會這樣,但是不可能是普遍的現象,一定也有一些老闆試過店開久一點,但是入不敷出,所以退回原來的經營模式。

另外台灣沒有日本社會嫡長子繼承的法律傳統,所以創業一代老了以後,沒有只把老店傳給長子,所有後代都可以分一杯羹,花開葉落,把同一個東西再變化,再到另一地發展,也是地方小吃的一大特色。

但現在不一樣了,科技讓台灣變成一個大市場。如果你不能周末搭高鐵到地方吃小吃,你也許可以宅配到府,每一個經營有成的地方小吃,都有可能打入全國市場。而這個發展對地方小吃不見得是好事。

我剛到美國的時候,很訝異美國超市裡賣飲料好像玲瑯滿目,但卻都是可口可樂或是百事可樂的變種,不像台灣便利商店冰箱門打開,選擇超多。我覺得這也是全國性市場發展的結果,本來可口可樂也只是地方特色,全美國一開始可能也有上萬種不一樣的可樂,但是隨著瓶裝科技發達,可口可樂經營成功,經濟規模讓其有無比的成本優勢。也許可口可樂沒有最佳的口味,但是卻能用其低廉成本建立舖銷網路,並且大打廣告,把不是最好的可樂變成非喝不可的可樂。

這個模式在很多行業裡不斷被複製,麥當勞如此,星巴克也如此,所謂的地方特色,如果沒有辦法發展成全國品牌,就準備面臨被大企業摧毀的命運。台灣的地方小吃,正走向這條路,你不覺得百貨公司的地下美食街,一方面越來越方便,但賣的東西越來越像?

左派大概看到這裡就大點其頭,準備進行運動,拯救地方特色小吃了吧?

我倒覺得事情沒那麼嚴重,市場有其平衡的力量。美國現在的飲料市場百花齊放,原來兩大可樂獨霸的局面不再,加州灣區這裡,還有連鎖的泡沫紅茶店,生意好得很。這當然是消費者的反彈,誰不喜歡多樣化呢?

台灣還有一個獨特的文化可以抗衡小吃變大吃的趨勢,就是台灣人喜歡當老闆。只要有創業的心,加上創意的頭腦,一個特色小吃沒了,就會有另外一個起來。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工運人士對這種樂觀進取的態度反感,但這是另外的故事了,有機會再好好反駁這些死腦筋。

附註:這個零碎小市場出口業的故事,在國貿研究領域裡正紅,做heterogenous firms的Marc Melitz只要不英年早逝,有朝一日會因此而得諾貝爾獎。

11/05/2009

信者恆信

很多公共政策討論下來,最後都變成信者恆信的結果,現在美國牛如此,以前的高鐵安全性也如此。總是有一方說得可怕得要死,打死不願意相信另一方的說法,而到最後就是你講你的,我信我的。走到這個結論,對社會是不好的。

我有時候和朋友討論比較有爭議性的問題,我可以讓「信者恆信」變成我和朋友之間的共識,比如說總是有朋友相信三一九槍擊案是阿扁弄出來的,我沒辦法說服朋友,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不可以下這樣的結論,但是我不會和朋友吵,因為是朋友。

但是在媒體,在國會,事情的討論不可以這樣。

真相只有一個,會淪落到信者恆信的地步,有兩個可能。一是因為真相那邊的證據力不足,比如說遠古時代,有人相信地是方的,有人相信地是圓的,在科學還沒進步到可以把「地是方的」那邊完全擊倒的時候,是可以信者恆信的。另外一個可能是有一方頑冥不靈,如果到了今天,普通人都可以坐飛機繞地球,都還是有人相地是方的,我們只能認為這些人無葯可救,也不用和這些人討論地是圓的,還是方的。

所以有人說經濟學是騙術,我們也不用和這些人討論經濟了。當初克魯曼放話說總體經濟學走錯了路,學界裡生氣的人很多,搖頭嘆息的人更多。作為科學,經濟學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要討論,是方法錯了,是假設錯了,還是資料不支持你的假設,都可以。但是擺在你面前,經濟學的諸多成就,比如說「市場是最有效的資源分配法」、「四種情形下,市場會失靈」、「比較分工會帶給社會更大福祉」、「人力資源是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貨幣政策能改善景氣循環的波動」、「幾十億人免於饑荒的威脅」等等,完全不看,堂而皇之的說幾世人的心血研究是騙術,這和現在主張「地是方的」有什麼不同?有這樣的想法,你還期望別人和你理性對話?

有時候,頑冥不靈完全是個人因素,心是關的,你怎麼跟他講也沒用。有些時候則是因為面子問題,都在大庭廣眾下說了自己的主張,很少人可以勇於認錯,承認對方有理。但這些人都不是你該說服的對象,讓時間來矯治他們就好。

但除了這些人以外,有時候是說服的人,講得不好,講得不對。照邱毅那種報料法,除了藍營的人外,誰願意相信阿扁是黑的?但是一旦拿出瑞士的洗錢資料,相信阿扁是黑的人,馬上大幅增加。所以我說是有可能想說服別人「地是圓的」的人,證據力不足,或是說服力不足,才會信者恆信。

今天還有人相信凱恩斯才是對的經濟學,我想多少也是新古典或是新凱恩斯學派,說服人的能力還不夠吧?僅管學界裡真正做總經的人,早就知道凱恩斯過氣了。

11/02/2009

Red Sox suck!

右麵包 to me


看了您的Blog好ㄧ陣子了 也有許多同好對你的文章大為讚賞

不過 你少數幾篇提到棒球等職業運動的部份實在有待加強

話說 天使今年總薪資121M 全聯盟第9 紅襪133M全聯盟第5 雖然 兩者都算是大市場球隊 不過 紅襪還是很明顯比天使財力雄厚(去年競標Teixeira 紅襪出價僅次於洋基就是ㄧ例) 如果 天使算是往王者之路 抱歉 紅襪還在天使前面勒!!! 洋基那套全聯盟根本沒有其他球隊學的來 想學它變成王者 等著吃屎還比較有機會拉

把豪華稅怪到紅襪身上更是可笑 紅襪繳過的稅可是僅次於洋基ㄟ???

紅襪可是將錢球徹底實踐的奪冠球隊 你對球隊的了解僅止於三流球迷的刻板印象 分明是天使季後賽曾連敗給紅襪 所以懷恨在心 還瞎扯這麼多OOXX

事實上 除了這兩年以外 紅襪總薪資ㄧ直都是全聯盟第二 跟洋基遙遙領先其他各隊 如果 洋基算王者 紅襪算中產 其他隊算啥?


My comment:


Whatever.


11/01/2009

從美國牛肉看美國政策

政府對美國牛肉的大幅讓步,有些人把美國強權壓境,視為美國帝國主義。但是不理性的愛國主義,會模糊掉我們觀察美國真正意圖的角度。固然美國一向軍事戰略和商業有緊密的結合,但現在既不是冷戰圍堵共產蘇聯的時代,更不是培里大將軍打開日本江戶幕府的時代,赤裸裸地以砲艦扶持商業,在現在群雄並起的年代,不可能是美國的首要目標。研究美國牛肉的事件,還是得從美國國內政治看起。

哈佛大學經濟系努恩教授(Nathan Nunn)最近運用中情局解密的文件,研究美國政府在冷戰時期介入他國政局和與美國通商的關係。他發現,中情局的直接或間接地扶植特定國家的領袖後,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商品進口都有顯著的增加。努恩教授當然不會犯「將相關性視為因果關係」的錯誤,而宣稱美國帝國主義利用扶持傀儡政權,以增進美國公司的商業利益。他很小心地研究各種可能原因,發現美國進口的增加,只有在獨裁政權裡才顯著,而且除了軍火以外,增加的也都為政府採購,並沒有諸如給美國公司低廉關稅的優惠影響。他認為這類增加很難說是因為美國政府的直接施壓造成,只能說是傀儡政權和美國的關係變為更緊密的自然結果。況且,很多美國扶持的政權,反而拿了許多的美援,美國國務院在這方面,真的是「喪權辱國」,離帝國主義的標準還遠得很。

隨著冷戰結束,加上美國國內監督日嚴,中情局早就大幅減少這類地下勾當。現在國際戰略裡,不但不是以軍援商,反而到處都有的反美情結,讓美國的跨國公司難以施展手腳,而眼睜睜地看著中國拿著白花花的銀子,到處收買公司,收買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心。如果在意中國的大戰略,照理美國應該對台灣、日本、南韓這些國家,像是對印度一樣,不斷讓步來交心,以圍堵中國,怎麼會拿著稻米、牛肉進口這些小利益,鞭打忠心的附屬國?這還是得回到中國崛起來看。

美國國內,尤其是以大工會為首的左派勢力,早就對大企業產業不斷地外移十分感冒,而外移的產業居然還扶持出在軍事上將要可以與其抗衡的中國經濟,看著美國政府不斷舉債,還得怕中國人不再借錢給美國,於是左派和愛國的極右派結合,保護主義大幅抬頭,趁著民主黨在白宮當家,到處在國際放火。所以財政部長還沒上任就在國會指控中國刻意壓低人民幣匯率,美韓自由貿易協定一直沒辦法在民主黨主導的國會過關,奧巴馬還拿著無足輕重的中國進口輪胎課懲罰性關稅,然後就是美國牛肉在東亞的霸王硬上弓。無一不是著眼於國內的利益團體,特別是給能帶給民主黨選票的大工會一個交代。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我們政府和美國政府有什麼暗盤,對牛肉的讓步是否和美中戰略有關,但是美國畢竟是世界唯一的超強,國內的政治的確會對國際關係有深層的影響,如何正確解讀美國的政策,甚而設法在美國影響民意和政策的走向,對仰賴美國保護的台灣,極為重要。

(蘋果日報沒接受的文章)

10/29/2009

蘇摩斯

洋基又進世界大賽了。因為我在南加州住過幾年,天使球場近在咫尺,所以很自然地成為天使球迷,而且又在2002年經歷了奇幻般的世界大賽冠軍之旅,所以我對天使很有家鄉父老的感覺。但是敗給洋基我不難過,正確地講,洋基一直是天使以外我最喜歡的隊伍。王建民當然是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天使打洋基,一向輕鬆,不像紅襪一樣,令人討厭。

而更重要的理由是,我欣賞underdog,但我也祟拜王者。Underdog翻譯成黑馬,我覺得意思不夠準確。underdog比較像是小人物,面對一切不利自己的環境,一路往上打,打出一片天,非常容易讓人血脈賁張。所以我喜歡看underdog的故事,喜歡為他們加油。台灣的企業家讓人尊敬,很多時候也是因為他們都是從underdog幹起,很多時候粗俗無比,但我非常喜歡聽他們側訐譙,比知識份子的傳道讓人更舒服。

王者的氣息來自於主導別人生命的暴行。王者不需要管正義不正義,「追求正義」,通常是那些擔心害怕不正義的後果會降臨自身的弱者幹的事。所以君臨天下的洋基,管你們其它球隊有沒有錢簽大牌,管你們觀眾會不會看煩老是洋基打季後賽,老子就是要當世界第一。我個人很欣賞這種王者氣息。

所以棒球隊,要不就支持underdog,要不就看霸王,我最不喜歡挾在中間那種,紅襪那種中產階級的氣味。所以我很高興天使換了老闆以後,一下就從underdog往王者之路邁進,完全是配合我喜歡的球隊型態演進嘛。

為什麼不喜歡紅襪那種中產階級的感覺?也許很多人不喜歡我的分類,認為紅襪不是很藍領或是很精英嗎?我是搞不懂會什麼同一個球隊會被人家分成這兩種不一樣的類別,我只能說,紅襪就是中產。什麼是中產?就是很喜歡往上看,憎恨比他們有錢的人,認為他們粗俗,沒知識,只靠社會不公獲取暴利,所以討厭洋基。再不然就是瞧不起下面的窮人,你們不努力,我也出身低微,但是我努力而獲取今天的地位,不然我施捨一點給你們好了,讓我們向洋基課一點豪華稅分給大家。

所以討厭紅襪就是因為他們就是左派的化身。

雖然知道左派很討厭,但是對於我為什麼會有這種兩極化的喜好,王者和underdog並存,一直不明所以。直到最近聽耶魯的政治哲學入門,聽到蘇格拉底所說的蘇摩斯(thumos),我就理解了。

有人把thumos翻成勇氣,我覺得不夠。照Prof. Smith的說法,是一種對於名聲,對於肯定的渴望而產生的一種氣,一種野心,想要在公眾領域出頭的渴望。所以會有英雄主義,會有替天行道的俠義。但是這種thumos不只是在偉大的政治人物裡有,所有的暴君也都有,因為thumos在正氣的另一面就是暴虐,不管他人死活,只照自我意識行事的張狂。Smith說,蘇格拉底以降的政治哲學傳統,很大一部份都是在講如何把thumos馴化,把暴虐轉成正義。想想,也非常有道理。

我想,我內心的thumos也很強,才會喜歡看underdog且又能認同王者的霸氣吧。

10/23/2009

沙克羅提

自從看了CCLu前輩轉介的Yale Open Course,我就四處找教學pod cast來聽。這個Yale Open Course很不一樣,大方得很,上課的都是大牌。我本來自己也教證券市場和金融機構這個課,是拿著書教。但是聽了Robert Shiller的課以後,深受啟發。我認為教大學部的證券市場就應該這樣教,你要讓學生知道財務學在人類社會裡的重要性,要挑戰學生原本對社會的認知,對資本主義的偏見,也要讓學生知道金融市場的局限。這些都是要有相當的人生體驗,加上對市場的深刻了解才有辦法做到。我還沒到那個地步,但是我試著把我的課程大綱改成類似Shiller的方式,雖說是東施效顰,但效果居然很不錯。

聽Shiller的課,我自己收獲很多。所以我也去iTune U找一些名牌大學的課來聽。柏克萊有很大量的課放在網路給人家聽,經濟方面的個經、總經、美國經濟史等,也有歷史的像羅馬帝國史,都蠻有趣的。不過柏克萊的量雖然多,但質沒有耶魯的好。我最近迷的是耶魯的政治哲學入門,有時候開車聽,到了目的地,都還想把它聽到一個段落才關掉下車。

現在的台灣學生幸福得很,不但接觸英文的來源容易,還有第一流的內容免費服用,只是不知道願不願意下苦功而已。有空下載一些來聽,就算聽不懂,也培養耳朵習慣英文的感覺。至不濟,也還知道美國人怎麼唸一些名詞。比如說,你本來就知道「蘇格拉底」這個名字,美國人唸起來像是沙克羅提嗎?至少我不知道。

10/16/2009

千金難買(完)

應該沒有人猜出來我這個千金難買三部曲是要講澎湖的博奕公投吧?順道一提,如果上過大學部的個體經濟,應該知道上一篇我在說替代效果和所得效果吧?應該也知道,我在解釋為什麼需求曲線為什麼是負斜率吧?

賭博很不好,多少人因此傾家盪產,因此家庭破裂,只因為機率沒學好,或是過份自信自己有過人的機運。雖說如此,但人還是愛賭,因此賭是很好的生意,可以帶來工作的好生意。所以今天澎湖的賭博公投,其實是要澎湖人在就業機會和清淨無賭的好山水之間二選一。

如果你相信我上篇的分析,你應該知道清淨的好山水也是千金難買,貴得很,要很有錢的人才消費得起。所以在公投結果出來前,我是相信公投會過的,澎湖會開賭場的。結果很出乎我的預料,一時之間還不明所以。

是澎湖人所得很好,財富效應大到足以讓澎湖人熱愛清淨山水嗎?不太可能,你如果去看澎湖縣的家戶收入,一定可以發現,澎湖縣在台灣各縣市排行裡,從後面數比較快。如果台灣本島都還沒那麼有錢到只要好山好水,不要好工作,怎麼可能澎湖人跑在前面?這是沒有道理的。

後來我想通了,這樣的公投其實是假右派國民黨和真左派民進黨、綠黨連手搞出來的結果。

國民黨假右派想開放經營觀光賭場,但又不是真正想著自由經濟,而只想做做樣子給拿錢關說的商人,所以不敢開大門走大路的宣揚賭場可以幫忙開發澎湖的好處。反正現在輸了,也可以推給澎湖人,讓商人怪不到國民黨身上。

我認為我們右元帥講澎湖現狀,比如說什麼澎湖美景在東南亞隨便一抓就一把,並沒錯。但這並不表示,澎湖就沒潛力變成知名觀光聖地。如果把澎湖的白沙島便宜租給Steve Wynn,同時把法律等配套措施做好,大大方方地圖利商人,你還會認為澎湖沒潛力嗎?如果你知道Las Vegas大道上,最好看的那幾個飯店都和之前或是之後Steve Wynn有關,然後看過Steve Wynn的故事,你就會相信資本主義的力量。沒淡水?這是什麼問題,Vegas根本不下雨,也不靠海,那一個到賭城的人碰到停水?冬天東北季風太強?Vegas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熱得發瘋,有影響賭場開設嗎?

所以我說國民黨假右派,只想弄權搞專制,那裡想過國際級的生意?更別說有任何自由經濟的理念。

另一方面的真左派,實在沒什麼好講,至少像潘翰聲這些人,他們是一致的,從頭到尾一致的左到腦子壞掉。反正台北多的是假日左派的中產階級,人家一號召,一天不開車,假日左派就開開心心地牽著腳踏車到高速公路上散步。今天綠黨這些人拿著維護澎湖好山好水這個大標語,這些假日左派怎麼會放過這個顯示這個自己良心的好機會?所以打電話的打電話,坐飛機到澎湖拉票的坐飛機,多多少少都說服了一些本來等著工作機會的澎湖人改變主意。

兩個力量一推一拉,放在我說的分析裡剛剛好,兩個讓澎湖人選的消費品,「其它消費」和「好山好水」就彼消此長。假右派不敢讓大資本家大方地投資,澎湖人看不到未來的好工作,只看到地方政客拚命炒地皮。缺乏足夠的財富效應,相對「好山好水」,「其它消費」還是一樣貴。但是真左派把道德大旗壓下來,讓澎湖人很容易就覺得只要說No,就可以給後世子孫交代,「好山好水」就變得異常便宜了。一個還是一樣貴,一個變得很便宜,兩相比較,對這樣的公投結果就解釋得通了。

你說我冷酷無比,分析得頭頭是道,那到底你贊成不贊成賭博呢?有工作機會,能讓經濟成長,何不?那賭博那些問題呢?人心脆不脆弱,那不是政府該管的事。是家庭教育,是宗教所該插手的地方,也是人該自己想的問題,不用他人代決。

我想,真正千金難買的,還是人的自由意志。

10/13/2009

看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10/14/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原題「諾貝爾獎的北歐哲學」

柏克萊加大的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和印第安那大學的奧斯特朗(Elinor Ostrom)摘下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威廉森教授是眾望所歸,而奧斯特朗教授則爆了大冷門,成為第一個獲經濟學獎的女性。兩者的學術貢獻都在於了 解人類因為資源分配而形成組織的動機和過程。

拿諾貝爾獎倡理念

人類對於資源分配,有很簡單的市場機制,買賣雙方都用價格來決定生產或消費。但有很多複雜的情況,市場機制沒辦法落實到微小細節,得靠一個有著嚴明的指揮管制的組織來進行,小至一個家庭,大至公司、政府等。而這些組織的形成,其實也都是由人的理性行為,隨著情況的不同而演化形成,在別的人文學科,這些的不 同被化約成為文化差異,但經濟學家不以此滿足。威廉森研究這些不同的情況,像是有些地方交易成本高,有些時候沒辦法簽定合約等等不一而足,威廉森用統一的 理論架構解釋這些不同。奧斯特朗則是探討對於公共財的運用,人類如何形成組織制度來分享資源,而不至於竭澤而漁。

如果說把兩位教授的獲獎,說成是在全球經濟危機時對政府監理的重要性提升,或是說在全球化下對自然資源的重視,都是過度解讀,因為在這兩個教授的學術研究裡看不到這些。但是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選擇,並不是沒有政治考量,而這個考量得和挪威頒給奧巴馬總統和平獎一起看。

《華爾街日報》說,如果把2002年的卡特和2007年的高爾獲獎一起算,今年是諾貝爾和平獎的第三個反布希獎。該報社論指出,挪威人急著把獎頒給奧巴馬 是意欲獎勵奧巴馬推動多邊主義,獎勵奧巴馬把美國人從神壇上拉下來,讓美國人成為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世界的唯一領導者。北歐國家一向是人類社會思想最進 步的國家,對環境,對男女平權,對人權,對世界和平都處於最領先地位,有這樣的想法並不為奇,更不為奇的是把諾貝爾獎拿來做為推動北歐理念的載具。只是如 此的赤裸裸讓世人吃了一驚而已。

獲獎多有政治考量

經濟學界認識奧斯特朗的為數不多,因為她是政治學家。寫「蘋果橘子經濟學」的芝大教授列維特(Steven Levitt)開玩笑說:「現在是要改頒諾貝爾社會科學獎嗎?」所以對於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陽謀,一般解讀是該委員會急著給女性研究者在經濟領域上肯定,而 讓奧斯特朗搭了威廉森的順風車。畢竟經濟學獎頒了四十多年,一個女性都沒有,太說不過去。果真如此,不又是北歐的先進理念用諾貝爾獎的方式傳播?

諾貝爾獎的得與不得,多少都有政治考量。去年的克魯曼單獨獲獎,跳過許多一起參與建立新貿易理論的前輩,能不說是給左派自由派的一個變相鼓勵嗎?在經濟危機之時,今年名單裡許多支持市場經濟的大師被跳過去,也很難不能說是避免爭議的政治考量。話雖如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政治考量並沒有將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名聲一起陪葬,因為這兩位教授的獲獎,還是實至名歸。

10/09/2009

千金難買(續)

前面說到榮譽對軍人的重要性,忍不住就想罵台灣那些管軍警服裝的。花點錢讓軍人、警察穿得英挺很過份嗎?

美國人選警察很多時候都選很高大體面,再讓他們穿上燙得筆挺的制服,配上各式各樣的徽章配件,亮出好大一把槍,不但壞人會怕,好人也會有放心的感覺。有時候,美國人還讓警察騎馬巡邏,明明就有車開,為什麼還要那麼不切實際?原來還是為了製造安全感,還有最重要的榮譽感。

為什麼我們的警察就要穿醜不拉幾的襯衫,穿皮鞋而不穿靴子?為什麼國軍都還要穿臭老六那麼醜的綠色內衣?我還記得我們拿到的運動褲,給二公尺高的巨人穿都還過長,又不挺,穿下去只有土,那還有榮耀?

回到千金難買的主題上。前一陣子看到蘋果的一篇報導,忍不住就把照片下載存起來。




















台北市說要把公車站牌很醜的這些廣告換掉。你一定以為我們這種市場最大的經濟學家,一定會不屑市政府官僚的多管閒事,以為我們一定認為「痔瘡」有什麼不雅觀的,能幫政府賺到錢,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有什麼問題嗎?你錯了。

美感是很貴的東西,要很有錢的國家社會才會想消費一點,我很高興至少台北人已經有錢到這個地步,可以想消費一些美感。我們經濟學家認為人的行為的根據在於極大化我們的「效用」,這個效用,很多時候可以用物質消費來代替,沒什麼大問題。但我們並沒有將美感、道德這些無以量化的東西排除在外,只是因為無法量化,所以模型裡不好代用。這並不表示經濟學家不認為人會想要更多的美感。

只是美感,或是道德都太貴了。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米」和「麵包」兩種東西,麵包貴得要死,你當然是少吃一點麵包,多吃一點米。美感如果很貴的話,當然要少吃一點,先顧好溫飽再說。什麼情況下你才能米和麵包都多吃?當然是錢變多的時候。所以美感是有錢的國家才消費得起的東西,道德也是發達國家才有的東西。我們國民那麼多人出國,到先進國家不是都會讚嘆人家守法,地面乾淨,公車站牌上沒有「痔瘡」嗎?這些東西,當然是有錢才能做的嘛。

回到美感。如果你仔細看洋基隊選手的制服,你不會看到像是兄弟象隊的選手那種狗皮膏藥制服。洋基制服上的高貴地段不好賣嗎?如果洋基願意賣,想買的人多得是。只是洋基老闆,或是其它大聯盟老闆,喜歡消費美感,也有錢消費美感。他可以賣廣告,但你出不起那個價錢。這裡不是說兄弟象的老闆比較低級,只是說我們台灣人還沒那麼有錢。

回到軍人的榮譽。國家想辦法把榮譽感弄得很重要,讓軍人可以少要點錢,拿榮譽來代替,但這不表示國家就該把軍人餓死。該給的錢還是得花,所以志願役用錢作誘因沒有關係,只要記得榮譽感才是讓軍人視死如歸的最重要誘因就好了。

說來說去,軍人的榮譽感就變成了很吊詭的東西。因為你要讓榮譽變成千金難買,但又是人人負擔得起。

待續。

10/02/2009

千金難買

雷根總統晚年得了阿茲海默症後,就沒在媒體面前亮相。前第一夫人南西‧雷根最近接受雜誌訪問,她說,雷根總統到後來都在他們LA豪宅裡,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有客人來訪,她還得很快地把雷根總統「關」在二樓,不要讓訪客看到有老人痴呆的雷根。

她在保護的是雷根的傳奇,他的形象,他的遺產。對美國,甚至是全世界,雷根總統的貢獻在歷史上只會越顯巨大,對於偉大的人物,我們只想看到漂亮的身影。國家典章制度也在做類似的事情,美國的總統出殯入土,不管之前多槽糕,如尼克森,或是根本沒經過民選,如福特,舉國一律放假致敬,最愛錢的華爾街也會休市。

民主時代,我們沒有天子,也沒有偉大領袖,但是我們仍然給總統超格的尊敬,這是給政治人物名器,千金難買的名器。

軍人也有千金難買的東西,叫榮譽。我是46期預官,入伍前三個半月在化學兵學校受訓,進去沒多久,我們就聽說很多軍官的「福利」,比如說軍官沒有禁足,只有檢束。每週還都有散步假。還有阿兵哥入伍訓時要唱軍歌、答數,軍官不用。因為你是要當官的,要帶人的,要讓你一開始就知道階級,不能讓你腦子裡有小兵的思想。

入伍訓大概過了一半就掛階,就從學生變少尉了。那時我們人太多了,有七十幾個,寢室不夠,就把我們七十幾個人留在學生時代的大寢室。中隊長殷天爵非常誠懇地向我們道歉,因為當了軍官,我們就應該要有四人一間的小寢室。

官階是榮譽的具體化,小官跟大官敬禮,尊敬的是那個國家給的位子,尊敬的是你花下的精神歲月換來的位子,而這些尊榮還在很多地方顯現,比如說從小兵向你小少尉敬禮開始,到以後當將軍的配車、配房等物質需求。其實這些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跟民間大公司一比,馬上就會讓人笑出來,但是軍隊花很多的資源、人力在儀式上,就是要讓這些小福利變成大尊榮。

我們掛階的時候在大禮堂進行,台下有全校的軍士官兵,一邊放著軍樂,一邊七十幾個人輪流上台,讓將軍校長把小小一槓放在肩上,本來我的內心充滿大學生對軍人的輕視與不屑,在那一刻居然也感受到榮耀與責任,從此讓我對軍人的榮譽感有很不一樣的看法。後來拿到任官令,從總統,行政院長到國防部長,一個個的官印蓋下來,讓你雖然不喜歡那些人,也還是會想要保留那張紙。

名器與榮譽都是千金難買,而我們要給這些人這些東西,是要他們盡本份,作好國家領袖,保衛國家。那為什麼不給他們適當的金錢報酬?一來,就算把全世界的錢拿來給他們,也不見得有人要做會弄掉性命的事。二來,國家也沒有那麼多錢,給錢能給得過華爾街大銀行嗎?三者,也是最重要的,如果錢變成政治人物或是軍人堅守崗位的最大誘因,很快的政治人物就會拿權位,軍人就會拿槍來弄更多的錢,歷史還少這些教訓嗎?

所以,給軍人和政客的誘因,一定得千金難買。

待續。

9/25/2009

系出名門

因為我現在準備找工作,所以多少看到或是聽到一些經濟博士畢業生的八卦,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一批找工作的有一些強人,像是哈佛的Oleg Itskhoki(去了普林斯頓)和Mihai Manea(去了麻省理工),還有耶魯的一個中國人Cheng Xu(去了U Penn)。強人的意思是說排名在前面的學校搶著給他們工作,而我們要注意這些人是因為,有一天他們會是學界的領導者。

強人裡也有一個台灣人Tai-Wei Hu,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名是什麼,不過從Penn State出來,可以找到西北的工作,不能說是不強。(註:有讀者來信,這位台灣強人中文名叫胡台威,感謝。)

最強的大概是LSE(倫敦政經學院)的Dave Donaldson,你數的出來的名校都有給他offer,他最後去了麻省。聽說他的指導老師的介紹信上寫,Dave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學生。要一個LSE的教授寫這樣一封信,把自己的名聲都押下去,你說那些名校不會有興趣看看嗎?附帶一提,Donaldson的網頁裡有很多有用的東西,比如說Wooldridge的上課影帶,可以看一看。

不過真正系出名門的,還是要算哈佛的Robert Akerlof,他最後去了麻省的史隆管理學院。看了他的姓,大概也可以猜出他老爸是誰。沒錯,就是柏克萊的George Akerlof,靠資訊不對稱拿諾貝爾獎的大師。他媽媽也不簡單,是舊金山聯邦準備銀行的總裁,Janet Yellen。你可以想像他們家晚飯餐桌上都在討論什麼。

你說,「老大那你自己呢?」

囉哩八嗦,講故事給你聽,問題那麼多。哼,好人沒好報。

9/20/2009

慷他人之慨與宙斯解決法

星期二的華爾街日報頭條,報導聯邦法官打下美國證交會(SEC)和美國銀行的罰款和解。美國銀行去年花大錢買下美林證券,結果虧損累累的美林居然還發了36億美元的分紅給員工,弄成了肥貓的最佳示範。SEC不高興,認為美國銀行高層事先知情,於是痛下殺手要罰他們,因為股東權益受損,所以SEC有管轄權。美國銀行認了,於是和SEC和解,答應賠三千三百萬美元。

法官認為和解無效,因為這個案子的被害人正是美國銀行的股東,而這三千三百萬罰款還來自美國銀行,等於也還是這批受害人得出錢,天下那有這個道理?看了這個判決,忍不住為法官拍拍手。多少政府官員,大企業老闆,假納稅人及股東之名行竊。肥了律師也肥了自己,還一付道貌案然。

這種慷他人之慨的行為,在台灣叫國家賠償。公務員執行公務,如果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人民可以申請國家賠償。聽起來好像有點道理,馬英九總統很愛這個道理,所以什麼天災人禍,他的方法就是請相關單位幫忙申請國賠。可國家的錢那裡來?還不是納稅人給的,公務員出了錯,拿納稅人的錢賠給納稅人,對嗎?

無法思考政府責任能力的馬英九,國家賠償金好像是大富翁遊戲裡的銀行來的,只要伸手拿就好,錢發出去,沒有了民怨就好,管什麼公務員責任,管什麼財政紀律。正確的做法,賠錢可以,但是你要砍幾個官員腦袋,殺雞儆猴,才不會有人繼續犯這個錯,人民才會甘願買單。馬英九不願或是不敢砍人,結果就是手下樂得輕鬆,事情隨便做做,乾淨的也好,髒的也好,錢照拿。而且更好,還不用往上送。結果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貓纜和柵湖線。

希臘戲劇裡,有些劇作家有時候寫得太過頭了,劇情都糾在一起,解決不了。這時候,很常用的一個方法就叫宙斯解決法,宙斯天神由天而降,指揮交通,把所有不可能都用天神的能力交代過去。我們凡人也都希望有宙斯解決法,事情處理不了,也會希望神能出手幫我們一把。馬英九應該也很常這樣希望,可神不是你叫他就來了。大概是叫了幾次,神都不來,所以馬英九只好靠他自己發明的宙斯解決法,就是把納稅人的錢拿出來發一發。豐丘明隧道壓死人,幫忙申請國賠。柵湖線出事,行政院發五十億給台北市解決。在宙斯出來把馬英九解決之前,納稅人的錢就被他用光了。拿我們的錢擦他的屁股,我們還要說謝謝?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任何決策都是痛苦的,會討好一些人,也會得罪一些人,得時時刻刻把人民放在心上才能做出痛苦但有利大局的決定。想從政的,還是請早日認清這點,不要謀得了大位才拉人民一起陪葬。

9/16/2009

經濟學走錯了路嗎?

9/17/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教授在《紐約時報》周刊的一篇長文,在經濟學界裡引發一場大混戰。克魯曼認為,總體經濟學家之間出了很大的問題,他認為過去幾十年的學 界發展走錯了路,要預防下一個大型經濟災難,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得回頭看看凱因斯的學說,應該要相信政府增加支出可以穩定經濟發展。

經濟學界是不是真的轉錯方向?經濟學到底算不算是科學?如果是的話,怎麼會有這麼大一群絕頂聰明的人,未能預見災難到來?為什麼幾十年的研究最後落得回去 看大蕭條時代的古文?遭受克魯曼攻擊最深的是主張市場比政府更有效的芝加哥學派,所以芝大的寇克然教授(John H. Cochrane)的反擊,看來也是最有力。他說,愛因斯坦修正了牛頓,但絕不是把科學帶回亞理斯多德的時代。克魯曼無視經濟學作為科學的大幅進展,斷章 取義,甚且用黑色漫畫人身攻擊與他政治立場不同的經濟學家,他本身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

全球經濟漸離谷底

克魯曼說凱因斯後的經濟學家太相信市場,太相信理性人的假設,且太依賴數學,而導致經濟研究脫離現實。他不但對芝加哥為首的淡水學派不滿,也對於主張所謂新凱因斯學派,以哈佛、麻省理工和柏克萊為首的鹽水學派下重手,因為兩者都用類似的數學模型,最後也都導向政府財政赤字擴張無效的結論。然而數學作為科學 之母,因其邏輯推論,純粹無比,也最為準確。經濟學如果作為科學,不依賴數學,難道依賴個人心中一把尺的宗教或是政治觀?就像任何的科學研究一樣,經濟模 型一定都是由假設先行,再用數學邏輯推導,而下結論。但假設的合理性是可以探討的,經濟學的發展大致都是由簡單的假設開始,得出簡明易懂的結論後,後代的經濟學家則想辦法,改變假設讓其趨向真實,再用更深的數學解解看,是否結論仍然相同。不管結論是否相同,科學的發展大抵都是這樣前進的。芝加哥學派也好, 新凱因斯學派也好,大家都遠離凱因斯的傳統,因為凱因斯憑藉的假設,像是人不會將政府作為納入行為考量,已經被認為太不精確了。照寇克然的說法,克魯曼在這過去的30年間,到底到哪裡去了?怎能輕易抹煞其他經濟學家的貢獻?

克魯曼另一個攻擊重點是太多經濟學家認為市場運作比政府干預好,但是市場有不理性的因素,是漂亮的數學推導所忽略。誠然講行為經濟學,探討市場不理性因 素,以耶魯大學席勒教授(Robert Shiller)為首的新派財務經濟學,率先提出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警告危機將至。但就算壞掉的鐘一天也準兩次,在金融危機來臨之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也是鐵口直斷神準無比,怎的就昨是今非?這矛盾的事實其實反映效率市場的真義,沒有人可以預言到底市場,或是整體經濟會走向何方。要經濟學家預測下一 場危機根本就是緣木求魚,搞錯經濟學研究的方向。

克魯曼徹底實踐白宮幕僚長伊曼紐(Rahm Emanuel)所說,我們決不能浪費一個如此重大的危機。如此千載難逢的機會,當然是克魯曼推銷左派大政府思想的良機。但可惜,經濟學家固然無法預料危機到來,但經濟學家也沒白混,我們確是從過去學到教訓,柏南克及時有效的貨幣政策正將全球經濟帶離谷底。克魯曼教授顯然忘記,主審是要在跑者滑進本壘後才裁決,不是還在跑的時候就判人出局。

(按:倒數第二段結尾尚有一段文字,因文章過長遭編輯刪除:更重要的是,行為經濟學固然認識到理性預期和效率市場的不足,但沒有一個行為經濟學家敢下結論說政府一定能做得更好。相反地,我們更常看到政府失靈的時候,剛經歷過八八水災的台灣人,對這點體認當更為深刻。)

8/10/2009

亞特蘭大

看了台灣颱風的消息,既傷心又憤怒,但是不想講了。

不過因為我要參加一月在亞特蘭大的ASSA,也就是要找工作了,時間緊迫,所以大概沒空更新部落格了,請舊雨新知,明年再回來光顧小格。

7/30/2009

義正詞嚴

此次金融風暴的核心,有一部份在AIG保險公司的金融商品部,簡稱AIGFP。美國國會痛打AIG肥貓時,就是在攻擊AIGFP。Michael Lewis在Vanity Fair寫了篇內幕報導,再次證明歷史發展總在不可思議處轉折,而禍端有時候就是那些義正詞嚴的政客所製造出來的。

AIGFP是AIG的金雞母,主要就是和投資銀行對幹,因為他們專門給投資銀行寫保單,只要投資銀行買的商品有違約的可能,他們就找AIGFP投保。風平浪靜時,這些保費帶來無止盡的利益,慢慢地就讓AIGFP失去了警覺心,尤其是管AIGFP的Joseph Cassano。這個傢伙不學無術,數學不好還在保險公司上班,也不聽別人講,把AIGFP弄得像幫派一樣,犒賞聽話的下屬不遺餘力,敢挑戰他風險管理的,馬上就冷凍起來,久了就變成一言堂,到底AIGFP承受了多少風險,Cassano也不知道。

這本來問題不大,因為Cassano上面有大老闆Hank Greenberg直接管。在他下台前,Greenberg是AIG九十年歷史裡唯二的老闆之一,隻手把AIG打造成國際性的大金融集團。大小事必管,曾經因為AIG日本交易員交易股票失利,賠了二千萬,Greenberg親自坐飛機到東京把這個交易員關在小房間裡審問。這樣鐵血的Greenberg,卻被一個打著清理公司醜聞旗聞的紐約檢察總長Eliot Spitzer給趕出公司,一下子Cassano就猶如脫韁野馬,再也沒人知道他在做什麼。不是說Greenberg還在AIG的話,金融風暴就不會發生,但是很可能中心就不是在AIG,這就是所謂的意料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罪魁禍首當然是拿著道德旗幟搞民粹的Spitzer。

不令人意外,標榜著自己很有道德的人,常常就栽在道德有問題上。Spitzer靠著打公司醜聞樹立形象後,一舉選上紐約州州長,不過很快就因為召妓醜聞而下台,一塊民主黨人以為是白宮主人的料的政客,一下就從雲端掉落人間。而Spitzer告Greenberg的罪狀,到目前為止沒有一樣成立。

道德在現代國家裡,理應退居私人領域,而讓法作為規範社會的主要工具。法,再怎麼不客觀,都有一套系統,讓各方攻防,而達到一個比較平衡而大家比較能接受的方式。道德就不一樣了,非常主觀的價值系統,馬英九的道德和吳淑珍的道德那裡一樣?所以用道德治國,問題很多。不是每個人都是聖人啊!更可怕的是,當領導人講道德,而且只講道德的時候,下面的人在做什麼?你做你的大聖人,我搞我的黑金事業,反正只要不要讓你知道,你也不會怎麼樣,因為你除了道德外,什麼也不知道。什麼現代管理,什麼效率政府,那裡比有品運動來得吸引你。

有時候很讓人不解,經過了這麼多的教訓,連在老牌民主的美國,大家還是對舉著道德大旗的民粹政客這麼喜歡。Spitzer獵女巫的這些事情,華爾街日報從一開始就質疑,但是選民還是很愛。陳水扁要求廢軍中831,廢台北市公娼,大家也都知道後果是怎樣,私娼更多而已。當立委時候打弊案不管法條,讓大家看國民黨很醜就很爽。你能說阿扁和Spitzer不是同樣也拿著道德搞民粹嗎?結果當權後,一樣不堪入目,只不過一個是色,一個是錢而已。

後來我就知道,會什麼大家這麼喜歡馬英九,為什麼理應靠法來行事的台灣檢察官,居然在法庭上講道德。人類的思想前進,怎麼就在台北的法院裡倒退了。原來只要有阿扁與阿珍活著的一天,道德永遠是個好牌,好擋劍牌,可以擋馬英九的無能,擋司法系統的落後。因為民眾對當權者失望,所以才有這些偽善者義正詞嚴的市場。因此阿扁一天不倒,馬英九的護體龍氣一天不散。但問題是,倒要怎麼個倒法?照偽善集團的倒法,正義永遠在當政治的假面具。陳瑞仁,陳瑞仁,你到底到那裡去了?

7/23/2009

生猛有力

宅神訐譙龍應台基金會辦的智障座談會,結果引來秀傳醫院的黃明和院長親自下海,用英文寫了篇留言在宅神的留言版,故事在這裡。看完黃院長的留言,真覺得果然是開創台灣經濟奇蹟的一代啊,生猛有力!

有一次在美國搭國內線飛機,check in後就聽到隔壁一個濃濃的台灣腔英文,一直說「He hold on come.」,聽得櫃台小姐一頭霧水。我回頭一看,果然一個阿伯拿著我們的車輪牌護照。照我多年聽講台式英文的經驗,我當然知道阿伯在講什麼,就是「他等一下會來。」正在想說是不是過去解救這兩個雞同鴨講,回頭再看,阿伯非常堅定地重複地說那句話,剎時間彷彿看到那一個傳說中拿著皮箱走天下的台灣商人,我就知道阿伯什麼忙都不需要幫了。

我們台灣人雖然做東西沒有日本人細緻,但是我們有生猛有力。父執輩靠著彈性,靠著打拚,靠著勇往直前幫台灣人在世界打下一片江山。我常想,他們這一代,看著我們這一代少爺、公主,一個個好逸惡勞,好高騖遠,坐吃山空,一捏就碎,不知道心裡是怎麼想。看了黃院長的留言,我終於知道了,他們還是想用他們的生猛有力拉我們一把,寫到這裡都想哭了。

一個社會要逃過富不過三代的命運比較簡單,只要保持著社會階層的垂直流通性,有錢人倒下去了,後代變窮了,就有動力再往上爬,只要社會有這樣的機制讓人白手起家就可。但一個家族要逃過富不過三代的命運,就比較拚了。

作為承先啟後的一代,即使內心少爺、公主無比,我們還是有責任的。我們得弄清人的價值,弄清生命的意義,宗教也好,哲學也好,我們得建立一套價值體系,然後傳給子孫,讓他們不管富不富,都有努力做人的工作倫理、人生哲學,唯有這樣才不負那開疆拓土的一代的苦心。

7/19/2009

曲終人散 另起爐灶

7/20/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金曲獎一年比一年冷清,連獲獎的大牌歌手也不願到場,若無好方法讓流行歌手擴大參與,且提高金曲獎地位,台灣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一個典禮盛事,而可能把獨步 華語流行歌壇的地位給搞丟了。流行樂壇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摒棄新聞局由上而下主導的金曲獎,另起爐灶。由官方主導的頒獎典禮有很多壞處,先不論典禮上官員排排坐,坐享民間努力成果的令人生厭景象,在事事向錢看,言必稱中國為「內地」的娛樂界,流行歌手西瓜倚大邊的心態,只想離台灣官員越遠越好,怎還會想參與金曲獎?這心態不是動輒訴諸民族主義,指責藝人不愛國就可改變。金曲獎再讓新聞局辦下去,遲早會關門。

新聞局由上而下主導,還有個很大的壞處。因誰得不得獎都是由新聞局請來的評審團決定,如此一來,象徵流行樂壇的最高榮耀就沒有客觀標準。爆冷門不是問題, 而是若評審團年年不同,少數幾個大老就可隻手遮天,獎項客觀性消失,得不得獎就沒有那麼多歌手在意了,這不只是金曲獎的問題而已,金馬獎和金鐘獎也都面臨 同樣的問題。這是個結構性的問題,不可能換一個評審團就可以解決的。

改革金曲獎運作模式

其實解決之道很簡單,我們也不用為開車而重新發明輪子。看看好萊塢金像獎的運作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拿過來抄一下也無妨。流行樂壇應該成立類似好萊塢 影藝學院的歌藝學院,除了創始會員外,新進會員的加入審查,得由會員投票同意。把歌藝學院的會員變成像中研院院士一樣,有著娛樂界至高無上的地位。除了崇隆的地位外,只有會員可參與票選當年度的金曲獎。這樣的改弦易張,有很多的好處。首先,金曲獎的榮耀可以馬上得到恢復,得獎的人可是一票一票由圈內人所投 出來的,當然比少數幾個評審的青睞來得更動人。

更重要的好處是歌藝學院的成立,可鎖死台灣華語流行歌曲的領先地位。學院會員不應限定為台籍藝人,所有講華語的娛樂界人士,歌手也好,主持人也好,製作人也好,作詞作曲也好,都有資格獲選。如每個華語娛樂圈大老都以成為歌藝學院會員為榮,珍惜自己審查新會員的資格和票選金曲獎的責任,自然就會把台灣的歌藝學院視為華語歌壇最重要的地方,自然也不會想在上海或香港弄個金曲獎來對抗。良性循環下,新的金曲獎的光芒自然就會越來越逼人。

台灣在中國崛起下常顯得黯淡無光,流行歌曲和民主大概是少數可傲人之處。歌藝學院和票選金曲獎其實是結合台灣的兩大長處,大有可為。誠心希望流行樂壇可以拋開政府的限制,讓金曲獎 曲終人散,另起爐灶,從而為台灣通俗文化的永久領先奠立堅實的基礎。

7/18/2009

三千萬的光棍

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現在已多屬八零年代出生的小皇帝世代,傳統印象裡刻苦耐勞,蹲在中餐館洗盤子的中國留學生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凡事必爭,自我中心,且目中無人」的新青年,雖然聰明才智依舊,但這一批小皇帝多少都讓周遭的人吃了些苦頭。中國違反人性的一胎化的政策,造成的不只是小皇帝世代的後遺症,男女比例失衡的問題,也將會是未來中國的一大考驗。除了社會問題外,最新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青年男多於女的問題,居然在國際經濟裡也扮演重要角色。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魏尚進教授主持的一項研究發現,男女比例失衡是造成中國儲蓄率過高的主要原因之一。男女嬰比例,在自然的情況下,大致為一0六比一百,但在中國一胎化的政策下,在二0 0七年,男女嬰的比例居然高達一二四比一百,換算下來,二十五歲以下的男性在中國比女性足足多了三千萬人。這三千萬現在或未來的光棍,光想就讓人頭痛。

在婚配市場裡,因為對女方的求過於供,女性身價越來越高,反映在現實上就是結婚下聘的采禮越要越高。任何父母生了個兒子都得想辦法準備這筆采禮金,而且這是個結果未知的競賽,父母永遠不知道到底得準備多少聘金才夠,但至少得比隔壁的還多就是。魏尚進教授及張曉波(音譯)博士考慮多重因素後,比如說各省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一胎化政策施行的徹底程度等等,仍然發現男多女比例高的地區,儲蓄率也高,充分證明了家長之間的儲蓄競賽的確存在。而到了國家的層次,這個競賽就造成了中國比其他也受儒教傳統影響的東亞國家儲蓄率還高,甚至比老年化的日本都還高。

這項發現重要的原因在於,這個新的因果關係顛覆了國際間的一般政經看法。現下一方面中國人指責美國人,不負責任地將中國人放在美國國債的積蓄亂搞,甚至弄出金融海嘯。另一方面,歐美先進國家也動輒指責中國過度儲蓄,故意不消費,只出口賺外國人的錢,甚至故意壓低匯率用出口帶動的投資來吸納儲蓄。

魏教授和張博士的發現,說明這兩種指責都是不負責任的。中國應該審慎看待一胎化的嚴重問題,固然因為女性在婚配市場越來越吃香而使家長對重男輕女的觀念造成改變,但是這種違反自然律的政策,如果不是在婚配市場失衡出問題,也會在別的地方出問題。而如果家長擔心未來兒子成家立業的憂慮無法消除,用再多的誘因鼓勵國內消費也沒用,到頭來還是得回頭吃「用出口帶動經濟成長」的毒藥。

歐美國家也不應在享受中國來的廉價資本和商品之際,胡亂指責中國操控匯率,畢竟連經濟學家也沒有所謂的合理匯率共識。歐美國家反而應該回頭看看,如何讓中國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如何幫助中國的社會解決一個個的未爆定時炸彈。就從一胎化的政策開始如何?


(原稿投蘋果日報,因稿擠而未見報)

7/14/2009

半調子的全人教育

我是反對高中社區化的。美國人花了好長時間,想盡辦法,用教育券,用charter school的方法把選擇學校的權力交還給家長,為的就是改變高中社區化的惡性循環。台灣因為歷史的因素,採聯考加大學區的方式,讓高中間有辦學的競爭,而讓高中品質名列世界前矛。如果不幸真的採高中社區化,往後幾十年,我們都得為這個白痴政策擦屁股。

我先前引文已經說過,十二年國教和免試升學是兩個不一樣的目標,我一直不懂為什麼這兩者都是擺在一起討論。不過這兩個題目,其實都包含在一個更大的命題裡,「我們到底要什麼樣子的國民教育和高等教育?」或者是「我們想教育出什麼樣的國民?」

朱敬一院士黃武雄教授的文章看來,一個多面向,活活潑潑,沒有升學壓力的學子,才能成為未來的好國民。人的確有很多的可能性,會唸書不應是唯一的度量方向,這點應該沒有人會反對。但是這樣的目標真的把升學壓力消除了就真的辦得到嗎?我不認為如此。

美國和歐洲,尤其是德國,對國民教育有著如大西洋寬的差距。一邊是講求不分流的全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邊講求的是適性分流的職業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從學童很小就判斷未來適合從事何項工作,是歐陸教育的一大特色,一旦你被決定適合製錶工匠,你就不用唸大學,基礎教育受完後,就立刻開始學藝。這樣的vocational education培養出很好的工匠,所以很多歐洲的東西做得都很好,就是因為craftsmanship都是經過幾十年的錘鍊。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留給極少數的菁英,讓這些菁英享受最好的資源,也讓他們擔起領導整個國家的責任。

歐陸式的教育要能成功,很大的一個因素是人民要認命。一旦被分流了,就不要想改變你的生涯,也要接受菁英領導,看似自由開放的歐洲,其實骨子裡還有這麼封建的思想,所以講美國夢的美國人不吃這套。全人教育把每個人都視為無限的可能,每個人都應該受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人文的教育,誰適合做什麼,只有自己才知道,才能決定。所以美國幾乎沒有高職,上高中的目的,就是準備上大學。上了大學,也該全方位的接觸各種學門,逐步摸索自己的性向。然後才上醫學院,才上法學院,才踏入職場,才唸商學院。這種典型的全人教育在長春滕名校裡特別明顯,以前的哈佛大學是沒有工學院這種實際學門的。

到底那一種比較好?一個新的研究(NBER w14155),利用羅馬尼亞共黨政府垮台後新的高等教育政策改變,發現學童雖有受全人教育和職業教育的不同,但很難說誰的未來發展比較好,就算有收入上的差距,也多半是自我選擇的結果。也就是說雖然受全人教育的學童成人後收入比較高,但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學習能力比較好,而選擇受全人教育而得到類似醫生等高收入行業工作的結果。從結果來說,美、歐都是發達國家,各有千秋,不能說孰優孰劣,還是得看自己國家社會的狀況來訂定政策。

很不幸,台灣家長都希望小孩受全人教育,想辦法進高中考大學,但一旦進了大學,受的教育卻像是職業教育,沒有菁英社會,也沒有全人教育的結果就是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社會現象。法官可以判欠銀行錢一毛都不用還,醫生可以上電視高談闊論病人隱私,新聞記者都有自己的見解,總統可以信口開河,可以不知廉恥。這些問題不見得受全人教育後就可以完全消除,但至少對人類社會有更廣泛認知的人,判斷至少可以更全面一點。也許就不會有把公司取名Want Want Group的大老闆,看著一樣不學無術的肥老黎可以搞媒體,就以為自己也可以。人家可是自修Karl Popper,自己作全人教育的大學問家啊。

台灣像美國,都是移民社會,誰也不服誰。現在想把台灣帶上職業教育一途不僅太晚,也太不實際了。所以我們該學美國的全人教育。更重要的一點是,歐陸式的職業教育,在全球化下,太僵硬了。一輩子做一件工的時代,幾乎可以斷定已經結束了,只有全人教育,才能讓未來國民保有彈性,才能在國際社會保有競爭力。

所以李遠哲的教改,廣設高中大學是對的方向。但是資源不夠的關係,讓很多骨子裡相信菁英社會的傢伙有可以說嘴的機會。但是資源不夠要做的,是引進私人興學的資金,把餅做大,而不是把一個小小的餅,劃給自己的小孩吃。資源不夠還有一個問題要解決的就是升學方式,我還是不懂,比學業、考試成績到底那裡錯了?人人有大學唸之後,還是得分一下誰唸台大吧?不比考試,難道比抽籤?大家都去拜十八王公好了,全人教育個屁!要小孩快樂,不要壓力,去看看熱帶國家好了,那一個小孩不快樂,整天無所事事不是挺好?但這就是你心目中的未來國民的樣子?

7/07/2009

無痛學習法

我的一個印度同學說,當了研究生還用維基百科是可恥的。這麼高標準的知識份子來自印度,一點都不奇怪。來美這麼多年,觀察了許多國家的研究生,發現來自印度和拉美國家的,通常都有一股莫名奇妙的姿態,彷彿全世界就他們個人最厲害,有一次還親耳聽到這個印度同學問我們的一個復旦高材生,「你真的知道你在幹什麼嗎?」看久了,也有了心得。畢竟從這些落後國家來的留學生,本身在國內就已經先養成唯我獨尊的姿態了,要在幾億人裡唸到大學,多不容易的事啊,何況還可以出國留學?那你也許會說,中國留學生不也一樣?雖然一樣都是人中之龍,但中國人的英文還真是和印度人不一樣,要擺姿態,還真是擺不出來。

但是用維基百科真的很可恥嗎?我現在建的模型,一天到晚要用到分佈函數(pdf),不用維基,難到我真的找本統計教科書來,把自然分佈的pdf背起來?神經病。知識不是找資料比賽,科技都這麼發達了,當然要把省下來的時間花在更困難的事情上。本來以為只有我這麼想,結果那天在系上聽個專題,發現大牌如Paul Milgrom也用維基百科,用得一點都不羞愧,還很大方地告訴我們,「你們知道這個定理這麼導出來的嗎,很簡單,我上維基百科,一天就學會了。」大師就是大師,既沒姿態,也不損人們對他的尊敬。

岔個話,這個Paul Milgrom,據說是個千金難買的經濟顧問,Steven Levitt講的這個故事說,Paul Milgrom等人幫競標頻譜的公司省下幾十億美金,不分個幾百萬太說不過去。後來我才知道,Paul Milgrom和台灣也有一點關係。史丹福大學經濟系近幾年收的唯二台籍生之一,號稱天才過人的連淵湶,就是他的學生。

回到正題。找資料,或是了解一個基本概念是變得越來越容易,但是並沒有這種所謂的無痛學習法。看看我們這些號稱講經濟的部落格就叫學經濟了嗎?差遠了。我們這些人,講得頭頭是道,把眾人唬得一楞一楞,說我們真的懂經濟,還早得很。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該算懂經濟了吧,但你知道Paul Samuelson怎麼說Greg Mankiw?「有隻便捷的筆的經濟學家,不一定就是我們這行不怎麼準確的科學的速成專家。」

所以雖然我們屁還是照放,但是奉勸諸位,千萬別把讀部落格當作學經濟啊。

7/02/2009

左派萬萬稅

以前的反高學費行動聯盟有一個主張說,課企業紅利稅來補貼大學生學費。這個荒謬的主張是典型的左派青年思考。我是不知道為什麼高等教育在這些人眼裡已經變成國民義務教育,也不知道什麼是企業紅利稅,勉強幫他們解釋,就是企業如果賺錢,要再拿一些出來繳稅給大學生上學。如果這就是他們說的企業紅利稅,那不就是公司所得稅?所以,反高學費行動聯盟就是要提高公司所得稅,專款專用給大學生繳學費?先不說這些人連經濟、會計、稅法的課一個都不上,東西都亂講,對公司或是個人加稅這點本身,就非常值得拿出來痛打一頓。

我之所以把陳年舊帳翻出來,就是最近報上有兩則很有趣的新聞。首先是法國政府將餐廳的加值稅從19.6%降到5.5%,以期民眾可以增加上館子的機會,刺激消費。我沒去過法國,所以不知道法國已經左成這個樣子,吃個飯,帳單的二成是給了政府。如果我是身在法國,繳這麼多的稅,我當然要跟政府要這個,要那個,罷工是剛好而已。不過,現在是一下就砍到5.5%,比加州都還少了,沙柯奇骨子裡畢竟還是個右派啊。

另一個新聞是亞馬遜網路書店要把幾個州的子公司砍了,因為包含加州在內的這些州,即將或是已經通過立法,要求網路商店得對運往這些州的商品徵收銷售稅。因為亞馬遜是華盛頓州的公司,只要在這些州沒有實體子公司,是不用收取客戶所在州的銷售稅。照規定,我們在網路上買外州的東西,我們還是要付給州政府類似銷售稅的使用稅,但是我相信沒有人白爛到告訴政府你剛剛在網路上買了本書,沒付稅。所以沒什麼人在繳使用稅。但是因為現在經濟不好,稅收很差,所以這些州政府動腦筋到網路商店。結果呢?不但沒收到一毛錢,還逼得一些州民被遣散。真是偷雞不著蝕把米。

所以說,把企業當成金雞母,政府沒錢時就擠一點,這種標準左派思維有很大的謬誤。公司是活的,不是死的。作為公司存在的最大目的,將本求利是企業經理人每天念茲在茲的第一大要務。政府稅抽得重了,規定管得嚴了,公司可以合法或是非法轉彎。如果自己做乖寶寶,敵人偷機,到頭來吃了虧,股東也會逼你依樣劃葫蘆。聯電和艦案雖然有犯法的嫌疑,但台積電真正是吃了記悶虧。回到加稅問題,稅高能轉嫁給客戶就轉嫁給客戶,不能轉嫁的只好硬著頭皮吸收了,但就算轉給了客戶,需求理論告訴我們,價格高需求量就少,生意一樣變差。我不相信稅課到自己頭上了,還有人會覺得高稅賦很好。巴菲特說他付得稅比他的秘書稅還少,稅制不合理,Mankiw已經指出巴菲特算錯了,他旗下的公司已經付過一次公司所得稅,美國不像台灣有兩稅合一,巴菲特其實已經付了很多稅。但巴菲特的說法更大的問題是,你叫他去投資一個行業,有著如山高的公司所得稅或是其它的稅,他會幹嗎?

所以稅高其實還有一個總體經濟的問題,就是投資不振。公司如果左閃右避,還是躲不掉政府的五指山,搞得賠錢硬撐,投資人那裡敢再把錢放在這個行業?放到國家層次,如果高稅收是全面性的,不但外資不來,本土資金也會出走,不要和我講什麼社會責任,不是你的錢,你當然講得輕鬆。沒有投資,在總體經濟學裡,大概是經濟不再成長的最主要原因了。

這兩個外國的例子正是說明了稅和經濟活動這樣動態的關係。餐廳這種沒辦法向外國外包的行業,是典型最能承受政府無止境的壓搾的行業,但是法國的例子證明,壓搾也還是有個限度。對台灣而言,多數的重要產業,在國際上是處於可以被取代的地位,稅不稅關係其實很大。你以為鴻海很大、很強嗎?比亞迪的王傳福在國際上比郭董還有名,每天都讓郭董睡不好。所以,回過頭來,如果我們不認真保護台灣僅存的一線生息,繼續左下去,台灣很快就可以加入一個國際組織了,「拉美爛國俱樂部」。這樣你會開心嗎?

6/25/2009

股海致勝術

CCLu前輩貼了一個連結,討論財務大牌Ken French講的一段話。French說,如果你看到一個避險基金的經理人,連續十年都有超過市場5%的報酬,你可能認為這個經理人大概是個天才,但其實因為這個經理人可能採風險很大(波動性很高)的投資策略,所以他的超常表現不過是運氣好而已。他舉例,如果經理人的投資策略有20%的標準差,連十年有超過市場5%的表現的機率大概是五分之一。所以說,這個經理人只不過運氣好,而投資人只是沒看到另外失敗的四個人,畢竟大家都是報喜不報憂啊。

股神巴菲特在一個紀念他師父Benjamin Graham前股神葛拉漢的場合,也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如果今天三億的美國人同時參加一個擲銅板的比賽,每個人出一美元,一輪一輪的比賽後,最後一直都猜對的人可以分那三億美金。第一輪比賽後,有一億五千萬人猜對,這些人進入下一回合的比賽。第二輪比賽後,有七千五百萬人猜對。第三輪後,只剩三千七百五十萬人猜對。一路下來到了第二十輪,只剩二百八十六人連猜二十次都對。不用等到第二十輪,等到第十輪你大概就會把猜對的人請到廟裡供起來了,簡直是猜銅板之神嘛!但是真的是這樣嗎?用小學數學算一下你也知道,這二百八十六人只是運氣好而已!

這裡就要講真正的股海致勝術了。如果要在股市大賺一票,第一個要做的事就是,把你的股市老師給炒了。沒有人給的投資建議是可以聽的。<作手回憶錄>裡說「牛可以賺錢,熊也可以賺錢,但在股市裡作豬只有被殺的分。」你要亂聽明牌,那就等著被殺吧。現在指數基金這麼發達,你為什麼還要挑個股?為什麼不看好是牛市還是熊市,然後買或是賣指數?或者什麼市都不是,就乖乖地站一旁,把錢放定存?

巴菲特的故事還沒講完。他說,如果這二百八十六人通通住在一個叫葛拉漢村的地方,你會不會相信葛拉漢村的人真的有猜銅板的能力?答案是肯定的,所以這個世界上,的確是有人可以有超人的投資策略,可以在股海致勝,但是這些人都自己賺錢去了,幹嘛告訴你?

6/19/2009

讓高鐵破產吧

6/20/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台灣高鐵有意把經營困難的事業讓政府接管,但是與其讓政府接管為高鐵股東解套,不如以美國政府讓通用汽車破產的例子,直接讓高鐵破產,一來可以換上沒有負 債的經營團隊,保有台灣高鐵,二來政府不用再直接或是間接拿錢補無底洞,三來更可以為未來公共建設BOT(Build-Operate- Transfer,興建、營運、移轉)樹立典範。

先聲明,公司破產並不意味代表台灣現代化的高鐵消失,高鐵債權人可以以債作股,或賤價把債權售出,只要價錢合理,總會找到新投資人,因高鐵經營無法獲利不代表沒人搭高鐵。目前高鐵票箱收入還是不錯,還有未來土地開發的巨大利益,是有利可圖的事業。

利息支出負擔最大

高鐵營運最大負擔其實是利息支出,如果股東不願意再拿錢出來幫公司把債還一還,破產是較好的選擇。讓債權人和經營團隊在法院攻防,比政府再次讓高鐵股東綁架,談議價買回少更多可以人謀不臧的空間。

政府經營交通事業,不成功的例子比成功的多很多,政府直接接管很有可能把台灣高鐵弄成另一個台鐵,所以讓台灣高鐵公司直接破產,換上新的股東和經營團隊來屨行BOT合約比較有可能繼續保有高鐵這個台灣人的驕傲。如果擔心銀行爛帳的骨牌效應,政府大方地拿出一筆錢,幫銀行在後面撐著,保證付予銀行債權的固定成數即可,畢竟當初也是政府逼迫銀行團不斷讓步給台灣高鐵。這樣一次性的花費,還是比永遠把高鐵列為政府的經營項目來得有效率。

BOT立意良善,但是因為當初招標設計不當,讓台灣高鐵不斷操弄藍綠政治鬥爭,綁架政府。重大公共建設不是採購標準化的零組件,買到最低價就可以。不但建設的過程漫長,需要公權力配合的地方很多,開始營運後,要政府幫忙的地方更多,比如說聯外交通的建設等。另一方面,不管是誰執政,都沒辦法讓高鐵蓋到一半就停止。一旦簽了約,就好像跳探戈一樣,有一方退出就跳不下去。任何人如果預見這樣的情況,知道是筆穩賺不賠的生意,當然投標時要用超低價搶標,比較令人意外的是,劉泰英的中華高鐵怎麼沒有提出比零元更優惠的價格?殷琪的大陸工程為首的高鐵起始股東,不是經營能力不佳,他們只是照先前寫好的劇本演出而已。 政府如果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減少未來BOT投標廠商的道德風險,就是得狠下心來,讓台灣高鐵破產,也要讓高鐵股東感到痛,才能一次解決長年的疾病。

政府管什麼都管不好,所以BOT是公共建設的良方美藥,台灣高鐵一路走來,讓我們發現BOT不好的地方,但不代表得因噎廢食。只要在招標制度稍微變更,還是可最低價得標,但是原始股東得連帶擔保合約的屨行。而政府得把公務員或是政客權力限縮,比如不得再插手銀行經營。只要合約有問題,政府不得單方面解釋,什麼事都讓律師在法庭內外討論。只要立下這樣的規範,BOT還是值得一試。

6/18/2009

學經濟的初衷

如果自由主義(classic liberal)是個宗教的話,我們的麥加聖地大概就是芝加哥了吧。雖然傅利曼教授已辭世,但是貝克(Gary Becker)和盧卡斯(Robert Lucas, Jr.)等人還是在芝大掌著自由經濟的大旗,所以當Steven Levitt問貝克,經濟學的目的是什麼時,貝克的答案讓Levitt吃了一驚,因為他說「經濟學唯一的目的就是了解並幫忙消除貧窮。」,而貝克的看法五十年如一日,不曾變過。

左派看到這裡大概要笑出來了吧,什麼時候右派關心起消除貧窮來了?永遠站在資本家那邊的右派,什麼時候關心起貧苦大眾了?

這大概就是左派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最大誤解,芝加哥學派永遠站在市場的那一邊,不是資本家的那邊。左派很會看問題,但也只會看問題,永遠都沒有解決方法,如果有的話,勉強說就是tax and spend,向有錢人課稅,然後再由政府重新分配財富給窮人。左派喜歡做alarmist,警告世人,問題很大,我們得重視,比如說李家同校長的這篇演講

美國的大學生也大部份是如此,都非常理想化,所以說大學是左派的溫床。他們通常對Wal-Mart或是麥當勞這些大企業很感冒,因為大資本消滅了地方小店,消滅了地方特色。他們通常沒想到,這些地方小店的負債經營,其實是浪費社會資源。所以當我告訴他們,「如果你們要幫這些柑仔店(mom-and-pop stores),把錢花在Wal-Mart,然後拿省下來的錢直接捐給柑仔店,都比讓他們繼續經營來得好」時,他們的下巴都快掉下來了。他們和大部份的左派一樣,用心而不用腦,只想讓自己持續感傷世人很可憐,而不願想解決方法。

相反地,自由主義者有方法,雖然大部份的方法看起來也都一樣,就是讓市場運作。但是「市場運作」這幾個簡單的字,其實有很多的意涵。隨便舉幾個意義,比如說市場的存在讓人有誘因從事經濟活動。比如說,教育券的構想。因為政府辦教育的無效率,不如直接把錢發給家戶,讓消費教育的家長自己決定上什麼學校,也讓生產教育的學校競爭,最後的均衡就會對社會最有利,這就是參照自利的人性,所設計出來的最好制度。

為什麼制度須考慮自利的人性這麼重要?用道德勸說來推動對社會有益的事情,歷史早就證明必定失敗無疑,不但主事者多半是偽善者,而且這樣的論點的確是太高估人性了。人會懶散,人會有別的慾望,很容易就和道德說教相衝突。比如說「節能省電救地球」好了,想到的時候,有餘裕的時候,也許可以把冷氣溫度調高一點。但是大熱天從外面回來,就是想吹涼一點,怎麼樣,想到地球就此滅亡而不敢吹了嗎?還是說想到總統都揮汗如雨地在幹活了,就可以放棄想吹涼一點的享受?這些都比不上裝一個smart meter對節約能源來的有效,持久。如果你知道你吹的冷氣一小時會讓你多花一百元,不用道德勸說,一堆人早就自動把扇子拿出來了。這就是誘因對制度的重要,也就是市場對改變人的行為這項功能的最大肯定。


又比如說,市場運作良好其實隱含了法治在內。沒有法治,沒有私有財產權就沒有市場。今天非洲問題這麼多,很大的一個原因其實就是負責建構法治基本架構的政府失靈,這不是靠慈悲心,捐錢給他們就可以解決了,如果市場運作的前提可以建立,市場可以跟著運作,貧窮的問題可以得到很大的解決。鄧小平搞經濟特區的方法,其實可以用在非洲國家。如果那一個非洲國家願意把一堆地讓出來讓國際專家管,有獨立的行政及司法機關,很快就可以風行草偃,從而改變一個國家。

雖然經濟學家早就知道市場的好處,但是如何達到那一步,還有很多的枝節,有的是政治的問題,有的是環境的問題,還等著經濟學家進一步的研究。這就回到貝克說的,研究經濟學的初衷,了解並消除貧窮。漂亮且複雜的數學模型的背後,都是要研究一個人類的行為,而了解人類行為又為了什麼?A better world,一個更好的世界,而貧窮絕對不在這個更好的世界裡。

所以對初學經濟的人,也許你會抱怨,為什麼學這些無聊的方法,這些方法怎麼拯救世人?教科書怎麼不像你寫的部落格一樣,可以討論「重要」的問題,而要搞什麼偏微分?你得知道,我們只是一點一滴地推動人類對經濟知識的了解,而這一點一滴終究會讓世界更美好。相反地,如果你對漂亮的數學方法和過人的數學能力自豪不已,也請想到貝克說的學經濟的初衷,因為經濟畢竟不是數學,我們有更急迫的目標。

雖然經濟這兩個漢字,和物理、化學一樣,是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所翻譯,但翻譯地極好,甚至比英文的economics更傳神地表達了這門學問,因為他們翻譯所本,正是中國古文裡講的「經世濟民」之學。經世濟民,不正是貝克想表達的意思?

6/15/2009

通用汽車的破產啟示

6/16/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勒教授(Merton Miller)在介紹自己獲獎的MM理論(Modigliani-Miller Theorem)時說,如果你知道以下這個洋基傳奇教練及選手,尤基.貝拉(Yogi Berra)所講的話為什麼是個笑話,你就懂MM理論了。貝拉對披薩店的服務生說,「你最好把這個披薩切成4片,因為我沒那麼餓,吃不下6片。」公司的資金來源就像是一個披薩,可從股東或是從債權人來,MM理論說,不管這個披薩怎麼切,股東來的資金多些,還是債權人來的資金多些,公司的經營都是一樣的。

現在美國的奧巴馬團隊對付通用汽車的問題,也是MM理論的延伸。奧巴馬總統運用政府借予通用汽車資金作為籌碼,強迫其他債權人和工會讓步進入破產保護。先把通用汽車原始股東權益清除,再以債轉股,讓通用汽車不用再擔負巨額負債及利息,而有新生的機會。不管股東是誰,債權人是誰,通用汽車這牌子是留定了。奧 巴馬政府選擇讓通用汽車破產這個途徑,不但消除了政府無限擴權的疑慮,也保持了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為未來經濟的復甦打下一個好的基礎。

清腐肉長新肉好機會

企業賠錢而硬撐是對社會資源最大的浪費。投入了原料及機器設備的投資,加上人力資源後,產品若沒辦法賣超過成本的價格,就是在摧毀社會資源。這時不是讓企業倒閉重整,就是讓其他人接手,再不然就是清算退出。這樣的過程也許很殘酷,尤其是對己身利益攸關的供應商、下游代理商、客戶、員工、債權銀行及股東等, 但對社會而言,這卻是清腐肉而長新肉的最好機會,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協助這些受害的公司、個人度過難關,而不是跳進去幫賠錢企業硬撐。

通用汽車的問題不是一天兩天造成的,但說發達國家如美國不適合造車,卻是下得太快的結論,畢竟日本和歐洲這些先進國家也都還有體質良好的汽車製造商。比較有可能的是通用汽車本身的問題。面對著工會壟斷的勞工市場,通用汽車在景氣好時,不把資源投入和公司未來息息相關的新車研發,而一味地向工會讓步,訂下許多無彈性的薪資條件,一碰到景氣不好,一方面車因為沒有研發而賣相不好,一方面生產成本又居高不下,真是可說做一台賠一台。這時的破產對通用汽車不見得是壞事,工會在薪資及退休醫療保險等的讓步,在沒有這個破產保護機制的情況下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

台灣在金融海嘯下,也有不少企業經營遇到困難而尋求政府紓困。政府最佳的對策當然是予以置之不理,讓市場自然演化,適者生存。若是政府出於其他考量而不得不救,比如說DRAM產業,奧巴馬總統的通用汽車劇本倒是可以參考。要做的就是把原始股東統統趕走,以債作股,救企業、救員工、救銀行而不是救股東。只要 樹立起這樣的遊戲規則,日後企業大老闆,就不會看著政府紓困流口水,老想著賺錢分紅放口袋、賠錢找政府的包贏策略,不但省了政客麻煩,也省了納稅人的稅金。

6/11/2009

遲早的事

以前在商學院修政府與商業這門課的時候,老師一個一個問各國左右意識型態的政治勢力大小,我說我們台灣沒有左派,因為共產黨在隔壁,國民黨逼大家都得作右派。這當然是過去的事,結果現在因為本土勢力要對抗國民黨,民進黨就自動對號入座作左派。我認為非常不可思議。

當然這種為對抗一個力量而全面站到反面的事,在改朝換代的時候,看起來特別荒謬。林俊義被阿扁找來當環保署長的時候,不是說過,「過去反核是反獨裁」這句有名的話嗎?所以現在因為星巴克用中國製紙杯而起抗議風波,造成本土派分裂時,我內心就有這個回音,「終於來了」。

全世界民主國家的政治,大概只有烏克蘭和台灣一樣,靠色彩,靠和主要敵國遠近距離來分政治勢力。我就非常不懂,為什麼不想和中國一國,就得變成左派,就得反對和中國往來,就得戒急用忍,就得忍受NCC,就得忍受消基會,就得反對資本市場,就得反對經濟發展,就得講福佬話,就得歧視中國新娘,就得和管碧玲、邱議瑩、高志鵬站在一起,就得挺阿扁?為什麼我們不能擁有一個支持自由經濟、支持自由人權的獨立國家?

回到紙杯風波。如果你不喜歡商家用中國製商品,你直接說,像這位仁兄。我不喜歡你的立場,但那是你家的事。不要用亂七八糟的邏輯包裝你的政治或是商業企圖。你不喜歡星巴克用中國製紙杯,你也不用幫人家算到底成本多少,台灣還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你不買就是。或者像是消基會不喜歡麵包賣這麼貴,你自己開一家便宜的麵包店,你自己開一家咖啡店只用台製紙杯啊?沒有人阻止你,我還百分之百挺你,回台灣一定找你的店來喝咖啡。

要用民粹式的運動來攻擊不能還口的商家,就是反商,就是反市場運作。要搞政治,可以,大大方方在立法院請立法委員提案禁止使用中國製紙杯,讓舉國一起討論我們到底是不是要進行貿易保護主義,不要立法院代議也可以,用公投來決定到底要不要用中國製紙杯。如果這些都做不到,進行這個運動就是欺負弱小,仗勢欺人。不要跟我說統一集團那裡弱小,憑著消費者最大的立場,一個公道話都不敢說,那不是弱小是什麼?再說一次,你不喜歡星巴克,外面多的是咖啡店,你還可以成立一個台灣派咖啡館,專賣古坑咖啡,裝在台製紙杯裡,不但生意會很好,也符合你的政治立場,快點去做,不要一直鬧別人。說實在的,左派都應該去開店看看,自己負責盈虧看看,不要光用嘴巴指點別人,要親身做才知道人家的苦。

有時候都覺得少兄的言論太強,不利自由經濟思想推廣,但是這次紙杯風波,我就認為如果不是有少兄這些強烈的話,左派的混球怎麼會露出真本色,怎麼會透露出他們綁架台灣本土意識的不良趨勢?Kudos,右元帥。

我誠心希望這個風波越演越烈,民進黨不願正視自己要左還是要右的意識型態,在這些風波裡都應該一起被檢驗。台灣派是到了分裂的時候了。

6/07/2009

無關緊要之菁英篇

在AIG肥貓風波之時,我最喜愛的經濟學家之一Greg Mankiw,寫了一篇討論為什麼媒體不成比例地討論肥貓紅利的問題。明明這些肥貓的紅利充其量也只是美國一年生產毛額的億分之一,為什麼國會也好,媒體也好,浪費這麼多時間在處理這個議題?我覺得郭冠英那時候的高級外省人風波也是這樣。但底我們為什麼要浪費這麼多的時間和力氣來討論這些無關緊要(trivial)的議題?

有人寫信跟Mankiw講,這就是帕金森的無關緊要定律。 因為人們對複雜事物有懼怕,所以對很關鍵的事物常常用不成比例少的時間來討論,反而花一大堆時間討論簡單而容易處理的事情。聯邦政府預算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國會議員有的是幕僚處理這些難事,指責肥貓不但容易,而且簡單明瞭又可以上鏡頭,當然要搶來做。聽起來是不是也像我們的立法委員會做的事?

不過美國和台灣還是有一些不一樣。美國國會議員在電視前面固然作秀沒錯,但是檯面下的議題討論和政治交換可是有很專業的團隊在處理,而我們的立法委員的專職就是上媒體,而且只做上媒體的事。我認為這和市場大小還有衍生的菁英政治有很大的關係。

許家馨學長*在中國時報寫過一篇有關美國民主的文章。裡面說到在大家認為很民粹的美式民主,其實還有很深的菁英政治色彩,包含了君主制色彩的總統制,寡頭的參議院和最高法院,這些都是人中之龍來幹的事情。回到無關緊要定律,一般人可以胡亂浪費時間而國家仍然運作良好,就是有這些菁英在撐著,因為他們可以思考並處理複雜而不好玩的事情。

也許你會說,我是個偽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人能力的人,怎麼會欣賞菁英政治?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分清我說的菁英,和台灣那些自以為自己是菁英然後想幫人民代為處理大小事物的人的不同。

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很俗的一句話,但是我認為的確是如此。把打籃球的能力劃一個分佈曲線,一定有人在前頭,有人在後頭,然後一大堆人擠在中間。同樣的,思考複雜的社會議題能力或是經營管理能力一樣會有一個分佈,而社會認知的菁英比較像是在這樣分佈的前頭。一個運作良好的資本主義社會,其實也就是讓每一個能力都有一個市場,而得到相對的報酬。社會國家需要能不受無關緊要定律牽拌的人,於是就給這些人很大的名器,像是大法官或是總統。民眾想要看馬友友拉琴,他就會得到地位和金錢回報。所以我說的菁英不是自己封王稱聖的那種,而是在市場運行下自動產生的結果。另外一句俗話是侏儸紀公園的「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再加一個前提,只要市場運行良好的話,這句話就完美了。

美國這個國家人不是最多,但是什麼市場都是最大。這句話聽起來怪怪的,但是只要你把市場的大小用金額大小來看,就通了。因為大,所以報酬多,因為報酬多,所以可以做得精。不要講學術期刊好了,有時候你搞不懂,會什麼不甚有趣的外交事務是當成普通雜誌來賣,有人在看嗎?有的,而且賣的很好,都是這些菁英在看。

反過來看台灣的市場,因為小,所以壹週刊得包山包海,江春男得和XY檔案放在一起,這樣才能撐起一份能夠存活的雜誌。放在政治人物市場也一樣,因為我們市場小,前端的菁英無可避免的比美國或是日本少,所以如果發現我們的政客水準怎麼比別國差,不要意外,因為我們市場小。不要和我說中國市場有多大,再說一遍,人多不代表市場大。

那這麼說來,我們台灣不是沒救了?兩條出路,第一條路,像是西歐的小國,政經文化依附大國,也可靠此補自己市場之不足,如果走這條路,我們無可避免地得等隔壁的中國起來,好好地準備作個附庸國。另一條路,就是發達自己經濟,鼓勵人口增長^,有個四千萬人口,加上三萬美金的所得,我們是可以有一個頗為像樣的市場。到得那麼一天,讓國會議員每天做無關緊要的事也沒關係了。這是我為台灣劃的藍圖,你看如何?

*我不認識許家馨學長,但是高一菜鳥時在學校川堂亂逛,看到恭賀高二許家馨獲全國英文演講比賽冠軍的海報,就對同是家字輩的學長印象深刻。後來也知道學長一路台大法律、芝大法學博士,貨真價實的是社會菁英,非常欽佩。

^不要告訴我人口密度太高怎樣又怎樣,台灣有的是地,只是沒規劃而已。而且只要你讓市場保持運作,讓人有誘因開發新科技,人口增長沒上限,因為資源的限制都是由科技的限制而來。

6/01/2009

NCC讓媒體雪上加霜

6/2/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對中視中天董監事下重手,除了讓人有今夕是何夕的感慨外,更重要的議題是,為什麼媒體經營不同於其他行業,為什麼不能讓其自由競爭,而要讓一個太上機關指指點點?

台灣社會已經脫離箝制言論的時代,所以NCC存在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保證或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而存在。媒體亂報,若涉及誹謗,自有相關《民法》、《刑法》 處理,除此之外的立場偏頗亂報,自有讀者用荷包懲罰,每天早上便利商店報紙出報數目其實就是對媒體的現世報處罰。因此在主張共產主義都可以的今日台灣,誰都可以出版報紙,也輪不到NCC說三道四。

規範運用公共資源

所以NCC真正存在的目的就是為稀少的公共資源劃一個規範,尤其是涉及公共頻道使用的無線電視廣播和有線電視。對稀少的公共資源的運用,經濟學家一向認定 最好的分配法就是靠價格,只要有競爭的市場,廠商和消費者會自動趨向對社會福祉極大化的結果。如果頻道使用能用公開招標的方式,而不是授予少數個人的閉門審理,有能力生產節目來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廠商,自然會把無力經營的業者驅逐出市場,政府也可以得到適當的收入。如果是怕民眾沒「優質」節目可以看,把這些招標得來的權益金拿去公共電視浪費也比現在的作法好。無奈媒體這種大家都可看得到、大家都可以下評論的東西,常常受到不一樣的待遇。所以有人會替民眾叫屈,說一個周末星光大道播放八次是浪費,完全忘了民眾有閱聽的自由,不喜歡看轉台就是,而民間媒體經營者願意犧牲珍貴的資源而早日走向滅亡更是他家的事。

NCC是標榜取法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成立,所以很常看到我們的NCC委員引用美國的作法或說法。以前FCC的主席敏諾(Newton Minow)曾經說過,「電視節目是巨大的浪費荒原,所以我要樹立並保護公眾利益。有人說,公眾利益就只是讓公眾覺得有趣的事物,我不同意。」我們的 NCC委員在這次中視中天的裁決裡,也有類似的說法。但可惜的是,敏諾是在1961年說這段話,而我們的NCC委員也彷彿還活在1960年代,這不僅是對媒體市場的蔑視,更是對民眾的污辱。

時代進步,科技日新月異,對於新聞或是娛樂內容未來的傳播方式,我們並沒法在今天下定論。網路科技的興起,第一個威脅到的就是新聞媒體的存活,人人對唾手可得並免費的資訊和娛樂已經習以為常,媒體經營者已經在對生死存亡感到頭痛,這時再來個自以為媒體經營能力無與倫比的NCC,只是讓媒體經營雪上加霜。連共用攝影棚這樣基本的事業經營角度,NCC都可以拿著消費者權益的雞毛當令箭而禁止,難道等到有一天所有媒體都被逼死了,我們消費者才得到真正的保護,因 為再也不用看電視才是真正的公眾利益?

5/31/2009

報紙的未來

教了一個學期的電子商務(請不要問我有沒有這個專長,反正教完了就是),也講了一大堆新玩意,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Amazon的電子閱讀器Kindle,最近終於狠下心來,預購敗了一台DX,貨還沒到。但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Michael Lewis對這機器,讚不絕口,說讀了一下,就忘記原來讀的不是真的書。還真令人期待。

不過買新東西還是經濟上的考量。最近收到華爾街日報的續訂通知,一年要價五百美金!看了簡直是要瘋了。Kindle上也有華爾街日報,一個月只要14.99美金,花錢買Kindle這個機器,不用兩年就回本了,當然是不要再懷念手拿報紙的舊時光,趕緊向科技靠攏。

Kindle到底是不是報紙的未來,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資訊的取得在網路時代,又快又便宜,所以有人問說,如果今天世界並沒有報紙的存在,我們需不需要發明報紙?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但是報紙只有散播資訊的功能嗎?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裡說,當年的德國,報紙一面倒的是信仰共產主義的猶太人控制,一開始他的思想也隨著這些報紙社論起伏。但當他開始亞利安民族優越論後,發現這些社論都是「次等」的猶太人寫的,他就不再相信報紙,他反而開始運動打倒這些報紙。甚至也可以說,就是因為希特勒要對抗當時的主流思潮,反而把自己弄得走向另一極端,越走越邪魔。所以報紙的言論不是寫出來好玩的,社會思想的推動或是反動很多都是報紙弄出來的。嚴格地說報紙社論是寫出來傳播一種思想的,直到今天,每一個報紙背後都還是有議題的。

所以我剛來美國唸書,新生訓練那天一個教授給的建議,我一直認為是目前為止最好的建議。她說,要訂華爾街日報,要每天唸。我聽了進去,也真的幾乎每天唸。說華爾街日報改變我的一生一點也不為過,至少來唸經濟就有受到唸華爾街日報的影響。華爾街日報這麼重要是因為,這個報紙不但新聞專業,而且op-ed傳播的是一種經得起考驗的主張,用華爾街日報自己的說法是Free Market and Free People自由市場和自由人。如果你看過我的文章,你應該也會知道這也是我一向的主張。

所以我認為報紙還是有存在的必要性,只是存在的形體可能不是我們熟悉的樣子。

網路讓傳統報紙一面倒,聽說Craigslist就讓舊金山紀事報少賺5千萬美金,因為分類廣告都跑到免錢的Craigslist去了。再加上年輕讀者不愛看報,報紙一方面少訂戶,一方面少廣告主,兩相挾擊,痛苦萬分。紐約時報號稱自己platform agnostic,就是不管讀者怎麼看到紐約時報,傳統印刷也好,網路免錢版本也好,iPhone上也好,只要來看就好。至於怎麼賺錢,紐約時報好像還沒找到好方法,看來看去好像只有拉廣告。

紐約時報已經算是大報裡狀況最好了,讀者一直有增加沒錯,但網路廣告根本連塞牙縫都不夠。一直以紐約時報為假想敵的華爾街日報的情況有點不一樣。梅鐸買華爾街日報一來是意識型態相近,一方面也是看準了華爾街日報訂戶願意花錢。他說,全世界只有兩個報紙可以作收費網路報紙,一個是英國的金融時報,一個就是美國的華爾街日報。道理也不難懂,因為看財經報紙的讀者比較有錢。但是有錢也要花得心甘情願呀,一年五百美金,會趕走不少客人的。

網路報紙沒辦法收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付費內容會漏。只要一個人訂,就可以一家烤肉萬家香,應該有不少人是這樣看網路版的壹周刊吧?基於這些困難,Kindle這類新科技,就成為報社的新希望。對讀者來說費用不高,加上閱讀方便,也不用擔心漏的問題,更可以省下印刷和運送的成本,難怪紐時集團迫不及待想和Amazon簽長約。不過也不是每一家報社都滿意,梅鐸就很不喜歡一個月14.99美元裡面,Amazon還要抽走七成。所以他正在開發華爾街日報的專屬電子閱讀器。

我當然希望梅鐸只是拿這個作籌碼來和Amazon談判,不是真的要做,不然到時我還得再買一台和Kindle一樣的東西嗎?

還有台灣的黎智英老闆和壹傳媒大軍,有看到這裡的話,拜託請趕快和Amazon談,把蘋果日報加入Kindle平台,一定會有很多人訂閱!這裡馬上就有一個。

Sir Clive Granger

時間序列大師,Sir Clive Granger逝世,享年七十四歲。

Sir Clive和Robert Engle同獲200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凡是有用到時間序列計量方法的經濟學家沒有一個人不會引用到他們兩人的論文。

比較常被新手誤解的是Granger Causality方法。要找出兩個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幾乎可以說是經濟學家的聖杯了,所以不少新手一看到Granger Causality這個方法,就以為可以決定因果關係了。但是Sir Clive這個方法其實只是找到兩個序列的先後順序,來幫助預測。他從來沒有說兩個序列作過Granger Causality test之後,就可以證明兩者有因果關係。

這是預測和證明理論兩者的絕大不同。要作預測,不一定要有理論根據。你可以找一個三歲小孩來問明天股市漲還是跌,他可以憑他心情喜好,隨意說漲還是跌。如果他的預測很準,你也絕不會說兩者有因果關係。

Sir Clive得獎的重要貢獻是Co-integration。從我學經濟以來,我常碰到很多新名詞,但是每當有新名詞,我就找書後的索引,然後都可以從書上很快知道這些名詞的大致意義。再不然也有維基百科,所以沒什麼大困難就可以攻克一些論文。但是co-integration是第一個我沒辦法用這個方法學新知識的名詞,也是要上時間序列一陣子之後,再加上自己跑過數據之後,才對co-integration有些了解。

我的老闆對co-integration有一個簡單的比喻。他說廣場上有一個醉漢,他行經的路徑沒法預測,所以我們稱為隨意漫步random walk,同時廣場上也有一隻狗,也在隨意漫步。對旁觀的人來說,這一人一狗都在隨意漫步,沒什麼關連。但是你如果近看,你會發現那醉漢其實牽著那條狗,而這個關係就是co-integration。如果找到兩者的關係,要預測其中一個的行徑,就比較容易了。英國電訊報的訃聞裡也提到類似的解釋法。

但預測畢竟還是不容易的事情,也是我們經濟學家最近被批評的很慘的原因,為什麼我們沒辦法預見金融風暴的來臨?英國電訊報的訃聞最後引用Sir Clive講過的一段話,他說「我以前的一個老師曾告訴過我母親,我絕對不可能成功,這再度顯示預測是件多困難的事。」這話也為他的成就下了個有趣的註腳。

5/24/2009

克魯曼大師的謬讚

5/25/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克魯曼大師到台灣一遊,一句台灣健保是全世界最好的稱讚,讓公衛界人士樂不可支。有人還主張台灣健保應乘勝追擊,取消所有市場機制,變成像英國一樣,醫療 服務是公共支出的一種,類似國防或交通建設。但若知道克魯曼在美國一向站在政治光譜的極左邊,支持無所不在的大政府,我們得認真思考是不是該對大師的讚美感到高興。

市場只是反映人類社會裡的正常行為,不會因為我們把市場機制取消了,人就不會對誘因作出反應。人自利的本性像重力一樣,並不因為我們不討論就不存在。英國 式的全方位健保不會讓人民道德感突然提升而少上醫院看病,反而是大病小病不管,大家把醫院當菜市場逛。若有無限多的醫療資源可用,當然經得起人民浪費,但沒有一個國家有這種本錢,所以英國的健保局(National Health Service)只能東省西省,不但造成醫生收入偏低,很多基本醫療服務都得排隊。英國人名義上雖不用花一毛錢上醫院,但像電腦核磁造影這種檢查,除了緊急情況外,都得排上好幾個月,很多人都另外找私人診所,照了片再拿回公立醫院看。這樣的另外花錢安排,英國人叫私人的部分負擔,這花費可不是把英國健保美化的人士所看得到的。

更慘的是,英國健保局在規定上不允許私人部分負擔,因為會讓有錢人得到較好的醫療服務,有違全民健保精神。雖然健保局多半時候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政府會要你不得再買昂貴的抗癌藥,否則就得所有費用都自費。不少英國人,被迫之下就到國外尋求醫療,而最常去的國家,就是克魯曼大師覺得問題重重的美國。

醫療品質可能下滑


美國沒有全民健保,醫療支出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大概是全世界最高的。改革是勢在必行,但是全世界關心醫療科技發展的人士,應該都得盼望美國可以維持現 狀,因為大家都在享受美國人花大錢看病的研發紅利。如果今天美國也變成像台灣或是英國一樣採取全民健保,全球大藥廠就沒有誘因開發新藥,因為沒有一個像樣 的市場願意買這些新藥。藥廠也是將本求利,夢想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可提升人類科技,已隨著共產主義的失敗而證明不可行。

禮來大藥廠(Eli Lilly & Company)以前的執行長曾回憶柯林頓總統夫婦在白官推動全民健保的那段時光,他說所有的藥廠都對未來生技製藥業的前景感到憂心,不少公司像是默克 (Merck & Company)乾脆把研發資源轉投入醫療保險事業,就是為全民健保作準備。

還好柯林頓總統夫婦失敗了,但也讓克魯曼大師從此像唐吉訶德一樣,不斷地用言論戰鬥,夢想全民健保的美好天堂可以到來。而現在又是民主黨總統當家,又準備要推全民健保,大師似乎是要圓夢了。但我們在接受克魯曼大師讚美的同時,是不是看清了我們健保的社會主義本質,是不是知道我們正在享受別人資本主義的果實,有沒有準備好醫療品質下滑的一天,可能是個更重要的問題。

全場緊迫盯人

很多運動的書,其實骨子裡都是商業的經典,但話說回來,什麼東西和商業無關呢?Everything is about business是一句話在經濟系的課堂裡很好用的話。有名的運動書,像是Michael Lewis的Moneyball,如果你讀通的話,拿裡面的道理去作生意,一樣也會成功。Michael Lewis是我很喜歡的作家,因為他作過投資銀行家,所以書裡的道理都很對搞財務的胃口,所以我開的金融市場課裡,都會要學生寫讀書報告,書單裡一定包含Michael Lewis半自傳的Liar's Poker。

Moneyball裡面講的是奧克蘭運動家隊離經叛道的經理,Billy Beane。因為老闆不願意給錢,所以只好想盡辦法在選秀時挑到好選手,運用新人七年內不能用自由球員制的規定來提昇球隊實力。Michael Lewis的重點是,Billy Beane把所有的數據翻過來,發現原來棒球傳統指標,像是打擊率,打點等都是屁。真正重要的是上壘率,不被三振,能等四壞的能力。靠著這些科學數據,加上一些他自己的分析,像是高中畢業的通常會比經過大學磨練的差,還有犧牲觸擊算是白白浪費一個人次等等,不但挑出了很多不被看好的選手,像是Johny Damon, Jason Giambi, 還有Nick Swisher,也讓運動家隊一直都被看好能進季後賽。這些人後來都被挖走了,但也證明了Billy Beane的獨到。讓紅襪隊拿上04年世界大賽冠軍的Theo Epstein,也聽說和Billy Beane走的是相同路線,只不過Epstein運氣比較好,老闆肯花錢。

換另一句話說,市場並不是完全很有效率的,不然怎麼會放著這麼多的好貨給Billy Bean撿?所以我的讀書心得裡記了這麼一條,一定要用科學方法量化衡量成功的標準,然後據此找出被市場忽略的寶。Moneyball書一出來,被很多老球皮訐譙,但看現在,大家都知道上壘率的重要,Billy Bean也越來越難施展手腳,市場還是慢慢地導向效率市場,也就是沒便宜好撿了。

籃球也有類似的問題。寫The Tipping Point的Malcom Gladwell,在紐約客寫了一個長篇,講為什麼明明全場緊迫盯人這麼好用,大多數的人還是只有偶爾一用?他講了一個矽谷高中女籃的故事。有一個傢伙叫Vivek Ranadivé,因為他的女兒參加了籃球隊,他自願當教練,但是他是印度人,沒什麼籃球經驗,然後又看著這一大堆多數是金髮碧眼的女孩子,心想怎麼拚得過那些黑媽媽?所以他花時間研究了一下籃球,他發現,為什麼一隊得分後,馬上撤回自己的半場,為什麼不好好用全場?為什麼大家都要回到半場,打那些正規戰?如果是打正規戰,這些金髮妹,穩輸的。所以他用了兩個特殊的籃球規則來發展他的策略,一個是五秒內得把球發進場,另一個就是十秒內得把球運過半場。他讓他的女孩們,專練站在對方前面擋球的全場緊迫盯人,很快對方的球員就緊張起來,球也很容易抄,局勢變得對基礎實力不好的金髮妹很有利。他們就靠著這一招闖江湖,打進了全國比賽。

這個印度人不是普通傢伙,他是矽谷Tibco公司的創辦人。小時候在印度看了記錄片,認為自己非唸麻省理工不可,於是想盡辦法來到美國,不但給他唸到麻省理工,還拿了哈佛商學院的MBA。所以說台灣有人立志唸台大,我就想志願會不會太小了?

Anyway,Gladwell想把故事說成是聖經裡大衛對抗巨人的現代版,但我看來卻是又一個市場沒效率的例子。明明有一個很好的指標,說全場緊迫盯人很有效,卻是很少籃球隊願意用?對於我們這些常把套利放在嘴邊的經濟學家,看起來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些小女孩的經驗還有一些其它的教訓。其一就是,離經叛道固然可以成就事業,但要有心裡準備,自己對抗的是一整個僵固的體制,金髮小女孩最後在全國比賽時被一個看不慣這種打法的裁判給搓掉了,以四比一的比例被抓犯規,很快球員就一個個犯滿畢業了,不輸也難。

另一個教訓則來自另外一個全場緊迫盯人有名的大學教練,Pitino。他說很多球隊來看他的訓練,也想抄他的方法,但是最後都放棄了,因為太累了,每天連續二個小時不間斷的盯人訓練,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也許這才是效率市場的真諦,雖然你看得到市場沒效率,但你吃得下這個賺錢的好機會嗎?你有這個膽,這個本錢,這個狠勁,這個決心嗎?

5/21/2009

來函照登及回覆

您好,關於你昨日在蘋果日報之大作"第二好的醫學教育政策"中有幾點謬誤,或許是因您人不在台灣,且非醫療相關體系之人員,故在此我想向您澄清。
首先您提及台灣未全面檢討醫學教育政策,事實上從我入醫學院至今七年來,我們的醫學教育政策不停的在檢討改進,從我進醫學系剛開始還是舊制的填鴨式教學,到現在在課程中加入的學生自主學習-- PBL、臨床技能訓練(這包括的不只是傳統的打針抽血之類的臨床技術,還包含對於病人之問診應對進退以及臨床思路之訓練)、人文醫學及社會服務課程訓練等等。而這些訓練也不只是各醫學院口號上喊喊就好,還需要每年去落實,因為台灣有一個與美國醫學訓練接軌的評鑑單位- TMAC,每四年會到各院校評鑑這些課程的落實結果及成效,若效果不彰會被列入觀察要求檢討,甚至會影響到各醫學系的招生名額,是故各醫學系近年來莫不著重於這些醫學教育改革。
另外,我們並不只針對留波蘭之醫學生,而是期望至所有國外之醫學生接須接受學歷認證之檢驗,至於學歷認證之難易程度並不是故意在刁難這些自國外歸國之學生,學歷認證之題目會給部分台灣的同等學歷之醫學生做過,只要成績與台灣醫學生相同即可通過,而2004之前也不乏有留波蘭之醫學生考過學歷認證歸台職業的,所以我想把所謂3~5%之錄取率或者是五十年都考不過,說是台灣醫學生故意以學歷認證刁難這些留波蘭之醫學生實在是過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而我們也從未反對增加國考考試難度已增加鑑別度,我甚至同意在國考中增加OSCE之項目,以評鑑醫學系畢業生在臨床面對病人時之應對進退、問診、身體理學檢查及臨床思路判斷,而據我了解此項考試方式也規畫在日後的國考中出現。
再說了,台灣醫學生要到國外執業時,也可是得考過該國之學歷認證,怎麼在外國唸完回台灣的就不用呢?這豈不是一種不平等條約嗎?
此外,波蘭的醫學制度是在畢業之後才實習,而台灣醫學制度是在畢業前就實習,這些波蘭台生所謂的在效實習據我們的了解就是等同於台灣的見習,也就是他們所謂的實習是完全不能動手的,當他們第一次動手操作一些醫療處置,是在當住院醫師沒有人監督時了!甚至他們可能都不曾觀看過這些程序就要執行。而且疾病的盛行率,其實與地區相關,在波蘭常見的疾病,在台灣可能不常見,而在台灣會放在首要考量的常見疾病,在波蘭課堂上可能不會偏重太多,這是我們希望他們能在返台後考國考前先在台灣實習過的原因。
另外,您提到開放學士後醫以讓高中無法考取醫學系之醫學生有走另一條路的機會,事實上廣設學士後醫這件事早在十多年前台灣就做過,只是礙於風土民情不合,所以現在僅剩中國醫藥大學有學士後中醫及高雄醫學大學有學士後醫學系,所以並非是高中沒考上醫學系就得在浪費時間重頭來過,事實上在台灣仍有學校提供大學唸完之後願意從事醫療志業的人就讀的學士後醫學系。況且,本人所就讀的班級也不乏近十位唸過大學再來重唸醫學系的同學,只要有心,台灣並未杜絕這些想從事醫療志業的人的路。
還有您所提到的廣設醫學系,想請問身在美國的您,難道美國醫學系入學就不困難嗎?難道美國醫學系門檻就低嗎?難道美國醫學系沒有總量管制嗎?台灣之所以限制醫學系名額是因為希望教師對學生人數不要過多,以其能達到更好的教學品質,若實習醫師或實習醫學生太多,師長不僅不能兼顧到各學生之狀態,病人也會覺得不舒服,這是也對我們醫生訓練的把關,還望您諒解。
最後想提醒您的是,偏遠地區醫師或外科醫師供給不足之問題並不出在醫師人數不夠,而是在健保的制度之下,偏遠地區及外科系醫師的給付偏低,這才是問題所在。舉個例來說,同樣是冠狀動脈阻塞,心臟內科做心導管一個早上可能可以做3~4個病人,而且這些病人的危險性通常比心臟外科開一整個早上到下午、需要做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的病人輕,然後心臟內科做心導管手術的給付卻比心臟外科高。高風險、低給付這才是現今台灣醫學生對於外科體系卻步之由來,不過也是有傻子因為種種原因願意走外科,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申請的醫院的外科住院醫師,今年單收台灣醫學生也是招滿的情況。
此外關於偏遠地區之醫生,其實現今許多較偏遠地區之醫院都有與教學醫院合作,這些教學醫院會定期派駐醫師至偏遠地區看診,另,醫學系公費生之制度已取消,若不是偏遠地區醫療人才足夠,衛生署何必要取消?不要告訴我是因為很多人唸了公費之後又賠錢了事不去偏遠地區,事實上這也是誤解,因為這個方法早在我進醫學系時就已經行不通了!所以現今衛生署之公費生都需下鄉至偏遠地區服務。
至於您所提到的波蘭歸國學生,據我所了解走內外婦兒這些大科的人並不多,相反的有不少人都是走台灣醫學生望之項背的熱門小科,如︰家醫科、影像科、精神科……等生活品質較佳、醫療糾紛較少之科別,您說這些人日後會去偏遠地區服務,我倒是十分懷疑這個可能性,也懷疑除了家醫科外的小科到偏遠地區去能服務些什麼?
以上幾點澄清,謝謝您的閱讀,也期望您在閱讀後,若有疑問可以再回信討論,若沒有的話,也請您在部落格或是蘋果日報再次替我們澄清,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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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覆:

對於這位讀者來函,我認為很多方面和我的文章是相呼應的,我們都是希望加強醫生的訓練,不管是台灣的醫學院還是波蘭的醫學院。再強調一次,用執照來控制醫生品質(不是總量),是不得已下最好的方法,目的在確保病人在資訊不對稱的市場裡,不用擔心選到爛醫生。如果國考能作為這個把關的機制,台灣醫學生擔心波波受訓不足的問題就可以去掉一大半。至於怎麼改革國考,這點還是還給諸位醫生大德吧。

另外,我一向認為健保是醫生和民眾的大敵,可以看我的舊文,這裡這裡,還有這裡。一篇蘋果日報的投書是沒有辦法放進去這麼多的論點,所以乾脆就連提都不提健保了。但是說健保禍國殃民,一點都不為過。

就我的了解,美國醫生執照是有管制,但是不是像台灣這樣前端管制,而是像我文章說的,從後端管制。基本上,你有錢就可以設立醫學院,但是醫學院很花錢,很多醫學院還是受到聯邦政府的直接或是NIH的間接補貼,所以要唸醫學院的得是公民或是擁有綠卡才行。

我不知道台灣醫生的養成的過程,但是美國醫生的養成大概是這樣的:首先得有學士學位,美國以前也有七年制,從高中畢業就開始唸的醫學系,但現在很少了。如果大學那些醫學院先修課程像是有機化學沒修的話,大學畢業還可以再唸專門為這些人開的premed課程。然後考MCAT,申請學校。開始四年的醫學院課程後,先修過兩年課,接著得通過USMLE一級的考試,過了才能繼續唸醫學院。然後三年級開始在各科輪流實習,四年級畢業前還得考過USMLE二級,然後才能申請住院訓練。住院訓練的申請也要全國比評媒合。在住院醫師時期,得考過USMLE三級,然後據以申請各州的醫生執照。但這還不是盡頭,開始執業後,得想辦法考各專科學會的board,有沒有board certified差很多。當然這還不算再教育的過程,通常再教育也是看各專科,有些只要三不五時到熱帶島嶼接受葯商招待聽聽演講就可以,有些則要再拿手術刀考試。

拉拉雜雜就是要說美國醫生的地位高不是沒有道理,養成的過程很漫長,也很痛苦。在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你也絕對看不到像台灣這樣原始的醫生總量管制,雖然結果還是一樣醫生數目不夠,但是醫生品質幾乎你可以確定是隨便選都不會差的,不要忘了,爛醫生不是被醫院給炒了,就是被病人給告到破產。

總而言之,作為台灣社會菁英裡的菁英,如果都不能好好想出一套辦法讓台灣的醫療更上層樓,而一天到晚只想要阻止走後門的人來搶飯碗,而這樣的心胸氣度就代表台灣最強的人,那也不用指望台灣這個國家更上層樓了。

5/20/2009

第二好的醫學教育政策

5/21/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台灣醫學院學生最近發起反對波蘭醫學院台生返台行醫的行動,雖然打著為台灣人健康把關的旗號,但是如果不全面檢討醫學教育政策,而只針對波蘭留學生,很容易讓人認為這些醫學院學生只是在捍衛自己的既得利益。

經濟學家看公共政策,通常有兩種看法:第一好(First Best)或是第二好(Second Best),但是第一好不一定是最好。第一好的政策是假設市場運行良好,資訊流通順暢,價格可以徹底反映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平衡,消費者或是廠商都各司其職,而社會資源得到最佳的利用。但是在醫療市場裡,選擇醫生的消費者,對於市場上的商品,並沒有辦法像普通商品一樣,有充分的資訊,可以好好比較做出選擇。而且醫療服務並沒有 辦法退貨,有些醫療行為醫錯了,後患很大,所以讓市場自行運作會有不良的後果。第二好的公共政策就是體認到市場有不足之處,政府得出面協助,讓市場可以發 揮功效。

以醫療市場而言,政府可以發揮功能的地方就在於對醫生品質的管理。因為消費者沒辦法得到充分資訊,只能隨便亂選醫生,那至少政府可以保證每一個醫生都是好 醫生,所以政府可以規定只有具有醫生執照的人才可以行醫,而且執照的發放有嚴格的標準。政府只要做這些消除資訊不足的措施即可,剩下的交給市場運作,社會就可以達到第二好的境界。

政府不必包山包海

但在台灣,很多的政策不是從第二好的觀點出發,而是只要認定市場運作不行,馬上就膝射式地認為政府該包山包海地管制。從醫學教育的把關來看,最理想的是管制後端,比如說加嚴國考標準,並強化醫生再教育的制度。但在台灣,以前因為資源不足,讓想念醫學院的人都去念的話,會有教育資源浪費的問題,所以採取前端管制,從十八歲的高中畢業生裡選取少數成績優異的學生,訓練成為醫生。既然前端已經管制了,後端再管制,就會有醫生不夠的情況,所以國考不能太嚴。政府採取這樣簡便的方法對付市場失靈的後遺症,不是只有波蘭醫學生走後門的問題而已,受保護的醫生市場,消費者其實選擇更少,而且失去運作功能的市場也沒辦法淘汰壞醫生,同時總體醫生數目也不夠,鄉下地區找不到醫生的情況比比皆是。要救市場失靈,反而把市場給毀了,不但沒做到第二好,反而弄成第一壞。

今天的台灣已經不像以往,健保讓醫生地位下滑,而且台灣社會也比較富裕了,是可以修正以前具有計劃經濟色彩的醫學教育,朝第二好的目標前進。可以做的像是開放設立醫學系的限制,包含學士後在內,同時對國外醫學院做一全面的認證檢討,不再以地區,而是以單一學校作認證,也鼓勵無法考取台灣醫學院的高中生出國留學,如此一來醫生的供給增加,也可同時解決偏遠地區醫生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國考得提高淘汰率,執業醫生也得定時再受考,加強執業醫生的品質。如果醫學院學生採這樣的論點反對波蘭醫學生,我們應予百分之百支持。如若不然,我們對這些充滿私心的反對行為,也沒什麼好同情了。

5/17/2009

學術像場春夢

最近常看到一些言論在哀教育部要提昇國內研究水準,專靠SCI和SSCI這些東西的壞處,比如說趙少康的這篇。有些主張是有道理的,比如說偏重英文期刊,對英文不好但研究力很強的人吃虧,或者是這些期刊沒有貼近台灣社會等。

這些看法我可以理解,但是作法不是把這套量化法放棄,而是加以改良。說實話,雖然我很討厭在公眾場合烙英文的人,但是英文還是學術圈裡的工具,就算你基礎再不好,也得把他練好。很多日本學者,講起英文來,亂七八糟,但是文章還是可以寫得頭頭是道,口語差也不影響他們的學術地位,這只能靠苦練啊。

另外本土化有其必要性,在先進期刊裡用的理論,很少是用台灣的數據,或是案例,所以鼓勵學者把學術本土化,是需要的。台灣人自己不做,是不會有外國人好心拿來做的。但這個可以用個案鼓勵,比如說,一樣刊在SSCI有的期刊裡,有含台灣數據,或是案例的,可以直接得到兩倍的點數。這就可以稍為解決本土化的問題。

其它的靠夭我就沒法苟同了。

有人說,為什麼要用西方的標準來評斷研究是不是好,東西有別。有別個頭!西方文明不是只屬於西方的,是人類進步的結果。那裡進步?方法進步,邏輯進步。我實在是不懂科學邏輯分什麼西方、東方。一加一就是等於二,東方的一加一不等於二嗎?那科學、工程以外呢?你認為史學方法是只用在西方歷史嗎?文學評論,只適合西方文學嗎?方法才是現代文明進步所在,方法以外只是應用而已。所以不要再自欺欺人,拿東西有別來當學術退步的遮羞布。

另外,又有人喜歡說,理工的出文章比較容易,因為期刊很多。神經病,理工期刊很多是因為市場很大,需要的人很多,做的人也就多。假設全世界有一千萬人做理工研究,然後有一萬種期刊,而歷史人文研究有十萬人,期刊一百種。兩者難度並沒有差別,所以不能只看期刊數,就說理工的好出paper。真正要看的是,如果全球只有十萬人在做歷史人文研究,那台灣是不是有超過應有比例的教授在從事這種工作。如果有超過比例的學者,那要出paper當然困難了,因為根本就不該有這麼多人在幹這種事!

這就和台灣奇妙的大學學制有關。學生選主修是高中畢業時決定,進了大學,志趣不合,還轉不動,因為你得成績好才可以轉系。這真是莫名其妙的制度,我猜想是和從前教育管制的心態有關,多少人唸什麼系,社會需要什麼人材,由高層精英來決定,而不是市場真正的供需來決定,所以有些冷門的系,本來就不應該投入這麼多資源,找這麼多的教授,收這麼多的學生。更好笑的是,這些學門會有機的成長,拚命收博士生,畢業了,去外面開闢彊土,想辦法再成立更多的冷門系,反正在台灣,相對起來,開個系也花不了多少錢,多的是技術學院花得起。

所以現在要講研究競爭了,這些專教怎麼和熊打架的教授,就只能哀制度不公,也不想想,這些位置本來就是多出來的。

比較合理的方式,是像美國這樣,學生在大學慢慢選志趣,不但對學生好,也對教育資源分配好。有些系本來就該再大些,像經濟系或是電機系,那些和熊打架的系本來就該再小些。之前我說過,敝校要關掉專出革命分子的Community Studies系,很大的原因就是主修的學生很少,沒必要花錢在維持一個系。

說實話,歷史人文研究做得好的學者很值得欽佩,在美國這個國家的地位也很高,哈佛大學現在的校長就是歷史學教授。但是我想他們也知道,這個圈子就是這麼小,濫竽充數一大堆的話,反而壞了他們的名聲。

我倒是有一個方法可以不用修法,就可以改變台灣這個怪現象。假設台大經濟系宣布轉系沒有任何規定,只要是台大生就可以,馬上現狀就可以改變。系的排名一定會下降,因為就等於是最後一名的系了。但名聲問題可以靠另一個方法解決,經濟系的必修課,一定當三分之一。如此一來,馬上逆轉台灣的大學進去很難,但出來很容易的問題。進來台大經濟系的排名也許不是最好,但出來的學生一定最好、最強。怎麼樣,研究市場的經濟系敢做這種事嗎?

台灣這樣社會主義式的辦教育,不但教授自己罵,官員罵,業界罵,連學生也罵,真是沒一個字好。現在搞研究競爭,但是又不給獎勵,只有齊頭式平等,會把優秀的人材逼在國外,或是根本就沒人要幹這行。已經在裡面的,還沒升正教授的,拚死拚活地幹,心裡也只能想著等我拿到tenure,我一定躺著幹一輩子。於是提昇學術研究水準這檔事,就隨著拿到tenure而春夢了無痕。

5/10/2009

躺著幹一輩子(完)

李光耀在完成新加坡獨立運動後,認真思考如何讓人民行動黨維持在新加坡永久的統治。李光耀的腦子直追美國建國的先賢,對國家有很長遠的思考,雖然最後常常結論怪怪的,但現在的新加坡人應該要很驕傲有這樣的國父。李光耀找幕僚研究歷史,研究可以維持百年、千年不墜的組織歷史,找到的組織很少,但有一個組織讓他覺得人民行動黨就該照著走,那就是羅馬天主教會。

天主教會是個階層嚴明,資源豐富的組織。但是保持千年不墜的活力,來自於有機的精英集團統治。教宗看似有君主般的獨裁力量,但其實紅衣主教才是組織最重要的一層。就像美國以前的投資銀行一樣,神父們在天主教會裡爬呀爬的,累積行政經驗後,終於有一天有機會讓紅衣主教評斷,看你是不是有資格加入紅衣主教/合夥人的行列。這是個不錯的選拔人材方式,至少在李光耀或是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眼裡,比民主這種選綜藝節目主持人的方式來得好。

李光耀沒看到哈佛大學這個組織,同樣也是幾百年不墜。但是就算他看到了,他大概也會下一樣的結論,因為教授治校這樣的理念,和天主教紅衣主教團沒什麼兩樣。tenure看似與這無關,但你如果同意我前面提到Mankiw對這個制度的分析,你就知道tenure和教授治校有著緊密不可分的關係。

BUT,這個九把刀精彩的BUT又來了。

李光耀和中國共產黨漏看的一點是,不管是天主教會也好,哈佛大學也好,真正維持組織活力的不是在於你內部選拔人材的機制,而是來自於外部的競爭。道理也不難懂,要變成合夥人掌握權力,可以靠包裝、假裝,歷史上多的是這種例子,像新朝的王莽就是。選到好的人材並不能保證組織就可以長治久安,你看那一個公司不是說自己選拔人材的機制很好,但百年公司難尋啊。

所以競爭才是組織的真正活力泉源。打開天主教會的歷史,就是一頁頁的鬥爭史。和羅馬皇帝的鬥爭,和回教鬥爭的十字軍東征,和民族國家的神權鬥爭,還有和新教的鬥爭,那一個不是你死我活的戰鬥?紅衣主教選合夥人,可不是選出來溫良恭儉讓的,是選出可以帶領天主教會打勝仗的將軍啊。

插個話,如果照現在方式,未來新加坡一定會選出貪腐的領導人,中國共產黨也是。我們民主雖然也選出貪腐的總統,但是國不會因此亡。但新加坡或是中國就不一定了。

回到哈佛大學的例子。美國的大學競爭可是激烈得很,請參考我的舊文,何時才有台灣的哈佛。雖然爭的不是生死存亡,也不是金錢,但是為名而爭,可是人類的一大特色。不可諱言,哈佛一定也有死木頭,但是名聲要顧啊,自己不顧,別的好名的教授也會逼你顧一下,誰願意看著普林斯頓年年品評第一?我相信這是為什麼這些名校的正教授不敢一刻放鬆的原因之一。tenure保護?應該想都沒想過吧。

最後我要說,一個制度在誘因上設計有沒有問題,也許事前就看得到,但是最終的檢驗還是要靠實踐。tenure在歐美用這麼久而沒出問題,就是本身很平衡了。但在台灣,tenure能不能在齊頭式平等下生存,很快就知道了。另一方面,健保對醫生的限縮,讓制度未來的崩壞,不僅是可預見的,而且是比教授的tenure保護對社會影響更大,不是什麼可以開玩笑的事。

5/04/2009

躺著幹一輩子(續)

講一個事。我們學校是左傾有名,所以什麼東西都有工會,連助教都有工會。但是我從來沒加入,雖然他們還是每個月從我的薪水扣了一點點錢。這個工會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居然是UAW的一個分會,UAW全名叫United Auto Workers,是汽車工人工會。所以我們助教也算汽車工人?這也就算了,他們不知道從那裡弄來一份名單,所有沒加入工會的助教名字都在上面,聽說經濟系有全校最多的助教,但是加入工會的比例最少。還好是這樣,經濟沒白讀。有一天,就有工會代表來找我,順便拿了加入工會的報名表給我,問我為什麼不加入。我說沒興趣後,這傢伙就開始向我說教,說你知道,因為工會和校方的談判怎樣又怎麼,所以所有的助教薪水和保險可以怎樣又怎樣。好像是我沒交那個錢,又佔了便宜一樣。 當場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像我真的佔了便宜,聲音就變小了,但還好我的自由主義信仰夠強,當場還是拒絕他的盛情邀請。

回來一想,不對勁。搞什麼東西,我是學生評鑑出來,還得獎的優良助教,為什麼我要你們的保護?反而是,因為你們,學校本來應該一對一和我們談判,要給我們這些優良助教更多的錢,現在因為校方和工會的合約,使得學校省了很多事,也讓那些爛助教得以和我們領一樣多的錢。我不但沒佔工會便宜,我反而被他們佔了便宜。然後還要聽你說教?

這也是我一開始對tenure持反對立場的理由。一個優良學者、教師,只要教學、研究產出好,怎麼需要保護了?保護反而讓強者無法得到照能力應有的報酬。

BUT

套一句九把刀常用的話,人生最精彩的就是這個BUT。

Greg Mankiw也加入這個討論,他開玩笑說我們這些在哈佛的,老是要提醒在芝加哥的,市場運行得不錯啊。他說,其實很多教授是把tenure保護看成是合約的一部份,所以很多有能力的教授願意接受和爛教授一樣的低薪,以換取工作穩定。也就是說,寧願拿低薪,也要為自己未來保持彈性,誰知道那一天,你突然開始想擺爛?他說的也沒錯,沒有人架著你的脖子要你非幹教授不可。市場運作得很好,不喜歡教職的相對低薪,走人就是了。

說低薪不要不相信,像Steven Levitt拿那個薪水,我說很高了,但是在華爾街上的銀行家聽到這樣的薪水,可是會噗赤一聲笑出來。而真正厲害的經濟學家,要到華爾街幹也不是什麼難事。

Mankiw還提到一點,今天如果tenure取消了,另一個衍生的問題就是教授治校的問題。如果有辦法衡量教授的產出,自然很好,學校就可以依效率工資給教授合約。但是就算是這樣,教授治校還是有問題,因為如果照產出給薪,學校就像營利的公司一樣,得有個階層組織,也就是得有一個負責任的人統治,讓他說了算。那從此,學校教授就像公司裡的大小員工一樣,每個人都得開始學拍馬屁、親屁股了,只是露屁股給人拍的不叫什麼經理,而是叫系主任,或是院長了。

這就回到我現在沒那麼反對tenure的最重要原因:學校是個特別的組織 (待續)

5/03/2009

永不熄燈的城市

5/4/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抱怨英國食物難吃的金融家又有一個理由離開倫敦了,財政部長達令(Alistair Darling)不顧有錢人的反對,從明年開始只要年薪超過15萬英鎊,就直接課50%的個人所得稅。消息一出,倫敦金融圈譁然,已經不止一個富豪宣布將 把事業轉到瑞士或是愛爾蘭,用腳投票反對。

英國經濟受金融海嘯影響甚大,因為英國的金融業對國內生產毛額的貢獻超過三成,比以銀行業聞名的瑞士還要高。但是英國的困境不是只因為景氣衰退造成,英國 工黨政府出手救金融業一點也不手軟,一個又一個的銀行遭到國有化的命運。財政赤字就在這一方面稅收減少,一方面支出增加的情況下,暴增到超過一千億英鎊, 加稅看似勢在必行,但是對倫敦最驕傲的金融區無疑是雪上加霜。

倫敦金融區像是一個獨立的國度,自己就叫自己The City。有些統計說,倫敦是比紐約還要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倫敦有這樣的成就還是得歸功於英國人對經濟自由開放的態度。首先,英國向來就對移民採歡迎的態 度,只要你有能力,英國人也不管你是什麼人種,所以從馬克斯到索羅斯,都是來到英國後大放異彩。

英終究回歸自由經濟

英國的足球超級聯盟,球隊老闆裡有俄國人、美國人、泰國人等各國有錢人,以前還包含了冰島的銀行家,這樣開放的心胸,連美國都做不到。以實力為尊對歐洲猶太人尤其具有吸引力,反猶從來在英倫三島不是議題,歐陸的反猶反而把精英都趕到倫敦這個地方,吸納了這許多猶太精英,金融業不發達都難。

當然倫敦的吸引力不是只有對移民友善,英國在柴契爾夫人的大刀闊斧之下,整個經濟制度從戰後的左傾,一舉變成全球最支持自由經濟的主要國家。不但稅率低 廉,政府干涉極少,再加上原先就很完善的法治,一下就百業蓬勃。本來歐洲人在戰後極力走向統合之路,現在在歐陸國家眼裡,英國掛的是和美國同一牌的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英吉利海峽變得和大西洋一樣寬了。英國人可不管,照樣大器得很,前首相布萊爾,有一次很驕傲地說,英國首相官邸用的水電是外國公司供應 的。歐美亞那一個大國做得到這樣?

現在工黨在金融風暴下現出原形,打算加稅之舉,肯定對倫敦仍至全英國有不小的影響。但是自由經濟打開了英國的活路,讓人民嘗過經濟成長豐收的果實之際,也同時阻斷了走回社會主義之路,等一切風平浪靜之後,倫敦人還是會回到以實力為尊的現實,再度對全球金融家伸出雙臂,重建金融之都。畢竟這還是亞當.史密和柴契爾夫人的大不列顛王國。

4/30/2009

躺著幹一輩子

由波蘭醫生衍生出來的行業管制問題,不少人指向大學裡那些躺著幹一輩子的正教授。多數的大學教授有終身職(tenure)的保障,包含支持自由經濟、市場競爭的多數經濟學教授在內,所以就有人說你們真虛偽,說一套做一套。但事情真的這麼簡單嗎?

先看tenure是個什麼東西。這個應該是西方學術發展的傳統,一般說來,拿到博士學位找到教職後起算,六年內必須焚膏繼晷,拚出研究成果,然後受資深教授品評,認可後拿到tenure,不但就此加入品評別人的資深教授行列,而且也受到保障,不管你做什麼,只要不要犯什麼性侵害學生這類的罪,你就可以幹到你不想幹為止。六年是行規,但是也有些超人,不用遵守這個規定。像是芝大的Steven Levitt,他現在因為出了Freakonomics而有名,但在這之前,他要進學術圈時,幾個名牌大學搶著要他,最後聽說芝大以二十萬美金的年薪出手搶下,然後他一年內就從助理教授直接變成有tenure的正教授。最新的例子是剛被挖到哈佛的Raj Chetty,他不到三十歲就在公立的柏克萊當正教授,也是不用管六年的行規。

tenure這麼美好的東西,當然是有副作用的。很多教授(真的很多),拿到tenure前後,簡直是判若兩人,沒幾年就變成死木頭(deadwood),不但沒有新研究發表,教學也是隨隨便便。爛也就算了,更可怕的是沒辦法開除他們會衍生很多問題出來。如果你上聖母大學的網站,你會發現有兩個和經濟有關的系,一個叫經濟與政策研究,一個叫經濟與計量經濟。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和tenure保障那些死木頭有很大的關係。

聖母大學原來的經濟系大概是全美唯一不教學生供給與需求的經濟系。那些死木頭,不但不作主流研究,而且因為左傾的正教授已經超過關鍵比例,有權決定任何新進的人事。所以他們不但自己共產黨,而且也只願意進用有共產思想,不做主流研究的新進教授,在這個天主教學校裡居然也行得通。但是學生、家長還有校友很快就發現不對,經濟向來是各大學的主要主修之一,聖母大學的學生只學共產主義,是要怎麼在資本主義的天堂找工作?但是學校又弄不動有tenure保護的正教授,於是只好把他們弄到經濟與政策研究系,而另創經濟與計量經濟系來提供主流經濟思想。對這些共產黨死木頭的終極目標,當然是讓他們自然凋零,學校已經不給他們錢辦研究所或是請新教授了。

這種tenure造成禍害,極端的例子當然還有,敝校最近因為州政府沒錢,打算把號稱培養革命份子的Community Studies系給砍掉。我是很好奇學校是否真得辦得到,畢竟他們是把教學生如何組織革命運動列為必修的系啊!

我對tenure的立場一剛始是和Steven Levitt一樣,也就是,有本事的人幹嘛需要這種東西(待續)。

4/27/2009

二流的歐元

4/28/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很多國家不滿外匯存底得放在美國公債,認為美國過去的不負責任造成金融危機,現在的不負責任會造成未來美元貶值,所以主張全球應該有新的貨幣取代美元。但其實現在已經有一個貨幣,不但是人為造出來對抗美元,而且也看來運作良好,那就是今年剛過十歲生日的歐元。如果中國人民銀行不高興滿手美元外匯存底,得受制於人,為什麼不轉手賣出美元,買入歐元,好好懲罰一下美國人?

歐元區現在很像圍城,外面的想進來,裡面的想出去。冰島銀行崩潰之際,冰島人恨不得身在歐元區,有大哥保護。現在的東歐國家,如匈牙利也是希望趕緊獲准進 入歐元區,而避免一場貨幣危機。另一方面,在裡面的像是義大利和西班牙,失業率節節上升,非常希望歐洲中央銀行利率再降,或者是放寬財政赤字上限,讓他們可以好好救一救經濟。過去可以靠里拉貶值救出口的義大利,尤其恨歐元的僵硬沒彈性,也是最有可能第一個離開歐元區。

哈佛大學教授、雷根總統時代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費爾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今年的美國經濟年會重申十年前他對歐元的看法,他對歐元有一針見血的評論。他認為,第一,單一貨幣減少貿易成本所帶來的好處,遠不及單一貨幣會造成的高失業率和高通膨。第二,歐元的成立是以政治為目的,而不是從經濟出發。第三,歐元會造成歐洲內部還有和美國間的衝突。

軍事強國佔盡優勢

因為要保持貨幣的價值,歐洲中央銀行得強加非常嚴格的財政紀律於主權國家之上,並維持各國一致的利率水準。但各國之間差異很大,德法可以遵守財政赤字上 限,並容忍高利率,西班牙和義大利則不可以。歐元下,誰是贏家,誰是輸家馬上分曉。也許有人說美國各州也不一樣,還不是有同樣的聯邦政府和聯準會?但美國 人在各州間可以自由往來,也說同樣的語言,加州失業率高,大不了搬到德州就好。失業的西班牙人可以隨便就在隔壁的法國找到工作嗎?歐元區看來是有一場無形 的內戰要打。

費爾斯坦指出,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時,美國人強迫英法兩強放棄對蘇伊士運河攻擊時,德國總理艾德諾(Conrad Adenauer)在巴黎對充滿挫敗感的英法政府要員說:「英、法兩國永遠沒辦法強到像美國或是蘇聯那樣,德國也不行,只有歐洲統一才有辦法。」歐洲後來真的走向統合這一條道路,統一的貨幣當然也是步驟之一。所以從始到終,歐元就是為了對抗美國單極強權而生,也將會為了和美國對抗而存在。

但為什麼金融危機到來時,全球投資人還是蜂擁至美元國債?投資人是現實的,放眼望去,什麼國家的軍事實力比得上美軍的船堅砲利?什麼貨幣比美元安全?歐洲也許是經濟、文化上的巨人,但是各國的歧異,讓歐洲人只能做政治、軍事上的侏儒,也注定歐元在可見的未來追不上美元的地位。至於日圓或是人民幣,當然更不在話下。

4/20/2009

哺乳動物

上期的The Atlantic Monthly一篇文章,檢討餵母乳運動,在美國引起廣泛討論。主要就是一個已經連續餵三個小孩母乳的母親,突然覺得成本效益好像不對,又對其它餵母乳母親的義正嚴詞給弄得很不爽,於是認真坐下來,分析為什麼餵母乳會變成運動,然後為什麼這個運動其實對母親,尤其是還想工作的母親很不好。

先說我的看法,餵母乳本身是好的,但是任何一件好事,都得讓身處其中的人,自己衡量利弊得失。小孩成長的過程是很漫長的,父母絕對無法把每一個科學上證明有好處的東西給自己的小孩。既然絕對的好處是做不到的,我們也只能在局限下,把能做到的做到。所以今天如果因為母親得親餵母乳,而把工作搞砸,反而沒辦法給小孩其它的物質需要,你還會強迫人家一定得餵母乳嗎?

Hanna Rosin是以色列出生的猶太人,她的母親是用奶粉把她養大的,所以對這些新時代婦女的餵母乳運動,她母親是很不以為然的。我在很多上一輩的人之中,也看到很多這樣的態度。以前的台灣和以色列或是美國一樣,有辦法、為小孩著想的母親是用奶粉的,因為科學進步了,奶粉號稱可以提供比母乳更多的養份,而且讓母親可以把時間作更好的利用。所以餵奶粉一度也是像現在餵母乳一樣,是很流行的運動。

但現在很多號稱科學的證據指出,母乳其實有很多好處是奶粉沒辦法提供的,比如說喝母乳的小孩比較少過敏,喝母乳的小孩長大比較不會肥胖、喝母乳的小孩的認知能力比較好等等。Rosin在偶然的機會下,發現這些所謂的科學證據,居然並沒有可以支持這些結論的研究。她看了很多醫學期刊,也問了很多醫生,發現所有的科學證據都沒辦法支持母乳比奶粉對小孩好(除了喝母乳的小孩比較少烙賽這一點是有很強的統計資料支持)。

岔個話,Rosin其實非常適合唸經濟。她其實是在探討我們經濟研究裡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也就是辨識因果關係(identification)的問題,一堆小孩有喝母乳,和另一堆小孩只喝奶粉,我們怎麼知道這兩堆小孩所顯現出來的結果,如過敏兒比例、認知能力等,是由喝母乳造成的?也許第一堆小孩的母親比較有錢,給了很多其它的營養,或是住的環境比較好也不一定。除非把兩個一模一樣的小孩,給一模一樣的環境,一個餵母乳,一個吃奶粉,進而比較結果,我們才能下母乳比奶粉好的結論。但這樣是不可能在現實環境裡做得到的,就算一個媽媽給第一個小孩吃母乳,給第二個小孩吃奶粉,我們也是不能直接比較這兩個小孩,而下任何結論。先不論兄弟姐妹的基因就已經不同了,母親的教養方式也是不一樣的。有小孩的人都會告訴你,第一胎的戰戰競競,到第二胎就已經變成隨隨便便了。

這是看任何醫學研究都得小心的地方。但至少餵母乳並沒有比吃奶粉差,這一點也是統計上無法辯駁的。所以Rosin提出這個很大的問題,到底值不值得讓母親犧牲這麼大,來換取這些可能,但是不是很驚人的好處?她對於婦女解放運動,走上這一步感到很不可思議。她甚至懷疑,餵母乳運動很像是吸塵器,你以為吸塵器的發明幫助了婦女,但其實只是讓婦女做更多的家事。同樣的,餵母乳對小孩好的大帽子一扣,母親的手同時也被綁住了。

說到這裡我就忍不住想罵左派。所有的好事,被左派一碰,馬上就教條化,馬上就你不做你就撿角了。我對空瓶回收,認為是很好的事,我也會把家裡的水瓶、酒瓶一個個收好拿去換錢,但如果你強迫我得回收瓶子給你看,證明我愛地球,我就會想找機會亂丟空瓶。本來餵不餵母乳是母親自己的事,連父親都插不上嘴,現在你們這些左派把它搞得像是罪大惡極,如果你不親餵的話。不但那些貧窮的人家,想要餵奶粉,讓父親也幫忙分擔,然後自己去做事,現在也不敢了。更可怕的是,很多名人,什麼事也不用做,到處去說嘴「我親餵母乳,我對我小孩多好」,管你們其它人是不是要討生活,你們就是不道德。

美國這個餵母乳運動搞得很誇張,奶粉比酒還可怕,酒還可以在夜間時段打電視廣告,奶粉是什麼時候都不准。台灣現在應該還沒有這麼嚴重,但是小心,當那些名模和好萊塢女星一樣,到處宣揚自己多愛小孩,都親餵母乳的時候,媽媽們就得做好天人交戰的準備,左派大帽子一扣,你想躲都躲不掉。

4/17/2009

經濟學人

有次去一個台灣人家裡,因為大家都還不太認識,就會有一些試探的行為發生。不知道為什麼,這對夫妻突然就在大家面前拿出經濟學人來翻。然後突然就看向我這邊,很自然地,我說我沒有看經濟學人。他們就很詫異,問我為什麼?唸經濟的怎麼沒看經濟學人?我只能苦笑,因為「字太多」。

希望這一篇出來後,認為經濟學人字太多的人,也可以勇敢「出櫃」,不要怕!

4/10/2009

越管制錢越多?

看意識型態咖啡館滿到流出來的波蘭醫生討論,讓我不禁感嘆,敢和醫生正面對幹的,畢竟還是只有我們經濟學家啊!

那麼多的論點,我也不知道從何切入,不過一個問題倒是引起我的興趣: 「為什麼在健保管制下,醫生的收入還是很高?」

最簡單的回答是,管制下當然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更何況負責管制的不正是這些醫生大人嗎?

如果還是要市場經濟有部份功能,管制行為大抵是從價出發。以有全民健保的國家來看,醫療服務市場是設定價格上限(price ceiling),如果設定的上限價低於市場成交價,供給低於需求,想看醫生的人量超過願意看診的人量。但是因為無法逼迫人不看醫生,於是就得配給(ration),排隊這種方式是最常見的配給。所以英國、加拿大這些健保發達的國家,排隊看醫生是常態。

但是除了少數大牌醫生外,台灣並沒有出現大排長龍看醫生的現象。所以我猜測現行體制並不是採用價格上限來分配資源。我的假說是,因為負責管制的人是醫生,所以對醫生醫療服務的需求曲線其實是垂直的,也就是沒有任何價格彈性。健保有總額給付沒錯,但是醫院經費受限的時候一定先砍醫生以外的項目,如護士、行政人員、硬體設備等。所以在短期內,只要有病人,醫生收取費用是任意的。所以醫生收入最後是取決於醫生的供給,供給曲線向左移的話,醫生收入就提高了。我想這是為什麼台灣醫學生這麼討厭波蘭大夫的原因,你們讓他們沒法把供給曲線向左移了嘛!

但其實不管是價格上限也好,總量管制造成的垂直需求曲線也好,長期而言對醫生這個行業都不是好事。價格上限當然會限制醫生收入,所以英國、加拿大這些國家的醫生地位已經下滑不少。那台灣呢?醫院擠壓醫生以外資源的空間畢竟有限,一直砍肉,砍久了也會傷到筋骨,總有一天垂直的需求曲線,不是回歸正常,就是向左平行移動,醫生收入的成長一定會比社會其它專業人士的收入成長緩慢,甚至負成長。還是回到一句老話,計劃經濟才是台灣醫生的敵人,千萬不要飲鴆止渴啊!

4/08/2009

百年不變

今天王建民要登場了,和大家分享一下,棒球百年不變的事情:

教練永遠嫌投手不夠;選手永遠覺得裁判判錯;球團老闆永遠不願承認賺錢。

來源: Roger Kahn, "The Boys of Summer"

原文: No manager ever though that he had enough pitching, no player ever thought the umpire was right, and no owner ever admitted to making money.

4/07/2009

黑媽媽

在美國,支不支持人民有攜帶武器的自由是分辨是不是右派、保守派的一大指標。攜帶武器叫bear arms,和裸露手臂bare arms唸起來一樣,所以最近有人開玩笑說,第一夫人的服裝展示,其實隱約透露她是右派。原文如下,來自華爾街日報Peggy Noonan的專欄。

She continued to signal a secret conservatism by demonstrating support for the right to bare arms.

4/06/2009

醫生收入與醫療品質

我之前作的Medicare研究,其實是想探討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到底醫生收入好,醫療品質會不會比較好。假設我們用每個地區死亡率作醫療品質的代表,該地區的醫生收入中位數作為醫生收入的代表,我們可以簡單的跑回歸如下:

死亡率=A+B*收入+C

如果有數據的話,很容易就可以驗証B一定是負的,也就是醫生收入高的地方,死亡率會比較低。但是計量的第一堂課一定會告訴你,兩個變數的相關,並不能證明兩者的因果關係,所以我們不能說給醫生比較好的收入,我們就可以預期醫療品質會變好。

死亡率和收入很有可能是被一些躲在C裡的變數所影響,比如說環境品質,或是醫療設施等。如果不把這些變數也放入回歸分析裡,得到的B都是不準的。也許比較富有的區域,醫生收入比較高,當地的區民也比較對保健有概念,所以死亡率低。

也許有人會說,那把所有找得到的變數都放進去,不就能得到沒有偏差的估計,也就能得到因果關係的論証?但問題是,我們沒有辦法找到所有影響死亡率的變數。這幾乎是所有做實証經濟(empiric)的人會碰到的問題。Freakonomics這本書裡,幾乎每一個研究都是用一個非常聰明的方法,來辨識(identify)出因果關係。我的Medicare研究,也是想找一個IV來辨識出醫生收入和醫療品質的因果關係。

一個乾淨的IV,要能人為地影響醫生收入,但和死亡率沒有直接關係。我們找到的IV就是和我之前提過的GPCI有關。

想像如果全美國劃成一大區,每個郡和每個郡間的醫生收入沒有差別,這當然可以提高鄉下醫生的數目,但也同時影響到城市地區醫生接受Medicare的意願,如此分法並不可行。那如果全美三千多個郡,每一個郡都有一個GPCI給付標準,那當然可以徹底依照郡的生活水準來給付醫生。但是問題又來了,因為給付標準的差異,很有可能造成一個郡完全沒有醫生,大家都跑到隔壁郡去看醫生了。所以照郡分給付標準也不可行。因此HHS最後把全美合成幾十個大區,小州自成一區,大州如加州,再加以細分。

不管怎麼分,總有些郡得合併成一區,這就是我們找到的乾淨IV。比如說我們所在的聖塔克魯茲郡,和比鄰的聖塔克拉拉郡,照理說應該生活水準差距不大,但是聖塔克魯茲郡卻被HHS硬劃到和鄉下郡同一區,而矽谷所在的聖塔克拉拉郡可以獨立一區。如此一來,聖塔克魯茲郡醫生的收入就被人為地壓低了。你可以把兩個郡想成本來是一模一樣的,突然一個郡的醫生收入被限制了,那兩個郡的死亡率差別一定是醫生收入造成的。這就是我們辨識兩者因果關係的方法。

我們跑完回歸發現,B還是負的。也就是醫生收入高的確可以降低死亡率,但可惜的是,因為我們的樣本不夠多,加上IV本身也會吹大標準誤差(standard error),造成我們的負值沒有統計上的意義。本來參與的教授想要重建GPCI來作RD(regression discontinuity),但他太忙了,沒法幫我拿到資料,我也轉向了,所以整個計劃還擺著。我有一份初稿,有興趣的人可以找我要。

回到波蘭大夫的討論,我其實有一篇舊文討論台灣的醫療體系:計劃經濟造成醫德淪喪。我認為台灣的醫療體系受日本殖民時代的影響太大,舉凡醫病關係,就診制度,還有醫生養成都不脫日本的家父式社會習慣,都是由上往下的精英先計劃,庶民再服從的模式。問題是,台灣是移民社會,日本大體上封建制度還殘留,和台灣是很不一樣的社會。我們理應走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而在日式社會裡,醫療服務不是用商品來看待,這是台灣醫療體系很大的一個問題。更慘的是,急就章的全民健保,讓台灣走上一條社會主義醫療的不歸路,我個人非常不看好未來台灣的醫療品質,雖然吃老本還可以吃個幾十年,但未來不改回市場經濟,必死無疑。

4/05/2009

波蘭大夫

有關於波蘭醫生衍生出來的醫生執照問題,在意識型態咖啡館後台已經討論得如火如荼,但有一些現象是台美兩地都是共有的,讓我寫出來也許可以幫助大家討論。

(1)城鄉差距
我寫過一項研究Medicare給付標準對醫療品質影響的報告。Medicare是美國給65歲以上老人的健保,是最接近台灣全民健保的東西。HHS會出一個巨大的表,規定每一項醫療程序給付多少錢給醫生和醫院,然後再根據各個地區的開業費用等訂定一個表叫Geographic Practice Cost Index (GPCI)來調整。生活水準高的開業費用當然要高,開業費用裡包含了護理人員、行政人員、辦公室租金還有醫生薪水等項。GPCI每三年一調。如此大費周章的原因當然是要確保醫生們得到合理的報酬,如果醫生沒有得到合理的報酬,在這麼自由的美國,他們大可以不收Medicare的病人,外面多的是私人保險的病人。也許你認為GPCI調整後,城鄉差距應該不見了,因為比較起來看病收入是差不多了。但問題是很多amenity,比如說小孩學區、城市文化生活、伴侶工作、還有城郊環境品質等因素,讓醫生比較願意留在城裡,一項研究 (“To Stay or Not to Stay: Factors Influencing Family Practice Residents’ Choice of Initial Practice Location,” Family Medicine, vol. 28 (1996), 214-219.)證實了這個看法。

所以HHS在國會壓力下,規定了鄉下county的GPCI下限。但依然沒用,鄉下還是沒有足夠的醫生。

(2)開放證照
美國因為有全球獨一無二的地位,很多人擠破頭也要到美國生活,所以美國人利用這個優勢,開放外國醫生移民。只要你通過考試,然後願意到偏遠地方服務二至三年,就取得綠卡,你就可以到美國各地去行醫。所以很多鄉下地方,全鎮只有一個巴基斯坦醫生,然後年限一到還留不住這個巴基斯坦醫生。還有現在在華人眾多的加州和紐約等地,都可以看到很多五、六十歲的台藉醫生,都是在七零年代左右,也是因為美國醫生不夠,移民法突然開特例,所以很多人在台灣唸完醫學院然後到美國受一、二年住院訓練而變成美國醫生的。

美國可以這樣搞來保護珍貴的醫生執照,同時兼顧鄉下醫生不足的問題。台灣可以嗎?現在這些痛打波蘭醫學院畢業生的台灣醫生,想要藉著把波蘭醫生變成蒙古大夫的代名詞來保護自己的地位,只能說是弊帚自珍的心態作祟,對自己能力一點也沒信心。有人願意給波蘭大夫看病,關你屁事?

4/04/2009

資源錯置的外交政策

4/4/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如果參加國際組織的目的只是讓台灣人在國際組織有代表,有發聲權,其實我們已經有一個參考對象,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只要向北京承認主權,什麼國際組織都 可以參與,香港人陳馮富珍還當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長,更好的是香港特區海外所有的外交、領務,中國使領館都代辦了,既省錢又省事。但是只要我們台灣人還 把主權看得重,辦外交就不能走這條路,而是得謹慎地用每一分錢,小心地在美中大國間取得平衡。在這個邏輯下,馬政府傾全力以突破世界衛生大會為目的,對於包含金錢和國家主權在內的有限外交資源,並不是作有效的利用。

以下的論點可能從事公衛工作的人士不會贊同,但卻是對國家有利。全球化下,人員往來非常快速,傳染病的散播不容易靠封鎖國界阻止,用經濟學的話講,就是傳染病有很強的外部性,一個國家的本土產疾病很容易就傳到鄰近國家。看當年SARS就知道,不管我們台灣一開始管制得多好,SARS還是在國內散播開來。外部性的特點就是,國際組織不管我們是不是會員,都得幫我們一把。不幫我們,也會害到他們自己。所以既然世界對我們不仁,我們也不用太在意是不是對世界不義,真要有事,世界衛生組織還是得對台灣伸出援手。

游說先進國較有效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疾病是台灣本土產的,最後被國際社會封島怎麼辦?如果我們無法把疾病散播出去,讓其他國家感同身受,但同樣的全球化下,國際新聞也是散 播很快,以歐美日等國家對人權的重視,有可能眼睜睜地看著二千三百萬人受苦嗎?當然這些是比較極端的說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還可以獲得其他資源,比如說平時的人員訓練交流等等。但先不論國際多邊組織是不是有功效,這些資源值得我們拿國家主權去換嗎?說實話,如果要公衛資源,和美國的疾病管制局交好,會有更 大的效果。

把錢花在美國的疾管局比花在游說世界衛生組織,或是把主權讓渡給北京,是更有效的利用外交資源。同樣的邏輯也適用在聯合國身上,與其花大錢請友邦聲援入聯,然後整天哭喊被中國打壓,不如把錢花在先進國家的國內政策游說上。 之前日本、英國讓台灣人免簽入境的友好措施,對台灣人的貢獻比什麼入聯公投更大。

如果真的要加入國際組織,取得國際合作的資源,加入所謂的富人俱樂部,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要來得容易也重要。容易是因為中國不是會員,干擾比較小。重要是因為富國之間的往來,很多是透過這個組織。更重要的是,OECD 會員是國家地位的象徵,只有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國家才有資格參與。南韓已經是會員了,我們當然更有資格參與。

4/03/2009

學界小八卦

之前教發展的年輕教授是普林斯頓畢業的,他和我們講了幾個普林斯頓的八卦。

系主任Christina Paxson以前博士論文答辯時找了個外系的口試委員,是個男的。如果作發展研究的就知道,很多研究的發現都是女性顯著,而男性無。比如說micro credit的窮人銀行,只借給婦女。Paxson就一個表一個表的講她的論文,每一個都是女性變數的系數有統計上的意義,而男性沒有,也許是她講的口氣有什麼問題,那個口試委員居然氣起來,懷疑她有性別歧視,當場吵了起來。

教訓: 口試委員固然要找一些外行的比較好過,但也不要找個脾氣大的。

另外,有一個助理教授叫Taryn Dinkelman,是密西根大學畢業的。雖然密西根大學到普林斯頓不是不可能,比如說最近被評為年輕經濟學家第一名的Marc Melitz,就是從密西根到哈佛,再到普林斯頓。但是Dinkelman做的東西並沒那麼出色,我同學就問憑什麼她可以?我們老師就說,大家都知道她拿不到tenure,連她自己也知道,當初她被錄用時就知道是這樣的安排。原來是發展的真正大牌Angus Deaton累了,不想教學了,所以找個人來只教個幾年,頂一頂。

教訓: 如果我是她,我也會拿這個工作。先不管六年是個很長的時間,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重要的是,拿個在普林斯頓教書的經驗,什麼工作找不到?也許說不定在普林斯頓久了,人的智力也被升級了也不一定。以前Samuelson喜歡問被挖到MIT的新近教授,有沒有發現證明定理的次數變多了?研究環境的spillover是花錢也買不到的。

3/31/2009

IMF之僵屍復活

一年多前,IMF的經濟學家Bob Flood來系上講話,給一些正在準備IMF面試的畢業生意見,我那時剛考完口試,也去聽了。非常奇怪,Bob Flood居然問他們,IMF都要關門了,你們還來幹嘛?

那時候,IMF是快關門了沒錯,所有需要外匯援助的國家,不但不向IMF借錢,連已經借錢的國家,像是巴西和阿根廷,也紛紛提早還錢。你如果把IMF想成是一個大型銀行,你就知道錢借不出去有多可怕。所以IMF在那時也首度裁員。

誰知道才沒多久就風水輪流轉,經濟學家果然是靠危機生存的。華爾街日報今天報導IMF又變得重要的故事,看來百足之蟲,真是死而不僵啊!

不過之前人民銀行周小川講,要用IMF的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來取代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我還真不知道SDR是什麼東西。但有一點我可以確信,沒有比美軍更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後盾,但何想要取代美元的主張都是放屁。

3/28/2009

V型反轉

記者喜歡問張忠謀到底燕子來了沒,到底景氣回春了沒?張大師不喜歡給肯定的答案,所以讓小弟我來發一下言。

我認為這次的全球經濟危機會只是虛驚一場,V型反轉的可能性很大。兩個理由: (一)經濟學家從大蕭條學到不少教訓,看柏南克*怎麼做就知道。(二)中國得成長下去。第二點在我的舊文: 繼續借錢給美國消費

現在台灣電子廠接單變多,並不能說景氣燕子已經來了,因為有可能是前陣子客戶砍單太過頭,庫存一下少得太快,所以才會補急單。有些人喜歡到mall看看人氣,這也不準,因為實在沒有一個好的比較基礎。當然這也是我們要看總體經濟指標的關係。總體經濟指標現在當然是看那一個,那一個都不好,但是有一個東西是怎麼量都量不準的,就是信心。而信心正是脫離景氣衰退最重要的一個動力。

也許你會說不是有消費者信心指數嗎?但這個東西有太多的時間落差。現在你問每一個消費者,每一個人也都告訴你沒什麼信心,因為大家都是看一樣的報紙,聽一樣的新聞,當然會覺得沒信心消費。這是用調查作資料的很大問題。Steven Levitt在去年油價很高的時候講了一個例子,說明為什麼大家覺得汽油很貴是個問題。明明汽油消費只佔家庭總消費的一小部份,為什麼連政治人物都要大題小作?他說,假設你每天買優酪乳,超市裡都用超大的字體提醒你,今天優酪乳又漲了幾分,看多了,你也會害怕起來,也會覺得優酪乳不斷漲價是個大問題。這就是消費者信心指數不能相信的一大理由。

我也不知道怎麼度量信心問題,不過既然數據難得,我認為這時反而是看anecdote才對。Nissan說要在美國發15億美元的公司債,這是個很好的消息。因為這不但代表汽車公司有投資的準備,信心已經恢復,更重要的是,Nissan想發債,表示金融市場已經又動起來。看來聯準會的quantitative easing正在起作用。Quantitative easing簡單地說就是利率降到零沒關係,央行還是可以灑錢到市場,如果銀行拿到的錢不敢借給企業,寧可買公債放著,那央行就出手把公債買完,看你要不要把錢借出去,或者是用TALF這樣的機制,擔保公司債,讓銀行敢借錢。如果quantitative easing有用,那我們又回到我說會V型反轉的第一個原因,經濟學家的確有從歷史學到教訓,也就是說學經濟當然是有用的!

總之,Mark my word,如果景氣真的V型反轉,記得說聲「你厲害!」。當然,如果最後是L型發展,也記得來吐糟。

*Ben Bernanke應該唸柏南基,不過大家說柏南克,就柏南克吧。

3/20/2009

小心你的檸檬汁

NPR上有一個小故事,可以讓大家對官僚組織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有一個密西根大學的人類學教授,帶他的小孩去看底特律老虎隊的比賽。小孩吵著要喝檸檬汁,教授就到販賣亭去找,結果看到Mike's Hard Lemonade。可能是太脫離人世了,教授不知道這東西其實是酒(我喝過,甜甜的,一下就可以喝很多),就買給小孩喝。小孩喝了一點,被球場工作人員看到,一下麻煩就全到了。

首先,球場叫了救護車,直接把小孩送醫院。還好小孩的代謝快,體內已測不到酒精。但是政府社工人員來了,不准教授把小孩帶回家,得先送家扶中心。到處求爺爺告奶奶,終於社工同意讓小孩回家,但前提是只能和媽媽住,教授不得接近小孩。然後又是一連串的法律程序,法官又下了一大堆的命令後,終於父子可以團圓。但是教授已經快瘋了。

這個故事是說,人還是要多多接近塵事才好,一個不小心買錯飲料,就有可能家破人亡。

不,這不是真的教訓。真正的教訓是,在美國養小孩要小心,到處都有人在看,你碰小孩大力一點,就有可能被說成家暴,妻離子散是有可能的。

以上當然是開玩笑的,這個部落格叫普通人的自由主義,我們學到的教訓當然得和自由主義有關。教授經歷的過程當中,每個人都告訴他 I hated to do it, but I had to follow the procedure. 這就是官僚的本色了,我不喜歡這樣做,但是我得照規定來。Barry Schwartz很生氣,他認為當中只要有一個人有一點點實際的智慧(practical wisdom),沒有人得經過這樣痛苦而浪費資源的程序。小孩子誤喝了調酒,和父親蓄意讓小孩飲酒,有那麼難分辨嗎?

不要以為這些人沒有腦子,他們只是不想用,而且怕用了麻煩而已。所以規定讓官僚免於思考,而規定又是官僚組織存在的必要之惡,我們不用期待官僚會運用他們的腦子。為什麼規定是官僚組織存在必要之惡?政府機關存在的目的和私營企業很不一樣,民間企業有一個很簡單的目標,就是賺錢,所以衡量員工的辦法當然看績效,一翻兩瞪眼,沒什麼好講的。但政府機關是以一個很模糊的目的,「為民服務」作為他們的目標。這個很難衡量,但是偏偏他們又有權力,所以貪污和沒效率,是全世界公務員都有可能有的通病。要治療這個毛病,當然是要訂一大堆規定,把他們的手腳綁住。再不然就是民主國家的公務員,出了事,像是以前邱小妹事件,一定會被公幹到死,為了避免事件重演,只好再訂規定。這就是為什麼規定是官僚組織的必要之惡。

難到我們就註定要接受這些官僚組織的惡果嗎?有事上衙門,我們只能把皮崩緊一點嗎?不用的,我們只要不要給政府錢,讓這些衙門餓死,我們受的折磨就會少一點。這也是減稅這麼重要的原因,傅利曼教授告訴我們,減稅才是縮小政府規模的最好方法!

3/17/2009

到底有多高級(完)

郭冠英拍拍屁股回多倫多了,有人認為事情結束了,徒留社會裂痕而已。我認為蠻好的,這個事情讓社會吵一吵,很多事情都越吵越清楚。傷痕是要天天去看它,學著和它相處,而不是用衣服蓋起來就好。我認為很多以前社會不會用心討論的,像是種族歧視、言論自由和公務員倫理這些,透過郭冠英,很多人一下都清楚起來,沒什麼不好。

我想把這個系列告一個終結,想說經濟學家很了不起的一點。我們經濟學家的理論有很特別的一個出發點,就是人都是一樣的,人都是會在誘因下作出反應來最大化自己的utility。人或是社會之所以最後看起來不一樣,是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而讓人種或是社會走上不一樣的路徑。所以很多經濟發展的研究是在非洲做的,從來也沒有那一個經濟學家靠夭說非洲人怎麼代表人類這樣的話。

所以中國人和台灣人是一樣的。如果你真的有辦法找出中國人和台灣人在一些變數上的分布,比如說智力或是高級度,我可以打賭,平均值可以說是一樣的。我認為承認這一點是通往台灣獨立很重要的一步。你不能把台灣不屬於中國建立在台灣人和中國人不一樣的這一點。林瑪利教授的研究很讓人尊敬,但是這個不能拿來作為台灣獨立的基礎。

台灣要獨立只需要一個原因,台灣人要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樣就夠,我們要有美國獨立那時候的精神,就是這樣。我們不但不要仇中,反而要幫中,因為通往台獨的道路是經過北京,不是華盛頓。只有強大而自信的中國存在,台灣才有獨立的可能。

念大學時我對於魁北克要公投獨立很困惑。加拿大是進步的國家,我不認為講法語的人會遭到歧視,為什麼魁北克還要獨立?語言真的有這麼重要嗎?後來才知道語言真的很重要,國族的想像不能缺少一個共同的語言,像瑞士這樣是特例,連比利時都快搞得拆成兩半了,我們不要不相信語言會拆散一個國家。

台灣很不幸,外來政權強加一個外來方言在大家頭上。但是台灣又很幸運,因為這個強加的語言,變成了國語,而且這個國語不是最大族群福佬人講的話,是一個少數族群講的話。所以客家人、原住民可以接受這個國語,在語言上沒有被歧視的感覺。我們就這樣被糊在一起,所以那時郭凱說台灣未來的族群問題會很嚴重,我倒是不相信。除了語言已經統一了,不同族群間通婚更是常見,我看到的只是族群間的界限越來越淡。

新一代的台灣人會驗證我說的話。至於對郭冠英、石之瑜這些孤臣孽子,用同情心來包容他們可能比痛斥他們來得更好,更成熟。

3/16/2009

到底有多高級(續)

上一篇的重點是我們沒有任何的科學證據支持我們可以看到黑人就認為笨,聽到講台語就認為低俗,因為我們不但不知道笨或是低俗的分布,更不知道和你面對面的人是在分布曲線的那一端,所以什麼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錯誤即在此。評論一個人,一件事,都還是得聽其言,觀其行才是。話說到此,就讓我們聽其言,來判斷講下面那一段話的人有比較嚴重的種族歧視。

「我把你們當人看」和「我是高級的外省人哦」

很明顯地,前者比後者嚴重更多。唉。

我記得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有一次很得意地向記者說台北市要推affirmative action,要保障少數民族就學權。每次聽馬英九落英文,都讓我很有看中時駐美記者傅建中文章的感覺,除了教大家粗淺的英文字詞,到底重點是什麼?我從來都搞不清楚,後來看到傅建中寫的就直接跳過去。這是英文很好,但沒辦法哲學思考的人的通病。

以前加大也有affirmative action,保障黑人和拉美人的高等教育受教權,規定多少名額得給這些少數民族。這個立意是出於因為社經地位低落,少數民族得靠人拉一把,讓他們可以和白人在一樣的起跑點,也希望藉此讓少數民族得以翻身,而進入一個良性循環。但是後來被加州居民公投廢掉了,所以現在十間加大,每一間都像Chinatown,亞裔都不成比例地多。

Affirmative action是個很嚴肅的問題,從一個會講出「我把你們當人看」的人嘴巴出來,你除了搖頭,大概也只能嘆氣了。假設你是一個頭腦很好的黑人,你憑著本事考了SAT滿分,進了柏克萊,如果還有affirmative action,你認為別人會怎麼看你?你還不是靠保障名額上的!所以有本事的少數民族並不希罕affirmative action。

重點還是要回到我說的分布的問題,既然你不知道面對的人是在那一個落點,你就直接看那些他能不能在這個學校表現優秀的條件,SAT成績,或是科展得獎不是比膚色來得準確?同樣的,在NBA打的好的白人,他會希望你認為他是靠保障名額在NBA出頭的嗎?像職業運動這種赤裸裸地靠市場運行的地方,和軍隊一樣會是最早擺脫種族歧視的地方,因為沒有人會和生命或是和錢開玩笑啊,能打勝,或是能像Jordan一樣灌籃更重要吧。

前幾年幾個白人高中生被密西根大學拒絕入學,憤而提告,指控affirmative action違憲,一路告到最高法院。最後大法官O'Connor寫了很有名的判決,大意是說提昇少數民族地位很重要,但是不能用膚色決定誰來入學,所以日後任何公立學校要保障弱勢族群,得用收入或是家庭狀況來進行,不得用種族作為唯一標準。O'Connor法官的判決,是你們這些隨口講affirmative action的人所懂的嗎?

更可惡的是心裡想的是「我把你們當人看」,卻拿保障少數民族的口號來消費原住民。誰來處理一下?

3/15/2009

到底有多高級

大家都在討論郭冠英有多高級,讓我來講一個跟統計有關的問題。

以前哈佛的校長桑默斯,是財務領域的大牌,但是他講的一段話,最後把他的哈佛官位給搞掉了。他的大意是這樣的,他說為什麼女性在科學和工程領域裡的人不成比例地少,他認為和男女的天生能力有關(intrinsic aptitude)。話一出,馬上被女性主義攻擊到體無完膚,餘波仍然盪漾。不久前,加大戴維斯分校想邀請桑默斯演講,消息一出,很多女教授立刻連署要求校長撤回邀請。聽說奧巴馬原來是要請桑默斯回鍋當財長,也是怕被女性主義者訐譙而作罷。

可是呢,去年夏天,Science雜誌的一篇研究,竟然還了桑默斯一個公道。我跟學生講這個研究是說,男女的數學成績的平均沒有差別,但是男生的分布比較散,也就是說,有比較多的聰明男孩,也有比較多的笨男孩,但是平均下來男女沒有區別。我不知道談論這樣一個科學問題,桑默斯怎麼就這麼倒楣。下面的圖是我自己畫的,大概紅的就代表男生,藍的就代表女生。














我跟學生說完這個研究後,通常會補充說,我們可以據此來下結論說你比隔壁的男生聰明還是笨嗎?當然是不可以,你怎麼知道這個人是落在曲線上的那一點?

回到郭冠英的問題。先不管怎麼度量「高級度」,假設我們可以劃一個「高級度」的分布圖。首先,我們不知道有郭冠英基因的那種人,是不是比我們一般台灣人的平均值高。再者,假設有郭冠英基因人的高級度平均值比我們的平均值高好了,我們怎麼知道郭冠英是落在曲線上的那一點呢?況且,照范蘭欽(也就是郭冠英和他的朋友)寫的文章看來,他們的高級度平均值要高好像蠻困難的。

這位網友的說法,不管郭冠英那種人的平均值在那裡,他本人的高級度肯定是在圖的很左邊。

3/14/2009

What are you doing?

上週一個日本訪問教授問我有沒有看WBC,我說沒有,但是太embarrasing 了。他就說:

What are you doing?

沒錯,我們的國手們,到底你們在幹什麼?

有關於怎麼救台灣職棒,請看我的舊文,企業經營,不利職棒發展

以前有個好像是La New熊的網路論壇,有些人好像誤解我的文章,現在順便解釋一下。私人擁有不是說球團老闆不能成立公司來管理,私人擁有最重要的就是不是上市公司的一部份。我當然知道洋基老闆還有其它的事業,有些也有可能上市,但是擁有洋基球團的公司,一定是史坦勃納家族控制,不是得向其它股東負責的上市公司。你說兄弟象是洪氏家族所有,很抱歉,兄弟象是兄弟飯店的,不屬於他們洪家的。

重點是職棒要像命一樣來經營,而上市公司就是做不到這點。

3/12/2009

很好笑

中國時報報導:

另外,廈大校長朱崇實則表示,「因為有了簡體字,使得中國文盲的人數迅速下降,讓人們識字、認字方便了許多」。他並以和台灣交流的經驗說,「在認字這方面,在最偏僻的農村,我們在掃盲方面的工作做的比台灣還要好」,「在台灣南部一些偏僻的鄉村裡面,我們到那邊去,感覺到他們那裡的一些農民、一些底層的人士識字還不如大陸。」

我認為很好笑。照樣造句:我看到一些中國的高級知識份子,講的話好像沒唸過書一樣,我認為是簡體字造成的。

英文有句話說 ,The plural of anecdote is not data. 也就是說個案的複數不等於數據。你看到再多的台灣農村的文盲,也不能說中國的掃盲比台灣成功,況且這還和我們一般的認知相反。

3/11/2009

請放了彭總裁一馬

3/12/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中正大學的王釗洪教授在中時寫了篇反駁,連結在此。)

政府高層最近在媒體放風向球,試探用外匯存底救經濟是否可行。正好中國經濟學界最近也在討論是不是要把外匯存底分一分,救一救經濟。不知兩者是否關連,但可確定的是,點子是一樣亂七八糟。還好我們中央銀行步伐穩健,沒有隨政治人物起舞,令人讚賞。但為讓政治人物清楚知道外匯存底的本質,我們還是得了解到底外匯存底能不能用。

先了解一下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外匯存底屬左邊的資產項。以台灣而言,通常外匯存底來自於出口商賺來的美元。好比華碩賣了筆記型電腦,賺了美金,但是要 付員工和上游廠商台幣,於是華碩把美金交給央行,換台幣放著。在央行的會計裡,資產項多了外匯存底,但負債項則多了台幣,因為所有在外流通的台幣都算央行 的債務。

當然資產和負債不會一樣多,差別就是股東權益。央行股東權益當然是政府的,或是屬於全國人民。有時候美金跌造成央行資產減少,這時就得記一筆調整到股東權益,資產負債表兩邊才會平衡。如果了解了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討論分外匯存底就容易了。 若央行把外匯存底拿去買了石油,再把石油運到台灣,發給國民一人一桶,就可以把外匯存底用掉了。帳面上,央行的資產減少,但同時股東權益也得減少,兩邊平衡。

不如印新台幣較快

如此看來,把外匯存底花掉是有可能的。金融海嘯前盛行一時的主權財富基金,其實也是在花外匯存底,因為成立一個主權基金,央行其實是把資產讓渡到另一個政府單位,股東權益也是得作減項。

現在在中國吵得很兇的是北大張維迎的方法。他認為把中國美元外匯存底的一半,也就是一兆美元,直接發給國民,可以救經濟。但在央行帳面上該怎麼做?在資產負債表的左邊得記資產減少,右邊則得記股東權益減少。這樣的作法的確可以還富於民,但是說用美元救經濟,那可就不通了。假設我們央行也這麼做,我們人民要如何花美元?只要人還在國內,還是得把美元換成台幣。找誰換?當然還是找中央銀行。搞半天美元又流回中央銀行手裡,如果不計那些有辦法直接花美元的人手裡的美金,我們的外匯存底又會回到原來的數目。但是這時候增加了什麼?當然是在外流通的新台幣,姑且不論貨幣供給增加造成通貨膨脹問題,這麼大費周章,還不如直接印新台幣來發不是較快?

總之拿美金外匯存底救經濟只會造成通貨膨脹,就算是到國外買東西回來發給國民也一樣,過多的物資在市場流通就是會造成通膨。更嚴重的是,在外交上孤立的台灣,沒有這麼一大筆的外匯存底作保障,金融危機時,我們可是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的奧援。所以還是請政治人物高抬貴手,放了彭總裁,也放了台灣人民一馬吧!

3/06/2009

ECFA的虧本生意

3/7/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經濟學家間少有共識,但自由貿易是多數經濟學家共識很高的議題。因為國際間比較優勢分工還有克魯曼所講的經濟規模等理由,自由貿易對總體國家經濟發展有利,但是因為不容易把國家增加的社會福祉,合理地分配到在自由貿易下受害的民眾,自由貿易從來就不只是經濟問題,更多時候是個政治問題。

雖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民主黨的柯林頓總統時代簽定,但是偏左的民主黨要求廢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聲音始終很大。在工會的壓力下,奧巴馬在初選時,用很民粹的語言,主張重新思考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必要性。同樣的,希拉蕊也在初選時反對美國和哥倫比亞簽定自由貿易協定。但是政治人物私底下,對議題的看法總是比檯面上理性,所以奧巴馬私下派他的首席經濟顧問到加拿大安撫加拿大人,希拉蕊也讓競選總幹事和哥倫比亞外交官交心,讓這些人知道選舉語言和當家後的政策 是不一樣的。

幸或不幸,我們的馬總統認為選舉語言和政策應該一致,所以和中國的貿易協定一定得簽,不得跳票。從理論上說來,自由貿易協定當然是越多越好,貿易障礙當然是越少越好,以台灣人的彈性,不管和哪一國簽對台灣都好。除非政治問題帶來的成本太大,大到把經濟上所獲得的完全抵消了。

先不論和中國簽協定所涉及的主權問題所帶來的成本,任何自由貿易協定都得做好照顧降低關稅後會受害的民眾,看著當年加入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貿易組織)後,政府到現在仍然不能完全處理農地及農民的問題,馬上又要讓中國農工產品長驅直入,社運不起來才怪,國內不先大幹一場才怪。如果只是和中國要,而不給,那潛在的成本更可怕,不是說不用錢的東西最貴嗎?總之,政治成本實在太高了。而經濟上的好處有這麼多嗎?

獲得共識再簽也不遲

馬總統認為東協加一的實施,讓我們有簽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虧本生意的必要。一則是我們的產品才能和東南亞國家在中國市場競爭,一則是我們以後和他國簽自由貿易協定的大門就開了。兩個理由都太弱了。台灣主要貿易競爭對手從來就不是東南亞國家,要保持競爭力,和美國簽自由貿易協定更為迫切,因南韓已經快做到了。另一方 面,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彼此才是處於競爭狀態,東南亞十國被新加坡押著簽東協加一,兩個經濟區塊間大吵一場是指日可待。我們都還沒看出東協加一的端倪,馬上就拿這個來作為簽ECFA的理由,實在是太急促了。另外說CECA(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簽了,中國就會讓台灣和其他國家自由地簽貿易協定,不知這結論從何而來。再說一次,自由貿易協定從來就是政治問 題,如果台灣官員一再說ECFA的虧本生意簽了,其他自由貿易協定就沒問題了,我們就不得不懷疑不是官員太天真,就是馬總統已經和中國取得共識。不管是哪一個可能,政府官員都有把事情說清楚的必要性。

全球自由貿易是全人類都得努力的夢想。雙邊協定像是ECFA的虧本生意,多邊協定像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到底是通往全球自由貿易的墊腳石還是絆腳石,學界和實務界都還有很多爭論。衡量成本和收穫,我們還是應謹慎一點,守住WTO的架構,先靜觀東協加一的變化,在獲得國內共識後再和中國簽自由貿易協定也不遲。

3/05/2009

大牌在吵架

我最喜愛的經濟學家Greg Mankiw又和Paul Krugman吵起來了。這一次Mankiw要和Krugman賭他的諾貝爾獎金。吵的事情,對不是學經濟的,尤其是不是總經專業的,有一些不好懂。讓我試試看能不能解釋清楚。

事情起因於奧巴馬的CEA(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出報告說,現在處於異常的經濟衰退,所以我們可以預期未來可以有異常的經濟成長,這也是為什麼白宮把未來經濟成長編這麼高的原因。Krugman和Brad de Long這些人認為,這些是想當然爾,因為現在經濟體系有太多的閒置產能,所以只要財政擴張後,閒置產能恢復,高速成長是必然。

Mankiw的觀點是技術性的,但我認為他是對的。GDP一般相信是trend stationary,也就是說有一個自然成長的趨勢,但是短期會在這個趨勢波動上下,Krugman也是根據這點來主張,衰退後必有成長。但Mankiw和財務學裡的另一個大牌John Campbell認為GDP應該是trend unit root,一樣有一個自然成長的趨勢,但是短期的波動,無法預測,是隨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走回到自然成長的趨勢。所以看到目前的嚴重衰退,我們不能說明年一定會大幅成長,雖然大幅成長一定會來,但是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所以CEA可能太樂觀了。

如果這些不好懂,我用一個天氣的例子來講。假設說我們知道台北平均一年有一半時間出太陽,一半時間下雨。在一連下過一、兩個星期的雨後,我們知道晴天一定會來,但是我們不能看著一、兩個星期連綿不斷的雨天就說明天一定出大太陽。

理論上,unit root或是stationary用時間序列的計量方法是可以知道誰是誰非,但可惜的是他們吵的是expectation,這就不容易取得測試的共識了。Rational expectation可以試,但我們怎麼知道沒有forecast error?所以這一架肯定是吵得沒下文了。不過Krugman這一、兩天到是安靜了,也不知道是認輸了,還是覺得沒意思了。

大牌吵架,我們當然看熱鬧看得起勁。雖然雙方都還是像君子一樣,不過我們還是可以聞到一些很personal的火葯味。比如說,Krugman和De Long都用sigh這樣的話來評論Mankiw的結論,彷彿是說,你都幹到這麼大了,怎麼還不懂,非常condescending。我很討厭討論事情的時候,用這樣的態度,比如說有人說我的文章像小學生作文,非常天真浪漫,我也會很生氣。如果要評論寫的那一點不對,就直說,沒辦法評論就先把對手降一級,不屑比評,實在是很低的招數。但是Mankiw也不客氣,他和Robert Barro兩個都說,Krugman是搞國際貿易的,總經是外行,只差沒叫Krugman閃一邊去而已。說實在,我也不喜歡這樣討論事情,如果不能就事論事,什麼都只能讓特別領域的專家發言的話,我們經濟學家應該被趕出很多的場合才對,還說什麼imperialism。

3/03/2009

吉利富豪

中國的吉利汽車說要買Volvo,歐美的豪華汽車品牌又一個要落入開發中國家手裡。上一個印度的Tata買積架,我也不知道他們整合的如何,也不知道積架是賣得更好還是更差。不過這些人,加入了一大堆夢想用歐美大牌來全球大跳躍成長的公司,像是明基買西門子手機,聯想買IBM筆記型電腦這些。這些人可能從來沒聽過股神巴非特講的這段話,「如果你讓第一流的經理人和最末流的產業對決,很少是第一流的經理人贏。」

只可惜了一個富豪品牌,想當初,Volvo在台灣是把自己當雙B來賣呢!

2/27/2009

肥佬黎

華爾街日報昨天報導黎智英要在台灣辦電視台的新聞。有一些話很有意思,比如說他講台灣的電視新聞沒有國際觀,很provincial。真是一點都沒錯,雖然沒什麼希奇。講台灣電視新聞沒公信力,很地方性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提到的一點,可能很多觀察家都漏掉了。他說他可以成功,因為他知道如果新聞媒體專作為中國的傳聲筒(China's mouthpiece),台灣的觀眾肯定會背棄你。

對那些鄙視肥佬黎品味的知識份子,還有對肥佬黎充滿陰謀論的民進黨,黎智英(甚至是金溥聰)的格局比你們不知高上多少倍。所以我的稿都只投蘋果日報。

舊文重貼: 電視新聞經濟學。我這篇2007年的分析的最後,就有提到破壞性的經營者來改變台灣電視新聞生態。當初投稿時就提到希望黎智英的壹傳媒扮演這個角色,但最後這句話被編輯刪了。刪了沒關係,黎智英來了就好了。

2/25/2009

給你錢請你走

昨天報上說,美國運通實施一個新的方案,請那些餘額很多,但都在循環利息,也很少在刷卡的卡友走路。如果願意把卡戶關了,美國運通給你三百美元。這是卡公司很大的一個轉變,沒多久以前,信箱裡還一大堆垃圾郵件,要你辦卡,餘額轉戶享有低循環利息,現在反而不歡迎會欠卡債的卡友了。

這個消息有兩個層面的意義。第一,金融公司真的很不好,連會繳息的客戶,卡公司都會怕,呆帳的情況可能比想像中還嚴重。第二,美國企業的彈性真得很驚人,改變的速度也超快。所以那些想要政府多管管的人得想清楚,讓政府管了,會不會還有這樣的彈性。彈性才是快速走出景氣陰霾的王道!

2/13/2009

繼續借錢給美國消費

2/14/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原題「全球景氣復甦之道」

雖然美國參議院通過了高達7890億美元的刺激景氣方案,但對於全球景氣是否能在一、二年內復甦,多數經濟學家是悲觀的。國際貨幣基金會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羅格夫(Kenneth Rogoff)和馬里蘭大學任哈特教授(Carmen Reinhart),研究過去已開發國家的金融危機後指出,雖然在所有的金融危機之後,景氣一定會回到危機前水準,但是恢復期會是令人痛苦的長。以失業率 來看,金融危機之後,失業率將會持續上升約五年之久。對照目前情況,美國都還走不到一半的路,未來苦日子還多著。

促進開發中國家發展

但歷史畢竟是歷史,我們開車畢竟不是看著照後鏡開。人類不但會從過往經驗學到教訓,比如說從大蕭條的經驗,聯準會知道銀根該鬆不該緊;而且這次的全球金融 海嘯,很大的一個程度和過去的金融危機不同,拿過去的歷史來硬套,恐怕也不甚準確。所以對未來悲觀固然是人之常情,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未來希望仍在,不 要為了悲觀作出以後會後悔的事。

很多人都很膝射式地指摘美式資本主義的貪婪是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但實情真的是這樣嗎?中國民眾痛恨中國人大量的儲蓄借給美國人花用後,卻搞出金融危機,要求中國政府不要再借錢給美國、不要再投資美國。但中國人借錢給美國,美國真的欠這個情嗎?

全 球經濟剛剛經歷了十多年的大榮景,經濟學家稱這些年的低通膨、穩健成長為大溫和時代(The Great Moderation)。這個大好時光是建築在一個各國之間未說出來的共識上,美國人消費開發中國家大量生產的商品,一方面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一 方面這些國家經濟成長帶來的過量儲蓄又回收到美國,維持美國人的購買力。有人說中國像是個裁縫師傅,不斷地借錢給客人買衣服。這個說法只對了一半,中國在 這個大溫和年代,獲得的比付出的多上很多,史所未見的經濟成長,讓數以億計的人民脫貧。而且,借錢給美國,不是施恩惠給美國人,而是中國自己不消費,手上 爛頭寸太多,看來看去還是船堅砲利的美國人最穩,而把錢存在美國。

廉價產品換經濟成長

本來這個共識可以繼續滾下去,滾到中國這些開發中的國家趕上了,消費開始增加,而接手美國作為全球經濟火車頭的角色。但是在大溫和時代,賺錢實在太容易 了,終究還是吹起了房地產泡沫,而泡沫的破滅免不了要破壞了大溫和時代的平衡。所以華爾街的奢華、貪婪,畢竟只是症狀而不是病因,如果只是頭痛醫頭,像奧巴馬政府民粹式地修理華爾街金融家,不但解決不了問題,更有可能把民間金融活力,未來創新的誘因給根除了,反而禍害無窮。

真正要回復景氣的方法, 還是讓各國經濟再滾回原來的共識,也就是中國等開發中國家繼續生產廉價商品給美國,換取經濟成長和美元,然後再借錢給美國人。當然這當中,中國要趕快發達 國內經濟,一方面擺脫對美國的依賴,一方面也負起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所有違背這項原則的政策,只會延緩全球景氣的回復,或是造成不可逆的傷害,像是美國 政客胡亂指摘中國操控匯率、提升保護主義的強度,或是中國的不理性指摘美國金融體系等,都是不應該的。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承擔中國經濟的崩潰,共產黨政權也不可能擔這個風險,聽起來相當兇險,但這也許就是全球景氣快速復甦的最重要關鍵:中國得發達下去才成。

2/09/2009

兩個笑話

兩個在報上看到有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笑話,聽說在華爾街很流行。

(1)
1949PRC建國: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1979改革開放: 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
1989蘇共垮台: 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
2009 金融海嘯: 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

(2)
社會主義: 先收歸國有再摧毀
資本主義: 先摧毀再收歸國有

2/03/2009

誰的危機 誰的轉機

2/4/2009刊登於蘋果日報

新科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教授在他最近的部落格文章裡,痛心地表示,為什麼有很多的第一流經濟學家,像是同為諾貝爾獎得主的貝克(Gary Becker)都一個個跳出來表示反對奧巴馬政府的拯救經濟計劃。克魯曼的傷痛感,很像一個小女孩在自己精心策劃的派對上,看著一個個自己很想往來的漂亮 女生,突然離席一樣的感覺。百年難得一遇的全球經濟蕭條,在克魯曼這種大政府思想的左派心中,正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機會,可以好好感化這些頑固的右派經濟學 家。市況這麼危急,不靠政府靠什麼?為什麼他們還是不願意屈服?

忽略政府也有侷限

貝克等人當然有他們的一套看法,但這新一輪的學界意識形態之爭,也許得要很多年後,一切塵埃落定才能定出誰勝誰負。然而爭論的內容直指政治經濟哲學的中 心,也就是政府到底能幹什麼。在此時刻,台灣馬政府不但廣發消費券,也準備大舉給企業紓困,政府踩入民間經濟的行為已經勢在必行,我們更需要知道政府到底 能幹什麼。

左派人士支持大政府政策的一個前提是,很多讓市場自己運作的下場並不好,因為人們不夠聰明,有些人會被欺負,比如說人民不知道怎麼選擇日常百貨,會被奸商騙,所以政府規定產品的安全標準,還有包裝標示等等。這些小事看起來沒什麼大害,就讓政府做了,所以成立各種衙門來管這些事。於是政府就越管越多,比如說 大學該開什麼校系、土地能做什麼用途,看病該找什麼醫生等等。但左派的這個前提有很大的一個問題,幫人民管事的官員,並沒有比人民聰明,相反地官僚體系反而會反向淘汰,很容易聰明能幹的就被排擠出場。所以景氣危急的時候我們望治心切,卻忽略掉政府機關的侷限性,等到事過境遷,我們可能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我們 自己養出來的政府大怪獸,而束手無策。這一點正是右派反對大規模救經濟方案的核心。

哈佛的曼昆教授(N. Greg Mankiw)認為花大錢在基礎建設上像是僱人在路上挖洞,再另外僱人把洞填回去,對未來一點用處也沒有,徒留給政府一屁股債。

企業紓困問題重重

台美國情不同,投資在公共建設對我們而言,雖然作法上還有討論空間,但不至於有找不到花錢的地方的問題。同樣的,消費券雖然也有作法上的問題,但至少錢直接放在民眾手裡,問題比較小。政府救經濟的幾項策略裡,比較有問題的是企業紓困這一項。企業賠錢是一個市場傳出的重要訊號,不是管理階層經營不善需要換人,就是這個產業已經不適合在這個市場生存,社會投入這項產業的資源得快點轉移到別的地方才是物盡其用。看著這兩個前提,真不知道政府打算出手救汽車業, 或是DRAM產業的出發點何在?看著很多人失業於心不忍?還有很多不在這些產業的人也失業,政府何不成立一個超大的國營事業,把所有失業者都納進來照顧? 聽起來不錯,但等一下,共產主義不是做過這個實驗了?產業政策有很重要的原則,就是選贏家不選輸家。這並不容易,讓一個頭腦很好的人,比如說力晶董事長, 來選都會選錯,何況讓腦筋普通的官僚來選?

奧巴馬的白宮幕僚長伊曼紐(Rahm Emanuel)說,「你絕對不能白白浪費一個危機,這是你可以做很多平常不能做的事的大好機會。」他說的那些事,是好是壞先不論,但至少人家是依照大政府的理念在推動政策。如果我們政府面對危機的處理方式只是讓少數企業家得到一些平常想也不敢想的大好機會,那我們的未來就非常堪慮了。

1/29/2009

勤勞

台灣過年放那麼多天,讓人覺得很不可思議,全世界大概只有迷信放長假救經濟的中國可以和台灣一拚高下。盤老大已經用成本效益分析過大家擠在一起連休的壞處,也談到政府喜歡施連假德政的問題。這問題其實很大,是民主化過程裡很大的一個警訊。

民粹(populism)在任何民主國家裡都是無可厚非,君不見剛上任的歐巴馬,也是下令凍結白宮高官的薪水。不管對制度有沒有幫助,讓民眾感覺爽就好,就是是民粹的一大特色。所以搞消費券,調連休,內政部長自己賠錢樣樣都來,反正讓民眾很high就好,管什麼長遠制度、政府預算問題。但為什麼美國可以,台灣不可以?

台灣很多制衡的力量還不夠,放任政客搞民粹會把國家推向一些不可逆的境界。比如說,搞全民健保有什麼難,政府只要一直編預算就好,大家都不用花錢看醫生,有什麼比這個更容易騙選票?為什麼在美國推不起來?還把希拉蕊弄得灰頭土臉。美國有很強的右派力量反對政府介入私人就醫市場的行為,他們認為現在這種保持資本主義特色的醫療市場才能不會把政府搞破產,醫療科技也才能日新月異。歐洲國家,老實說,很大的一個程度是free ride美國的醫療市場,沒有美國這塊很賺的市場,很多的歐洲大葯廠根本就不開發新葯了。加拿大就更好笑,拿著美國葯廠的implicit補貼,還公然設定葯價上限,不准大廠收高價。一弄下來,很多美國老人,每逢週末就開車到加拿大買葯。民主黨人看了覺得很好,認為政府那些公辦保險也應該這樣搞,認為以量制價,強逼葯廠降價,就解決了醫療費用高漲的問題。完全不懂general equilibrium的意義,你拉衣服來遮這邊,那邊就漏出來。你逼葯廠降價,他不找別的地方來補嗎?補不起來就不賣了,所以有些大葯廠已經用各種方式在抵制加拿大政府,等著看吧,加拿大現在已經是看病要排長龍,以後拿葯也是定要配給了。

回到台灣制衡力量不足的論點。台灣健保這麼容易推,能不說是民主或是民粹的功勞嗎?連假這個問題也是,也是即將把台灣人的一些特質造成不可逆的改變。對,我說的就是勤勞。動不動就放假,還是政府帶頭搞,工作勤勞很快就變成職場異類,久而久之民族就懶散下來。不要管那些什麼腦筋壞掉的左派說什麼,人不是為了工作、賺錢而活著,要放鬆,要活在當下的這些話。想把台灣變成像非洲國家就繼續相信這些話吧!人類需要不斷前進,需要工作才能享有現在有的這一切,你也想要繼續可以有網路可以亂逛,看一些像這一篇一樣無聊的文章吧?你不用賺錢就有網路可以上?別人不用想辦法賺你的錢才讓我有免錢的blogger可以用?

講到腦筋壞掉的左派就有氣。教改也是,問題不在競爭,問題在學校不夠。因為搞不清楚狀況,所以就認為小孩不要有競爭就好了,就快活了。但你彼此不競爭,韓國人並不會停下來不和你競爭,中國人也不會。還是真的希望大家都做非洲人就好?但是很抱歉,最近在讀development的文獻,所有的實驗都是在非洲,比如說健康是不是會對教育有影響,所以就有學者研究,寄生蟲的治療是不是會提高就學率。你真的想讓先進國家來研究你寄生蟲的治療嗎?還是想讓人家來研究為什麼台灣人這麼短命?

言歸正傳,勤勞是台灣人良善的特質,千萬不要讓政府來改變你的這個特質。美國人連聖誕夜股市都還開半天,12月26日如果不是週末也會開市,日本人根本沒有颱風假。大家要知道,如果我們要作上等人,我們要比的是這些人。如果我們想作非洲人,大家就來放連休!

12/30/2008

波麗士大人

有記者問印度聖雄甘地,對西方文明的看法,他說「會是個好主意」(It would be a good idea)。如果你問我對波麗士大人的看法,我也會說「是個好主意。」

12/19/2008

馬英九這個人

放寒假了,助教的鳥事告一段落,辦公室空無一人,是很好寫隨筆的時候。

最近看馬英九對很多事情的反應,讓我又有「馬英九是個好學生」這樣的想法。這句話不一定是在讚美。好學生的特色就是遵守著世俗定好的一套規矩,功課要好,要很乖巧,大人的話要聽。只要做得到這些,好處不斷,就能在社會訂好的路線裡一帆風順。所以建中、台大、哈佛暢通無阻,當官一下就到總統府。加上型美,吃香的時候很多,吃鱉的時候沒有。所以總覺得是大家目光的焦點,隨時注意別人的意見。這種人禁不起罵,因為「我這種好學生,怎麼會有錯的時候。」所以馬英九叫馬更正。這句話也不一定是好話。

既然好學生遵守世俗上進的規矩,他們也會對他們應得的榮耀很珍惜。陳水扁取暖到南部,馬英九取暖則是到建中、台大、哈佛校友會,或者是到美國商會說英文,這些都是他從小努力得來的,當然覺得自然無比,溫暖無比。所以他覺得公務員也該會講英文,英文也要好才是好學生。當然你們的英文還是沒有我馬英九好啦。

因為讀書帶來很多好處,所以好學生多半相信書本裡講的,思辨能力不是很好。所以好學生馬英九相信課本裡教的中國史,相信共產黨是壞人--一直到最近。他也相信課本裡的中華民國憲法,相信一條一條訂下來的規定,所以他一直覺得作總統,就是要處在第二線,負責調解五院之間的糾紛。對於為什麼憲法為什麼這樣定,該不該改這一類的憲法理則思維,他沒有想法,也不知道該怎麼想起。因為挑戰舊思維,不是好學生需要作的事情。比較令人擔心的是,馬英九書讀得太好,他讀的書又是國民黨洗腦教育下的產品,所以他真的相信他是中國人,台灣人當然也是中國人這些說法。順他的邏輯下去,台灣很快就變成中國的一部份了。

乖孩子怕人家罵的個性在最近他的幾次發言裡,表露無遺。講員警粗暴對待持國旗民眾,他說員警是請民眾離開管制線,沒有禁止國旗出現這樣的命令。如果他是一個有深度思想的人,了解這個社會的現實,哲學思考過家國的問題,他應該沉痛地道歉,下令撤查執法過當的官警,而不是像被大人罵的小孩一樣,輕易而隨便地出口辯解。另外對反對黨人士一個又一個被審前羈押,如果他有好好想過人權問題,他也不會隨便說這樣的話,「審前羈押制度不只台灣實行,美國從1984年也實施此制度,主要的理由是防範嫌犯再犯、串供、逃亡等,不涉及任何人權的違反。」完全看不到每年參與六四紀念的馬英九的影子,又或許他之前的火熱心腸也只是做給會讚美他的大人看的?一個誠懇而具有反省、包容力的發言,可以吸納很多反對的力量,可以化解很多的不滿。可惜這些好學生馬英九是不懂的,作個馬更正、馬辨解對他更有吸引力。

以他好學生的性格,照道理他應該不會尋求大位。要在民主台灣作總統,他原先的那套價值體系得全盤崩壞才有可能。林濁水說是金溥聰這頭野馬作為馬英九的大腦,才讓他敢做這麼多挑戰原先好學生馬英九不敢做的事情,像是下鄉 long stay,或是管他外省本省地用劉兆玄這些事。不過我認為好學生馬英九敢離開他的 comfort zone,很大的原因應該是來自三姑六婆的壓力。好學生乖孩子就是要聽大人的話,那時圍繞在他身邊的那些國民黨人,眼看原先的社會地位、榮華富貴在陳水扁當上市長後,一個個消逝。開玩笑,電視八點檔怎麼可以演台語。那樣不能適應社會變遷的壓力,轉嫁到乖孩子馬英九身上,迫得他一步步走向復興國民黨榮光的道路,選市長、選總統這些他自己並不想做的事情就一個個落到他的肩上。這也是國民黨可悲之處,幾十年的執政,在李登輝之後,竟然只有養出馬英九這樣的領袖,下面的還更慘,看看林益世就知道。不過國民黨的可悲好像就快變成台灣人的可悲了,真不知該哭還是該笑。

原先我是相信性格決定命運,或至少會影響命運。這些年花了好些時光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性格和合適的人生道路。但是看到這樣一個只適合作個事務次官的馬英九都當上了總統,對是不是要限制自己的出路,打下一個很大的問號。不過,我們總體經濟學家喜歡講一般平衡 (general equilibrium),喜歡講總體社會福祉 (social welfare),好學生馬英九勉強當總統這件事看起來也許對少數人好,是他們的 partial equilibrium,但對社會肯定是負面的。所以我還是做適合我個性做的事吧,免得誤了社會,也誤了國家。

12/14/2008

如果台灣跌入流動性陷阱

12/15/2008刊登於蘋果日報

不少觀察家擔心此次金融海嘯最大的危險將是「流動性陷阱」。流動性陷阱在大蕭條時出現過,在日本九○年代的迷你大蕭條也出現過,其主要的特徵就是利率已經 低到撞牆,央行的任何貨幣政策都無效,放到市場再多的錢也不會流動,沒有人要借錢給別人,因為放在床底下的錢,在經過通縮調整後,居然比放在銀行還值錢。 用另外一個角度看,總體需求曲線在流動性陷阱出現時是呈垂直,也就是任何的刺激,供給面也好,需求面也好,通通無法拉抬經濟。

企業產生信心危機

聯準會主席柏南克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知道要在經濟掉入流動性陷阱前就要撒錢,他還半開玩笑說過,日本銀行很笨,連怎麼撒錢都不知道,才會讓日本景氣低迷這 麼久。現在輪到他管事,他當然知道情況緊急。九月下旬,當眾議院第一次表決七千億美元的救市方案失敗,很多人都擔心十月一日的發薪日,很多大公司會發不出 來,因為大公司賴以周轉短期資金的商業本票市場,突然急凍。柏南克當機立斷,讓各聯邦儲備銀行史無前例地直接用現金買大公司的商業本票,讓市場再度動起 來。

聯準會拚命撒錢,手法很多,只差沒有直接命令銀行來搬錢。不過知名的貨幣史經濟學家-史瓦茲女士(Anna Schwartz)卻說柏南克不愧是大蕭條專家,學以致用,但是這次他錯了,他打的是上一場戰爭。史瓦茲女士和傳利曼教授合著的「美國貨幣史」是推翻凱恩 斯學派和羅斯福新政終結大蕭條看法的巨著,她卻認為現在問題不是市場缺錢,和大蕭條不一樣,現在的問題是信心危機。有錢的公司和銀行不相信生意往來的對 手,對方的信用無法查考時,生意就做不下去。所以她認為,光靠撒錢沒用,還得政府直接幫問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清理清理,讓所有人的信用一起恢復才行。

原先七千億美元的救市方案也打算用史瓦茲女士這樣的提議,但財政部後來放棄這樣的作法,轉為直接注資銀行,很大的一個原因是銀行爛帳很難短期理清,其間還很容易有人謀不臧。另一個轉向的原因則是,美國政府救經濟已經慢慢轉為依靠財政政策的凱恩斯學派了。

公共建設緩不濟急

所有人都知道流動性陷阱很可怕,只是如何避免掉進去的方法不同。因為現在貨幣政策似乎起不了作用,所以很多人轉向凱恩斯求救。新科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教授 主張現在是難得一見「有白吃的午餐」的時候,政府的財政擴張做了就對了,承平時期財政擴張的任何後遺症,諸如排擠私人投資、造成通膨等,現在通通不用擔 心。所以他力挺奧巴馬打算加碼公共建設的財政擴張主張,認為不但沒有後遺症,事過境遷後,還有留下不錯的基礎建設。只不過他也知道,公共建設支出緩不濟 急,計劃和執行都需要時間,對經濟無法有立即貢獻,因此克魯曼對短期的全球景氣相當悲觀。

但克魯曼也說到另一個救經濟的方法,雖然他認為不太可能,但只要另外一個可以取代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泡沫形成,景氣也可以立即反轉。但看美、中兩國如此熱中公共建設投資,誰說另一個泡沫難尋?

12/08/2008

不用言必稱凱恩斯

12/9/2008刊登於蘋果日報

百年一見的金融海嘯讓經濟議題活躍在各大媒體,真是經濟學家大出風頭的時候。經濟學家一人一把號,每個 人好像都有讓經濟復甦的一套辦法,不過轉來轉去,最 常提到的還是死了很久的凱恩斯的那一套。凱恩斯主張政府擴大支出直接拉動總體需求的看法,連政治人物都能琅琅上口,彷彿凱恩斯真從墳墓裡跑出來。但什麼是 凱恩斯學派?我們真的能靠凱恩斯解救不振的經濟嗎?

先了解一下凱恩斯學派和新凱恩斯學派的不同。號稱改良貨幣學派和凱恩斯學派不足的新凱 恩斯學派,是以哈佛的曼昆(N. Greg Mankiw)教授為首,曼昆是個有疑惑時就會去看傳利曼教授的《資本主義和自由》的經濟學家。「舊」凱恩斯學派的大將,也是諾貝爾獎得主的托賓 (James Tobin)有次被問到有關新凱恩斯學派的看法,他說:「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但如果你指的是曼昆那些人,我不認為他們是凱恩斯學派。我不覺得他們的理 論有非志願性的失業,或是市場沒法正常運作這些元素。」一語道破凱恩斯理論的關鍵。上個世紀的大蕭條,明明工廠產能都在,但就是沒人要買 東西,工廠只得大幅裁員,貨品市場和就業市場嚴重失序,供給和需求的一起下降讓凱恩斯認為政府的擴大支出才是脫離惡性循環的唯一辦法。

銀根緊縮才是禍首

但 貨幣學派的開山祖師—傳利曼教授首先指出大蕭條是聯準會在雨天收傘所造成,放任銀行倒閉讓銀根緊縮才是罪魁禍首。政府的財政擴大支出只是短期有效,理性 的民眾很快就會發現總體需求的增加只是假象,政府的擴大支出還會排擠私人投資;到頭來,經濟沒有成長,徒然落得通貨膨脹而已。

貨幣學派的 看法已逐漸成為經濟學界對大蕭條的主流意見,而新凱恩斯學派其實是承繼傅利曼這種財政政策在短期和長期效應不同的看法。曼昆他們認為民眾理性預期還是對 的,只是在短期內,企業和消費者對物價、薪資調整有時間落差,所以政府擴大需求的政策才會在短期間有效。附帶一 提,剛獲諾貝爾獎的克魯曼,大家習慣把他也放在新凱恩斯陣營,但其實他是舊凱恩斯的繼承人,他非常討厭總體經濟學界對理性預期的濫用,當然也會非常討厭被 和曼昆等人歸為一派。

先了解凱恩斯局限

傳利曼最常被引用有關凱恩斯的一段談話說, 「到頭來,我們都是凱恩斯學派」,讓人以為傳利曼最後還是給了凱恩斯一個公道,但這段話還有下半句常被忽略,「到頭來,我們也都不是凱恩斯學派。」傳利曼 其實要說的是,凱恩斯的方法還有對總體經濟的研究都會流傳在我們這些後輩經濟學家之中,但是凱恩斯對大蕭條的看法和對策還是錯的。

另 外一個新凱恩斯學派大將,即將接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羅莫爾女士(Christina Romer),也是研究大蕭條的專家。她的結論是,大蕭條是貨幣政策的失敗所造成,也是因貨幣政策後來的成功才結束,財政政策如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並沒有那 麼有效,很多時候反而將問題加重,讓大蕭條拖得更久。台美兩地國情不同,凱恩斯學派也許在台灣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但言必稱凱恩斯之際,還是得知道凱恩斯的 局限才好。

12/01/2008

放寬農地 復興經濟

12/2/2008刊登於蘋果日報

照聯準會主席柏南克的說法,現在的經濟局勢,是「滅火為先,消防法規的事以後再說。」馬政府的消費券政策出籠後,消防隊出來了,火救的好不好先不說,現在的確是該想比較中、長期的「消防法規」問題了。幾個比較常討論的方向,一是公共建設,二是輕稅減政。比較同樣地小人稠的日本的公共建設,台灣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朝這個方向進行的財政擴張,刺激景氣成長的效果也會比日本來得好;而輕稅減政則著眼於國家未來的經濟活力,唯有將套在大企業、小型商戶頭上的枷鎖拿掉,私人投資與創業的動力才會源源不絕。

這兩個方向在媒體上已多有討論,另外一個比較少人注意到的方向是農地改革。農地的限制使用,算是一把掐在現代經濟脖子上的大剪刀,一旦解除管制,台灣的經濟發展可以再上層樓。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普雷斯科教授(Edward Prescott)和東京大學的林文夫教授,曾研究戰前的日本經濟,提出「為什麼國民生產毛額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這樣的問題。

棄農業非動搖國本

他們發現,由於日本農業社會特殊的長男繼承制,造成農地的利用限制於農業,他們的研究指出,如果農地自由轉換成其他用地,農業人口也投入其他工業,日本戰前的國民生產毛額將會至少有美國的一半。長男繼承制讓長男以外的人口離農,而家族的耕地大小始終足以維持一戶的生活,使得中國的農地零碎化或是美國的大規模耕作,在日本都不會發生,也使得日本農地和農業人口在戰前都維持相當穩定的數量。

不同於戰前日本的天然社會障礙,台灣的農地限制是我們自己加在自己頭上。美其名是保護國之大本的農業,實則為害怕農民起義的威權心態作祟。所以我們看到了許多不合理,諸如政府花錢請農民不要耕種的休耕補助,或是如美濃、宜蘭等地一畝田一棟豪華農舍的怪異現象。揚棄對國家不利的農業並不會動搖國本,這一點英國幾百年前就證明了。改革農地,需要的變革不多,而且現在已經有在進行,像是科學園區徵用農地就是一例,政府只須制度化土地變更的過程即可。

可收取土地變更費

有一個方案可以對付土地變更的種種弊端,而且地方政府就可以做。縣市政府可以每年公開招標「土地變更」,只要農地的開發符合招標條件,例如只要做好聯外道路的興建、污下水道的規劃等,政府就可以公開收取土地變更費。怕大幅開發影響太大,還可以一年限制一定數額的農地變更,如僧多粥少,政府還可以拍賣土地變更資格,再賺一筆。這是個多贏的方案,土地開發商有利可圖就能說動農民,建商和農民同樣可以荷包滿滿,政府不但不用付休耕補助,還有土地變更費,及未來地價上漲的諸多稅收,更不用說對經濟成長的助益。如此一來,土地得到利用,政府條件如果訂立的適當的話,環境不只得到保護,美麗的田園社區還會在台灣遍地開花。

加州矽谷原本是一片果園,很難想像如果美國政府限制加州農地的開發,今天還會有如此蓬勃的科技產業。同樣的,矽谷的大小城市,也沒有因為農地的開發而環境變得不合人居,反而一再選入全美最佳居住城市排行榜。這樣的圖像不夠讓主政者動心嗎?

11/17/2008

金融海嘯登陸日本

11/18/2008刊登於蘋果日報


月前日本的三菱UFJ金控投資摩根士丹利九十億美金,一時之間彷彿體質相對健全的日本銀行將成為華爾街的救世主。不料,三菱UFJ本週二居然自身難保,打算募款近百億美元,金融海嘯算是正式登陸日本,未來全球經濟前景更加悲觀。


三菱UFJ及其他日本銀行的問題還是在於十年沉疴仍未能改革的部份:企業集團的大量交叉持股還有過度倚賴出口的經濟體質。和美國華爾街銀行不一樣,日本的銀行並沒有大量持有美國房地產相關的金融商品,美國房市的崩盤,並沒有燒到日本的銀行。然而金融海嘯造成的全球股市暴跌,卻讓日本的銀行躲都躲不掉。因為日本傳統的以銀行為主體的企業集團,彼此緊密交叉持股,造成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欄上掛著其它國家銀行少見的企業股票。本來商業銀行因為吸納大眾存款,在投資上不能像其它金融機構一樣,大量持有企業股票,因為風險太大。但日本的商業傳統,卻讓日本的銀行意外暴露在金融海嘯之中,資產因為股市下跌而快速縮水。


日圓遽升重傷出口


另一個加重日本金融業病情的原因則來自日圓的快速升值。日本長年的低利環境,讓利差交易大為盛行,各國的投資人,只要有辦法的,都借了一大堆低利的日幣,在外匯市場一轉手,換成高利率的貨幣如澳幣存著。如果匯率變動不大的話,借低貸高的利差交易可以說是穩賺不賠。非正式的數據顯示,利差交易規模達上千億美元。但問題在金融海嘯來襲一夕暴發,利差交易的投資人原來貪心得很,借來的錢很多是投到風險較大的股市及其它金融商品,全球股市一暴跌,利差交易的投機客得快速退場,趕緊換成日圓還債。大家都這麼做,一下就把日圓推向歷史高點,美元漲得兇,日圓漲得更多。本來日圓升值,澳幣等貶值,受傷的應該只有像中信泰富這些投機的中國公司,但日本太依賴出口來振興經濟。本身的消費就已經積弱不振,加上貨幣升值造成出口競爭力下滑,日本企業的股票不跌也難。如此一來,更讓日本金融業的資產負債表,雪上加霜。


銀行出岔經濟難好


銀行是中介民間儲蓄和企業投資的樞紐,銀行出了問題,經濟要好很難。現時全球火車頭的美國,經濟陷入危機,在中國、印度的國內消費及投資尚未足夠帶領世界之際,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如果也在金融海嘯下,應聲而倒,全球景氣復甦的時間將拉得更為漫長。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小泉首相的改革,在這次金融海嘯的襲擊下,仍然暴露出不足之處。日本官員一向為日本社會的精英,如果日本的精英在失落的十年,在日本這麼團結的社會裡,仍然不能將經濟問題弄出個所以然,我們對台灣的官員是否有能力帶領台灣走出經濟危機,相當存疑,畢竟我們的官員、政客離社會精英還遠得很。


11/10/2008

時代錯誤

這次的野草莓和紅衫軍一樣,都讓我很有時代錯誤的感覺。

自由民主社會裡,社會議題的推進不是靠街頭運動,而是靠赤裸裸的權力運作。歐巴馬選了伊曼紐(Rahm Emanuel) 作白宮幕僚長,為什麼會大受好評?因為伊曼紐懂權力運作。華爾街日報說,獨大的民主黨最大的敵人不是共和黨,而將是內部擺不平的各大派系。有的民主黨想要國家趁此良機往左傾,大搞社會福利,有的則想要歐巴馬在環境、平權的社會議題上多加關注,有的根本只想要豬肉桶,搞好選區福利。一人一個主張,政府就這麼點資源,如果沒有一個懂政治權力運作的人主導政策,歐巴馬的競選政見,一個都出不了白宮大門。

所以伊曼紐很重要。他可以拿著白宮擁有的龐大資源,對國會議員威脅利誘,要敢扭人脖子,才能在國會山莊叢林裡生存。同時也要管得動手下,恩威並施,才能把大老闆的意志貫徹。至於要怎麼做?影集The Shield裡那個黑白通吃的警察,每每遇到危機,就派人找他的敵人還有朋友的把柄。每個人都有弱點,只要找到他的弱點,你就可以讓他為你做事。行政不就是要讓人來做事嗎?而要人做事,尤其是官僚做事,更要找到對的方法。沒錯政治黑的很,但是好人得比壞人更懂政治才行。寫到這裡,我想已經很多人知道用這個來解釋馬英九的失敗剛剛好。

而野草莓要推的修改集會遊行法,所用的方式,真的讓人不知所云。在走上街頭之前,找了幾個立法委員談過,看過躺在立法院的法案,算過幾個立委會支持了沒有?能否認出最大的阻力是那個立委,還是那一個官員,想過怎麼對付這些人沒有?

動不動就走上街頭,以為我絕食,我抗議,人家就得聽。已經自由、民主的社會,顧飽肚子是最重要的事,二、三天後就沒人管你在靜坐抗議什麼了,更何況議題已經被貼標籤了,很大一部份人已經在心裡把你的活動消掉了,你要怎麼得到社會多數的支持?更好笑的是,有人還在期待革命,期待流血衝突,期待政府鎮壓,戒嚴,讓反對運動再創高潮。我年輕的時候也常想革命,也常想大時代來臨,男兒才有大幹一場的機會。但是也和今天一樣,都已經時代錯誤了。

到今天民進黨還再辯論議會路線,還是街頭路線,真是不只時代錯誤,而是腦袋壞掉了。你會說,今天行政權已經是國民黨的了,立法院還國民黨獨大,連提案權都沒有,當然要上街頭才有聲音。神經病,現在總統是不用改選嗎?立法院是萬年國會嗎?你在野黨要做的是,如何把選票拿回來,如何讓人民再選你,不是再讓人民討厭你。

我也看不起林濁水這些失敗主義者。整天哭夭,國會減半,票票已經不等值了,民進黨沒有拿回國會的可能了。歐巴馬選總統有比你容易嗎?一個被人歧視的種族都能爬上白人最大的美國的總統位置了,你有什麼好哭夭?形象不好,有很多現代的行銷手法;組織不好,就從頭來過,從一鄉一村開始建立組織;錢不夠,就一塊錢一塊錢地要。這就是歐巴馬讓人稱讚得不得了的選舉,像軍隊一樣,一個州一個州地吃下來。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也是現代政治的典範。你還是覺得歐巴馬只是形象好才當選嗎?

所以民進黨該做的事情,不是上街頭,也不是打共匪,也不是讓野草莓這些小毛頭幫你出頭,而是要把台灣地圖拿出來,一個鄉一個鄉地看,要放什麼人在那裡才能打贏,要打贏還需要什麼資源,要從那裡拿資源,要怎麼樣和媒體交陪,好好地,一步一腳印地做。花蓮、台東永遠拿不下來嗎?有那種,就算得把西部支持者移民到花東都得做的氣魄,就會有成功的一天。事情很多,路途遙遠,所以不要浪費時間,也不要浪費精力再弄那些街頭運動,讓阿扁那混蛋做那種事就好了。

11/04/2008

見證歷史

和我其它的隨筆一樣,這篇文章只是記下現在的思緒,沒有什麼結構可言。

今天是投票日。照意識型態看來,我應該支持麥肯比較對,因為麥肯不是像布希一樣是腦袋壞掉的宗教右派,也比布希知道財政紀律的重要,但這次的選舉,我打心裡還是支持歐巴馬。很多右派的觀察家,都認為歐巴馬其實是死硬的自由派,但也很多人認為歐巴馬比一般的政客更容易傾聽他人的聲音,也比一般政客心胸開放,比較不會一下就下結論。這些當然讓反對民主黨的人比較容易投得下去這一票給歐巴馬,但這不是我支持他的原因。

我支持他的第一個原因是我喜歡見證歷史。在這個歷史的轉捩點,我不能站在錯的那一邊,喬登大帝第一次登基時,我就幹了這樣的蠢事,從此我就不喜歡站在錯的那邊。美國作為現在世界的領袖,也作為未來人類世界的典範,不能容許白人以外的人當總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當我們第一次看到一個比最優秀的白人還優秀的黑人選總統,不投他,什麼時候少數民族才能當總統?

第二個原因是我已經聽夠人家說甘迺迪的時代了,一個萬人景仰領袖的時代,一個真正改變世界的時代。我也想要我們自己的甘迺迪。對一個自由主義者來說,這樣期待聖君降臨的心態,聽起來非常可笑。但是我受夠了台美政壇,檯面上政治人物的小氣樣。沒錯,自由民主的國家不需要領袖,不需要英明君主,但是民眾需要。我們需要一個我們可以向孩子說,你長大了就要像這樣的偉大人物。我們需要一個比我們更從容、更有智慧的領袖,在這樣慌亂的時代,安撫我們的心靈。我們需要一個證明,自由的國家,民主的制度,不是只會產生廢物政客。所以我們需要甘迺迪,需要歐巴馬。

第三個原因是我讀了他的自傳(Dreams from My Father)。我是一年前讀的,但是裡面的片段,卻是一幕幕的讓人印象深刻。這不是一個普通政治人物的自傳。比如說他講到小時候他第一次看到父親,父親在學校裡講述一個肯亞部族領袖的事蹟,讓全班小朋友折服,而讓歐巴馬一個從小沒有父親陪伴的黑人小孩,第一次在多是白人精英的小學裡受到尊重肯定。又比如,他在大學裡,一邊尋求自我,一邊在黑人社群掙扎的過程。小時候在印尼,母親清晨強迫起床讀書的苦樣,也是很特別。還有在芝加哥組織社區活動的大小事:碰到第一個黑人市長(另一個偉大人物)的過程,和教會政客的鬥爭過程,和國宅裡單親媽媽交心的過程等,都不是一般社會精英會經歷。書結尾講到肯亞的那段,講到他的父親、他的祖父,剎那間突然有原來如此的感覺,一種宿命的感覺。歐巴馬的祖父不是簡單人,因為跟了英國軍官,學到了現代文明,又無比堅毅的把現代文明帶到原始部落裡。嚴格無比的祖父,訓練出同樣不凡的父親。從美國大使館,查到美國大學的地址,親自一封封信寫給上百個美國大學,懇求給予獎學金入學。就這樣來到了夏威夷,就這樣和好奇心大過常人的歐巴馬母親認識,就這樣有歐巴馬。還有很多的片段,還有很多發人深省的句子在他的書裡,我就在我的筆記本裡記了這段,「社群(communities)得要創造才會出來,得要爭取才會出現,就像花園一樣,會隨著耕作人的夢想變大或是萎縮。」

這樣的自傳是三十幾歲的歐巴馬寫的,你可以把你心目中的聖明君主套上歐巴馬的想像,你可以認為馬英九就是台灣的歐巴馬。但我要告訴你,他不是。馬英九只是an empty suit,他沒有這樣的深度。眼下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有歐巴馬的深度,這正是美國之所以是美國,美國之所以偉大之處。只有她才會在民萃裡,生出偉大人物。

God Bless America.

10/15/2008

大師克魯曼vs.大師傅利曼

10/15/2008刊登於蘋果日報
原題「左派的良心」

「左派的良心」克魯曼教授獨獲本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對近幾年諾貝爾獎青睞古典自由經濟學派的走向,有些許平衡的作用。克魯曼教授在亞洲的聲名大噪,主要是在90年代率先戳破亞洲經濟奇蹟的「假象」,力主奇蹟也不過是大量投入勞力和資本的必然結果。後來亞洲經濟的發展走勢,果然證明了克魯曼的先見之明。

導入經濟規模理論

但這只是他學術成就的第二個高峰。他的第一個大成就在於國際貿易領域,也是諾貝爾獎頒給他的主要原因。古典貿易理論都從國家的比較優勢和生產要素多寡出發,所以像中國這樣勞動力充沛的國家,自然多出口勞力密集的產品。但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裡應扮演重要角色,只是不知如何將其置入理論模型。克魯曼和哈佛的賀普曼(Elhanan Helpman)率先突破困境,以創新手法導入了經濟規模。他們的理論不但說明了,為什麼美國自身有汽車出口的同時,還要買一大堆的豐田汽車,同時也為自由貿易有益國家社會提供了堅強的理論基礎。

克魯曼可說是不世出的天才。他在麻省理工的博士論文,研究貨幣危機,至今仍是國際金融研究生的必讀,也被冠為第一代的貨幣危機模型。亞洲的金融風暴、阿根廷的披索危機,都可以用他在20多歲寫的模型來解釋。他也得過美國經濟學會的克拉克獎章,該獎專給40歲以下的青年經濟學家,二年才一次,號稱比諾貝爾獎還難得。當然他的成功不是只有天才而已,他治學相當嚴謹,套用他自己說的話,「能夠頭頭是道的談論經濟,不表示真的懂總體經濟。要做到那一步,還需要乾淨俐落並嚴謹論述的模型才成。」而這些乾淨俐落並嚴謹論述的模型,正是他一以貫之的做學問之道。

專欄撰文鼓吹左派

美國出生長大,但來自烏克蘭的猶太移民家庭,克魯曼是真心相信,美國二戰後的經濟繁榮是由政府良善的社福政策加上左派工會團體等所強力鬥爭出來的。在意識形態上,他和經濟學主流的芝加哥學派格格不入,但他有一支超大的麥克風,他在《紐約時報》上的專欄,成為他鼓吹左派、自由派理念的最佳利器。克魯曼旗幟鮮明,支持全民健保、高稅負並增加社會福利。很多他專欄的文字早就不是超黨派的學者意見,而是到了逢共和黨必反的地步,嬉笑怒罵布希總統更是家常便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針對共和黨所反對的全民健保,他認為美國汽車業之所以敵不過日本的競爭,就是在於日本實施全民健保,而美國沒有。日本大汽車廠因不用負擔員工健康保險所以製造成本低廉。這樣的論點,把通用、福特等過於強大的工會所造成的薪資制度僵化、冗員過多問題置之一旁,並簡化了日本車廠競爭力的源頭,一味突出他力推的全民健保,正是寫專欄的克魯曼的特色之一。

也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傅利曼教授過世時,克魯曼寫了篇紀念文。他讚嘆傅利曼在經濟學研究上的嚴謹,也不解為何傅利曼成為公眾人物後如此充滿黨派色彩,為什麼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傅利曼。他認為,傅利曼的角色轉換原因在於公眾人物的傅利曼認為他有義務傳播一種信仰,一種自由主義的信仰,這其間並沒有凡事存疑的經濟學家傅利曼存在的空間。今時今日,和傅利曼一樣,我們也是看到有兩個克魯曼,只不過克魯曼傳的是左派的信仰罷了。

9/17/2008

華爾街海嘯席捲全球

9/17/2008刊登於蘋果日報(此為未刪節原文)

風暴來襲

美國周一早上的頭條新聞令人怵目驚心,二家百年老店的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美林證券賤價把自己賣了;另外,大保險公司AIG命運堪慮,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條命。華爾街上的起起落落本來也是時有所聞,但此次規模之大,牽連之廣實史所未見,更可怕的是這些壞消息很可能只是開始而已。

韓國產業銀行抽手不買雷曼兄弟也許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卻省了韓國百姓幾十億美金的稅金。另一方面,美林的賤賣卻是打了新加坡淡馬錫公司的一個大巴掌,帳面上看來雖然還賺錢,淡馬錫在美林的五十九億投資是用每股23元買下,美林是以每股29元賣給美國銀行。但美國銀行是以股作價,週一美國銀行的股價就跌了二成,淡馬錫的投資最後能不賠錢就萬幸了。一直以來台灣央行對外匯存底都採保守作為,從事後諸葛的角度看來,少做少錯居然在此應驗。

主權基金投資華爾街銀行只是全球化經濟裡的一個小環節而已,而這次的金融大風暴同樣也該放在全球化經濟裡來看。中印等大國的崛起,把各種商品的需求推向歷史高點,產油國固然高興荷包滿滿,但卻不知錢該放那裡。同樣的,東亞的經濟強國也拜美國之賜,出口旺盛,賺得滿手美元,但也同樣不知該如何處置驟來的財富。因為這些貿易順差國的儲蓄遠超過國內能提供的投資機會,全球金流的平衡得靠一個本身不儲蓄但卻投資機會滿滿的大國來吸收過剩美元才成。不少美國政客責怪美國人不負責任的借貸消費,卻不知美國人正是幫了世界一個大忙。

聯準會多年的低利政策維持了全球經濟火車頭的運轉,但也同時讓美國人借錢更容易,但不負責任的借貸總還是有後果的。錢來的容易,自然有些聰明人想辦法幫你花錢,尤其是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家,三天兩頭就想出新名目讓這些爛頭寸有地方去。所以這些年,風險很大的避險基金、私募基金生意很好,沒有風險的美國國庫券生意也很好,因為不管華爾街端出什麼菜,投資人都吃得下去。但不管什麼市場,底子都沒有房地產市場大,所以最多的爛頭寸就是流向美國的房地產市場。但這也不是說,日本的央行開始在紐約買豪宅。要投資房地產,投資銀行家會幫你設計好各種相關商品,有各式各樣的證券化商品讓你選擇,你根本不用知道到底你的錢買了那一棟房子。

錢真的來得太容易了,華爾街的投資銀行覺得只賺點抽頭的仲介費太少了,同時看著同行的高盛用自有資金操作獲利驚人,於是紛紛下海,有時幫客人操作,有時直接和客戶對做,有時自己就買起資產放著,還有些時候自己設計產品自己買。所以資產負債表越來越龐大,越來越複雜,複雜到一時半刻要算風險時的價值(value at risk)都算不出來。但不是每一間投資銀行都是高盛,亂抄亂學的後果就是像另一間百年老店,貝爾史登的關門大吉。股神巴菲特說過,「要等到退潮時,才知道誰沒穿褲子在海裡游泳」,所以當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所有人才剎時警覺,資產快速縮水的同時,負債就看起來驚人無比。大家趕忙一方面向外尋求注入新資金,一方面趕快做風險控管。但火災時大家都往逃生口跑,反而會踩死人。銀行家在此時的風險控管,正是踩死雷曼還有美林的元兇,因為每家銀行都急著解除和出問題銀行的交易,正和商業銀行的擠兌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但華爾街不是沒有經過大風大浪,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90年代的LTCM避險基金倒閉,還有亞洲金融風暴,華爾街也都安然渡過,為什麼這次這麼特別,特別讓人擔心?因為今天的銀行不一樣了。1999年的銀行法(Gramm-Leach-Bliley Act)解除了經濟大蕭條時期的法律限制,商業銀行、投資銀行還有保險公司的涇渭分明不再,金控公司可以跨業經營。也正是這樣的鬆綁,讓投資銀行規模大到史所未見。美國財長鮑爾森說,這次風暴的成因是市場太浮濫和相關監理法令太古老。一方面對金控解禁,一方面銀行還是在使用大眾存款,政府的監理必需與時俱進。如果進行商品開發的投資銀行都不懂自己的風險,負責監理的央行能懂嗎?如果不能了解風險,是否應該開放便得重新評估。再如何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也能認同,銀行的監理是必要之惡。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安然渡過金融市場的失靈。如果政府隨時準備要拯救大眾存款或是拿人民稅金支撐金融機構,政府自然得有權隨時查帳並插手管理。想管卻不知從何管起就是財政部和聯準會之前的困難所在。

鮑爾森和柏南克現在打的是多方面的戰爭。一方面政府得衡量該不該拿錢救私人機構,一方面得擔心金融危機的漣渏效應。拿人民稅金救私人機構,最擔心的就是道德風險。如果私人企業知道出事了,政府會在後面幫你擦屁股,那管理階層對風險控管就會鬆散,甚至人謀不贓,掏空公司後再把問題丟給政府。鮑爾森這次不救雷曼兄弟,也是怕再立下不良示範,畢竟除了金融業外,汽車業的通用、福特還有克萊斯勒都想著政府浥注資金,人民的稅金再好花也有個限度。

另一方面的挑戰更為嚴峻。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梭羅教授(Robert Solow),指出這次風暴最危險的是借貸機制的凍結。如果作為媒介儲蓄與投資的銀行業發生大規模的危機,需要資金的企業借不到錢,有錢的民眾只能把錢放在床底下,一場不下於30年代的大蕭條不是不可能發生。而且這次如果再發生大蕭條,影響將是全球性的。所以我們看此次風暴不是只看台灣的金融業有多少錢投資在美國的金融市場,也不是只看美國的金控改革給我們什麼教訓,我們要看的是可能襲捲全球的巨大經濟海嘯。對此,我們準備好了嗎?

9/14/2008

我的葉教授(續)

在台大的那些年,收獲最多的多半不是在化工系的課堂裡,而是一些雜七雜八的外系課。除了教中華民國憲法的葉俊榮教授,還有教中國通史的吳展良教授(機械系畢業的怪咖),中國現代史的潘光哲(那時還是博士生,但已大概是我看過讀最多書的人了),大一國文的蔡璧名(也是博士生,用假名寫流行歌曲的詞,還逼我們每人寫一首古詩),大一英文的江文瑜教授(同時教我們NBA和white elephant的時尚女性主義者,後來常在報上看到她的名字),還有經濟系葉淑貞教授的經濟學(這是我在台唯一上過的經濟學,只有一學期,全部都是工學院的在修。誰知道未來的我居然是靠經濟學吃飯?)

我很想說,是我個人和化工系沒有緣,可是看看李遠哲,還有聯發科的蔡明介,如果當年他們沒有轉系的話,是否還能有今天的成就,非常可疑。但我畢竟不是他們,我還是把化工系唸完了。
話一下扯遠了。但還是得再扯一些別的,一直以為葉老師是95年教我們的,回頭查了一下成績單,才發現是93年下半年。所以那時李登輝還沒要選直選總統,而馬英九還在搞不清楚聖意,還在亂推委任直選。

回到葉老師教的憲法,人權的部份,他還講了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康乃迪克州曾經立過一個法,禁止州民進行任何形式的避孕。這當然是個保守派亂搞的法條,但是最後是讓一個地方的小法官,進行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判定該法無效,因為執法人員不能登堂入室檢查夫妻之間是否進行避孕,既然執法過程會侵害隱私而違憲,該法自然無效。這個例子當然讓我大開眼界。我們很早就知道,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但我們並沒看到這樣的過程在台灣實證(當然大陸法系的小法官並沒有違憲審查權也有關係),所以看到美國法律的一個小判例,就能讓人挑起對法的興趣。同時對美國對隱私權如此重視,比照當時台灣的政治社會環境,也只能欣羨不已。

除了人權,憲法一大部份是講政府組織。葉老師當然講了三權分立、兩院制與一院制,還有當時吵的最兇的總統制還是內閣制。講總統制還是內閣制,首先就是比較兩個制度的不同,還有就是各先進國家採行的制度比較。這些大概就是媒體辯論的重點,但葉老師的角度不一樣。他認為兩個制度都有人用,沒有絕對的優劣,但得將台灣當時的政經環境放入考慮。當時台灣才剛民主化,民眾非常需要可以立即看到民主結果的總統選舉,非常需要證明自己的這一票,可以決定台灣的領導人,所以因勢利導,我們該採總統制。這樣的觀點,又犀利、又準確,我沒有在媒體看到類似的看法。當時還有一些蛋頭憲法學者,像是最近剛卸任NCC委員的蘇永欽,居然主張我們應該回頭看看民國三十五年在南京制定憲法者的原意,來修要在台灣施行的憲法。二個學者,孰高孰低,孰優孰劣,一下就分出勝負。

在學期接近尾聲的時候,葉老師講到了「學而優而仕」的現象。他和我們討論了,到底學者應該留在學校,進行影響下一代知識份子的工作,還是應該接受政治人物的召喚,直接將所學貢獻社會?就像是他課堂裡的多數討論,他沒有告訴我們他心中的答案,只是不斷地從正反兩面分析講解。但看了他和林子儀教授後來的人生歷程,可以知道,林子儀教授走的是第一條路,而我的葉俊榮教授則義無反顧地學而優而仕,做了民進黨政府的政務委員。雖然我們不應該用結果論天下,但是現在林子儀教授已經是大法官,而葉老師卻被政治鬥爭給刷了下來,不得不說,人生多變,令人稀噓不已。

但葉老師仍在百年樹人,也仍在影響一代代修他課的台大人。對他充滿尊敬的我,當年也因修了他的課,而拿了法律系的轉系申請書。雖然後來不甚勇敢的我,還是選擇繼續把雞肋般的化工系學位修完,轉系不了了之。但對於國家根本大法,我想我了解的比某些蛋頭學者還好,也算不虛此行了。

9/12/2008

美國二房浮沉啟示錄

9/12/2008刊登於蘋果日報

美國房利美和房地美二大金融機構的興起及衰落對台灣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啟示,值得我們了解一下。台灣的都市景觀沒有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來得漂亮,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金融市場,尤其是房貸相關產品不夠發達,所以住宅也好、商務也好,錢不夠就沒有辦法做大規模的地產開發,所以台北很多地方還是很像狗皮膏藥一樣,東一塊西一塊地在做重建開發。反觀美國,許多的金融商品不只活化資金的流動,更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比如說美國超過六成的家戶擁有自有住宅,在先進國家中遙遙領先,就得歸功於了房貸商品的發達。

70年代政府鼓勵成立

房地產貸款對金融機構的一大問題是,錢一放款,就只能等每月的還款,資金完全被綁死,而美國開始的兩個重大發明一下解決了這個問題。七○年代初,美國聯邦政府鼓勵二房先後設立,二房藉由美國政府非正式的背書保證,取得低廉的資金,大量向銀行買下房地產貸款債權,銀行的資金得以釋放出來,因而可以再度貸出。這樣一個良性循環促成美國房地產市場前所未有的榮景。

另一個發明則是房貸證券化。證券化本身並不是新玩意,但是因為聯邦法律規定,銀行不得懲罰房貸客人提早還清貸款,造成銀行持有房貸的期限不定,所以證券化有困難,誰願意買一個隨時會被無預警買回的債券?在八○年代當紅的投資銀行,所羅門兄弟首先想出解決方法, 把數目龐大的房貸包裝在一起,然後切割來當做獨立債券賣,不管哪一個地產屋主先還清本金,都由包裹當中最劣級的債券買主承受。經過包裝、切割,再加上精密 的數學計算,債券一下子就有相當清楚的到期日,法人客戶於是就買得下手。在投資銀行的推波助瀾下,房地產債(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一下就成為幾千億美金的巨大市場。

二房的操作日益複雜,二大發明也很快合流。二房不但買債權,自己也下海做房地產債券,左手買債券,右手也發公司債募款。再加上幾個外在因素,終於把二房變 成兩隻大怪獸。首先是聯準會多年的低利政策讓房市火熱,也讓發債借錢變得容易。另外美國多年的貿易逆差,讓石油產出國還有東亞幾個經濟大國滿手美元,爛頭 寸沒地方去,終究又流回美國。流回美國的資金,看來看去還是美國公債和美國政府非正式背書的二房公司債最穩。資金的供給與需求,兩相推拉,二房自然生意越做越大,房地產泡沫也日見增大,一旦泡沫破滅,生意最大的二房不出事也難。

二房的衰敗和所有破產的公司也都沒什麼兩樣,都是資產負債表左邊的資產小於右邊的負債。但是二房的「破產」故事並不只於此,因為當中還扯入了政治因素。二房對外發債一直打的就是美國政府間接擔保的招牌,但是聯邦政府從來沒有做如此的宣告,但是說久了、做久了,也真的變成美國政府掛牌保證,因為二房已經大到不能讓他們就這樣倒了。本周聯邦政府的接管宣告不也是證實了,二房真的是美國政府間接擔保?

政府別插手市場經濟

在房地產泡沫未破之時,所有人都相信聯邦政府會負責二房的成敗,獨有《華爾街日報》不斷唱衰二房,直指二房帳本亂七八糟,人謀不臧。雖然後來證明《華爾街 日報》有先見之明,但當時二房有著做不完的生意,又撒下大筆金錢在華府遊說政客,讓該管的政府單位,統統袖手旁觀,終究釀今日大錯,大花納稅人稅金也不知 伊於胡底。

對我們台灣經濟發展而言,我們應學到的教訓是:第一,我們可以發達房貸商品市場來達到活絡地產開發、普及自有住宅及進行都市更新等目 標;第二,政府千萬不要直接或間接插手市場經濟,但如果不幸真的已經被牽扯其中,一定要厲行監理之責,尤其是跟政府信用及大眾存款有關的行業,更不得手軟。

8/30/2008

我的葉教授

去年大法官的提名審查,看到葉俊榮教授遭立法院刷下,讓我回想起過去在葉老師課堂裡學到的點點滴滴,很為他感到不捨。一直很想提筆記下葉教授作為人師給我的啟發,終於在最近得空,於是寫下此文。

95年的我,還在冀望李登輝能在最後一刻放棄參選第一任的直選總統,對於把國民黨黑金養得這麼大的李登輝,我一直到近年才沒那麼討厭他。不過年少的自己啥也不懂,滿腦子想多吸收一點政治、經濟、社會知識,少上一點令人生厭的化工課程,所以系上規定的三選一必選課程,大多數人都去選了個跟工程比較有關的課,我則跑去選了葉老師開的中華民國憲法。那個時候,我實驗室老闆(後來還當了化工系主任)非常不屑通識課程,他認為根本是浪費時間,化工系的基礎課程都上不完、上不好了,還搞什麼通識?在這樣的氛圍裡,每週二堂在小椰林大道上的綜101,就是我的法律啟蒙、也是我逃避化工的美好時光,憲法才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單元操作算個屁!

比起化工系的教授們,葉老師的講課多棒。我曾在一個化工系早上八點的課,全班只有我一個人在場,教授(他也當過系主任)也不管多少人,一進來教室,就把他的原文課本拿出來照念,就算上課了。很少化工系的教授會和學生在課堂裡互動,講和抄就來不及了,互動什麼啊?葉老師那時剛從耶魯拿到法學博士回國,風度翩翩,口齒清晰,三不五時還走下講台,坐在課桌上和學生聊了起來。當然不是閒話家常的那種聊了起來,聊的當然是家國大事。也就是在那場合,我聽到了總統候選人選副手的條件,也知道了為什麼柯林頓選高爾是步好棋。道理跟李登輝選連戰也沒什麼不同,總之就是選一個阿斗之類的笨蛋,沒什麼政治能力和野心就對了。

憲法大概都包含兩個部份,人民的權利義務及政府組織。講人民的權利,言論自由當然是其中一大部份,那時的我們,天安門和野白合都還不算遙遠,總統直選也即將施行,所以我們都以為我們知道民主自由是怎麼回事,刑法一百條的廢除,不但讓我們認識了李鎮源,也讓我們以為言論自由就是這麼一回事。言論自由當然不是憲法寫了你有言論自由就天下太平了,行政部門有太多的手段可以箝制人民的言論自由,所以葉老師教了我們一個英文詞 the chilling effect,他說他法律系的同僚,也是剛從美國回來的林子儀教授把它翻為「寒蟬效應」。葉老師對這個翻譯贊不絕口,一個不斷擴權的政府,是能讓人民噤若寒蟬。

(待續)

8/28/2008

台灣怎麼看也不像瑞典

8/28/2008 刊登於蘋果日報

美國杜魯門總統曾經感嘆,「為什麼沒有只有一隻手的經濟學 家。」因為經濟學家不管對任何的政策,經常就是「一方面說來(on the one hand)」和「另一方面說來(on the other hand)」,兩方面利弊得失並陳,而讓決策者頭痛。但現實世界裡,的確是任何政策都有正反兩種意見。最近稅改的議題也是如此,減稅或是加稅,一定都有利 有弊,沒有一定包賺不賠的政策改革。

但儘管經濟學家也同樣對稅改議題有不同看法,一些原則卻是所有學經濟的人都認同的。好比說,不扭曲事實就是一個公認原則。明明香港就沒有證所稅,有些人還是可以扭曲事實而把「從事業務的證券交易所得」的公司所得稅,硬稱為證所稅,來強調自由如香港也有證所稅。又比如說,經濟學家的公認重要原則之一就是,兩件事情的正相關並不等於彼此有因果關係。

稅改比雷根更激進

左派人士如「公平租稅聯盟」,喜歡以台灣經濟成長率的逐年下降,和政府逐漸增多減稅方案來說明減稅並沒促進經濟成長,而主張應該加稅。這好比說看一個人越來越瘦,也越來越窮,就認定瘦造成窮,而主張只要變胖就會富有一樣的邏輯。經濟成長減緩有很多原因,支持減稅的人也可說,台灣若沒有這些減稅政策,經濟成長率會更慘。

任何人都可以在歷史裡的任何一個斷點找到支持自己論點的歷史證據。瑞典是左派人士心目中的福利國家典範,「人民願意繳較高的稅,也感受繳稅的好處,享有完善的社會福利與高品質的生活環 境,而免學費的教育、高素質高創造力的勞工,國家投入科研經費人均世界第一。」正因這樣的圖像太過美好,左派人士忽略一些事實,比如,瑞典社會認識到長年 的高稅高福利導致經濟成長不如其他西歐國家,而在一九九一年實施了比美國雷根總統更激進的所得稅改革。若沒有這些改革,今天的瑞典還能否有這樣的美麗圖像,非常可疑。

面對經濟成長諸多的複雜因素,經濟學家只能靠建模型來研究如何達到高人均所得的幸福社會。到目前為止,研究都指向高人均所得是可以靠不同路徑來達成,而路徑的不同取決於經濟體的「起始條件」。

台灣起始條件不同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台灣看著瑞典的社會,而想見賢思齊,採取高稅高福利的政策,是有可能達不到瑞典的美麗圖像,因為我們沒有跟他們一樣的起始條件。台灣並沒有在十九世紀就工業化,台灣也沒有在二次大戰後,跟著馬歇爾計劃大幅經濟成長。台灣是在六○年代才算是開始工業化,八○年代才有點錢。看著台灣、瑞典之間,比太平洋還廣闊的經濟發展距離,我們還能野心勃勃地一夜間就福利國家化嗎?未富先左,必死無疑。共產主義失敗的教訓還不夠嗎?

所 以講稅改,加稅或減稅,每個經濟學家都能輕易舉出正面及反面的例證支持或反對。5%所得稅的增加或減少,也不見得對經濟有何立即實質的影響。但是我們是不 是看清了台灣的起始條件?我們是不是看清了台灣處在一個國際競爭史所未見的時代?我們是不是真的想當一個先進國家?這些問題才是稅改關係真正重要之所在。 加稅或減稅,改變的不多,但卻傳遞了人們心中對這些問題的答案。

8/11/2008

不要假象公平正義的稅改

8/11/2008刊登於蘋果日報

高舉社會「公平正義」大纛的左派稅改人士,經常以所得較低階層的代言人自居,把減稅能普遍帶給社會好處的論點棄置一旁,且把所有富人錢財皆視為不義之財, 硬要把台灣本來移民社會特有的「有為者亦若是」的樂觀進取態度,轉換為「見不得別人好」的消極負面價值觀。這樣不健康的觀念,若深植人心,則台灣的前景將 十分危險。

哈佛經濟系教授費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研究1986年美國雷根總統稅制改革的影響,他發現,稅率的大幅下降,導致不分所得高低的納稅人,應課稅所得皆顯著提升,尤其以高 所得級距最為可觀。稅率低了,人的行為也跟著改變,能放入口袋的錢多了,工作意願就提高了,同時逃漏稅的動機也小了,所以應稅所得也跟著提高。 這說明了,減稅不只有對富人有利而已。也許有人說,我本來要繳的稅就不多了,減稅也省不了多少錢,為什麼我要幫富人出頭,讓他們多繳點稅給政府 有何不好?問題是一個懲罰發財致富的社會,一般人就沒有投資創業的動機,而有良善的私人投資創業環境才有可能促成廣泛就業,沒有人創業製造就業機會,難不 成舉國都要靠政府養?

只講平等很難翻身

「公平正義」口號響亮,但最後很容易就變得「不公不義」,尤其對社會階層較低的更為不利。因為只講平等,不講發展,最後就只有少數在「贏者圈」裡的人得益,在底層的永遠得不到翻身的機會。聽起來很荒謬,但這正是社會很公平正義的法國的現況。

一如多數的西歐國家,法國非常講社會福利,看病就學都不用錢,所得稅稅率也相對應的高,同時勞動法規也優越無比,法國人一周只要工作35小時,一年還有五 周的給薪假,只要公司正式僱用了,幾乎就是終身無虞,公司也不敢得罪員工,因為工會動不動就威脅罷工,一罷工,倒楣的就是公司,所以讓員工予取予求。法國 的就業市場看似人間天堂,但也正如天堂一樣,只有在裡面的人才享受得到。勞動條件優渥沒錯,但誰還有意願創業,就算有意願也沒能力負擔,到最後全國都只有 政府機關還有和政府相關的大企業能提供就業機會,真的是舉國都靠政府養。而有辦法進政府機關的,還都得是菁英學府畢業。那誰有辦法進菁英學府?因為大學名 額有限,從小就得競爭,請得起家教,買得起電腦的,還是這些在政府工作的菁英。搞到最後,標榜「公平正義」的制度,正是讓新移民還有窮人永遠沒辦法翻身的 殺手,法國在先進國家裡實質失業率最高不是沒有道理。

另一方面,美國的核心價值觀正是所謂的「美國夢」,只要你肯努力,不管你的出身如何,就有成功的可能。華爾街最喜歡僱用的不是什麼名人之後,而是所謂的又 窮又聰明的傢伙,聰明才有能力,窮才有動力想發達致富。一般人只看到美國資本主義裡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殘酷,卻沒看到整個社會樂觀進取的態度。從洛克菲 勒到Google創辦人的一夜致富,美國的發達就是靠這些實現美國夢的創業家。沒錯,美國的貧富差距極大,但是美國的窮人一點都不可憐,只是有錢人太有錢 而已。更何況,只要肯努力,在美國窮不會窮一輩子,更不會窮幾世人。

社會肯定白手起家

所以社會的階層垂直流通性遠比假象的公平正義更重要,我們社會給白手起家的王永慶和郭台銘非常高的地位,這種「見賢思齊」的態度是我們台灣的福氣。要富人 多繳些稅沒什麼,但就有可能扼殺了未來的王董及郭董,就有可能讓真正的窮人永遠不能翻身,我們能不對左派的主張更謹慎乎?

8/04/2008

台灣千萬不可「未富先左」

8/4/2008刊登於蘋果日報

很多稅改提議的基礎都是因為「先進國家有做,所以我們也該做」。最低稅負制,還有最近沸沸揚揚的證券交易所得稅都是如此。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錯,但參考外國還得看人家的趨勢如何,當最低稅負制已經在美國成為令人頭痛的問題時,我們卻在這當下引進。同樣的,當經濟學家認為布希政府任內最大的稅改績效就是降低資本利得稅(包含證所稅在內),我們卻在此時考慮稽徵證所稅。這無疑是對一波波出國考察的官員一個偌大的諷刺,到底考察到那裡去了?

台灣的不少稅制其實是走在世界的前端。免徵證所稅,間接造就了台灣科技產業的發達,如果在產業萌芽的階段政府就殺雞取卵,還會有這麼多的科技新貴願意投入創業的行列嗎?更別說吸引頂尖人材從外國回台灣了。

大幅減稅提振經濟

還有兩稅合一,是華爾街日報鼓吹多年都還沒辦法在美實現的先進稅制,我們台灣卻做到了。公司獲利的剝兩次皮,是阻礙投資人投資的一大阻力,我們的兩稅合一 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稅不稅,台灣可以領先世界,不用亂抄別人落伍的制度。同時也不是所有先進國家都課證所稅,香港、新加坡及荷蘭這些小型而自由開放 的地方,就沒有證所稅。要比較,台灣跟這些地方比還比較有意義。

沒 有什麼稅是不能課的,力主自由經濟的柴契爾夫人還課過人頭稅。同樣的證所稅也不是不能徵,但是稅制嚴重牽涉到一個國家經濟制度,如果變革並沒有帶來相對應 的好處,一動不如一靜。美國的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一向執世界經濟研究的牛耳,新接掌總裁的麻省理工教授波特巴(James Poterba),是稅制的權威,也是布希總統稅務改革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他指出,未來世界稅制的趨勢是廣開稅基,但得大幅降低稅率,並且簡單稅制。從課 稅的效率及對社會就業、創業及投資的角度來看,低廉的稅率及簡單的稅制是最可行、且提供正面誘因。道理也不難懂,如果稅率低,繳稅不是一大負擔,報稅也容易,誰會想犯法來逃漏稅?而對可能流失的賦稅收入,則以擴大稅基來彌補。

從此趨勢看來,目前台灣財稅官員硬推的最低稅負制是最差的方式,硬逼中產階級和有錢人一樣吐錢出來,同時又有一大堆繁複無比的報稅規定。台灣的財稅官員顯然只看到一半的稅制趨勢,只想擴大稅基,而不想拿任何東西來換。

依 此觀來,台灣要課證所稅且要符合世界潮流,並促進經濟發展,唯一途徑就是拿大幅減稅來換。只要肯大幅減稅,且減到投資人心坎裡,也不用擔心投資人反彈,畢 竟人不是猴子,我們知道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是一樣的。減稅還有一大好處,諾貝爾獎得主傅利曼教授曾說過,「只有減稅才能有效縮小政府規模」。這道理就是不 要給政府太多錢,錢多了,官員就會拿來亂花,拿來出國考察兼觀光,拿來圖利廠商。

證所稅非急迫問題

台灣經濟的再起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的改革要做。證所稅絕對不是急迫得馬上處理的問題,我們民眾得看清楚,不要被一些「還沒富就想左」的所謂菁英牽著走,我們還沒那麼有錢,還「左」不起。

8/02/2008

政府補助農民是下下策

8/2/2008刊登於蘋果日報

台灣地處太平洋颱風常經的路徑,風災是農業產銷的一大風險。每每風災一過,官員政客,莫不以關心農民的姿態,大筆一揮,風災損失由政府負責。但細觀農產品的產量與售價,農民似乎已把政府補助視為理所當然,經濟學家擔心的道德風險儼然在台灣的農業生產大行其道。

靠天吃飯是農業生產的特色,豐收、歉收的更迭,任再有智慧的農家也都經不起長年累月的收入波動。但人類經濟發展至此,早已有許多方法來對付農作生產的波 動。上上策是開放農作物的期貨市場。芝加哥之所以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金融市場,主要就是因應美國中西部農民避天氣險的需求,而由期貨市場起家。

強制保險風險成本化

可惜期貨市場因為非從事避險的炒家太大聲嚷嚷的關係,形象很不好。但對將採收農作物的農家而言,期貨的存在可以讓農民清楚的知道,作物收成後可以預期有何等價位。如果價位的不確定性消失了,生產量也就比較能控制,也就不會有產量過剩而導致價格暴起暴落的惡性循環。

也 許有人擔心期貨市場太過複雜,一般農民無法有效運用。但只要有利可圖,台灣人的學習動機很強,況且銷售期貨券商也會很樂意教育客戶。比台灣經濟不發達的馬 來西亞,橡膠的期貨也是交易得嚇嚇叫,沒道理號稱以農立國的台灣弄不起來農產品期貨。比較有問題的可能是市場交易太少,流動性不足的話,期貨價格不足以反 映市場對商品真正的評價,也容易被炒作。這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台灣農地使用及農作經營的層層管制,使得農業的合併變得不可行,導致台灣的農業多為小農經 營。小農多的話,未達經濟規模,就不容易走到避險這一步。

期貨市場不可行的話,中策是強制保險,容易受天災影響的農作物都得強制納保。強制保險已 有全民健保的前例,並非不可行。強制納保對市場產銷的調控雖然未如期貨市場來得好,但至少讓農民把天災列入經營風險的一項裡。把風險成本化以後,市場上農 作物的價格才能真正發揮提供訊息的效果,國家社會才能正確評估是否要將資源投入這些農作物的生產。簡單地說,我們種不起的東西就不要生產,把資源另作他用 才是正途。

政客討好慷他人之慨

大型天災發生頻率不高,但傷害很大,政府介入無可厚非。但民主社會裡,政客控制不了討好選民的天性,很容易就慷他人之慨,隨隨便便就拿納稅人的錢補助。所以 現在不但大型天災補助,小型天災也很容易就申請到補助。如果農民種植農作物時,都將政府補助視為收入的一部分,何必再擔心什麼天災呢?先種再說。這就是道 德風險。

現代人對文旦柚的需求,充其量也是維持和以前一樣而已,但是文旦柚的價格卻連年下降,說明了文旦柚的供給是逐年在增加。這麼季節性且易受風災影響的農作物,供給卻一直增加,除了說台灣人很勇敢外,更可能的原因就是政府的補助已經常態化了,有錢幹嘛不賺?

還好現在沒有人主張「平準基金」這種下下策來因應天災,否則道德風險將更如星火燎原。但那一天如果真的到來,也就是台灣變成農業大國的時候,因為大家都去務農等補助去了。

7/15/2008

新凱因斯還是新古典?

美國經濟學界最近的一個人事風波,本來看似茶壺裡的風暴,但照最近的情勢發展,竟然似乎對經濟學未來的發展有不小的影響,也對台灣政府最近擴大內需的政策有所啟發

哈佛大學甘辸迪政府學院和經濟系聯手向柏克萊加大挖角大名鼎鼎的洛馬夫婦(David and Christine Romer),結果在哈佛校長主持的審查會議上,同為女性的哈佛校長,居然將經濟系推薦聘用的洛馬女士否決。洛馬女士在總體經濟學界的名望遠超過洛馬先生,原先哈佛大學的包裹聘顧就是想用洛馬先生的合約來綁洛馬女士,結果卻踢了鐵板。洛馬女士的名聲並未因此事受損,但執全球牛耳的哈佛經濟系卻弄了個灰頭土臉。

消息一出,四方嘩然,柏克萊的一個教授說,應該是哈佛校長的早發性老人痴呆症造成。雖說是玩笑話,但此事在學界的嚴重性可見一斑。較早傳出的消息是哈佛校長對經濟系的下馬威,上一任的哈佛校長桑默斯(Larry Summers),出身經濟系,擔任過柯林頓政府的財長,人紅是非多,對工程和科學界女性較少的現象作了一些令女性主義者反感的發言。一般認為現任哈佛校長費斯特(Drew Faust)的作法,有幫其它學門出氣教訓經濟系的意味。

最近的消息卻是指向總體經濟學界的意識型態之爭。洛馬女士是新凱因斯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哈佛經濟系裡本就有曼昆(N. Gregory Mankiw)等新凱因斯大將,加入了洛馬女士之後勢力就更為龐大,弄得新古典經濟系學派十分不悅。哈佛經濟系裡有可能得諾貝爾獎的巴洛(Robert Barro)就極力反對聘用洛馬女士,費斯特是趁此鬥給經濟系好看。但是這樣的小規模政爭,怎就會對經濟學發展有影響?一切得話說從頭。

自從芝加哥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派用理論預言了七○年代的停滯性通膨,並開出有效的葯方後,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新古典經濟學派獨領總體經濟學風騷十數年。但另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派的「民眾理性預期」理念用過了頭,薪資和物價的調整並未如理論所說來得迅速,政府的坐視有時候是延長景氣衰退時民眾的痛苦。新凱因斯學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出現,用個體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新凱因斯學派主張因為薪資和物價的黏滯性,政府適當的介入是可以縮短景氣衰退期間,讓經濟早日回到正常產出能量。但上世紀九○年代起的全球好光景,低通膨及高成長的「異象」,似乎是新古典理論又佔了上風。兩派爭鬥誰勝誰敗,還未定數,當然也不會因為洛馬女士不到哈佛就分出勝負,但現時全球因高油價造成的通膨威脅,孰能開出有效葯方,卻是兩派勝敗關鍵。

新古典主張,只要央行升息,讓經濟暫時陷入衰退,進而拉下總體需求,通膨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另一方面,凱因斯學派認為景氣衰退時間過長不利經濟發展,因此可用政府擴大內需解決,通膨問題用救濟方式協助弱勢民眾即可。目前在台灣,從馬政府的政策看來,凱因斯學派又抬頭,美國的總統候選人裡,奧巴馬也是主張政府提高公共建設支出來應對即將來臨的景氣衰退,一時之間凱因斯似乎又在墳墓裡大顯身手。經濟學畢竟不是象牙塔裡的學問,危機之時也就是理論得到實證的時候。政客大膽下注,而作為升斗小民,我們也只能企盼政府政策選對了邊,否則苦日子就要來了。

(原獲蘋果日報同意刊登,後因稿擠而未見報)

7/09/2008

蘇花高當然是經濟問題

7/9/2008 刊登於蘋果日報

綜觀反對興建蘇花高速公路的人士意見,主要即是高速公路一建,台灣後山美麗的環境就會被破壞殆盡,這其中隱含兩點重要意見,一是回歸自然,越少人越好的環境才能保存;另一則是經濟發展必然造成環境破壞。但這兩點根本禁不起經濟理論的分析。

首先是回歸自然這點。「自然」是很可怕的東西,在人類文明進化以前,颱風、地震、水災、火山爆發、森林大火、土石流等,完全是無可抗力,環境是一變再變,完全和人類的破壞扯不上關係,自然的破壞力比人類不知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