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的Donald Kagan教授，在談論他和史學家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不同看法時，提出政治學者和歷史學家的歧異。研究政治學的專家，喜歡從架構上探討事件發生的必然性，如果A力量很大，B事件就必然會自動發生。國家間，就像是撞球檯上的球一樣，球與球之間，因為外在的力量撞來撞去，而你沒辦法看看球裡面，到底是怎麼回事。而歷史學家想了解的是，構成這些「球」的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意圖是什麼，他們害怕什麼，簡單地說，就是他們到底是「什麼做」的。正因為有人的因素，所以歷史沒有必然，一個主事者的決定，可以改變歷史發展的路徑。照Kagan教授的說法，伯羅奔尼撒戰爭可以不用開打，雅典和斯巴達是可以維持和平。
這種戰亦可能，和亦可能的情況，用經濟學家的話說，就是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的存在。從一個均衡解推向另一個均衡解，需要的不必是極大力道的國際勢力失衡，而可能僅僅由主事者的一念之間，就會有由戰轉和，或是由和轉戰的可能。這種不穩定的平衡，也不難了解，但難了解的是事件的隨機性。
我們先要了解的是，雅典和斯巴達在沒有特殊情況的時候，一點也不想開打，因為實力相當，一打就是長期戰爭，誰也討不了好。但心裡想和，行為上反而得備戰。沒有力量為後盾的求和行為，必定招致戰爭的爆發，因為如果對手變弱了，面對戰爭成本的下降，不打的，反而是白痴。
固然備戰可以增加實力，而不會讓對手挑軟柿子吃，但另一方面又得擔心對方認為侵略將至，也加強備戰，反而把雙方推向戰爭邊緣。這時候，避免誤判，最好的方法，就是由一方送出正確的訊號，「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這樣的訊息一定要清楚傳達。Kagan教授對領導雅典城邦的伯里克利(Pericles)，推祟不已。因為他認為伯里克利提出了許多的跨時代的想法，其中不少是可以清楚地把雅典「欲和但不怕戰」的意圖送給斯巴達的新進作法。
比如說，當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導火事件Corinth-Corcyra戰爭爆發時，雅典面對Corcyra來的求援請求，伯里克利作出了一個從來沒看過的決定。Corinth是斯巴達的盟邦，有強大的海軍實力，但當時是雅典主宰希臘海域，雅典要擊滅Corinth的海軍，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然而雅典雖然答應Corcyra的請求，但卻只派出十艘軍艦，而且下令帶隊的將軍，只有在Corinth將把Corcyra海軍摧毀、將要登陸時才准出手。而且主事的將軍，還是雅典公認和斯巴達有友好關係的將領。也就是說，如果Corinth或是斯巴達，仔細看清楚這一切的話，他們應該可以了解雅典的意圖。
附帶一提，200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Thmoas Schelling，正是把賽局理論應用在戰爭與和平的分析，而得獎。
但伯羅奔尼撒戰爭還是發生了。Corinth敗戰後，使節團直驅斯巴達。他們傳遞的訊息，不是在哭訴雅典如何破壞維繫了三十年和平的泛希臘和約，而是在雅典人的霸道。Corinth把雅典人描繪成一個無法和他人和平相處的民族，永遠會欺壓希臘人的霸權，而且雅典越來越強大，總有一天也會把斯巴達打下。就是這樣一個圖像留在斯巴達人的腦海裡，伯里克利再多的求和訊息，註定石沉大海。
大戰於是開始。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