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自由主義

美國不配的超黨派

2012-01-27T01:00:00.000-06:00

美國第一夫人抱怨說，這個國家不配歐巴馬這麼好的總統。但Steve Jobs說，這個總統只會哭夭，一點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決心也沒有。而現實上，歐巴馬的「沒有自由派的美國，沒有保守派的美國；沒有藍色的美國；沒有紅色的美國；只有一個團結的美利堅合眾國」這一天真的超黨派理念，已經轉換成，「是你們不願妥協，我們只好團結起來，對抗你們的邪惡勢力」這樣的挑釁語言。

不相信的話，看歐巴馬最新的國情咨文，裡面提到了多少的左派理念：加富人稅、課公司海外獲利稅、懲罰漲學費的高等教育機構、懲罰關廠外遷的企業、追查金融風暴華爾街的責任、調查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等等，不一而足。

紐約客的Ryan Lizza，試著幫從「超黨派」突然左轉的歐巴馬找理由。簡單地歸納他的看法，就是美國的左右黨派之爭日見激化，不管民主黨的總統如何地向保守派勢力妥協，這些保守派永遠也不會接受歐巴馬的善意，甚至早就準備好，不管總統做什麼、說什麼，都要把他抹藍，戴帽子。Lizza的另一個論點是，眾人期望美國總統改革，但總統的權力並沒有那麼大，國會的制肘，輿論的壓力，根本就讓人有志難伸。一個在網路上瘋狂流傳的「密件」，是Lizza的佐證。

這密件是歐巴馬的經濟顧問Larry Summers在歐巴馬上任前，研究調查經濟情勢，所寫的報告。裡面提到了許多令人害怕的數據，包括，「美國經濟情勢嚴峻，2008年二百萬人失業，如果政府不介入，2009年將會有四百萬人失業。」「政府財政已經失控，但為了景氣刺激方案、前朝留下的支出項目，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加上其它支出，如拯救金融業，拯救汽車業，對抗房市急凍等等，支出的數目將會十分驚人，會影響到你競選支票的兌現。」「不管你做什麼，這驚人的帳單數字，注定要把你的歷史名聲弄臭。」

話說回來，Summers這種高水準的經濟顧問，全世界都找不到，只有美國有。你能想像馬英九有這樣能力的經濟顧問，短短時間內，寫上五十頁又有數字，又有理論，又有政策，又有預測的分析報告嗎？

但再強力的經濟顧問團(Larry Summers加Christina Romer)，在Lizza和歐巴馬的政治團隊眼裡，看起來也像是巨大無比的路障。政治的計算和「理念」的推動，遠比經濟學家「毫無根據」的預測來得重要。但歐巴馬受這些「不懂政治現實」的經濟學家和華府政治綁架，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理念難伸，又要揹上罵名，何苦來哉？

但對這種自憐自艾的辯解，我說，「屁啦！」

多少從未投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保守派、右派選民投給了歐巴馬。諾貝爾獎得主，芝加哥學派大將Robert Lucas在報端坦承投了歐巴馬一票，就是一例。雖然許多人是覺得欠了黑人一個公道而投給他，但更多的人投射了改革的希望在歐巴馬身上。是他讓中間偏右的選民失望，不是選民讓他失望。當然，這些人（包含我在內）也是自己要負一些責任，因為歐巴馬本質就是芝加哥政治出身的堅定左派，是我們自己誤會了。華爾街日報的Bret Stephens說，「和Romney的信念是假像相反，歐巴馬的務實才是假像。」

正因為歐巴馬自己強烈的自由派思想，所以碰到雖然已經是偏左但還是相對客觀的經濟學家，他還是覺得無法真心擁抱他們的建議。瞻前顧後，然後怪政治醜陋？　

政治不是今天才醜陋，也不是為了對抗歐巴馬才醜陋。對於Lizza說的，左右政爭近年激化的現象，我覺得根本是笑話。政爭一直都在，林肯和甘逎迪還為此送了命，Fox News罵你幾句，就覺得政爭醜陋？改革志向難伸？美國不配你的偉大？笑死人。

至少現在歐巴馬把超黨派的假面具拿下，打算來個正面的左右大對決，這算是好事。但我們要知道，雷根的偉大不只在於操弄民意，左右華府政客的能力，更在於對保守主義、自由經濟和民主自由的堅定信念。因為"The right is never wrong."，你能舉一個信仰社會主義而比雷根更偉大的政治人物嗎？

日出日又落

2012-01-25T01:00:00.000-06:00

華爾街日報報導，日本政府即將宣布日本在2011年呈現貿易逆差的情況，是這出口大國1980年來首見。這新聞讓人不勝唏噓。曾經是讓美國人也懼怕的日本第一，現在卻像是跳過半老徐娘的階段，直接隨著人口老化，進入衰敗的過程。大國風範早失，連小小南韓都時刻放在心上，真是越混越回去。

台灣還有許多人瞻仰帝國遺風，追念日本事物的美好。也有人認為日本將會再起，現在的衰敗只是黑船二次開國的前兆。也有人認為，一時的貿易逆差，反應的不過是震災和海嘯的後遺症，很快巨大的出口機器又會啟動。但我認為，日本式的社會、經濟結構早就走過了顛峰，自此一路下坡是可以預期的。

先說一個個人觀察。日本2011年最紅的電視劇是「家政婦三田」，許多人讚不絕口，可是我仔細看故事的舖陳和深度，並沒有比台灣浮濫的偶像劇高明多少，甚至比台灣最紅的「我可能不會愛你」還差上許多。「家政婦三田」其實靠的還是日本人的職人心態，追求精緻的外在，讓我還可以看得下去。但這是第一名的戲劇，怎麼會讓人有這許多的不耐煩？到底那一句對白，在觀眾的內心取得了共鳴，刺激了思考？把每一集的對白加起來，會發現比美國的三十分鐘搞笑喜劇還少，還無法令人回味。

也許這反應了日本的問題。現在的世界，內容太重要了，速度太重要了，而外觀卻是太容易取得了，職人精神造就出的產品，也許還是比較高級，但是沒有那個價值了。日本製也許還是很好，但沒有那個市場了。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日圓太貴了。但日圓太貴的情況不會太久，我一直認為日圓和瑞士法郎，還有歐元前的馬克，被當成像是避險天堂的原因，其實在於那一大堆的外匯存底。國際投資人買的不是日圓，而是可以兌換背後這些美元外匯存底的有價證券。而如果貿易逆差持續，外匯存底逐漸消失，日圓的特殊地位不再，日本政府無節制的舉債總有自食惡果的一天，日本阿根廷化也不是不可能的。

講究尊卑，講究犧牲，講究團結也許是擁擠的日本曾經所需要的，但這僵硬的社會結構，會把職人精神的精益求精浪費在錯誤的地方，而錯誤卻無從改起。不用看別的，看SONY衰敗的速度，還無法改革，就可見一斑。不認真地把資本主義放在基因裡，造出一堆美麗的廢物，有什麼用？

我最近讀到詹宏志在壹周刊講日本美食的精緻，順道罵台灣把小吃捧得天高的夜郎自大，我覺得有些道理，但詹宏志和其它說日本還是很強的人沒什麼不同。看豐田汽車、看Play Station、看日本動漫，也許還是會認為日本不錯，但那是吃祖先遺產，不是光榮的印記，而是美人遲暮。

感傷引爛詩，該是我亂作句子的時候了。

看盡日出日又落，頓悟封建早過時，左派不是溫柔鄉，日本歐洲都一樣。

沒有人靠自己發大財

2012-01-21T01:00:00.000-06:00

財務課的一開始，通常是介紹企業責任。照例，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又被我痛打一頓。有個學生非常不滿意，寫了封長信來表達他的困(ㄅㄨˋ)惑(ㄕㄨㄤˇ)。裡面引用了歐巴馬愛將，即將競選麻州聯邦參議員的華倫Elizabeth Warren所講的一段話：

「在這個國家沒有人是靠自己致富的，沒有人。你蓋了個工廠？很好。但我要告訴你，你搬運你的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道路，是我們社會其它人出錢修的；你請的員工，是我們社會其它人付錢教育的；你在你的工廠裡十分安心，因為有我們其它人出錢請的警察和消防隊。」「現在聽好了，你蓋了個工廠，結果出了個了不起的產品、點子，很好。上帝保佑你。你留著你一大部份的財富，沒關係，但實際上運行的社會契約(the underlying social contract)說，你拿了你的那一份，但也要付出，讓下一個年輕人也可以發大財。」

漂亮的不得了的一段話，但我看了卻不寒而慄。

這種「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社會契約，並不是華倫說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石，而是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思想。崇高的社會主義思想，講究的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然而要求人人奉獻犧牲，最後通常落得只要求別人奉獻犧牲，而自己還是盡可能地要吃好住好用好。社會主義下，社會資源還是要分配，但不再是講究自願性的交換，而是為了群體，為了國家社會，把分配資源的權力給了政府，給了所謂的「集體力量」。可這政府還是人作的，裡面還是一堆自私鬼，到頭來分配正義還是不見了，位大權大，房子車子就大。更慘的是，還賠上了個人自由。所以我很怕這種，for the greater good，「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所謂社會正義。

所以請告訴我，成功的企業家合理的那一份是多大？誰來決定到底多大？如果年輕人要成功，都得靠別人的施捨，那這種成功，不要也罷。

如果說歷史學家都是修正主義者的話，政治人物更是。而華倫更是持修正主義的政治人物裡的佼佼者，因為至少在美國，道路、公共安全、國民教育這些公共財，不是為了這些所謂的社會契約而建造、施行的。在美國，個人人身自由和財產自由是在所有的集體利益之上的，你是不可以隨意拿集體利益來剝奪個人自由、私有財產的。我們之所願意繳稅造橋舖路、僱用警察消防、建立國民學校，是因為這些公共財是無法憑一己之力提供的，所以我們願意透過代議民主的合法程序，犧牲一點個人的財產，來獲取這些公共財。怎麼會是因為我繳了一點稅，我就有資格主張擁有別人辛苦努力付出的成果呢？

這個歷史發展的順序不可搞錯，因為搞錯了，自由就輕易地被社會主義掉了，財產就被圈地掉了，努力就被共有化掉了。

美麗蘋果新世界

2012-01-18T01:00:00.000-06:00

被大選新聞淹蓋的世界大事裡，包含了這則蘋果公司公布的供應商責任報告，我認為這是一個全新時代的開端，不容小覷。

樹大招風的蘋果，一向是左派的大敵人，沒有社會良心的邪惡商人代表，只要一有事，不管是蘋果還是蘋果供應商的事，一律是醜的，非暴露出來不可。所以富士康的員工跳樓、粉塵爆炸，或是可成的不尋常味道事件，通通算到蘋果頭上。我一直認為冤有頭，債有主，這關蘋果什麼事啊？以前Nike被紐約時報痛打血汗工廠時，美國大企業正常的辯解是，一，我們管不著；二，更嚴苛的勞動條件，反而會讓這些人失去工作，因為企業經營不下去。

但現在不一樣了。要做Nike生意，要吃蘋果訂單，請遵照美國的遊戲規則。所以蘋果每年有一大堆的稽核小組在全球各地供應商檢查，看是否有違反勞動法規，是否給予員工合理的薪資和保健待遇，是否有符合工安標準，是否生產過程造成環境污染等等。Tim Cook上台後，更進一步，現在更打算和左派運動團體Fair Labor Association合作，讓他們做外部稽查。

不知道這些越來越難吃的蘋果，是不是郭台銘痛罵美國商會的背後原因。

話說回來，要怎麼看這個「左派大勝利」的發展？

首先，這是不是違反傅利曼和許多主張自由經濟的經濟學家所說，「企業唯一的目的，就是幫股東賺錢，把公司價值極大化」，而不用管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並不是。我們必須得了解的是，蘋果這麼高調地進行社會責任宣傳，和幫公司股東賺錢的目標，是沒有衝突的。蘋果賣的是先進消費電子產品，塑造的是一個進步、流行的感覺。有這麼一個高級的企業形象，怎麼能和不斷有人跳樓的富士康連在一起？怎麼說都行不通。蘋果不是把富士康給砍了，就是要幫助富士康改變。說實話，要把鴻海從蘋果的供應商名單中拿掉，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蘋果還是選擇了協助供應商改變的策略。

但改變是要花錢的。這堆高的成本，其實可以看成是行銷的費用，賣高價品的代價，終究是可以從消費者的手中討回來的。所以我說和幫股東賺錢是沒有衝突的。

另一方面，許多人誤解傅利曼的見解，乎略了他說的，「在合法的範圍內」，企業應以賺錢為目的。只要法律沒有說不可以的，企業經理人都要盡量去做。許多人以為右派無良的經濟學家，是鼓勵企業，無所不用其極的賺錢，而乎略了我們對法的重視。

但這「法」是有趣的東西，是有一個動態的演化過程的。比如說，在以前歐美企業當然是不能在國內行賄的，但在國外，行賄第三世界國家官員是稀鬆平常的事。但這法變了。美國通過法律，規定行賄外國官員也是犯美國法的，所以美國企業也不能明目張膽地報銷招待官員費用了。所以你還認為，右派經濟學家認為企業該行賄官員，來極大化企業價值嗎？

而現在「法」的觀念又更「進步」了，企業面臨更嚴苛的勞動條件，有著更廣泛的環保要求，那除非有本事遊說修法，不然只能遵照這些新立的，所謂的進步法律，而在這更嚴苛的條件下，設法幫股東賺錢，極大化公司價值了。這也是我在「我的右派的世界觀之六」中所要傳達的意見。

但不管是左派勝利也好，右派世界觀也罷，這美麗蘋果新世界注定要在各地掀起不小的漣漪。

台灣共識

2012-01-15T16:41:00.000-06:00

我認為蔡英文的理性、都會化路線對民進黨是好的，只是早了一個世代，可惜了。許多人在打她的台灣共識，但我也還是認為她的路線是對的，只是啞巴吃黃蓮，因為她似乎在走我說的「狼群理論與中國論述」，但不能講。如果我猜測的沒錯，如果她勝選，台灣共識不但會清楚，而且對很多人而言會是很激進的，激進的程度，還可能超過所謂的九二共識。因為她代表的是民進黨，沒有人會懷疑有賣台意圖的民進黨。

但她不能在選前講清楚。看看南部開的票就知道，都會化的蔡英文，並沒有辦法像阿扁一樣，激起投票對決的熱情。如果敢在選前講出民進黨可以和共產黨談九二共識之類的主張，南部的票將更慘，而北部的票也沒辦法拿下。

但主將不能做的事，不代表不能由「核心人士」在媒體放話，這點可要和國民黨好好學學。而且國民黨可以販賣「沒九二共識下場會很慘」的恐懼，民進黨更可以販賣「有九二共識會更慘」的恐懼。但民進黨沒有這麼做，和ECFA的時候一樣，持續地都會、理性論述，也就是持續地在打十年後的戰爭，對2012年的選舉，一點幫助都沒有。

很遺憾，民進黨雖然沒有販賣九二共識的恐怖下場，這恐怖下場還是會到來。

許多人說，馬英九流失選票，可以讓他更強硬的對抗共產黨，更堅持主權。但事實剛好相反。國民黨把台灣弄成一個不斷和中國調情的小姐，嘴上說盡要人家來追求的好話，但不只嘴不讓親，連手都不讓牽，總有一天會讓北京從一個追求者變成強暴犯。共產黨看著國民黨逐漸流失的多數優勢，反而會更逼迫國民黨在馬英九任內，弄出一套「祖國統一」無可逆轉的和平協議，誰知道下一次選舉會是什麼結果?

現在能擋住這個台灣悲慘下場的，不是在國會只有四十席的民進黨，而是共產黨自己和美國的外在力量。共產黨中央正忙著領導人換屆的權力更迭，也許我們可以冀望暫時不會把台灣議題列為第一優先。但這短暫混亂是個兩面刃。如果習近平沒有壓倒性的力量壓制解放軍，也許反而要把統一台灣推到台前，既滿足解放軍，也靠外在矛盾解決內部問題。

這個摧毀台灣未來的走向，已經不是酸藍營一句「歡喜選，甘願受」就可以解決了。我可不要故鄉就這麼沒有。所以請民進黨大德，和國民黨內的愛台人士，用力做好遊說美國的工作。沒有美國航母，就沒有獨立自主的台灣，你們聽到了嗎?

後記：重看兩年前的「ECFA當然是政治協議」舊文，人微言輕，真令人傷心。

我贏了

2012-01-14T09:39:00.001-06:00

歐巴馬入主白宮後，召集兩黨國會大老討論經濟。共和黨眾議院黨鞭Eric Cantor拿出長長一串共和黨的提案，歐巴馬冷冷地說，「選舉是有後果的。」「我贏了。」選舉是有後果的。夢想家捲土重來事小，兩岸和平協定像ECFA一樣強度關山，你擋得住嗎？你有那個實力嗎？馬英九提和平協定絕對不是說溜嘴。

春天的花蕊

2012-01-12T01:00:00.000-06:00

一九九四年，阿扁當選台北市長的那個晚上，我在信義路和新生南路的競選總部，和許多人一起高興地喊，「我們贏了!」當天晚上，我還在大馬路旁，拔了一根「快樂、希望」的競選旗子回家。二千年阿扁當選總統，我都還沒那麼高興，因為面對著從來沒有過的台海情勢，興奮之中，總是帶著些許憂慮。所以，九四年對我來說，才是真正的改朝換代的開始。

那是個美好而無知的年代呀！

美好，是因為前方好像希望無窮。無知，是因為我們對民主都太過天真了。我們以為選上了阿扁，市政改革就會發生，接著就是進駐總統府，國家就會馬上像歐美日國家一樣，進步繁榮。結果什麼都沒發生，阿扁是當了總統，但也進了監牢。進步繁榮，只發生在扁家，還讓人因此看了台灣人笑話，給民主招了罵名。回頭看這一切，原來九四年不只是改朝換代，還是國家停滯的開始。

那也是個兵荒馬亂的年代。

一方面草鞋步鞋的在野黨，馬上得了天下，換上了官員服色，寫起了文言文，講起了繞口的官腔官調，也學會了收錢辦事，或是只收錢不辦事的計倆。另一方面黨國大老，一下失了官位，沒有配車，路都不會走了，倒是官腔官調始終沒改，但開始學做在野黨，罵起人來了。政治上如此，文化上更是如此。台語上了八點檔，地圖得翻轉來看。秋海棠的壁畫，終究還是給蕃薯給蓋上；「反共復國」竟輸給了「我愛台灣」。

失志的真假外省貴族，不是自怨自艾地自封起高級人，就是轉身變成紅朝新貴。而不是貴族的外省人，竟也牙牙學語，從新認識「本土化」三個字，和這個從小就被當成「方言」的在地語言。但我反而不想和他們講台語了。不是動容的反抗姿態，只是覺得怪腔怪調地講我的母語的人，是在降尊紓貴，是在褻瀆這美麗的語言。

那更曾是改變的年代。

但我還是感謝他們的怪腔怪調，因為這是把台灣當成家鄉的真正表現。馬魁斯說，「故鄉就是有先人埋骨的地方。」也沒錯，四九年來的第一代，如果做古了，多半還是埋骨台灣，那台灣自然就是外省人的故鄉了。山東、四川，竟然也像是宜蘭、台東一樣，都曾是阿嬤的家, 姥姥的家。而怪腔怪調更是有好用的時候，尤其是貨真價實的中國人，出現在我們面前時，講著蹩腳的台語，不但可以分清敵我，還可以一起訐譙，多好。

但再多的變化，也沒有改變我們台灣人善忘的本質。善忘有時是可悲的，獨裁者的歷史和國民黨的財產都還沒有清算，我們就讓他們過去了，就讓他們一起收割起民主的果實，還縱容他們和曾經勢不兩立的敵人把酒言歡，順道威脅我們。但我們的善忘，更來自我們的善良。我們不是不會計較，而是兄弟姐妹沒什麼好計較的。不管祖先什麼時候來的，我們都是骨肉了，我們沒法子清算了，過去的真的就讓它過去了也好，反正沒有歷史的地方，改起來比較快。說實話，台語放一邊，學英文也無妨。

這是我對這段不短的台灣歷史回顧，也是要藉此總結我對總統大選的看法。我不想學別人，假惺惺地各打五十大板，然後露出本色。我始終如一的本色就是，如果可以，請投蔡英文一票。馬英九和蔡英文兩個人，一個是台灣的過去，一個是台灣的未來。四年給了馬英九，給了吃阿扁虧的人一個公道，結果只證明，馬英九還是老國民黨的產物，早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從九四年走到現在，十八年了，所有的混亂、不滿、怨恨，都該停了。有虧欠的，不管還清了沒有，都要算一筆勾消。國家該轉個彎，再往上走。台灣實在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耽溺於過去，任由國民黨綁架我們的未來。

所以請投給蔡英文，抬起頭，繼續往前走。

蘋果的滋味

2012-01-10T01:00:00.000-06:00

美國超市、大賣場裡最受熱門的蘋果叫Honeycrisp，這種香甜度、脆度都超過富士的新科蘋果狀元，背後有著複雜的商業故事。

Honeycrisp為明尼蘇達大學「開發」出來的蘋果，到目前為止，是明大科技研發產品中賺錢的第三高手，僅次於一個愛滋病藥物和一個豬隻疫苗，在2008年專利到期前，每個要種Honeycrisp的果農，每種一顆果樹，就要付一元美金給明大。但這個開發的過程，足足花了農技專家31年的工夫。

明尼蘇達州因為太冷了，其實不適合種蘋果。美國的蘋果重鎮是東岸的紐約州和西岸的華盛頓州，所以蘋果的研究中心，一在紐約的康乃爾，一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的異軍突起，只是個美麗的意外。先是在十九世紀，有個名人說，「我不能住在明尼蘇達，因為沒辦法在這裡種蘋果。」許多海邊美國人，多的是這種瞧不起中西部的心態。許多人管中西部叫flyover zone，飛來飛去，只經過不降落的地方，就是出於這種心態。當然有些人開始不服氣，偏要在明尼蘇達種蘋果。最後的結果，就是在明大出了個蘋果研究中心，由David Bedford領導，和康乃爾及華盛頓州大三足鼎立。

開發新品種蘋果是件耗時費力的工夫。每年Bedford和助理，人工授粉產出三至五千種新的蘋果種子，然後在溫室裡種下種子。小蘋果樹大概五年後會開始產出蘋果，Bedford每年的採收季，就得品嚐這三至五千種的新蘋果。光想這數目，就是件令人頭痛的事。很多時候都是一口淺嚐即吐掉，然後不合格的蘋果樹，馬上淘汰，空出空間來。但留下來的「菁英樹」也不是立刻生產，還要經過數年考驗，持續、穩定產出好吃的蘋果，才有可能被考慮留存，申請專利，然後量產。

我看這樣的故事，想到的，都是背後一個個努力的個人，接著想到的就是什樣的體制，可以讓這些人成功，可以讓這些努力變成令人激賞的成果。沒有美國這麼大的市場，沒有專利的保護，沒有金錢上實質的鼓勵誘因，是不會有這些發明的。

但商業化本身不是一帆風順。蘋果這種水果，很容易陷入一個死亡循環。在超市裡，蘋果就是要紅、要漂亮，才會挑起消費者的採購慾。但漂亮的蘋果不一定好吃。很快地，農夫也知道消費者的傾向，慢慢地把紅、亮作為採收的標準，而把甜、脆放一邊。日積月累下來，市場最大、賣得最便宜的就是Red Delicious這種，紅地不得了，但難吃得要死的爛蘋果，整個把消費者的胃口搞壞。八零年代，從日本來的富士，有點改變了這個趨勢。在美國量產的富士，有甜、有脆，但外型沒有那麼討好。消費者有點反撲蘋果商業化的味道，開始接受這些新的外來品種，也間接地鼓勵了Bedford這些農技專家開發更「好吃」，但不一定「更好看」的蘋果。

我在舊文「小吃變大吃」裡，也提到類似的商業化過程。

你可以說農夫短視近利也好，說消費者積習難改也好。本來Honeycrisp是黃澄澄的蘋果，現在越來越多農夫，捨甜、脆，而就紅、亮，慢慢地把Honeycrisp，推向這死亡循環。尤其在明大的專利到期後，誰都可以亂種一通。蘋果是越來越漂亮，但Honeycrisp稱王的時日，也許不多了。

我們該傷心這無可避免的走向嗎？大可不必，只要美國這資本主義系統，持續運作良好，未來還是會有新的蘋果王出現。據說，明大又有新的專利蘋果，叫SweeTango，更勝Honeycrisp一籌。正是江山代有蘋果出，資本主義獨領風騷數百年！

故事來源是紐約客雜誌John Seabrook的報導。

乾洗元月效應(上)

2012-01-07T01:00:00.000-06:00

先不要管效率市場假說，也先不要管內線交易的問題，假設你知道有一支股票，在某段時間，一定有超越大盤的表現，你要如何獲利？

一般的作法是，買進該股，然後適當地賣空大盤。因為如果不賣空大盤的話，還是有所謂的市場風險。我只告訴你，「有超越大盤的表現」，並沒有說必漲無疑。如果大盤跌了10%，個股只跌了9%，那也還是「有超越大盤的表現」，但虧錢的事，是一點都讓人驕傲不起來的。但如果買進個股的同時，也賣空大盤，市場風險就幾乎可以完全消除了。用同樣的例子說明：如果你是賣空大盤，那大盤跌了10%，你就賺了10%（先不論融券成本），就足以抵消個股下跌的9%，而且還有剩。如果大盤漲，雖然賣空跌，但個股「有超越大盤的表現」，因此個股的獲利，同樣可以抵消大盤部位的損失，而還有剩。

這是最古老避險基金的操作手法，理論上是不管大盤漲跌，避險基金都有獲利，如果加上適當的槓桿操作，小小的穩當獲利，是可以變成大大的操盤利潤。

但如果市場作手都知道這個「有超越大盤表現」的個股，你還賺得到錢嗎？

有一個在行為財務學上極為有名的案例，稱為「元月效應」，背後就有一個，和這個操作手法相關，但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元月效應是指，在開年的頭一個月，在美國股市上市的小型股，通常有超越大型股的投資表現。雖然這看似違反效率市場假說的「異像」早為投資人熟知，但依舊年復一年的存在，好像是投資人故意視而不見，掉在地上的鈔票，居然嫌麻煩，而不願意撿起來？

當然不是這樣，多的是市場作手，在操作元月效應。但操作起來，有許多的細節要注意。佛羅里達大學的Jay Ritter教授，講了個親身故事，詳述自己和一群財務學教授從元月效應獲利，但最後被Fischer Black乾洗的故事。

這Fischer Black不是別人，正是發明選擇權定價Black-Scholes Model的那一個Black。

待續。

矛盾的生產力

2012-01-05T01:00:00.000-06:00

生產力是很矛盾的一個經濟成長問題，也是我們經濟轉型得直接面對的核心問題。讓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假設有一個小資本家，買了一個傳統章魚燒攤子，生意非常好，做多少出來，就賣掉多少。所以這個老闆開始僱用員工，幫忙賣章魚燒。簡單地算術告訴這個老闆，這個新進員工的薪水，最多就是他可以幫忙賣章魚燒的收入（先假設進料成本低得不像話）。自然越高級的章魚燒，代表的是老闆可以付更高的薪資。所以對一個像台灣這樣一個外貿為重的國家而言，如果賣出的產品價值越高，勞工薪資就越高。

那如果同時有甲、乙兩位員工，生產的效率不一樣，老闆該如何給薪？當然是生產越多的，老闆就更有能力和意願給高薪。這是生產力的粗淺認識，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提國家、社會生產力越高，會越富裕的根本理由。至於要怎麼提高生產力？給顧攤的員工更舒服的環境，給員工更好的訓練等等，都可以做到，但邊際效益會越來越小。生產力的進一步提昇，在於資本設備的投入。如果老闆買了更先進的機器，一個員工可以產出的章魚燒比先前沒有機器時，多上許多，這就是生產力提昇，也代表老闆在發薪的時候，有本錢可以給更高薪。

但提昇生產力矛盾的地方，正在於此。先進的機器是兩面刃，技術的複雜，代表的是有些人跟得上，有些人跟不上。跟得上的人，就像是上天堂一樣，有資格像老闆要更多的薪水，可以拿蹺。但跟不上的人，就變成被機器取代的勞工。生產力提得越快，兩群員工背道而馳的傾向就越嚴重。現在所謂的貧富差距加大的問題，很大的程度是因為生產力提昇所造成的。

本來台灣的社會，可以在經濟起飛的時候，運用再教育、再訓練的方式，或者是逐步開發新產業的方式，吸納這些被機器取代的勞工。但我們這小章魚燒攤，偏偏擺在一個巨大的人肉市場旁邊，有心的老闆，願意照顧老員工的老闆，也許一時半刻用盡一切提昇老員工的生產力，和中國來的攤子拚了，但終究還是抵不過人肉市場廉價的勞工。弄什麼機器呢？一天三班，班班有一連兵力看顧著小攤，都還比買機器划得來，誰要買機器呢？誰要弄員工訓練呢？這就是台灣產業的現實。

但生產力提昇是一條不歸路，只能一直做下去，殘酷的國際競爭現實，加上我們自己的池子小，根本不容我們往閉鎖的方向前進。但相對地，我們的人口少，只要政策對，是可以把生產力提升所帶來的財富，適當地分配給受害的勞工，而讓全國雨露均霑。然而這對的政策，對很多人而言，並不中聽。有機會我再談談這逆耳忠言。

戰爭與和平(四)

2012-01-02T01:00:00.000-06:00

如果遵照耶魯的Donald Kagan教授對戰爭與和平的討論，要如何避免中國和美國兩列火車對撞？以下是我的看法。

第一，中國短期間內無法達到美國的總體實力，所以不能套用兩者衝突，即會長期爭戰的「雅典－斯巴達」模式。今天就算打核戰，美國核子潛艦移到東海大陸棚外，把北京、上海打個希巴爛只需要幾小時。但中國潛艦沒有這個能力打擊美國西岸，而且長程導彈也還沒到位。所以如果有衝突的話，美軍大勝，是所有人在計算上，要先取得共識的一點。

第二，這個優勢，要持續保持，不能讓解放軍有錯誤的想像，所以美國國防軍費，至少在太平洋戰場是不能省的。而且要讓中國持續了解美軍的優勢，所以解放軍的軍官到美國參訪、受訓的管道不能斷，絕不能讓解放軍頭自己關起門來自我感覺良好。必要時，在中國週邊小小火力示範一下。一個會緊張的解放軍，對和平有極大的貢獻。

第三，我們要了解美中關係的最大變數，既不在台灣，也不在美國，而是在中國內部。因為台灣現實上已經是美國和中國共管，要出格的情況不大。美國方面，不管共和黨或是民主黨上台，國防部的力量都足以說服美國總統在美中關係上的謹慎，所以戰略大幅更張的可能也不大。

所以，戰爭與和平的討論，必須得從中國未來發展的幾個可能下探討。不管中國未來的發展如何，共產黨的經濟自由、政治緊控的兩手政策，在可見的未來，是無法撐下去的。這個緊繃的氣球，有幾種可能：

可能A：共產黨像台灣的國民黨一樣，專制政權逐步鬆動，民主、自由逐漸變成現實。如果是這樣，美中關係，可以走向美日、美德一樣，由敵對變成盟邦。這對許多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但美中在二次大戰時，就是這樣大哥對小弟的關係，沒有什麼不可能，也沒有什麼不妥。

可能B：共產黨快速崩潰，一如九零年代的蘇俄、東歐共黨垮台。這個改變，很難說終局如何。也許有軍事強人上台控制局面；也許有如俄國，在一陣子混亂後，維持一個民主外觀，但獨裁內在的稍為穩定局面；也或許中國分裂，也不一定。但不管中國怎麼走，避免解放軍變成瘋狂的殺人部隊變成無比的重要。這個時候，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實力，更不可或缺了。再瘋狂的軍事強人，到頭來還是得計算，戰與和的利害得失。也就是說，一旦混亂的中國有了可以控制局面的強人，這個強人也不致於瘋狂到挑戰美軍。

修昔底德說，國家打仗，不外乎三個原因，「恐懼、榮譽，以及利益。」美國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所以軍頭不可能出於恐懼打美國。中國更不可能因為利益的關係打美國，因為和平才有利益。至於榮譽？

身為和中國人同文同種的台灣人，我非常相信中國出得了毛澤東，但出不了希特勒，解放軍的軍頭再壞，也沒辦法由形而上的「榮譽」所驅使。畢竟我們炎黃子孫是出了名的沒有信仰的現代人類，尤其中國還有共產黨搞的文化大革命，把一點點的土著信仰、外來宗教都給毀了。難道要靠共產黨自己都不信的共產主義打仗嗎？開什麼玩笑。也許只有「對抗帝國主義的愛國情操」可以運用了，但沒有宗教信仰、沒有追求人身自由的渴望、沒有捍衛榮譽的信念作後盾的愛國主義，到那裡都走不遠。

老舍不是說了嗎，「我愛我的國啊，可是誰來愛我呢？」

總統樣

2011-12-30T16:02:00.001-06:00

幾場總統大選辯論和政見會看下來，也許是個人偏見，但我覺得蔡英文講話表現也好，發言內容也好，都很Presidential。這英文字，翻譯起來，大概是「總統樣」的意思，但如果你查一下字典，會發現比總統樣還多一點深意。我認為，也許蔡英文即將為台灣開啟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

上一個有總統樣的台灣總統，應該就是李登輝了，但李登輝太複雜了，同時也是日本教育下的產物，很難作為台灣人的代表。而最近這兩個總統，雖然很能代表台灣社會，但非常不「總統樣」。阿扁就是典型窮苦台灣人，打拚創天下的那個世代表徵；雖然努力得不得了，但既不懂得吃穿，更不懂得理念、信仰，一身土氣，但又戰鬥力十足。沒知識又兼沒衛生的土皇帝果然是把台灣民主和戰略地位拖個半死。

而馬英九代表的又是四九年渡海來台，小康官宦之家的外省世代最佳代表。雖吃穿不愁，但畢竟是小官小吏，蔣家的家臣出身，貴氣只學個毛皮，本質上還是個斤斤計較、戰戰競競的小公務員。官場之道，十分嫻熟，但對治國策略，帶領台灣走向未來一點辦法也沒有。

這兩大台灣過去社會的團塊，差不多都該走入歷史了。在打拚的一代、胼手胝足的一代之後，是相對富裕的台灣人，懂吃懂穿，全球走透透，有文化、有教養，對世界、對中國有不一樣的看法。蔡英文年紀雖不小，但因為家族早富，等於是我們五、六年級，甚至之後這個世代的先行者。我們這一個承先啟後的世代，居然這麼快就出一個有總統樣的領袖，等於是把台灣歷史往前快轉了二十年，台灣變動之巨，不可不謂驚人。

總之，蔡英文的時代，可以說是貴族菁英的時代，是登上世界舞台的時代，但也不要忘記，蔡英文時代也將是左派治國的時代。所以歷史揭過新的一頁之後，台灣還是要面臨右派無人的困境。

戰爭與和平(三)

2011-12-29T01:00:00.000-06:00

耶魯大學的Donald Kagan教授，在談論他和史學家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不同看法時，提出政治學者和歷史學家的歧異。研究政治學的專家，喜歡從架構上探討事件發生的必然性，如果A力量很大，B事件就必然會自動發生。國家間，就像是撞球檯上的球一樣，球與球之間，因為外在的力量撞來撞去，而你沒辦法看看球裡面，到底是怎麼回事。而歷史學家想了解的是，構成這些「球」的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意圖是什麼，他們害怕什麼，簡單地說，就是他們到底是「什麼做」的。正因為有人的因素，所以歷史沒有必然，一個主事者的決定，可以改變歷史發展的路徑。照Kagan教授的說法，伯羅奔尼撒戰爭可以不用開打，雅典和斯巴達是可以維持和平。

這種戰亦可能，和亦可能的情況，用經濟學家的話說，就是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的存在。從一個均衡解推向另一個均衡解，需要的不必是極大力道的國際勢力失衡，而可能僅僅由主事者的一念之間，就會有由戰轉和，或是由和轉戰的可能。這種不穩定的平衡，也不難了解，但難了解的是事件的隨機性。

我們先要了解的是，雅典和斯巴達在沒有特殊情況的時候，一點也不想開打，因為實力相當，一打就是長期戰爭，誰也討不了好。但心裡想和，行為上反而得備戰。沒有力量為後盾的求和行為，必定招致戰爭的爆發，因為如果對手變弱了，面對戰爭成本的下降，不打的，反而是白痴。

固然備戰可以增加實力，而不會讓對手挑軟柿子吃，但另一方面又得擔心對方認為侵略將至，也加強備戰，反而把雙方推向戰爭邊緣。這時候，避免誤判，最好的方法，就是由一方送出正確的訊號，「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這樣的訊息一定要清楚傳達。Kagan教授對領導雅典城邦的伯里克利(Pericles)，推祟不已。因為他認為伯里克利提出了許多的跨時代的想法，其中不少是可以清楚地把雅典「欲和但不怕戰」的意圖送給斯巴達的新進作法。

比如說，當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導火事件Corinth-Corcyra戰爭爆發時，雅典面對Corcyra來的求援請求，伯里克利作出了一個從來沒看過的決定。Corinth是斯巴達的盟邦，有強大的海軍實力，但當時是雅典主宰希臘海域，雅典要擊滅Corinth的海軍，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然而雅典雖然答應Corcyra的請求，但卻只派出十艘軍艦，而且下令帶隊的將軍，只有在Corinth將把Corcyra海軍摧毀、將要登陸時才准出手。而且主事的將軍，還是雅典公認和斯巴達有友好關係的將領。也就是說，如果Corinth或是斯巴達，仔細看清楚這一切的話，他們應該可以了解雅典的意圖。

附帶一提，200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Thmoas Schelling，正是把賽局理論應用在戰爭與和平的分析，而得獎。

但伯羅奔尼撒戰爭還是發生了。Corinth敗戰後，使節團直驅斯巴達。他們傳遞的訊息，不是在哭訴雅典如何破壞維繫了三十年和平的泛希臘和約，而是在雅典人的霸道。Corinth把雅典人描繪成一個無法和他人和平相處的民族，永遠會欺壓希臘人的霸權，而且雅典越來越強大，總有一天也會把斯巴達打下。就是這樣一個圖像留在斯巴達人的腦海裡，伯里克利再多的求和訊息，註定石沉大海。

大戰於是開始。

待續。

拿出證據來

2011-12-26T19:10:00.001-06:00

說實在，我已經不知道劉憶如在指控蔡英文什麼了，到底是貪污，失德，妄自尊大，還是文件管理混亂？但不管如何，指控者得拿出證據來，這基本法律原則，怎麼就這麼難進入她的腦子呢？我可以說，劉憶如已經失智，不能勝任經建會主委，請自己拿出證據自清嗎？人家說當選過關，落選被關。劉主委這次可是當選余文，若選被關，足為所有公務員殷鑑。

戰爭與和平(二)

2011-12-26T01:00:00.000-06:00

耶魯的Donald Kagan教授自己將和平分為三類，試圖將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後，和最後大戰爆發前，雅典和斯巴達間、持續長達三十年的和平協定歸類。他認為的第一種和平是敵對雙方的實力相距過大，戰爭勝利的一方，完全將敵人摧毀，亡國滅族，那自然再也不會再有戰爭。但實力相距過大，不一定需要走向完全摧毀一途。勝利的一方，可以善待失敗的一方，把敵人變為小弟、變為朋友。Kagan教授沒有明講歷史上的案例，但我想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待德國和日本的態度，大致就是達成這個長久和平的重要關鍵。當然勝利的一方，還是要持續強大，作小弟的才會甘心，才不會有二心。

最差的和平，Kagan教授認為，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的協約國對戰敗的同盟國所強加的和平。一方面，協約國要求德國付出慘重的代價，心結早種下；但另一方面，又沒有徹底把德國的工業、軍事實力摧毀，而讓希特勒掌權後可以快速重建德軍，施行復仇。這樣的和平，反而只是種下之後更大戰爭的火苗而已。所以凡爾賽和約，常被視為是個失敗的和平協定。

最後一種和平，Kagan教授認為，能不能持久，要取決於未來的環境和狀況，很難說得定。他的例子是神聖羅馬帝國末期，襲捲歐陸的三十年戰爭之後的和平。三十年戰爭因為打了太久，雙方死傷慘重，就算代表新教的一方勝利了，也很難高高興興地回家。所以西伐利亞和平協定可以簽立，而雙方也可以相對長期地遵守和平協定。這個和平，很大的程度肇因於雙方的實力相當，勢均力敵，真打起來，只能拖，只能磨，而不能速戰速決。我認為，二戰後的美蘇冷戰，也是類似的和平觀念，因為有保證相互毀滅的核彈，真打起來，誰也討不到好處，所以反而和平可期。

Kagan教授說，雅典和斯巴達的暴風雨前寧靜，可以說是這樣的和平。從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和斯巴達就明白，雙方實力相當。既然無法讓一方有壓倒性的勝利，兩國交戰就會是場持久戰，而誰也不想要一個長期的泥巴戰。就是由這個觀察開始，Kagan教授挑戰了偉大的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不是必然會發生，歷史的路境，不只決定於情境，更取決於身處其中的歷史人物。也就是說，歷史沒有必然。照我自己的衍生，我們也可以說，想像中的美中大戰是可以不發生的。

待續。

戰爭與和平(一)

2011-12-23T01:00:00.000-06:00

邱吉爾說，「當國家或是個人逐漸強大的時候，通常會暴力、欺負弱小；而在弱小的時候，反而態度良好。但這樣的行為卻是既不健康，也不明智。」邱吉爾畢竟是邱吉爾，一語道破國際關係裡一再重複發生的悲劇下場。

現在的中國，崛起中的中國，正有這麼一個外強中乾的不良走向。為什麼說是悲劇，說是不良走向？因為強大而不穩定的中國，挑戰的不只是週邊國家，更是世界霸權的美國。原本穩定發展，「態度良好」的中國，和美國著有不言可諭的默契，（見我舊文「改變賽局之舉」），但中國近幾年一連串的發展，正在打破這個默契。比如說對美台軍售抗議的力道逐漸提高，發展航空母艦，大聲在南海叫囂等等，最近還傳出要在印度洋設海軍基地的風聲。這種走向，慢慢地有一山不容二虎的態勢。美國如果順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和中國打上一仗以阻斷中國的發展，勢所難免。

修昔底德在他的史學鉅作〈伯羅奔尼撒戰爭〉，開頭就講為什麼雅典和斯巴達非打這一場大仗不可。雅典領軍的希臘大軍，在希波戰爭中大敗波斯帝國後，雅典在希臘諸邦的地位越來越高。雅典有銀礦，雅典有強大的陸軍、海軍，雅典還有自由的民主制度。希波戰爭後的黃金年代，還孕育了希臘諸哲，西方文明可以說由此而始。但雅典帝國的強大，讓舊霸主斯巴達懼怕。這懼怕逼得兩方終得一戰。

耶魯的Kagan教授說，修昔底德不只講國際關係的架構，推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真正原因時，修昔底德還回歸到人性的感情因素。羨慕雅典人的成就，嫉妒雅典人所有，不解雅典人的制度，和懼怕雅典人的強大，逼得斯巴達不得不出手教訓雅典。但Kagan教授說，也許修昔底德的推理可以正確解釋戰爭的開打，但不能解釋為什麼有這麼一場大戰，一場棄人類文明不顧的殘忍大戰，一場把希臘黃金年代打了個希巴爛的大戰。他認為這場大戰是可以不用發生的。

Kagan教授說，修昔底德不只比他聰明，修昔底德還是親身經歷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人，他還敢和修昔底德有不同的看法，代表的是Kagan有強而有力的論說佐證。也許Kagan教授的真知灼見，能告訴我們如何避免美、中兩列火車迎面撞上的悲劇？

待續。

一枝獨秀

2011-12-20T01:00:00.000-06:00

我很時尚，我看了總統大選辯論（？？？）

上週的公民團體提問，一整個擺開，通通是左派、自由派的議題(a liberal agenda)。問的人不出所料，回答的人也行禮如儀，也證實了我一再指出的，台灣政治沒有右派的困境。比較令人訝異的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左仔水準這麼差。原本以為楊儒門是個革命行動家，又坐過牢，應該很有思考的高度，結果居然問出「總統府種菜」的問題，是在玩選美的機智問答嗎？搞半天，只是個衝動的笨囝仔。還有那個問要不要把國軍改成「地球防衛軍」的天才。一定要坐實人家說左派是腦死的質疑嗎？

我如果是楊儒門，我會這麼問。「我是楊儒門，你們知道我的故事嗎？你們認為楊儒門這三個字在現在代表的是什麼意思嗎？你們覺得年輕人都該當楊儒門嗎？你們的農業政策和我楊儒門的關係是什麼？」這才是驕傲的革命家該講的話，喜歡談種菜，回家自己種, 搞屁。

而總結公民團體的提問和三個候選人的回答，我們可以用三個英文字來表述：Tax and spend。這裡津貼，那裡補助，錢從那裡來？三中要保護，富人等著被剝皮吧。等富人都被剝完了，落跑了，如果到時還有任何中產階級留著的話，就輪到中產階級來養貴族勞工了。就像美國全國在過苦日子，華盛頓特區卻是夜夜笙歌一樣，台灣未來只有一個行業欣欣向榮，就是公務員。錢多事少，放假還有薪，年輕人如果不去考公務員，那肯定是腦子壞了。

只可惜共產革命在１９８９年就已經證明失敗了，不然全民公務員化還真是個救經濟、救失業的好點子。

沒有錢

2011-12-18T01:00:00.001-06:00

現在歐元區的問題，很像是美國大陸會議的十三州簽署了獨立宣言後的情況。各州之間是用一個鬆散的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維繫。華盛頓說，這個聯邦政府是失敗的，因為「沒有錢no money」。聯邦政府可以印鈔，但沒人承認那個貨幣。聯邦政府也可以借錢，但聯邦政府還不起，因為沒有稅收。這種狀況，一直拖了十幾年，終究因為麻州民變，而聯邦政府無能為力之後，得面臨改變。十三州代表同意建立一個更緊密的結盟，坐下來開了個制憲會議，而談出了一個史所未見的國家架構，形成了美國憲法。

歐元區諸國，如果要繼續使用歐元，就得像是美國一樣，要成立一個更緊密的結盟，即所謂的歐羅巴合眾國。如此才有統一的貨幣政策，統一的財政政策。而政府財政政策，不只是表面上的管錢問題而已，因為所有的政策，外交也好，內政也好，國防也好，那一個政策用不到錢？那一個政策不用在預算有所取捨？所以統一的財政政策，代表的就是統一的政府。

但同文同種的美國十三州人民花了12年(1776~1787），才完成了制憲。不同文、不同種，甚至彼此間打過世界大戰的歐洲各國，要花幾年，才有可能完成這項任務？時間雖然是最好的一帖藥，但時間，並不站在歐債危機的這一邊。

我個人一直對歐債危機充滿悲觀，因為就算歐洲央行跳出來，毀壞憲章，出手買南歐諸國的公債，問題仍不算解決。所以上週我看到Martin Feldstein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論述歐債危機的解法時，不由得又佩服起這位至始至終都質疑歐元可行性的經濟學大老起來，因為這個大老不只是看法超越時代，更是能提供解決方案的政策高手。

Feldstein不但沒再提歐元必敗，反而認為如果政策對的話，歐元區是可以走出這場泥淖。首先，要明白現在談統合，時機不對，時間不夠，不應該把財政統合列為第一目標。然後，要區分出義大利和希臘的不同。希臘是沒救的，讓它倒債，保護銀行，而不是保護希臘。讓希臘脫離歐元，雖然痛苦，但可以把火力集中在拯救義大利，因為義大利是有救的。

義大利雖然在明年有高達三千億歐元的預算缺口，但只有約四百億歐元是真正的缺口，其它的是債務到期，借新債償舊債的roll over而已，只要歐洲央行給各歐洲銀行信心，義大利的債是可以給歐洲銀行給吃下的。而義大利本身，也要經歷重大的改革，縮衣節食並且適度加稅是必要的，畢竟一年四百億，不是小錢。景氣衰退，長期不振是必然，但比整個崩解，來得好多了。

作為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Feldstein的看法果然還是一流。也許，希臘正式倒債那一天，也就是利空真正出盡的那一天。

磨床

2011-12-16T01:00:00.000-06:00

劃分同是右派裡的保守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最好的方法大概就是對同性戀的看法。既便是最具包容心的保守派，也只是「包容」同性戀，本質上還是認為他們有「病」、有「缺陷」。而對古典自由主義者而言，誰愛誰，愛同性、愛異性，還是雙性，都不關我的事。至於缺陷說，如果知道許多有品味的行業，很多都由同志主導，那麼誰有「缺陷」，還不一定。這就是我對同性戀的看法。

但還要加一句以前帝俄時代，猶太人對沙皇的看法，「祝你長命百歲，但請你離我遠一點。」因為從小到大，我不知道被同志approach過多少次，本人實在很怕，雖然中年發福了，同志早就不再找上我了，但還是敬而遠之。

所以我知道說最近很紅的一個手機app，是專門服務同志尋找同志，我就覺得很棒。這個Grindr app，特點就是利用手機的全球定位系統，讓你知道周遭是否有志同道合的同性戀，而且還有社群網路的功能，可以很成功地把非同志關在圈外。如此一來，也不會有我以前碰到的尷尬。因為找錯人，不只是被approach的人不舒服，找的人同樣很難過。

我覺得這個劃分「敵我」的概念，還可以有許多衍生。比如說，喜歡玩特定電玩的人士，一定也會很想知道周遭有沒有可以一起暢所欲言的同好。再不然就是在政治傾向上的應用。現在朋友間相聚，常有政治立場不同，而有言語衝突的情況。如果有一個「深綠」app和一個「深藍」app，用來確定面對的人，到底是和自己是同國，還是不同國，了解這樣的底細，衝突就可以事先避免，而且還可以聊個痛快，多好！

借酒澆愁愁更愁

2011-12-14T01:00:00.000-06:00

新聞報導說法國年輕人酗酒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記者說是因為法國家長從小鼓勵小孩喝酒，長大自然越喝越多。這真是個不負責任的隨意評論。法國人愛喝酒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沒有結構性的原因改變，而有結構性的後果改變，不是亂七八糟的評論嗎？依我看，法國年輕人酗酒的問題，正是年輕人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借酒澆愁的結果。

法國大概是歐美先進國家裡，最先發生一代過得不如一代現象的社會。如果有機會調查一下研究勞動市場的經濟學家，大概十個有九個會說，是法國僵化的勞動法規造成的（另外一個，應該是克魯曼）。勞動法規訂立大都是出於對勞工的善意，但是人生通常不是這樣，善意就會有善果。法國的工會力量強大，強大到讓政府規定出員工每週僅需工作三十五小時，每年有五週有薪假的天堂法案。結果當然是企業能少用一個正式員工，就少用一個，能外移的，就外移，真的什麼地方都擠不出來的，就關門倒店。另一方面，年輕人不但就業機會少，政府同時也拿救濟金當嗎啡一樣餵，長此以往，誰想工作？誰想創業？原本只是景氣週期性的失業，在工會和政府的德政下，變成結構性的失業，永遠的二位數失業，永遠的四分之一以上年輕人遊手好閒，社會能安定、國家能進步才怪！歐債風暴只是壓死法國的最後稻草而已。

上期的紐約客有沙克吉如何「恢復」法蘭西榮光的故事。簡單地說，就是沒救了。

馬英九的所謂無薪假法制化，有相當的危險會把原本景氣週期性失業，變成結構性的失業，道理和法國勞動市場的演進是一樣的。2008年的無薪假大潮，苦的是一陣子，等全球景氣好轉，不用政府勸說，缺工的現象老早逼迫企業聘回員工。如果當初政府是全面地「法制化」無薪假，很有可能這些工作就一去不復返了。我想再強調一次，很不幸，景氣不好，總是有人受害，但政策制定，不能單靠善意，不然必會顧此失彼，一定要用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了解政策長期以及全面性的影響。

擺在台灣面前的，是前所未見的經濟轉型挑戰。在短期的面向上，政府要像我之前一直力推的，加重基礎公共建設的投資力道，一方面吸納中、下階層勞動力，給經濟轉型買時間，一方面靠著更進步的基礎建設提昇國民的生產力。在長期的面向上，要把現有勞動力，轉型為因應未來經濟的勞動力。我會再寫一篇，講經濟轉型的長期面向作為。

葛蘭魏爾

2011-12-12T01:00:00.000-06:00

在文理學院教書最大的缺點，大概就是沒法直接了解最新的研究，因為學校通常沒能力、也沒意願辦學術研討會。但是還好我附近還有不錯的研究型大學，所以我還是盡量一學期找兩天，到附近的研究大學，聽他們的研討會，吸取新知。

最近聽了這個Glen Weyl的演講。Weyl是去年10-11年經濟博士就業市場的明星，07年普林斯頓大學畢業，08年普林斯頓經濟學博士。你沒看錯，他只花了一年，就拿到博士。當然這種overachiever（過度成就者？），一定是大學時就把人家博士班的課修完，還考過了資格考那種。

拿到博士後，Weyl先到哈佛加入Society of Fellows。這個榮譽社團就是給他們認為是天才，未來會對社會有傑出貢獻的年輕人不少錢，讓這些人用兩年時間，不用做事，光發想，光討論，光研究。在經濟領域裡，曾經是Fellow的成員，就包含了Paul Samuelson, James Tobin及Jeffrey Sachs這些諾貝爾獎的得主，還有蘋果橘子經濟學家Steven Levitt這些名人。也就是說，一般認為Weyl就是這種等級的，所以他在一片不景氣聲中，還是輕鬆地拿下芝加哥大學的教職。

那聽他演講的經驗呢？

口齒清晰，腦筋清楚自然不再話下。但更重要的是，他一講完研究動機，我就沒輒了。當然他講的是個體理論，不在我的範圍內，但我想就算我是做個體、價格理論的，他的數學也不是我可以懂的。這一點可以由在座聽眾一片鴉雀無聲，毫無提問可以得到驗證。所以，很難說到底這傢伙是真材實料，還是像謠言說的，他只是個自大狂，而什麼都不會。

我在系上報告我的就業論文時，和在場的學弟妹建議，一定要常聽研討會，不管聽得懂，還是聽不懂。這種能量的吸收，就像是服用維他命、上健身房一樣，一時半刻看不出差別，但時間久了，就立見高下。再則，我的論文裡原本的障礙，就是聽了一個討論後，而豁然開朗的。你永遠不知道你是不是會在下一場研討會遇上你的貴人。

依舊煙籠十里堤

2011-12-09T16:36:00.001-06:00

很難說我到底希不希望歐債危機趕快走到盡頭。一方面，我手上盡是做空，而且又很希望經濟、股市重創把很令人討厭的馬英九拉下台；但另一方面，經濟不好，總是有人受苦。現在是景氣不好，只有「聽說」誰失業，等到變景氣蕭條時，可能就是認識的誰失業。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並不適合用在這時。但話說回來，自己的想望，不應該變成判斷時事走勢的關鍵，所以要評論週五股市大漲的原因，還是客觀審慎為佳。

歐盟的政客在週五先修正了之前的錯誤，現在義大利、西班牙的公債殖利率居高不下，他們認為先前要銀行註消希臘債務的決定是錯的，這要求造成歐洲銀行避這些南歐公債唯恐不及，公債需求大幅下降，因而拉高殖利率。所以從現在開始，不會再要求私部門的配合(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而這點，我在「強心針還是葉克膜」裡早就預測過了。

另一方面，歐盟也打算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當白手套，讓歐洲央行、各國國家央行、甚至財政部可以間接的提供紓困基金，購買各國公債。雖然把原本不在風暴裡的非歐元區國家，像是英國、瑞典，也一起扯入，但算是暫時解決歐洲央行僵硬的憲章問題。

這是止血的部份。但核心的病症，既不是在私部門對公債的需求，也不是在紓困基金數目夠不夠大，重點還是在財政赤字和歐元連結起來的問題。周五傳出來的方案，細節還不確定，但說是各國要簽協定(agreement)，不但共同出錢互相救援，更要互相監管。協定裡將授權歐盟法庭有權力廢止各國不符合財政預算赤字規定的法案。這規定讓整個方案看起來不是無牙老虎，但我卻看得頭皮發麻。

首先簽的是協定(agreement)，而不是條約(treaty)，目的當然是要跳過曠日費時的各國國內投票通過認可條約。但這一方便行事，馬上把老虎的牙給拔了一半。希臘人、義大利人沒辦法縮衣節食，不是在帳上做假，就是把歐盟法庭當成屁，歐盟各國你們能怎麼樣呢？派兵佔領雅典、攻打羅馬嗎？

更重要的是，我不認為歐洲人已經把國家主權看得這麼輕了。公民賦予民代權力，訂定法條後，上面居然還有一個太上法庭，多半是「外國人」在主持的法庭，隨時可以把法律給否決了。這可不是美國的大法官在違憲審查，這是史所未見的大規模主權讓渡給「菁英集團」的恐怖行為。美國保守派先驅，William Buckley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與其相信哈佛的教授們，我寧可讓波士頓電話簿裡前四百個人來治理美國政府。」而現在歐洲人居然走回頭路，可以這麼相信布魯塞爾的官僚了？

至少，我不相信英國人的這一票投得下去。所以，這天真的決議，還是註定要被打槍了。

選擇權社會

2011-12-08T09:55:00.001-06:00

刊登於財訊387期。

擁有Land Rover及Mini Austin等知名品牌的英國路華集團(Rover Group)，一度為BMW經營擁有。但在2000年時，BMW除了把Mini留下外，路華集團的其它部份，包含車廠及品牌在內，全部廉價賣掉。賣了多少錢？十英磅。這麼大一片資產，怎如此賤價？

一來是因為品牌沒有前途，二來是資產雖多，但債務更多。車廠及員工，除了造車、賣車外，並沒有其它用途。從選擇權的角度來看，暗淡的未來代表的就是資產升值無望，沒有希望就沒有價值。相較於新興的社交網路Facebook，雖沒有什麼恆產，卻已經被鑑價上了千億美元，因為Facebook的平台，擁有許多的可能性，許多的選擇權，自然價值萬金。

如果套上了「選擇權」這副眼鏡看「價值」，事情會變得不一樣，尤其是公共政策。政府的許多公共政策，到底是讓社會選擇變多了，還是走上死胡同?同樣是刺激景氣，消費券的錢發下去就沒了，如果把錢拿來蓋交通建設，反而讓社會多了更多選擇。健保獨門生意，壟斷了醫療行為的購買，也是把路子走窄了，而不是讓社會有更多的選擇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可以讓外貿更多選擇，但和中國的ECFA卻是縮小自已的選擇權。又比如產業政策，工研院的成立，是讓社會有更多的選擇權，因為新興產業一個又一個從工研院生出來，但同樣的錢，如果拿去給特定產業紓困，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那有什麼選擇權？

選擇權有買賣兩方，但兩方的權利義務是不對等的。擁有選擇權的買方，不高興就走人，沒有任何義務。至於賣方，只有義務沒有權利，賣方得隨時準備好買方要求執行選擇權。政府所謂的兩兆雙星計劃，其實還是產生了選擇權，只是這選擇權是在商人手裡。商人賺了錢，放進了口袋；當生意真得弄糟了，商人可以要政府拿錢出來紓困。穩賺不賠，不折不扣是個買權(call option)。但這等產業政策，無異於利益輸送。更慘的是，政府紓困的方法是逼迫銀行貸款，更是把金融產業一起賠了進去。

路華集團其實就是英國版的兩兆雙星。英國人造車不如人，英國政府不是快速地讓路華壽終正寢，反而是收歸國有，越搞越慘。好不容易騙了德國人買下，但一樣弄得焦頭爛額，最後是既賠上了納稅人稅金，更沒把英國汽車業救起來，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你為我做了什麼

2011-12-07T01:27:00.000-06:00

兩個台灣政客選舉時最漂亮、但也最假仙的語言，一個是馬英九喜歡在勝選後說的，「高興一天就好」；另一個則是阿扁在台北市長落選後，引用並改寫邱吉爾落敗後說的，「對進步團隊的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徵。」

邱吉爾這樣一個戰爭英雄，不但在希特勒野心透露前就預警世人，更帶領英國人和盟軍擊退德軍，大獲全勝，眾人都覺得邱吉爾將長期領導英國時，歐洲戰事一結束，他卻馬上選舉落敗。Kagan教授在評論這樣一個奇事時說，「這告訴我們民主政治的第一守則，所有政治人物都要準備回答選民的問題，即〈你最近為我做了什麼？〉成績斐然，好，然後再回答另外一個問題，〈接下來你要為我做什麼？〉」對偉大領袖的無情，不是偉大民族的象徵，而是成熟民主的必然。

人是很賤、很自私的，變成選民後的人，就會不賤、不自私嗎？不會，所以要我這一票，請拿東西來換。這是我舊文「危機右派還是右派危機」裡要傳達的很重要一個論點，民主必然導向民粹，而矯正民粹所帶來的政府無限大弊病，需要靠的是右派的力量，一個不斷以削減政府規模為職志的力量。美國右派有教會保守派的加持，所以政治上，左右力量不致差距太大，因此美國政府規模和業務範圍一向不如歐陸國家那麼包山包海，民間活力得以保存。

很不幸，台灣有反動派，但是沒有保守派，所以往歐陸走的傾向十分嚴重。比歐陸國家更嚴重的問題是，台灣的官員，能者固然有，但廢物卻更多，所以國家機器的鏍絲很鬆，很容易讓仰賴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假右派資本家給腐敗了。一方面，政治人物選舉支票猛開，財政赤字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官僚體系後門大開，國家資源利益輸送給私人企業，同時稅基在利益團體的遊說下大幅流失。兩相夾擊，台灣財政危矣。歐洲國家幾十年才能達到的歐債境界，也許我們只要花一個世代就可以達成，這不敕是另一項台灣奇蹟！

不用考慮本身東倒西歪的中國，我就已經相當悲觀未來台灣的走向，只希望歐洲悲劇帶來的警世效果，可以給我們多買一些時間，讓長老教會和慈濟功德會有機會建立台灣真正的保守派力量，而讓我們有走出泥沼的一天。

拙集(二)

2011-12-05T01:00:00.000-06:00

Ely教授指出，微軟的作業系統拙集和比目魚的拙集還是有顯著的不一樣。

微軟的作業系統從DOS到視窗雖然一路修修補補，但畢竟整個開發的過程，主事者是一路地進行最適化的決策，一直在比較，修補這個漏洞，改進這個程序，調整這個介面所需的成本和獲得，和打掉重練相比，何者較佳？所以雖然一路拙集下來，但因為有動態最適化，革命性的進步(progress)還是會發生。

但演化不一樣。生命可能是憑空而來，也可能還是由造物者創出，但演化的過程很可能沒有一個造物者在進行「最適化決策」，進步是適應環境、逐步改善(adaptive)來的。一個由適應環境來的進步過程，在任一個階段，都是繼承上一個階段的材料，經由隨機而來的改造（如突變），產生差異性，而最後適者生存。「進步」是這樣產生的。但這適者生存所汰存的，是適應今日的環境，並不像微軟的作業系統一樣，含有往前看的性質(forward-looking)。

回到經濟學的方法。經濟學方法很大一部份依賴顯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也就是說，我們比較相信人「做」出來的行為，而不是人「說」出來的傾向（即鄉民說的口嫌體正直）。Ely教授認為，如果人受限於拙集，那顯現出來的行為和人「既定的目標」會有一段距離，也就是說顯示性偏好，和人的真實偏好，也會有一大段距離。也就是說，「人性必自私」這樣很強烈，主流經濟學理論所依賴的基礎，也許並不是對的。

所以新一派的行為經濟學，許多的建模改善，就在於如何修改人的效用函數，如何把環境帶給人類的束縛，加到理論模型裡。但在經濟學長、短期的分野上，長期的均衡，實際上是沒有束縛（constraint)的。比如說，我們認為石油的供給曲線，斜率還蠻陡的，也就是說，短期的供給量，不會隨著價格有太大的調整。但如果你把時間拉得很長，斜率馬上變得很平坦，各式各樣產生油的方式都會跑出來。既然長期沒有束縛，適應出來的進步(adaptive progress)，總有一天，會達到和往前看的動態最適化一樣的結果。

Ely教授說，他的論文最大的貢獻就是，他用理論證明長期「拙集」下來，這些束縛不見得會消失，時間拉得再長，陰影仍在。也就是說，他認為他的理論，支持了新一派的行為經濟學的建模努力。

話說回來，要一槍幹倒Ely教授最快的觀點，就是「誰說沒有神？神的決定，豈是凡人能了解的？」

但這不是這個系列的重點。待續。

和平的橄欖枝

2011-12-02T20:00:00.000-06:00

Donald Kagan教授原本也是像多數學院裡的教授一樣，是個左派、自由派(liberal)，他後來轉變成信仰新保守主義的很大關鍵是他親身目睹了六零年代學運走過頭的恐怖過程。彼時他在康乃爾任教，抗議的學生佔領學校大樓，拿著槍逼迫學校當局開設「黑人研究」課程，而學校當局的反應，就Kagan教授的說法，徹底展現了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般的勇氣。而張伯倫，就是姑息希特勒的禍首元兇。自此他對自由派走向虛無主義的態勢，相當反感。

Kagan教授是徹底討厭張伯倫這類所謂的和平主義者，他在談到希臘人力抗波斯帝國的馬拉松戰役時，再度把張伯倫痛打一頓。公元前五世紀初，新生的民主希臘面臨波斯帝國的入侵，在雅典的帶領下，希臘人打敗了實力和數目都遠超過希臘的波斯大軍。Kagan教授說，誰說戰爭不重要的？沒有了馬拉松戰役，人類史上的第一次民主實驗就在站穩腳步前給幹掉了。如果希臘輸了，雅典肯定給燒了，蘇格拉底還沒誕生，但就算他的父母沒亡，照把他生下，大概也不是我們所認識的希臘哲人，更何況他的弟子柏拉圖，徒孫亞理士多德呢？

西方文明的起源如果就這麼被毀了，也許人類文明還是可以發展，但是肯定要遲，要更不順利。Kagan教授說，馬拉松一役，正如伊利沙白女皇的英軍，幹掉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一樣，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希臘帝國時代。而更重要的是，民主，這一全新的概念得以保留，得以在羅馬時代傳承，而給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留存一線香火，而得以在西方世界發揚光大，進而散播全世界。

戰爭那裡是張伯倫說的「什麼也沒贏，什麼也沒治癒，什麼也沒解決」？Kagan教授說，去和那些亡者、戰爭受難者、大屠殺倖存者、奴隸的後代說去，去問他們戰爭是不是不重要？

偽善的和平主義者通常是戰爭頭子最大的姑息者。把身家性命都送給敵人，不是和平主義，是貨真價實的投降主義。記住，和平的橄欖枝，是強者才有資格遞出的。

同心協力還是人工呼吸

2011-11-30T15:08:00.001-06:00

週三由聯準會帶頭的央行聯合行動，帶給全球投資人莫大的信心，股市全面大漲。但還是如我在「強心針還是葉克膜」一文說的，神經病。各國央行聯合行動送出的訊息不應該是利空出盡，而是災難即將來臨，因為歐債根本問題未解，央行們的行動，只是在急救，不是身體復原了在吃補葯。而要急救，代表的就是，我們的麻煩大了。

「強心針還是葉克膜」是在十月底寫的，如果有機會回頭看一下十月底到現在的美股走勢，「歡欣鼓舞」的歐洲峰會正是波段的高點，然後就一路下滑。周三這反彈，在我看來，也一樣只是曇花一現，股市熊氣依然逼人。

為什麼？

除了少數用歐元進行的國際交易外，外貿多半還是以美元計價，不僅如此，許多歐洲大公司都在美國有生意，美元帳的進出量相當大，這代表的就是往來的歐洲銀行對美元需求也相當大。在過往，歐銀的短期美元資金需求（銀行都是借短支長）靠的都是商業本票(commercial papers)，但現在投資人都知道歐洲銀行的歐債曝險太大，所以根本不想買歐銀的商業本票，尤其是許多貨幣市場的共同基金，原本是商業本票的大戶，現在很怕跌破票面價(break the buck)，一點都不敢碰歐銀的本票。那銀行客戶要的美元要那裡來？聯準會和其它央行現在不插手，歐銀會一個個的倒，體質再健全的銀行也經不起擠兌。

現在的局勢很像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後，美國國會批准TARP紓困法案前的情況，商業本票市場的急凍，造成經濟崩潰的連鎖效應。電影Too Big to Fail，鮮活地演出那段期間的恐怖情況。財長Paulson在焦頭爛額之際，奇異電氣的執行長Jeff Immelt打電話給他求救。美國首屈一指的大企業，因為商業本票市場的急凍，就快發不出薪水了，經濟眼見就要崩盤了。所幸柏南克大注資金，加上國會迅速給了財政部一張空白支票拯救銀行，而終於止住恐慌。

現在歐洲已經快走進了雷曼兄弟倒閉的那一步了，希臘倒了就算了，我們現在看的是義大利。週五義大利要再發一大筆公債，投資人的信心如何，馬上就見真章了。

現在看來央行出手了，那歐洲版的TARP呢？生不出來，因為歐洲沒有政治統一，沒有財政整合。如果歐洲央行再不盡快修改憲章，允許大量購買歐洲公債，災難必然發生。不要忘記，週三的聯合行動是針對「美元」的信用市場，歐洲大小銀行需求更大的是「歐元」！

好漢做事好漢當

2011-11-30T01:15:00.007-06:00

柿子一斤兩元的事件，不管藍綠，都提農產品產銷失調，農民血本無歸，政府應該救濟農民等等。但憲法什麼時候設了個篇章，農民在所有公民之上，享有特殊對待的地位？政府「照顧」農民，就應該像是「照顧」所有國民一樣，憑什麼給農民特別待遇？果蔬種植本有天災風險，賺錢放口袋，賠錢政府出，農民自己都不用負責任嗎？

這種個人不願意負起責任，事事都說政府該照顧、該管管的心態，在台灣越來越嚴重。要二一被退學了，到校務會議哭一哭，二一退學制就取消了，難道書讀不下去，自己不用負責任嗎？股市下跌，動不動就說政府護盤不力，股民賠慘，難道自己投機買股票，風險都不用自己負責嗎？唸到博士，找不到工作，隨便就說政府、大公司有義務多僱用高學歷，自己選擇的人生規劃，出了問題，自己不用負責任嗎？小孩子搖控器亂轉，看到不該看的電視節目，馬上向NCC投訴，要政府管管，難道家長自己不用負責教育小孩的責任嗎？看老闆不爽、看房東不爽、看老師不爽，甚至看父母不爽，電話一打，就向報紙投訴，就找立委開記者會，這是什麼樣的社會，「負責任」變成笑話了嗎？

好漢做事需要好漢當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你不擔責任，就是別人得幫你擔責任，而這個別人，不是別人，正是我們大有為的政府。你真讓政府擔了責任，小的就是幫你花個幾億，放放煙火，跳跳夢想家，中的就是讓你吃塑化劑，吃到雞雞變小，大的就是把你的財產沒收了，順便幫你把國家賣了。

現在社會人人都想吃免錢的，玩包贏的，但有沒有想過，免錢的其實最貴，包贏的最後穩輸。祈求政客幫你做些什麼，英文說「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because you might just get it.」政客慷他人之慨，有什麼困難？農產品產銷失衡，好，農委會多雇用些人，多設幾個據點，剛好讓我塞一些親朋好友當雇員，多放一些老農年金，多買一些選票。被放無薪假了，好，勞委會、勞工局人手不足，需加員額，剛好再塞一些親朋好友，好統計數據，以便道德勸說企業主，失業率還救不起來，那就22K方案全面啟動，政府給企業錢，求你僱工，一邊收買無業大學畢業生，一邊安撫企業家朋友。正是別人的小孩死不完，別人的錢更花不完。

你以為希臘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模樣？

不死不稅(下)

2011-11-28T01:05:00.003-06:00

雖然說徹底信仰左派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右派古典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的人，都得要理想性十足，但要一個一、二十歲的年輕人徹底右派，徹底信仰Ayn Rand，並不是很容易。因為「不公平、不正義」容易看見，但要能了解不公平、不正義背後代表的人性，除非是聰穎過人，不然就是得歷經滄桑才有辦法做到。所以年紀大的人多右派，而年輕右派是少之又少。彼得‧迪爾Peter Thiel就是少數的年輕右派。

我有朋友的小孩唸中西部的文理學院名校Grinnell College，他說曾經有校友願意捐錢讓Grinnell成立一個支持共和黨的政治社團，結果沒有一個學生願意參與這樣的組織，給很多錢也不要，美國大學校園左傾之嚴重可見一斑。但迪爾唸的史丹福畢竟比較大，人比較多，所以迪爾還是能夠在史丹福創立一個右派的學生刊物The Stanford Review，但這「成就」也是要特立獨行的迪爾才辦得到。我常覺得古典自由主義者，經常得有「雖千萬人而吾往矣」這種對抗大眾的精神，試想，在一片講究道德倫理的社會聲浪中，要能大聲地說，「別傻了，大家都是自私的。」是需要承受多少異樣眼光的。而迪爾對抗大眾俗見的意志力，不是一般人想像的。

1992年，當迪爾還在法學院時，有一個史丹福的學生要挑戰言論自由的尺度，跑到一個教員宿舍外面，大喊「Faggot! Faggot!祝你染上愛滋而死。」Faggot是英文裡攻擊同性戀很難聽的字眼，所以這個學生最後被退學。如前所述，迪爾也是同性戀，但看著這個事件，他決定寫一本書，討論政治正確及文化多元論的危險。也就是說，迪爾把言論自由看得比譴責醜化同性戀的惡行來得重要。這需要多大的群眾對抗勇氣，才辦得到呀？

這種我們財務學裡稱之為contrarian的態度，迪爾一直帶著。賣掉PayPal後，迪爾成為專業的投資人，他自己拿了一千萬成立避險基金Clarium Capital，靠著和投資大眾對作，短短幾年內，變成七十億美元的巨大基金。當世界看壞日本時，他買日本政府公債；在低點時買進能源股和房地產。一時之間，迪爾變成華爾街金手指。但是他的contrarian態度，反而讓他無法成為John Paulson一樣，在投資客萬神殿佔有一席之地，因為2008年股市大跌時，他依然看好。而股市在09年反彈時，他反而看空。現在Clarium只剩三億五千萬的資金，而三分之二是他自己的錢。

和多數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一樣，迪爾認為人類的科技會日益發達。但迪爾認為方向有些錯誤，所以他成立Founders Fund就是他覺得可以靠他的力量，些微導正這個錯誤的方向。他認為花在突破性的科技上的研發太少，比如說機器人及抗老化葯物上。所以他們投了許多錢在這方面上。紐約客的記者對於迪爾這樣，嘴上說著古典自由主義，內心卻充滿了精英思惟，非常不以為然，認為他嘴上說的關懷弱勢，實際上對科技造成的貧富差距不但視而不見，作為上反而加重不均衡是偽善。道理怎講？記者先寫了迪爾對於全球化造成的上下差距非常憤怒，之後記者又強調迪爾注重機器人的發展，卻沒想到機器人正是取代人工的最大殺手。而且迪爾想靠醫葯進步活到120歲的心願，也被記者質疑，真有醫葯進步，不還是這些有錢人享受了？

我不知道迪爾是不是真如紐約客記者所述，畢竟報導是記者寫的。但本身作為一個古典自由主義的信仰者，我覺得我可以為迪爾代為辯護。許多人對右派的看法是，「冷血」，認為一直講究努力，一直講究競爭的右派，對於弱勢的看法是，「你活該，誰叫你不努力。」這是錯誤的理解。沒錯，有些富家公子哥兒，雖然有著繼承來的萬貫家財，但卻戴上右派的帽子，到處奚落別人，指責別人不努力。這種假右派當道，無怪我們要揹上這個冷血的黑鍋。

那什麼是真右派的看法？我認為，人生無常，命運無定，人生而有差別，沒有誰是活該的。但先天的命是如此，不代表後天就得註定如此。只有努力，才能改變人生(這裡的邏輯要看清楚，才不會亂罵人冷血)。乞討來的恩惠，只是向下沉淪而已。紐約客的記者，大概就是把我們「先發展，再分配；先自助，再他助」的看法，誤解成「只發展，不分配，不管別人死活」了吧。

祖孫三代

2011-11-26T14:56:00.000-06:00

週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照片是華爾街日報上，講中國太子黨的這一張。祖父薄一波，在背景的大照片，和兒子薄熙來及孫子薄瓜瓜的跨時空合照。

祖孫三代，一個是革命先烈，開創時代的一代，一個是太子精英，中國崛起的一代，最後一個卻是公子哥兒，香車美人、名流派對的一代。而祖父同時也是文革受難的一代，兒子卻很諷刺地拿著小紅書，在現代重慶唱起了紅歌，而孫子更厲害，牛津辦派對，居然找來了紅色巨星成龍一起載歌載舞。

人說富不過三代，就歷史來看，獨裁也不過三代。小太子黨，真把自己當成貴族的那一天，也就是共產黨敗亡的那一天。

不死不稅(上)

2011-11-25T01:13:00.002-06:00

英文有一個字叫oxymoron，大概的意思就是，同一個詞彙裡包含了相互矛盾的兩種意義。我們可以說「右派矽谷富豪」，就是一個oxymoron，因為矽谷富豪和右派本質上是相矛盾的。矽谷科技新貴雖多腦子靈光，但多半少年得志，也就是還沒有在社會磕磕碰碰，還沒有認識到人性自私的一面，就坐擁一輩子也吃不完的財富，濟弱扶貧的理想仍然停留在，只要「發揮人性的光輝，世界就會更美好」的左派、自由派(liberal)的意識型態。所以歐巴馬雖然在好萊塢獲得巨星般的待遇，但其實矽谷新貴才是歐巴馬最大的競選金庫。

但美國之大，無奇不有。矽谷還是出了右派富豪，彼得‧迪爾(Peter Thiel)不只是科技富豪，他是「那個the」科技富豪。身為PayPal創辦人之一的迪爾，光PayPal就帶給他個人五千五百萬美元的財富。矽谷的惡童Sean Parker在2004年時，帶臉書的Zuckerberg去見迪爾，迪爾出手投資了五十萬。現在迪爾的臉書股份已經超過十億美元的價值。

迪爾的奇特處，除了腦子異常好使外，在一片左傾的舊金山灣區，深信右派古典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並出錢支持保守派的候選人，更讓他顯得鶴立雞群。但迪爾的矛盾處不只於此，他還是個出櫃的同性戀基督徒。此外，他身受最好的教育(史丹福大學、法學院），卻創立了迪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鼓勵年輕人棄學創業，不要受既有教育體系的荼毒。他坐擁社群網路的財富，卻對新創企業只專注怎麼樣做更好的社群網路，而不從事真正改變人類的科技發明相當感冒，他合創的創投基金Founders Fund，有一個信條，「我們想要會飛的汽車，而我們得到的卻是140字」，徹底把推特的規定嘲弄一番。

一個幾十億美元身家的富豪，全身充滿了矛盾。但迪爾最大的矛盾，也許在於，身在國家、社會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時代，他卻想要一個沒有稅賦、個人完全自由的世界；身為肉身會腐敗的人類，他卻想要不死之身。而「不死不稅」，就是這期紐約客特寫迪爾特文章所下的標題。

待續。

他以為他學的是英文

2011-11-23T01:19:00.000-06:00

我常在洗手間碰到一個社會系的老教授，有次不知道要說什麼，我就問他，「如果只能讀一本社會學的書，你會推荐那一本？」老教授大概很常被問這個問題，毫不猶豫地說，「Peter Berger的Invitation to Sociology」。我答應他會找來看，但我一直只記得名字，沒有真正開始看。不久前，又碰到這個已經退休的老教授，他居然問我，「Peter Berger的書看得如何了？」我老實承認沒看過，老教授很斯文地說，「Peter Berger最近出了自傳Adventures of an Accidental Sociologist: How to Explain the World Without Becoming a Bore，應該比較好讀。」一方面很不好意思，一方面我本來就比較喜歡讀自傳，所以很快地買來讀。

Peter Berger在第一章，很謙虛地用一個笑話，講述他為什麼開始學社會學。笑話是這樣說的。

有一個猶太人走進一個紐約的猶太餐廳，出乎意料，居然是個中國人當服務生。更出乎意料地是，這個中國人居然講了一口標準的猶太意第緒語。用完餐後，客人終於看到餐廳主人，上前打了招呼，忍不住就問老闆，「你用一個中國人當服務生？」老闆說，「是啊，他一年前才從上海過來。」客人問，「那他怎麼意第緒語講這麼好？」老闆趕快用手勢比，「噓，不要太大聲。他以為他學的是英文。」

Peter Berger說，他自己以為他學的是美國社會學。他當然是謙虛了，但這不是我這一篇的重點，我要說的是，喜歡看克魯曼或是陳文茜文章的人，以為他們在學經濟學，就像笑話裡的中國人以為在學英文一樣。但是不是英文，或者是不是經濟學，只要和懂英文、經濟學的人一交談就知道了，怎麼還會如此「愚昧」呢？轉頭一想，也許這些人就像是活在猶太生活圈的中國服務生一樣，到那裡找懂英文，懂經濟學的人呢？而就算他們知道學的不是英文，大概還是把意第緒語當英文，日子比較快活吧。

經濟最前線

2011-11-21T09:25:00.000-06:00

華爾街日報報導，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新近設立一個IGM網站，讓世界第一流的經濟學家對熱門的公共政策辯論，有一個發聲的管道。每週IGM會挑選一個議題，然後調查四十個第一流的經濟學家看法。這四十個第一流的經濟學家，當然無法包括全部的大牌學者，但每一個都是一時之選，既橫跨各領域，也有不同的政治意識型態。我認為如果可以成功持續運作下去，會有驚人的影響力。

IGM的網站在此。

雖然網站在11/20才正式上線，但已經私下運作了幾週，所以已經有一些議題討論結果。比如說最近一篇，「美國政府規定聯邦政府除了特殊情況，不得購買非美國貨，對美國製造業有正面影響。」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是持反對的看法，相當符合一般主流經濟學界的看法。但是如果看這些學者，對自己的看法是不是信心十足，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雖然還是挺有信心，但並沒有對像是「股市一般說來無法預測走向」這樣的議題來得有強烈信念。

調查結果，可以發現經濟學家真的是百百種。有些經濟學家，像是MIT的Daron Acemoglu，就算是有許多的意見，通常也不是對自己的見解信心十足，我認為大牌如Acemoglu應該是比較想讓研究結果自己說話，而不是動輒就把信念放在議題前面。也有像是耶魯的Ray Fair，一出手，就是要投十分的信心，不然就不投。各式各樣，不一而足。這調查也容許經濟學家，除了投票外，還可以寫意見。我想光把每一週的一個議題，各方的意見整理出來，就可以輕鬆地開一門課了。

不教而殺謂之虐(下)

2011-11-20T01:47:00.002-06:00

左派智力的新低點，大概是新聞裡說的這句話，「他們停下來對著花旗分行的牆壁大叫」。他們指的是在舊金山遊行的大學生，新聞描述的是學生在準備「佔領」美國銀行的行動中的一個小過程。對銀行牆壁大叫是改革金融體制的新方法？體制改革不是上街出出氣，開心就好，要懂體制的複雜及細膩，才知道從何改起。不過，話說回來，他們要的不就只是「動人的反抗姿態」嗎？

回到金融改革的探討。

柯林頓主政時代，美國金融業大力遊說鬆綁Glass-Steagall Act加在銀行的重重限制。其中兩大理由聽起來都很有道理。第一，如果允許金融業整併，形成的金融商品大賣場，不但有經濟規模效益，更可以讓消費者有一站購足的便利。第二，外國銀行並沒有Glass-Steagall Act的限制。德國的德意志銀行，瑞士的UBS和Credit Suisse，拿著在本國經營商業銀行吸納的大眾存款，到美國進行投資銀行的業務。如此彈葯火力的不對等，讓美國銀行業吃大虧。所以有新的法案通過，允許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從此花旗、美國銀行等，就變成了巨大的怪獸，「大到不能倒」的結果自然出現了。

看到這樣的發展，我個人是贊同所謂的伏爾克規定(the Volker Rule)。歐巴馬當選記者會合照裡，站最後面那個高個，就是伏爾克，一個充滿傳奇的人物。雷根傳奇的一部份功蹟，要歸功給這個不同黨派的官僚。在錢球Moneyball一書裡面，伏爾克居然也有穿插演出。更出人意表的是，在八十多歲，理當含飴弄孫的年紀，伏爾克還出馬幫歐巴馬弄金融改革。伏爾克規定的施行內容還在爭吵，但重點在吸納大眾存款的商業銀行，不得從事proprietary trading，也就是不能拿銀行資金進行高風險的買空賣空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明，對人類有巨大的貢獻，但不代表商業銀行可以拿這個藉口而大量進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因為銀行的風險投資所造成的系統風險，最後要全體民眾承擔，而賺錢卻是只放入銀行家、交易員的口袋，這是不對的。而且從金融風暴中，我們也知道，華爾街銀行和政府都在狀況外，如果沒有人真正了解、評估風險，那最好的監理辦法，就是全面禁止納稅人有可能得掏錢出來紓困的商業銀行做這些事。

華爾街銀行監理的細節還不止於此。

牛津大學的John Thanassoulis在即將出刊的Journal of Finance，有一篇文章討論銀行家的分紅問題。學界慢慢有共識，銀行家、交易員的巨額分紅，很可能是系統風險的主要來源。Thanassoulis說，在2008年的風暴前，包含美林證券和摩根史坦利在內，不少華爾街投資銀行所付出的年度分紅，數量超過股東權益的一半。這些巨額分紅，當然是銀行間為彼此競爭所謂的精英銀行家、交易員所付出的代價。但因為這個特殊的勞動市場，自由競爭地相當厲害，所以這些人的分紅一定要有市場水準，也就是要有相稱他們能幫公司賺到金額的水準。精英就這幾個，如果雷曼兄弟要搶高盛的大牌，就要付比高盛更好的分紅水準，但雷曼兄弟畢竟不是高盛，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只能靠更多高風險的投資。而且因為銀行間彼此緊密的往來，雷曼兄弟墊高的不是他們自己的投資風險，而是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

這嚴重的外部性，代表的是市場的失靈，自然得由政府介入才能解決。但政府介入有許多方法，政治人物取捨之間得謹慎。Thanassoulis用模型探討了數個可能的政府干預手法，有好有壞，但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結論，也許這也是Journal of Finance這麼快刊他的文章的原因。讓我傳播一下他的看法。

（一）課稅
自由競爭的勞動市場，課稅雖會把一部份銀行家收入轉送給政府，但銀行間的競爭本質仍在，推高系統風險的根本原因仍在。

（二）提高資本適足率
類似巴賽爾協定的資本適足率規定，可以有效減低銀行進行風險投資，也可以從需求面上，減低銀行間競爭精英銀行家所帶來的系統風險。但資本適足率的提高有很大的成份會減少社會福祉，因為金融中介的功能，會因為銀行股本的提高而減低。不要忘記Ron Paul主張的銀行要有百分之百的準備金，不可行的原因，就在於銀行不會倒了，但也無法扮演資本分配的中間人角色。所以巴賽爾協定好歸好，還是有潛在的問題。

（三）伏爾克規定
縮小銀行經營範圍也是本意良好，但銀行間的競爭仍在，仍會推高系統風險。只是因為銀行變小了，真得出事了，國家社會也承擔得起。

（四）訂定分紅上限
Thanassoulis發現，訂定分紅上限是最佳的方法。他說的訂定分紅上限，不是歐洲政客規定的銀行家薪水上限。薪水上限訂死了，限制了勞動市場競爭，反而扭曲了銀行的運作機制。他說的是，把給銀行家的分紅，定在各自銀行股東權益的若干比例。如此一來，系統風險大幅降低，也保存了銀行在商品、勞動市場自由競爭的好處。

這是我目前看過有關於銀行監理最完整的學術文章，但能在政策討論圈裡引起多大迴響，不是很令人樂觀。至於「佔領華爾街」的憤青們，這些討論更是對牛彈琴了。

歐債終極解決法

2011-11-18T01:09:00.002-06:00

不管是學術界或是政界，越來越多的聲音指出，解決歐債問題的方法，最後還是要回到歐洲央行身上。如果把歐洲央行看成和美國聯準會一樣，那印鈔票幫政府償債，是主權國家「天經地義」的事。技術上說來，也沒有任何問題。歐洲央行印鈔票是增加央行債務，買進南歐國家主權債，是同時增加央行資產，一來一往，只是帳面調整問題。就算最後主權債跌價，造成資產下降，也是歐元區各國在帳面上吃了虧損，不痛不癢。

關鍵在於「天經地義」這詞。如果是墨西哥、阿根廷，或是加入歐元區以前的希臘、義大利，那真的是天經地義。浮濫發行貨幣，然後通膨上升，貨幣貶值，自食「天經地義」的惡果，沒話講。但現在要德國及其它西、北歐人，看著自己辛苦賺來、存下的歐元，一下子為了給南歐那些敗家子紓困，而變得不值錢，這點是誰都吞不下去的。

但歐洲人統合的意志很強，最後歐洲央行出手的機會還是很大。最上策是，歐洲央行突襲金融市場，幾兆歐元一次印出來，一次買斷問題國家的主權債，然後由歐元區各國發行大量共同歐債，同時沖消多出來的歐元。關鍵在於，一次性及可信度。如果市場相信歐洲央行的舉措是有效的，通膨不致大幅上升，而可以給歐元區買幾年時光，財務整合的進程就比較有餘裕。

但這突襲，必須得過好幾關。歐元區不得用通膨打消債務(debt monetarization)的律法得修改，歐洲政客得同時答應齊心行事，保證取得民意授權。光這一點，大概就得耗上數年。在共同歐債上，南歐國家得放棄部份主權以成全財務整合，要他們同意這一點又要再耗上數年。

不同文化、民族的融合，需要的是時間，但歐債問題最缺的就是時間，因為轉眼這些主權國家政府就要付不出錢了。如果無法達成「印鈔、發債、穩步通膨」的目標，要歐元區不慢慢等死的唯一方法，大概就是拆解歐元了。但光希臘人持有的歐元要轉換成希臘幣的過程，光擠兌銀行就會毀了希臘，更何況還有義大利、西班牙，甚至是法國呢?

不管怎麼看，歐元這人類金融史上最大實驗，都將失敗。我實在看不出經濟景氣有什麼樂觀得起來的理由。

國民黨賊星該敗

2011-11-16T09:37:00.001-06:00

從美國看台灣的政治，有很大的侷限性，因為消息來源就這麼多，我們普通人也沒有AIT幫我們蒐集情報。但視角狹小也有好處，因為比較不會受到雜訊干擾，所以可以從比較大的範圍思考，比較可以把現狀放在歷史裡觀察。

不管再怎麼幫馬英九辯護，藍營的支持者，內心大概都有些許恨鐵不成鋼的感覺，為什麼馬英九不是蔣經國，甚至連宋省長都不如？大權在握，怎麼會搞成如此局面？但如果把阿扁執政的八年拿掉，整個國民黨來台後的統治史，其實是一脈相承的，老大的保守反動政黨，怎可能預期一個腦子空空的政治明星從事什麼改革呢？六十年來，組織是一樣的，思考方式是一樣的，連運作組織的人都是一樣的，改革什麼？改革是要砍這些人自己的腦袋，可能嗎？金溥聰小刀亂射，只是讓官僚組織、既得利益更加集結，更加在私底下抵抗而已，並不是改革。另外，說國民黨是右派，是污辱了資本主義。仰賴裙帶關係的噁心商人，拿錢豢養無腦的國民黨，施行左右不分的政策，國民黨那裡右派了？

2008年，馬英九挾著兩股氣上台，中產階級反阿扁貪腐是一股氣，外省族群被本土化包圍的孤臣孽子感是另一股氣。但馬英九自己的無能，直接把中產階級、中間選民趕跑。外省族群雖然依然團結在藍營，但中國的磁吸力量，讓不少人直接回中國，再當一次高級人，也不用受國民黨鳥氣。馬英九依靠的兩股氣都在消散中，除非外力借入，除非陰謀再起，不然馬英九很難贏了。

我認為馬英九落選後，台灣不致有動亂。在外面，一方面有美國壓著，一方面中國也還心存觀望蔡英文上台後的舉措，所以外面不致有事。在裡面，本土國民黨的王金平勢力，加上對2016年躍躍欲試的朱立倫勢力，會一起制止小股染紅的力量動亂，甚至會對馬英九逼宮，所以也不致有事。

接下來，國民黨的崩壞是一定的。首先，再次上台的民進黨，一定會記取教訓，先廢了國民黨黨產，拆了國民黨的組織。再來，王金平和朱立倫的對決，也是分裂的動力。我認為這對台灣的未來是好事。民進黨的左傾已經是確定的發展了，如果沒有一個重整後的國民黨，拿起右派的旗幟，那只左不右的台灣政局，不只是不好看，更是逆反世界潮流，國家危俟。

豪氣吞吐風雷

2011-11-14T01:03:00.001-06:00

部份哈佛學生沸沸揚揚要聲援「佔領華爾街」運動，罷Mankiw教授的課，最後成真了(HT:白玫瑰)。很大程度上，我可以理解年輕人對社會不公義的憤慨，想要做些什麼，想要引起注意的那種衝動，但我還是要說，「別犯傻，沒有革命了，改變世界的方法已經變了。」

我高中時，正是野白合運動的高潮。我們學校一向比較開放，教官對於是不是要對蹺課上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學生開刀，一時還沒有定見，班上學生，包含我在內，一直聳恿班長帶全班一起「合法」蹺課。也不知道怎麼，班長文風不動，怎麼威脅利誘也沒用，而我們也不敢自己就這麼去了，最後就是不了了之。為什麼蹺課去抗議，意義是什麼，對十八、九歲的少年，其實知道得不多。血氣未定，不過是人云亦云罷了。

回頭看看，我對能靜下心來，紮實地把自己的學問做好，先了解這個世界怎麼運作的「好學生」，現在比較服氣了。同樣是在高中，有一年全校選班聯會主席，有一組人馬，人氣大旺，帶著野白合的氣勢，衝撞體制。發表政見時，候選人直接指著站在他前面的訓導主任罵，台下轟聲雷動。那候選人的競選資格後來被取消了。畢竟帶頭衝撞的，通常先身首異處。陳勝吳廣率先起義，但天下卻是劉邦拿下，背後的意義是很深的。那個競選團隊，後來聽說人生遭遇都不甚順遂，大學聯考考一天，沒考第二天，日間部沒得念，跑去念夜間部等等，不一而足。其實我也沒好到那裡去，才會有後來大陸社灰頭土臉的事情。但我至少好好地考大學，好好地念英文，今天才能在這裡放屁給你們聽。

雷根首次初選失敗時，對他的團隊說「Don't be cynical.」，不要憤世嫉俗，不要尖酸刻薄。這是明瞭世事的老人，給年經人的忠告。年輕人憤世嫉俗是天經地義，但著手進行實際改變世界的同時，會慢慢地了解世界運作的道理，了解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了解人性。但越了解人性，越不能尖酸刻薄，因為一旦開始酸了，就是和世界一刀兩斷，改變世界就是慘綠少年的往事了。我很容易討厭別人，瞧不起別人，亂罵別人，但我盡量不酸，因為我還可以改變世界，只是one person at a time，一次一個而已。

不教而殺謂之虐(中)

2011-11-12T13:27:00.001-06:00

先容我吹噓一下，我在八月「牛給做了」那篇提到，「路有凍死骨，豈容華爾街繼續逍遙。2008年的仇未報，民意這次一定不會放過金融家了。」果不期然，九月，「佔領華爾街」運動就開始了。依我看，這場社會運動還有動能，還會因為經濟景氣未能復甦而持續，也許高潮就會在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揭曉之際，但結果還是一樣，運動起時風起雲湧，消散時卻了無痕跡。

如前所述，銀行作為金融中間人，角色扮演好的話，可以媒合借錢的個人、企業主和擁有資金的財主。所以傳統的美國地方小銀行，銀行經理的任務就是每天九點開門，三點關門。關門算帳後，不是就回家了，而是到鄉村俱樂部，好好社交一下，打打高爾夫球，了解一下，地方上各個商家的生意情況，家裡的財務狀況。原本資訊不透明的借貸雙方，在銀行經理的眼裡，都透明的不得了。誰要嫁女兒，誰的兒子到那裡上大學，誰的生意大好，誰的經營亂七八糟，誰染上賭、毒癮通通在經理的一本帳上。等到有資金需求的時候，銀行經理當然知道誰能借，誰不能借，利息就可以不用惡性循環地變成高利貸了。

另一方面，田僑仔安心地把錢放銀行，既不用費盡心思地審核借方的信用，更不用擔心錢不見了。銀行的中間人角色，當然是要抽一筆。但這抽一筆所做的功夫，是讓利率回到更有效率的合理價位，而且省去借貸雙方的不少麻煩，總得來說，銀行是促進社會福利的良好發明。

但銀行本身有很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就是不足額準備金(fractional reserve)的問題。存戶放錢在銀行，銀行不可能把錢放在保險箱不動，一定要把頭寸放出去才會賺錢，所以銀行手上的準備金一定是不夠所有的存戶一起來提領的。銀行一方面資產放在固定合約、不能隨時把錢收回的放款上，一方面卻有隨時被存戶提領的負債，兩者的期限不一樣(也是我們說的借短支長)，所以一個體質健全的銀行，是可以在不實謠言下被擠兌而倒閉。

這種嚴重的外部性，讓銀行經營不得不受到政府的高度監理。要保住存戶的存款，政府隨時要準備介入。有時是信心喊話就奏效，有時是要斬幾個造謠的，有時則是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銀出來救銀行。這種歷史上長期的「銀行賺錢-銀行倒閉-政府接手」的循環，一直要到大蕭條時，才獲得控制。控制的方法，許多是經濟學家的貢獻，不少則是由民怨來的刺激，而許多則是歷史的必然。

首要控制法就是存款保險。政府在背後支持的FDIC，保證存戶一定金額的存款，讓民眾知道，有事時，不用像暴民一樣敲破銀行大門，存款仍然穩穩地安坐著。

另外，如果納稅人的稅金，隨時有可能被拿來救銀行，政府當然有權利監管銀行。美國的大小銀行都得在聯準會各地分行存放準備金，準備金額多少有聯準會制定。聯準會和聯邦及各州金監單位的金融檢查隨時進行。換人、限制業務範圍，甚至關閉分行等強制作為，經常發生。

最後，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要避免「大到不能倒」的問題，核心的解決辦法，就是不要讓銀行太大。所以大蕭條時期通過的Glass-Steagall Act，很重要的一部份就是，銀行業務的分拆以及限制經營範圍及區域。要搞投資銀行就不能吸納大眾存款，要經營保險就不能搞投資銀行，想在紐約開銀行，加州就得放棄。銀行就維持適當規模就好，就算出了問題，政府也挺得起。

Glass-Steagall Act讓美國的金融長治久安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柯林頓上台。

待續。

立即二輪

2011-11-10T01:17:00.003-06:00

有些國家的首長選舉常會有兩輪。第一輪如果沒人過半，則前兩名進入第二輪(run-off)，再選一次。如此一來，一定會有多數選出來的首長，而取得決定性的政權正當性，避免之前阿扁2000年的少數總統情況。但是兩輪選舉，勞民傷財，又加重對立，所以最近有所謂的排序複選制(instant run-off voting)，改良兩輪選舉的弊端。我覺得稱之為「立即二輪」，可能比較恰當。

選民在「立即二輪」的選票上，不只是勾選心中最佳人選，還要選次佳人選、再次佳人選等等。如果單比最佳人選，無人過半，則票數最少的候選人淘汰，其它人進入第二輪選舉。假設是五號候選人被淘汰，則五號在所有人的選票上消失，原先投五號為最佳的選票，改為投給該選票次佳的人選。一輪一輪下去，直到出現過半得票的候選人。

「立即二輪」的很立即好處是，如果是一個群雄並起的情況，候選人會自然往中庸之道靠攏，盡量爭取如果不是最佳，也要是次佳、再次佳的情況。選舉激化的情況立刻就趨緩，而且過半正當性不用再辦一次選舉就可以取得。最近在「佔領奧克蘭」運動裡，「勇敢」派出鎮暴部隊、猛噴催淚瓦斯的華裔市長關麗珍Jean Quan，就是在「立即二輪」的選制下，第一輪未居首位，但在第二輪當選的例子。

有些人覺得「立即二輪」有問題，比如說教育程度不高的選民無法了解選制，但我個人覺得「立即二輪」的選制不錯,很適合小國寡民但嚴重對立的台灣。不過不要幻想宋楚瑜在「立即二輪」上可以取得便宜，因為他會在第一輪就被淘汰了。

旋轉小妹大

2011-11-08T01:09:00.001-06:00

上星期六的蘋果日報論壇，有杜念中社長和陳文茜牆頭草的PK，程度立見高下，但是從人氣看來，牆頭草還是驚人地受歡迎。不由得讓我想起我以前那篇「邊際革命」裡的內容，「Cowen極不相信所謂的故事，尤其是媒體裡的故事。因為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寫作者決定要拿什麼給我們看，用怎麼樣的方式呈現給我們看，不是完整的事實。而且越感人，越引人興趣的故事，問題越大。」

英文有一個字叫spin，「轉來轉去」，像陳文茜這樣的文章，我們可以說「她又在spin了」。沒有對社會、政治、經濟有足夠的了解，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論基礎，只是隨著潮流，東評論一下，西聳動一下，當然很需要轉來轉去，因為她既無法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又無法在自己犯錯後，大聲地向公眾說「我錯了」，不隨時加料，再轉下去，還能作媒體人，還能作所謂的趨勢先知嗎？記得她的宏文「我們逃過了二次衰退」嗎？她再怎麼轉也沒有用，很快地就會和她的「杜拜第一」，並列陳文茜兩大笑話。

可惜，台灣買她帳的人之多，讓她繼續在輿論界稱王，一點都沒問題。

笑話完陳文茜之後，還是要講我自己對希臘「公投事件」的看法。第一是歐洲的民主特色，在此事件中完全呈現。美國總統制有強烈的君王制色彩，總統雖受國會制衡，但比起內閣制起來，總統擁有的專制權力相當大。但這種君王制色彩，更強大的制衡是來自定期改選，定期接受選民直接檢驗。所以總統制很容易搞民粹，但也可以說是，總統制下，國民的聲音是比較響亮的。相形之下，歐式的民主，充滿了貴族統治(aristocracy)的色彩，一群精英制定政策、統治國家，精英們雖然也要受定期改選的檢驗，但很多時候是關起門來，獨斷獨行的。精英幹得好的時候，當然是可以不用民粹，而讓國家欣欣向榮，而且久了，這些獨斷獨行的精英們，會怕公投這種直接民主。這也是德、法政客，極力阻止希臘公投的重要原因。希臘民眾一定會反對歐盟來的拯救方案，但你們這些小民懂什麼？知道希臘政府倒債的後果嗎？怎麼可以把這麼重大的事情，交給民眾決定？

這種貴族統治的前提是，民眾是笨的，精英才是對的。很可惜，這個前提並沒有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在歐元的決定上，很可能希臘民眾才是對的，歐盟的統治精英是錯的。希臘人願意倒債並退出歐元，回到之前自有貨幣時的經濟起伏波動，不可以嗎？他們願意豢養公僕，債台高築，失業率高，經濟緩慢成長，然後再貨幣貶值，關你們其它人什麼事？

歐盟的拯救方案，始終都不願意碰觸歐元的存廢問題，傷口一直流血，而只願一直這樣把手壓在傷口上，不願打開看看，到底流血的原因是什麼，當然歐債問題會一再浮上檯面。

第二點要注意的是，我之前講的「歐盟的政治體制會面臨立即的考驗，希特勒和拿破崙都做不到的歐洲統一，也許會由經濟危機所促成。」正因為這些統治精英的歐洲統合意志堅強，所以希臘總理鬆手，所以救援方案成事。今後德國人南下主管希臘人稅務，也不是不可能。是福是禍，還是要看歐洲統一的速度，是不是快過歐元崩解的速度，以及民眾反感、反彈的程度。

而文茜小妹大，要怎麼樣繼續旋轉，把胡言亂語自己吃下去，也是挺令人感興趣的。

公司治理之賈伯斯篇

2011-11-05T01:10:00.011-05:00

我反對勞委會「禁止」無薪假的理由是，只要不犯法，政府憑什麼管？越來越多人告訴我，科技業的「內幕」，什麼藉無薪假逼退員工，規避資遣費，什麼藉責任制，把無薪假變成無薪班等等。犯法的事就是要捉起來，我從來不覺得犯法是對的事情，更不覺得良心和責任可以取代法律。記得，勞委會現在不是以裁判的身份查輯非法，而是以「道德勸說」來「禁止」無薪假，這兩種很不一樣。前者很好，而後者很荒唐。

只要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及勞動市場運作良好，公司也許能一時「壓搾」、「剝削」員工，但那並不是均衡解，沒有付市場水準的薪資，員工不會跑嗎？再說一次，不要拿個案，不要拿己身經驗來說自己多懂，別人多外行，只會談個案，還需要經濟學家嗎？

我更深層一點的理由是，公司沒有所謂的社會責任，公司沒有所謂的良心問題，只要在合法範圍內，公司只有一個任務，幫股東賺錢，把企業的價值最大化，如此而已。我的舊文「完整的食物比較好吃」裡，就提到了傅利曼這一真知灼見。而長期賺錢，並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情，把什麼社會責任、企業良心扛在肩上，不但摧毀股東權益，更是加重賺錢的困難度。政府有政府該做的事，管理階層有管理階層該做的事，員工有員工該做的事，只要人人各司其職，世界就會更美好。有關於Steve Jobs的兩件事，可以為這個道理，做個註腳。

Steve Jobs幫蘋果設計了個新總部，像是太空船一樣的新穎建築。但蓋大樓，需要政府准照。在Cupertino市政府主辦的公聽會裡，市府官員問了一個問題，「蘋果能不能像Google幫Mountain View建城市無線寬頻一樣，也幫Cupertino弄一個免費網路？」Steve Jobs說「我以為我們繳了這麼多稅，就是讓政府做這些事？我們不做這些我們不內行的事。」Steve Jobs是客氣了，蘋果公司及員工帶給Cupertino多少的繁榮，繳了多少稅，這些吸血鬼還貪得無厭？我以前常去Cupertino的公立圖書館，可以說是全美這種規模城市裡最棒的，當然市民享受了，外地居民也享受了，但市府公務員更加享受了。這些死官僚，不是怎麼樣積極地「服務」這隻金雞母，反而想的是怎麼樣多咬一口蘋果？

另外一個故事，就是最近傳出，新任的蘋果接班人Tim Cook要走自己的路。華爾街日報導了許多改變，而其中一點，就是開始捐錢了。員工只要捐錢給慈善機構，蘋果會同額贊助，等於是加倍員工的捐款，上限是一萬美元。Steve Jobs從來不拿公司的錢捐獻，每一分賺的錢都放回公司，繼續賺錢。公司治理本來就應該這樣，要做好事，員工自己拿錢出來，不要慷股東的慨。雖然我懷疑蘋果會發很低的薪資，而需要用同額贊助的方式給薪，而避免員工落跑。但假設真是出於這個理由好了，為什麼不每人直接加發一萬美金，讓員工自己決定這麼用？

Tim Cook的這個舉措，怎麼看都不對勁，只能說左派的這些「社會責任」、「企業良心」觀念衝腦，而做了違背Steve Jobs理念的事。也許自然界「均值回歸mean reversion」的定理，蘋果也逃不掉。蘋果也許可以再高飛幾年，但未來的墜落應該也是必然的。

無可取代

2011-11-03T01:05:00.010-05:00

「無心假」那篇一如所料，果然引來許多反彈，照例還是再寫一篇，講清楚一點。如果今天我被放無薪假(furlough)，我會不會像一些鄉民一樣火大？一定會的。但如果今天我領十八趴，然後政府要廢十八趴，我會不會火大，也一定會的。所以，不要和我說什麼將心比心，因為將心比心不代表無薪假一定是錯的，也不代表十八趴就可以合理存在。如果要用個人體驗來討論公共政策，我們也不需要經濟分析、政策討論了，大家就像「佔領華爾街」一樣，到凱達格蘭大道上，好好地盍各言爾志，不就好了？

正如布萊爾對「佔領華爾街」的評論，「抗議的人有要求，但不一定有答案。」，反對無薪假的人和在網路上酸我的人，其實是沒有答案的。企業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要有責任，要有良心等等，這些呼籲，這些控訴，並不是答案。因為企業不是這樣經營的。良心有時是被狗吃了，有時候，卻是不先把良心擺一邊，整個企業就會被狗吃了。

政策上沒有答案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天災人禍會發生，意外無法避免，沒有一個完美決策可以保證社會全體每一個人都富足平安。既然無法避免國際經濟的外在衝擊，我們要思考的就是，怎麼樣的政策，可以最快速地調整，因為長痛不如短痛，而在短痛的過程裡，提供適度的救濟網支持受害而真正弱勢民眾，而且在救濟的過程裡，如何不影響調整的速度。禁止無薪假，不管從那一個角度看，都不是在提供弱勢民眾救濟，而是在延長經濟調整的過程！

經濟要調整的快，要靠的是市場的自由競爭，不僅是商品市場，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競爭也很重要，政府除了適當的救濟措施外，要做的就是確保各個市場的運作良好。有人指出，無薪假其實是在規避資遣費的發放。我認為很有可能，所以勞委會如果以裁判身份，公佈這些實施無薪假的公司很好，但要怎麼懲罰，就交給勞動市場，讓勞工和公司自己判斷，遠比政府出面全面禁止和道德譴責來得好。誰知道那些公司是真的希望員工共體時艱的呢？

這是國家社會的層次，如果是個人的層次呢？

我喜歡和學生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是一個池子，過去的經濟發展，就像是河水會流進流出這個池子一樣，有時水位高，有時水位低。但我們處於史所未見的全球化新形勢，同一個池子面臨的河水進出，是進則也洶洶，出則也洶洶。所以好年冬的時候，人人吃得飽飽，但景氣不好的時候，肚子可是會餓得扁扁，而且好轉壞，或是壞轉好，都會又急又快。這幾年的經濟情勢，是不是就是這樣發展？

對個人而言，最大的保障，不是來自政府，而是來自己身。

風險無可避免，但我們可以分散風險。我們最好的分散風險對象，就是自己。所以好年冬的時候，就要把錢存起來，不要老想買奢侈品，不要老想出國旅行，說不準明天自己就被放了個無薪假。另外一個保障，就是要讓自己有技能，可以讓人無法取代。

有讀者來信說，「企業賺錢時也沒見那些企業主動多發紅利給勞工，景氣反轉卻要勞工配合無薪假共體時艱？景氣循環的經營風險也要轉嫁員工的身上？台灣勞資雙方的權益也未免太不對等了！」不是把所有人都戴上勞工的帽子，就大家都是一樣的勞工了。如果你只是隨時可以被取代、千千萬萬的員工之一，那勞資雙方的權益當然不對等。但如果你是手握大客戶的業務經理，如果你有傲人的廚藝，如果你能俐落地寫程式，如果你懂最新的專業知識，如果你最懂機台壞了，參數怎麼調，如果你能用別人都不會的車床，如果你能講授一門有用而無人能教的課，如果你能像曾雅妮一樣打球，如果你能像方文山一樣寫歌，如果你能像老闆一樣自己創業，那談判桌上，怎麼會是你在哭喊「不對等」呢？

James Joyce說，No one gives it to you. You have to take it.

無心假

2011-11-01T01:18:00.000-05:00

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據說講了一段很有道理的話。中央社報導，「王如玄表示，勞委會「穩定就業輔導團」持續與企業溝通協調，無薪休假不僅會令企業正面形象受損，股價下跌，也降低員工對公司向心力，且員工薪資佔企業營運支出仍有限，那又何必這樣做？」是啊，企業何必休無薪假呢？難得主管勞工事務的政府主管，這麼懂企業經營，公司老闆，你們怎麼不好好聽聽呢？

許多左仔不了解經濟運作的道理，常常對很多事情覺得不可思議，而做出許多令人發噱的政策決定。比如說，法國人為什麼有每週三十五小時的法定工時規定，正是因為不可思議的法國政客認為，如果每個人事情少做一點，多出來、沒人負責的事，就可以讓公、私機構多聘一些人，不就可以減少失業了？同樣的，勞委會，打算對這些賺錢還放無薪假（還不是裁員哦）的企業課紅利稅,因為他們認為都要放無薪假的企業，應該「很慘了」，怎麼可能賺錢。有賺錢的話，還放無薪假，一定是惡整員工，一定是無良企業，該死。

有些人常講社會資源就像是個大餅，很多時候是分配不均，所以有人窮，有人富。所以只要政府公正行事，大餅劃得公平一點，社會自然富裕又繁榮，不是？

不是。因為人會懶惰，會自私，所以沒弄好的話，大餅會縮水。法定三十五小時的規定和禁止放無薪假的命令，造就的就是僵化的勞動市場。企業面對的客戶，可沒有所謂法令規定他們一定要購買商品或勞務。面對訂單變少，加上未來景氣的不確定，政府還不准在雇用員工上有任何的彈性，那誰還願意沒事找事地創業、經營事業？這世界流動最快的就是資本，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難道勞委會還有辦法下道行政命令，禁止停業、禁止破產、禁止不投資嗎？

勞委會這麼會「禁止」，這麼會「輔導」，這麼會「計劃」，怎不計劃給每一個國民都有一個好工作？共產革命的失敗，就是沒辦法進到一些人的腦子裡。社會的繁榮、富裕，從來就不是計劃出來的，而是一個良好的經商環境，鼓勵冒險、獎勵努力而造就的。這麼做餅才會大，才有錢一起分，這道理很難懂嗎？

勞委會說，放無薪假是片面更改勞動契約，犯法。試問要員工簽同意書，很難嗎？員工自己沒長腦子，不知道無薪假和裁員的不同嗎？放無薪假的老闆至少願意給大家留條退路，員工會不知道嗎？所以要符合勞動法規，一點困難都沒有。而沒有犯法的事，關你勞委會屁事？

台灣真正要保護的，不是會在媒體上哭夭無薪假的中產階級，或是政府直接、間接雇用的貴族勞工，而是經濟轉型下，無能為力的中下階層（見我的舊文「救中產階級還是失業勞工」）。看著勞委會，只會照顧「同是貴族勞工的自己人」，號稱會搞經濟的國民黨高官卻連一個有效的經濟政策都沒有，只會幻想降龍十八掌；而民進黨，左進地到是特別俐落，根本不想管經濟轉型的問題。能不讓人擔心台灣經濟的未來嗎？

希臘生與死

2011-10-30T01:09:00.002-05:00

我正在自修耶魯Donald Kagan教授的古希臘歷史開放課程，聽到他談希臘人的生死觀，和之前我談的「財富是什麼」有許多關連，特此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Kagan教授說，相較於比較晚的東、西方的死亡觀，古希臘人面臨的是一個相對困難的死亡觀。東方（我想他指的是佛、道和印度教）面對人都會死這樣的問題，處理的方式是，「塵歸塵，土歸土」，人本來就是塵土而已，死了就是回歸，沒什麼大不了。活著因此比較重要。

另一方面，基督教面對人的死亡問題的態度是，只要做「對」的事情，人類可以得到永生，死一點都不足懼。所以活著時要做好的事、對的事，死後就可以上天堂，得永生。永生這一個概念，Kagan教授說，在現代社會，至少在西方社會依然重要。現代醫學仍然沒有發達到，可以讓人類免於一死，但依然活在啟蒙時代的人類，相信著「進步Progress」的概念。人類仍然不斷地在進步中，思想也好，科學也好，物質生活也好，都不斷地進步中。而這進步是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且這進步會以各種方式留存在人類社會。這「留存」，就是永生的證據。也是我前面說的，王永慶和Steve Jobs在面臨死亡時，應該是毫無懼怕的，因為他們的創造，讓他們得到了不朽的永生。

不管是東方或是西方，死亡的問題，好像都得到了解決。但在古希臘人的世界裡，解決或是解脫，並沒有那麼容易。希臘人相信的人類，是有點和神平起平坐的，但和神不一樣的是，人類會死。死亡，另一方面，對希臘人來說是相當可怕的。「再怎麼卑微地在人類世界活著，都比在地獄稱王來得好」，大概就是希臘人懼怕死亡的程度。

因為希臘的神，雖然有超能力，但並不是像基督教那樣，是全能的主。所以希臘人又相信，人生是有很多隨機性的，沒有什麼宿命觀，因為沒有一個全能的神在規劃人類一生的，所以沒有什麼事情是上天注定的。這其實是很悲觀的生死看法，因為無得脫逃。人一定會死，但死又這麼可怕，該如何是好？

Kagan教授舉了荷馬知名史詩「伊利亞德」裡的主角之一，阿其理斯，作為希臘生死觀的代表。阿其理斯腱常被形容是人最脆弱的地方，是因為阿其理斯是凡人父親和天神母親生下的混血，他的母親為了讓阿其理斯不死，出生時就把阿其理斯浸在冥河裡，果然讓阿其理斯刀槍不入，除了他母親手握的腳踵部份因為沒有浸到冥河水以外，全身沒有弱點。

在「伊利亞德」裡，阿其理斯參與攻打特洛伊城的原因，正是希臘人正面看待死亡的方式。阿其理斯因為是半神半人，天機說，只要阿其理斯不去特洛伊，他會不死，得到永生，但他會漠漠無名。相反地，如果阿其理斯參戰，他必死，但將因為他的英勇而永留青史。Kagan教授說，不要小看希臘人的這個故事，是不是到現在，阿其理斯之盛名仍流傳在人間？

這是希臘人對抗死亡的英雄主義式的永生觀。阿其理斯被問到明知必死，仍參與攻打特洛伊的原因時，他說「我的父親告訴我，永遠做到最好。」所以永遠做到最好，才是真英雄，才能永留青史，才能得到永生。因此，希臘人愛競爭，每個人都想要做到最好，想要出人頭地，所以奧林匹克起源於希臘，所以西方文明也始於希臘。也許這正是Steve Jobs真正的永生觀，也說不定。

強心針還是葉克膜

2011-10-27T10:09:00.000-05:00

歐盟周四出爐的拯救歐債危機方案，大獲好評，全球股市全面上漲，歐元轉強。我說，神經病。

拯救方案看來看去，怎麼樣也看不到梅克爾說的「結構性改革」，真不知道這些人在樂什麼。歐洲銀行股票還全都上漲，更是神經病。希臘債券投資，平白無故被砍了百分之五十，滿手的CDS債券保險還完全無法獲得理賠，銀行股憑什麼漲？

政治人物強迫改善銀行資本結構，更是嘴砲一流。政府不出錢，找誰注資？注資找不到，能怎麼改善資本結構，最後歐洲銀行只好一起跳樓大拍賣手上持有的破爛投資品，重演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的金融風暴。法國總統沙柯吉更好笑，說救市的錢，要找中國一起出。最好是共產黨和你一樣腦子壞掉，敢出錢救歐洲。

不敢放手讓希臘倒債，不敢讓IMF或是歐洲各國政府認賠希臘債務投資，就逼迫銀行打消一半希臘債務，天下有這麼美好的事？倒頭來，法國興業這些滿手歐債的銀行不是還要靠政府出手救？

我唯一想到的樂觀理由是，歐洲銀行面對呆帳打消的現實，會對未來加碼南歐諸國債券投資更為謹慎，資本結構改善的要求，也會逼他們減少南歐公債的投資。但這些國家發新債還舊債的算盤不就被毀了嗎？不正加速義大利、西班牙的倒債嗎？改革沒有觸及核心的「二流歐元」問題，根本不能叫改革。

不教而殺謂之虐(上)

2011-10-26T01:36:00.005-05:00

遲早要寫篇評論，好好地講講「佔領華爾街」運動。簡短的評論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更不是在公園野餐，將「佔領華爾街」比擬為阿拉伯之春吹向紐約，是污辱了拋頭顱、灑熱血的阿拉伯青年。總而言之，不管歐美或是台灣的左派青年多麼興奮，「佔領華爾街」終究是「時代錯誤」*，注定是要一事無成了。

一事無成很大的一個原因是，要搞一個運動，沒有清楚、簡單的敵人成嗎？「反對華爾街的貪婪」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先不說貪婪的定義很難說地清，到底華爾街是什麼，這些左仔清楚嗎？華爾街可以是投資銀行、商業銀行、避險基金或是股、債市作手等等。到底這些金融中間人(financial intermediaries)有什麼不同，現代經濟為什麼需要他們，政府花大錢拯救的對象為何？等到搞清楚了，鬍子都白了，群眾自然也都散了。更何況左仔從來都只要擺弄反抗的姿態而已，搞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不但不是他們的強項，某種程度上，反而阻礙了他們憤怒的動能。所以「佔領華爾街」運動就陷入了一個困境：如果事情搞得清楚，為什麼不在體制裡做改革？如果事情不搞清楚，運動又要怎麼做大？所以「佔領華爾街」失敗是必然的。

我喜歡嘲笑左派不求甚解，有人就會問了，「那你知道銀行這些金融中間人，到底是幹什麼吃的嗎？問題在那裡，你知道嗎？有效的改革方案是什麼，你了解嗎？」廢話，不知道，我還配罵人嗎？孔子說「不教而殺謂之虐」，就讓我先教再殺吧。

我在舊文「金融改革別因噎廢食」裡，提到了Robert Shiller說的「現代醫學大概在1865年左右，對人類的幫助才超過對人類的傷害，而金融市場早在1865之前就對人類的幫助超過對人類的傷害了。」金融市場當然重要得不得了，但到底金融市場對人類的幫助為何？

傳統商業銀行所扮演的金融中介角色，一點也不難懂。先看如果今天沒有商業銀行的話，一個企業家如何開創事業。這個企業家也許有絕佳的商業點子，但沒有資金設廠僱工，事業沒法開展。但這時，同村有個田僑仔，滿手祖產現金，因為沒有銀行，所以沒地方放，濫頭寸爛在手上。企業家找上了田僑仔借錢，看來像是一個供給資金，一個需要資金的絕配。但田僑仔看來看去，雖然認識這個企業家，卻怎麼也不放心。也不一定是過去信用不好，但誰知道借了這一大筆錢後，企業家是不是會真得開創事業賺錢？又事業是不是真得能賺錢，誰也不知道。如果企業家心一歪，把錢拿去了澳門賭錢，或是拿去了美國買房子，怎麼辦？

所以田僑仔想了想，還是借，但利息很高。心想，我借錢給這許多人，每一個都收高利，一兩個倒帳，我還有賺。高利貸的來源就是這樣。這也是訊息不對稱下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由來。因為利息很高，做一般生意的人不敢借，所以造成只有高風險的企業家才會來貸的「逆向選擇」。另一方面，借到錢後，事業一旦不順，看著高利堆出來的債台，企業家很容易就挺而走險，拿錢賭一把，或是乾脆遠走高飛，而有所謂的「道德風險」。面對這些潛在風險，田僑仔就更有理由把利息提高，一整個就是惡性循環。

所以沒有銀行作為中間人的經濟無法成長。因為訊息不對稱的均衡結果是有錢的人不敢貸，想貸的人借不起。資金動不了，資本累積不了，經濟當然成長不了。

待續。

*三年之後，重看「時代錯誤」讓人感觸不少。伊曼紐離開白宮當了芝加哥市長，歐巴馬被證明是個卡特，而不是柯林頓。在國內，林濁水不再哭夭國會無法過半，民進黨居然走了類似我說的路線，而看來天下無敵的馬英九一再露出馬腳，眼看就要失天下了。世事無常，政治這事兒，還真要靠時間來檢驗。

發言人

2011-10-24T09:52:00.001-05:00

我一向很討厭馬英九的發言人(總統府、新聞局、國民黨、馬辦等等)，講話官腔官調，很怕民眾不會思考，專門教民眾怎麼想。喜歡講什麼「大可不必」，「沒格局」，「讓人無法心安」這種降貴紓尊假謙卑真官威的話。當然會這樣發言是有策略目的，一是專門放下肆咬上肆，但這種把戲一再上演，就像是馬英九一再在選舉場子「民調」詐騙機率的把戲一樣，會讓民眾認為「又來了」。另外的目的，大概是走夜路吹口哨壯膽，金溥聰在財訊上說國民黨贏定了，也是一樣的道理。

總之，官做久了，人話都不會講了，就是馬陣營發言人的毛病。相較之下，民進黨的發言人，像是寇做久了，一樣也不會講人話。老是像失敗的左仔一樣，「要求道歉」，「主張立即下台」這種講來自己開心的話，一點路用都沒有。這兩類發言人，非常符合我之前說的「國民黨是假右，民進黨是真左」的分類。

我不喜歡各打五十大板的評論，所以我要來宣布我的喜好了。在假右的大惡之前，我還是比較喜歡真左的大笨。這大概是我唯一會說左派好話的時候了。

擠兌美元(下)

2011-10-23T01:17:00.001-05:00

船堅砲利的美國，發行的公債當然是無風險的。而無風險的很大一個原因，當然是美國政府在最差的情況下，只要把印鈔機打開，不管欠再多的錢，每一分的美國公債都可以償還得起。但正如前述，還得起債，不代表美元本身沒有問題。相反地，美元和美債的問題大得不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寇克然教授(John H. Cochrane)日前發表的一篇評論，揭露了一個極為恐怖的圖像。讓我簡單介紹一下。

寇克然教授的主要論點是，美國政府的債台高築，大量印美鈔償債是必然的事。而一旦民眾了解這個事實，類似銀行擠兌的恐慌會發生，而擠兌的對象會是美元。也就是民眾、企業和外國人會大幅拋售美元，美元價值一夕之間將跌落谷底，類似德國在一、二次戰後的超高通膨將在美國發生，之前的金融危機將只是小兒科而已。而正如同銀行擠兌一樣，誰也不知道何時會發生，但發生了就像是雪崩一樣，沒有一個政府機構有能力應付。

寇克然教授左打凱恩斯學派不切實際的菲利浦曲線，右打貨幣學派的狹窄貨幣政策視角。他說沒有任何的證據指出，擴大政府支出，製造通膨可以拉高經濟成長，所以現在歐巴馬政府的景氣刺激方案無效，反而再加重聯邦政府債務。另一方面，柏南克的聯準會，輕忽通膨的潛在威脅，過度相信貨幣政策有能力控制通膨，而放任貨幣發行浮濫，一樣不可取。

真正的問題，寇克然指出，還是在聯邦政府的負債規模。這一點，我之前提到的兩個新科諾貝爾獎得主也有一樣的看法。而聯邦政府的負債規模，像是一列即將撞上山壁的火車，人人都知道危險，卻沒有人有辦法阻止慘劇發生。

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現在有一半是借來的。而支出方面，國民年金、老人保險、國防支出和公債利息這些動也動不得的部份，就佔了三分之二以上。算盤怎麼打，都沒辦法把債打下去，只能不斷地以債養債。這些都還是帳上的，等到嬰兒潮世代大規模退休了，其它支出都不用算，光國民年金和老人保險就可以把美元打趴了。還有情況比聯邦政府更糟的地方政府，這些最後都還是要聯邦政府拿錢出來拯救。Michael Lewis的新文章有地方政府財政的恐怖現狀。地方政府沒錢到可以把公共安全的警察、消防隊通通裁掉，可以想像一個十萬人的城市，只有一個市府公務員在運作嗎？

寇克然教授最後給了一線不算希望的希望。目前市場一般還相信美國是有辦法對付國債問題，所以長期利率還是在歷史新低，擠兌美元的情況還是有可能不發生。但要解決這個沉坷，要真正地改革，要真正地砍掉現代民主政府花別人的錢不眨眼的習慣，只有在結構上制止政客花錢，債務才不會增長。同時，也要創造真正能讓經濟成長的商業環境，畢竟經濟成長了，債務的問題就小多了。不管你再怎麼不喜歡資本主義，你也要了解，創造才是王道，有創造才有財富，有財富才能大家一起花，不是嗎？

也許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另外一個雷根總統，另外一個柴契爾夫人。而亂世正是出英雄之際，也說不定。

財富是什麼(下)

2011-10-20T01:13:00.007-05:00

如果自己的勞動服務生產出來的產品售價，合理地反應自己應得的報酬，那很自然地，累積而來的財富，就像是個計數器般，統計了自己的生產結果，也統計了自己的努力結果。所以炫耀財富有很大一個成份，像是告訴世人，「我考試考一百」一樣，重點在展示，不在享受。尤其是新富階級，開名車、住豪宅、吃大餐，不見得是真懂浮華世界的細微處，但展現自我努力成果的象徵意義實在太大了，不這麼做，怎麼讓人知道自己成功了呢?

「財富計數器」趨動個人努力成功的動力很大，所以允許個人發財的社會，經濟起飛很快。但起飛後，就會面臨「財富計數器」的瓶頸。因為如果只以財富總數較長短，很快地，不擇手段地增加財富就會是不少人的選項。因為個人的人生觀或是能力沒有再度提昇，經濟學上所謂的邊際效應遞減的自然法則，會讓新富階級無法依舊法繼續炮製成功，只好走偏鋒、用險招，最後道德敗壞、目無法紀，也是自然的結果。台灣或是中國的暴發戶，會一再上演大起大落，正是這個道理。

不是每個人都只有這種「為成功而成功」的人生觀。下一個層次的財富觀，在於了解人生的意義。王永慶、Steve Jobs臨死前還競競業業的態度，絕對不是只在多掙一塊錢。不要講巨富好了，這世界上多的是每天埋首案頭，一字一腳印地做研究的大學者。他們生活無虞，他們工作有終身職保障，為什麼不每天出門遊山玩水，卻寧可在辦公室讀論文、寫論文？他們不是轉輪上的老鼠，他們一定懂更深一層的生命意義。

李登輝說，儒家不講死，所以中國人不懂死。不懂死，就不懂生，就不懂生命的意義。這話很對，但有點超過，不是每個懂儒學的人都不懂生，只是儒家生的意義，太苦，太不切實際，所以多數的人都只有嘴巴做得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有這樣堅毅態度的人，才能說「未知生，焉知死」。但古往今來，多少人有這樣的苦悶人生態度？我一點也不認為王永慶、Steve Jobs是用這樣的堅毅態度來做事業。他們一定是懂死亡，才懂生命，才懂財富的。

那王永慶、Steve Jobs或者是成千上萬的偉人，凝視死亡深淵時，他們在想什麼？他們勇猛無懼地瞪著死神時，想的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猜。如果死亡就是一片虛無，那撐著Steve Jobs的病體，不斷地開發下一代的高科技產品的東西是什麼？更準確地說，面對虛無，人為何要努力活著？因為面對虛無，擺爛才是正道，才是人性。所以死亡不是虛無。對抗死神的，不是虛無、隨便的人生，而是永生。

所以我認為最高境界的財富觀，就是一個追求永生的態度。在虛無、且對你一切都不在乎的宇宙裡，創造出事物，獲得財富，就是永生。

財富是什麼(上)

2011-10-17T01:20:00.006-05:00

我之前寫「直直走向右轉」裡的David Mamet，最近講了個故事，很有意思。他到鄰居家吃晚飯，他們買了外賣的壽司。美國人愛吃的壽司是那種日本人，或是我們台灣人看到都會笑出來的加州捲。當Mamet的鄰居把加州捲一片片剝開來吃的時候，鄰居剛上大學的女兒馬上給了她父親一頓排頭，說「你這樣是糟蹋壽司師傅，不尊重壽司師傅，難道他們的勞動成果對你來說一點都不算什麼嗎？」

乍看之下有點道理，但Mamet給這個鄰居女兒上了一課。壽司師傅的勞動成果，已經反應在售價裡面了。如果不「珍惜」他們的勞動成果，也不會付這個錢買壽司了。壽司的售價裡並沒有包含「尊重」，而壽司師傅更沒有在收據裡列了收到「尊重」這個項目，花錢買壽司的人，有的是權力隨意處理買來的壽司。Mamet想說，但沒說出來的是，這就是現在大學生在學校學來的態度？妳有尊重辛苦工作的父親？父親花錢買來的晚餐，在妳眼裡只有壽司師傅的勞動成果？

這故事有許多層面的意義，比如說大學教育的內涵，或是年輕人對這個世界運作的了解等等，很多可以講，但我想講的是「財富到底是什麼？」

資本主義社會裡，運作良好的市場讓提供勞務或是商品的人，獲得適當合理的報酬。有人願意買你的東西，代表的就是有人「珍惜」你的「勞動成果」，這也就是我之前說的「賺錢是光榮的」意思。

我其實不懂人家說的「貪婪」的真正意思。拿超過自己需要的，就是貪婪嗎？我賣的大腸麵線非常好吃，排隊的人大排長龍，但我每天開店開到下午一點，賺的錢已經夠我用了，我如果一點就關門趕人，我就不是貪婪的人嗎？我如果繼續賣到下午五點，我就是貪婪的嗎？而要如何定義「自己需要的程度」？每個人需要的物質需求程度不一樣，我就是想天天吃魚翅才能達到「自己需要的程度」，這個需求感覺是吃滷肉飯就滿足的人知道的嗎？嚴以律己很好，但那是你家的事，想過清教徒的生活也是你自己的事，為什麼就要指著別人鼻子說貪婪呢？

「貪婪」不是一個客觀的描述，但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卻是千古不變的道理。不相信這個道理的人，喜歡舉「利他」的一些行為，比如說發善心、做善事等行為來反駁。但說到底發善心、做善事還是自利的行為，因為做善事的滿足感，還是自己獨有的，只是沒有實際量化程度而已。那自私自利到底有什麼問題？我在「右派的世界觀」裡，花了許多篇幅討論這個問題，結論也很簡單，就是亞當‧史密斯帶給人類的最佳訊息：人人自掃門前雪，世界就會更美好。

這是社會整體的層次。但回到個人層次上，個人追求財富的目的是什麼？對許多人財富是個計數器。

請待下回分解。

擠兌美元(上)

2011-10-14T01:12:00.001-05:00

華爾街金手指John Paulson，2007靠著放空房市和銀行股大賺37億美元,2010年更誇張，靠著押寶黃金，破個人紀錄，淨收入50億美元。但今年Paulson終於吃大虧，不斷做多，然後不斷地被市場修理。所有Paulson的基金都跌，但以黃金計價的基金，跌得相對算少。Paulson是第一個拿黃金計價當賣點的避險基金，一時風行下，許多避險基金也照抄，也推出自己的黃金計價版本。

所謂黃金計價是指持有基金股份是用每股幾盎司黃金，而不是多少美元計價。基金賺錢，每股的黃金盎司數增加，投資人就擁有更多的黃金。賣點在於，黃金計價躲過了眾人皆曰可殺的美元。不管美元怎麼漲跌，投資人擁有的還是「穩當」的真金白銀。

當然這只是噱頭而已。你把黃金換成任何一種外幣，也有一樣的效果，誰都可以擁有日圓計價的基金，瑞士法朗計價的基金，只不過買賣基金前，或是月結單裡，給你用當時匯率換算一下而已。對美國投資人而言，反而多承受了匯率風險，或是黃金市場風險，Paulson的基金出手投資買賣股票還是要拿美金出來，又不是真的可以拿黃金去買股票，不是噱頭是什麼？但現在多的是陳文茜之流在投資，也不真得懂為什麼美國國債是無風險投資，反正跟著流行罵美國，買黃金就是。這種人叫被金蟲給咬了(bitten by the gold bug)，而Paulson就是賣這個噱頭給這些人。

另外一種質疑浮濫美元的新潮流發生在網路上。數位元(bitcoin)在2009年由一個用日本假名Satoshi Nakamoto的網路高手創立，目的在嘲笑發行浮濫的美元，並且希望有朝一日取代美元當成流通貨幣(紐約客的數位元報導在此)。Nakamoto的身份一直未被揭穿，但是他不但對經濟學、貨幣銀行學相當了解，對數位安全和P2P更是世界一流的高手。每一個憑空創造出來的數位元，都被嚴密地用鎖碼技術鎖上，都只能有一個擁有人。而Nakamoto的技術，確保了每一個數位元都有完整的交易、轉手紀錄，但擁有人的身份無法讓外人知道。

數位元就像黃金一樣，是逐步「開採」出來，所以供給量會穩步增長，不受任何政治、經濟情勢影響。而數位元而全避開了現代金融的fractional banking system，也就是如果有銀行的話，銀行得準備十足的保證金，不能像現在這樣，把客戶存款留存一小部份後，又貸出去，創造乘數效應。所以一個想像中的數位元經濟，是完全不會有金融危機的。

數位元的點子和技術很好，但有許多的漏洞。我們的實體社會畢竟不是完全可以P2P般的無政府，法定貨幣背後還有許多國家集體力量的支持，一個隱形的Nakamoto真得有辦法取代政府的公信力嗎？如果Nakamoto的技術被駭了，怎麼辦？這些問題沒解決之前，數位元是沒辦法吸引到足夠的使用者，也就沒辦法取代美元。紐約客的記者聽說了加州有旅館接受數位元，馬上上網「買」了一些數位元之後，千里迢迢跑到加州。旅館主人興高彩烈地出門迎接，因為他是第一個用數位元付費的客人。但旅館主人一轉身，馬上把數位元賣掉，換回美元入帳。沒有別人用的話，數位元不過就是另外一種需要有外匯市場兌換的外幣而已，而這個外匯市場崩盤的可能性還相當大。

當尼克森把黃金兌換窗口關上後，美元成為無勾的貨幣，人類法定貨幣的歷史又進入一個新的篇章。很大程度說來，這個「實驗」是相當成功的。和黃金脫勾是必然得發生，所以現在這些唱衰美元，想要回復金本位的人士，其實是不懂現代經濟的。詳情可參考我的「金本位」舊文。但美元不是沒有隱憂的，美元的問題不在無勾貨幣，美元的問題在美國的政府。或是更準確的說，在於美國政府的開支。

待續。

創造誘因健保才能永續

2011-10-12T09:35:00.001-05:00

刊登於財訊383期。

鐵娘子柴契爾夫人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問題是，別人的錢總有用完的一天。」抽稅因應社福支出終得面對無稅可收的困境。要逆轉健保這種「大家都在花別人錢」的制度，第一步得做的就是要設立讓民眾有自主管理自身保健財務的機制。用保險對付潛在的巨額醫療支出，無可厚非，但要改變的是大幅提高自負額，比如說每年民眾要自掏腰包達二萬台幣以上，保險才開始給付。如此一來，小病都得花自己的錢，民眾自然有強大的省錢誘因，也不致把醫院當菜市場逛。

另一方面，政府也要鼓勵民眾儲蓄。疾病和意外是人生無法逃避的風險，但風險可以轉移、分攤。用集體的力量轉移、分攤風險叫保險；和未來的自己轉移、分攤風險叫儲蓄。鼓勵民眾儲蓄就是減少社會集體得承受的風險。所以政府應該修稅法設立個人醫療儲蓄帳戶，存入該帳戶的所得完全不課稅，還可以投資計息，比如說每人每年有五萬的免稅額度可以存入帳戶。民眾只有支付醫療費用時，才能動用醫療儲蓄帳戶。當年沒花完的額度，可以滾入帳戶，繼續累積。如此一來，又加上一道誘因，讓民眾節省醫療支出。

但這幾萬元的儲蓄或是自負額，對中產階級而言，也許不算太大問題，對低收入的弱勢族群，就是傾家盪產的事。所以為了社會安全網的目的，政府得持續負責低收入的醫療支出。但要鼓勵民眾努力工作脫貧，照顧低收入民眾的醫療不可以弄得像五星級飯店。如果可以把各地署立醫院裁併，盡量達成一區一個的醫療機構，專門無償照顧低收入民眾的需求，既達成社會安全網的任務，也解決署立醫院得在一般醫療和民營醫院競爭的窘境。

以民眾自主為出發點的健保改革的最後一步是保險市場開放。政府只要規定基本項目，諸如最低自負額，或是應納保醫療項目，以及全民強制納保的條款等，其它就讓保險公司自由競爭。健保局目前的一部份轉為管理低收入民眾的醫療，一部份轉為公營保險公司，把之前累積的醫療管理經驗，拿來當成和民營保險公司競爭的最大資本。如此一來，當醫院不再面臨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健保局時，醫院和保險公司，才會回頭過來，好好地爭取真正付錢的民眾，才會真正地提高醫療服務水準。

民眾有選擇、有誘因節省支出，醫院和保險公司有競爭，才是全民健保的長治久安之道。

諾貝爾獎的擦邊球

2011-10-10T15:18:00.003-05:00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Thomas Sargent和Chris Sims，表彰他們在總體經濟學計量方法上的突破。然而經濟學界眾所周知，這兩個哈佛的同學，代表的是經濟學裡的淡水學派，都在淡水學派的重鎮，明尼蘇達大學任教近二十年。諾貝爾獎在現今總體經濟學研究飽受攻擊的時候，用計量方法的貢獻這個擦邊球來支持淡水學派，非常值得思考委員會想傳達的意義。

已故的諾貝爾獎得主薩穆爾遜說，如果要模型趨近真實的話，我們已經有一個這樣的模型，就是真實的經濟體。但真實的經濟體無法讓我們確切知道一個公共政策施行的實際影響，因為變數不但太多，且彼此之間的交互影響也太緊密。所以一代代的經濟學家，就是在模型的建立上尋求突破，並和真實的經濟體驗證。比如說，凱恩斯在面臨大蕭條的經濟困境時，提出了總體需求(aggregate demand or effective demand)的概念，認為總體需求的突然消失是大蕭條的成因，而政府是最佳的機構可以適時地填補總體需求的短缺。凱恩斯學派因此風騷一時，直到七零年代，美國出現了所謂的停滯性通膨，高失業率伴隨著高通膨，經濟困頓之時，政府卻無能為力，一整代人熟悉的經濟模型整個崩壞。

於是由芝加哥大學開始的貨幣學派，在模型的建立上回歸理性決策人與機構的基礎，挑戰萬能政府的凱恩斯學派。芝加哥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羅徹斯特大學加上卡內基美隆這些靠近五大湖的學術重鎮，被稱之為淡水學派，而東西兩岸的哈佛、耶魯、麻省理工、柏克萊加大、及史丹福等傳統名校，則為凱恩斯傳統辯護，而被稱之為鹽水學派。

兩派的一大分別是，鹽水學派相信政府有其功能，而淡水學派則認為人的理性預期會導致政府提振經濟的作為無效，有名的盧卡斯評論(Lucas Critique)正是這一大區別的最佳例證。盧卡斯評論主要說，我們不能從歷史資料裡，測出有意義的模型參數，來了解政府施政對經濟的影響。其中的原因為，當政府政策一出，人們會形成理性預期，行為就發生改變，我們討論的經濟體，就不再是歷史裡的那個經濟體，參數改變了，怎麼測也測不準了。

這個盧卡斯評論，很大的程度給了經濟學家，尤其是凱恩斯學派一個重擊。我們怎麼知道，號稱解救大蕭條的羅斯福新政，真的是大蕭條的解藥，還是延長經濟不景氣的背後推手呢？

經濟學家不喜歡把「不可能」當成解答，所以就有了Sargent和Sims的貢獻。Sargent認為把理性決策的個人、企業和政府放在一個結構性的動態模型裡，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政策的影響，這點是淡水學派的基本共識。但Sargent更進一步地認為，動態模型裡，許多參數是結構性的，是政策無法改變的，我們可以從實際數據裡，釣出這些參數，總體經濟學家稱之為calibration，參數校準。

另一方面，Sims則是把動態模型推導出來的方程式推疊起來，比如說推導到最後，剩下GDP、通膨、失業率等當期變數，再加上前幾期變數後，把他們放在一起成聯立方程式，然後套真實數據，以測出系數參數。經濟學家稱之為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s)，Sims的突破點在於，他也認為有些參數是結構性的，是政策無法改變的，如果我們加上這些限制，測出來的參數，拿來預測經濟變數，居然相當準確。

Sargent和Sims的計量方法，是現在總體經濟學研究的主流，所有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幾乎最後都得用到他們所始創的方法，這也是大部份經濟學博士班教授的總體經濟學主要內涵。但這主流思想不正是大眾所批評的，經濟學家無法預知現今的經濟難題，更無法有效地應對現今難題，為什麼諾貝爾獎還要表彰這「失敗」的主流思想？

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弦外之音，我覺得有兩層。第一是，在主流的動態模型外，並沒有替代品。舊凱恩斯學說雖然在危機時不斷地被「復活」，但總體經濟學界早就知道舊凱恩斯在建模上的侷限，也對了解複雜的現代經濟沒有助益。比如說，凱恩斯認為的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是總體需求急升及急降的主因，但什麼是動物精神，要怎麼度量動物精神，要怎麼把動物精神放在合理的模型是很大的問題。所以去年諾貝爾獎給了「勞動市場不完美」的學者，今年給了同樣一個架構下的計量方法，很大一個程度是在鼓勵學者把現有架構更往前推一步, 而不是回歸作古的凱恩斯學派。

左派、自由派學者像是Robert Solow和Paul Krugman這些人，雖然愛凱恩斯愛得要死，但他們畢竟不是做總經的，他們只能一直說，經濟學不能這樣走，但要怎麼樣走，他們並沒有可靠的替代方案。雖然他們不知道新的典範為何，他們想要新的典範轉移，有沒有可能在最近誕生？當然有可能，但在現有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走到死胡同之前，我們最好的方案還是在修改這些主流模型。

Sargent和Sims的方法，一點都不完美，連他們自己都不甚喜歡。Sargent早就投入learning(學習)的市場不完美研究。Learning主要就是研究，理性決策人能怎樣獲知正確的市場資訊，而作出理性的判斷。如果學習的過程有磨擦，這不完美如何影響理性預期的模型結果？同樣的，Sims雖然是Structural VAR的首創者，他卻是反對過度解答VAR的結果，並且反對太過相信模型理論，因為這些理論的不合理假設大幅降低了理論的可信度。

我猜測的諾貝爾獎的第二層弦外之音是Sargent和Sims共同主張的新理論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FTPL)，在現時動亂的世界有很重要的意涵。他們的FTPL理論，說明總體物價水準取決於政府債務水準和未來稅收水準。這個新理論，很大程度說明了央行的貨幣政策，終究會被政府的財政政策所左右。央行如果要打擊通膨，沒有債務規模縮減的配合，是辦不到的。進一步演繹這個新理論，我們其實得擔心未來各國巨額公債造成的嚴重後果。通膨會怎麼打都打不下來，景氣會怎麼拉都拉不上去，動亂是必然的。也許諾貝爾獎委員會想藉由Sargent和Sims的獲獎，強調這個警訊吧。

Sargent和Sims都是多產的經濟學者，我想沒有一個人會認為他們是不配這個獎的。相反地，其實Thosmas Sargent應該更早得這個獎，或者說Lucas, Kydland, Prescott和Phelps獲獎之時，Sargent都是人們常說的遺珠。諾貝爾獎委員會在此時之際補上這個遺珠，彌足珍貴。Sargent和Sims這樣等級的學者，思考上已經都是哲學層次了，所以看看他們怎麼看待人類社會，也相當有意思。Sargent07年時在柏克萊加大的畢業演說裡，列舉了經濟學裡的一些重要結論。比如說，第一條，許多事物是我們想要但做不到的。又比如，第四條，人會對誘因做出反應，包含你想幫助的人在內，這也是為什麼社會救濟常會失敗的原因，諸如此類。總結來說，經濟畢竟是講人的事情，如果不把人的計算與考量，放在政策制定的最核心，善心美意是不能成事的。從這一點，你看出來，為什麼理性預期在現代總體經濟模型裡這麼重要了嗎？

鄉民力量大

2011-10-09T01:03:00.001-05:00

PTT之類的BBS系統一直是項台灣奇蹟，因為不但沒有因為科技的日新月異而遭到淘汰，反而使用者數目持續增加。如果說是網絡效應，越多人用，就規模越大，也只能說明「看」的人為什麼增加，並不能說明為什麼「寫」的人也沒變少。類似這樣的公共財，傳統經濟學模型的解釋是，隨著使用讀者的增加，搭便車free rider效應就出現了，只看不寫，就算寫也是一、二句酸文的情況應該會是均衡的結果。到最後，寫長的、相對比較有意思的文章的人越來越少，只有那種發文機會成本很低的人才會貢獻，比如說拿到終身職的教授或是不怕功課被當的大學生等，而讓論壇整個爛掉了。

但PTT不是這樣的均衡結果。我不知道真實的統計數字，但零星觀察加上報紙、電視記者常抄PTT內容的情況，可以佐證PTT還是鄉民的重要原鄉, 而且持續壯大中。所以一定有另外的理由。香港科大的Xiaoquan Zhang教授和南加大的Feng Zhu教授，最近在美國經濟評論（AER)上的研究論文，提出了重要的證據，可以在學理上說明為什麼搭便車效應沒有把PTT這種網路論壇消滅。

搭便車效應可以用三個和尚沒水喝來說明，別人出力讓我有水喝，我幹嘛要費力？要論壇寫手克服寫作成本的問題，必須讓他們在某方面有所獲得，要收入大於成本，才會讓他們持續發文。但寫PTT有什麼收入？兩個教授指出，比較新的學說提到，寫手的獲得有很大一部份是屬於他們私有的，像是「施比受更有福」的滿足感，或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榮光感(warm glow)，雖然無法實質量化，但一定是大過寫作成本，這些寫手才會願意貢獻。而這種社交效應(social effect)會隨著社群人數的增加而越來越強，終致蓋過搭便車效應。求名的人只怕沒人看，豈會希望觀眾少？

學理上說的通，但實證上要怎麼找支持的證據呢？又或者我們怎麼知道，因果關係是「因為社群人數多，所以貢獻文章的人多」，而不是「貢獻文章的人多造成社群人數增加」呢？也許PTT這麼強大，是有一個「陰謀集團」，不斷地發文而造成的網路規模呢？

兩位教授用中文維基被中國封鎖作為一個斷點，而辨識出因果關係，同時也支持了「社交效應蓋過搭便車效應」的結論。中文維基百科被中國政府封鎖過許多次，05年那次長達一年以上的封鎖，造成讀者大幅下降。他們同時觀察到編寫文章的人數和次數也大幅下滑。因為封鎖中文維基是外在的變數，使用者數目(社群人數）的下降不是因為編寫文章的人次數變少造成，所以因果關係可以建立。另一方面，這個斷點也排除了所謂的「蜜月效應」。蜜月效應是說，也許新鮮感過了，寫手沒什麼好寫了，或是沒什麼想寫了，而造成編寫人次數的自然下滑，和社群人數無關。但這個斷點前後的下降幅度太大，不可能是蜜月效應的自然下滑造成。這個論文一出，觀點既有趣，研究方法也直觀，所以也受到很多的媒體注目。

我認為社交效應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自利解釋很好，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常發文的鄉民會固定一直用同一個ID，想想看，求名的人會取一個「無名氏」當筆名嗎？臉書的實名制，也強化了這個社交效應。許多人噗浪的河道是公開的，多半也是同樣的理由。所以，你以為我會想換我的部落格招牌嗎？

悼賈伯斯

2011-10-06T09:28:00.000-05:00

華爾街日報的莫博士說Steve Jobs是愛迪生、亨利福特級的偉人。一點沒錯，我還認為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物理、化學、文學、和平和經濟學獎都應該頒給Steve Jobs，因為他發明創造的東西，在這些領域上的貢獻，比誰都多。

離經叛道

2011-10-05T01:04:00.001-05:00

我書架上有一本論語，有時候會翻翻看看。我喜歡論語或是其它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裡的一些隻言片語，尤其是講要求自己、鍛鍊自己的部份。如果我案頭有聖經或是佛經，我也肯定偶爾會翻翻，也肯定會找到一些讓人有所體悟的道理。千古流傳總有他的道理，不是嗎？但千古流傳代表的就是該把讀儒經納入國民教育的一部份嗎？個人喜好是私領域的事，納入國民教育的一部份就是公領域的事，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裡有政教合一的這個篇章嗎？總統是什麼東西，可以這樣隨心所欲地把儒教當成國教嗎？

不管怎麼樣稱頌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些聖賢書，就是幾個人的語錄，就是宗教的經典。要怎麼樣牽強地講儒家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也不能否定儒家思想的宗教本質。社會學大家韋伯就是直接把儒家思想當儒教來研究。禮、孝、仁、愛這些傳統儒家思想，很多時候並不是儒家獨有，現代公民社會也都會有類似的道德規範，而且在我們國民教育的公民教育部份已經適當的包涵了，為什麼還要小孩子讀經？憑什麼把讀經當成國家政策？

社會有許多批評國民黨讀經政策的意見，但我都找不到從「政教分離」的角度來批評的意見。文藝復興、思想啟蒙、美國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和工業、科學革命好像和台灣社會都沒有關係一樣，人類千年以來為了脫離宗教束縳的努力，在台灣只要總統的一句話，就可以完全不見了。「禮教吃人」沒聽過嗎？魯迅看著這些號稱是和他一樣的中國人在台灣是這樣的執政法，大概也只能說國民黨被革命也是剛好而已。馬英九反動得不得了，還敢大言不慚地談「五四精神」？

但對讀經政策更深一層的討論是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國民教育。也許人人有不一樣的圖像，但是一般定義裡的全人教育，大概反對的人不多吧？所謂的全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般是說讓個人俱備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包含人文、藝術、科學、哲學在內的廣泛的知識，以應對複雜多變的人類社會。請問背誦論語、孟子、三字經符合了那一部份的全人教育？背誦的同時，就是要學子毫無疑義的全盤接受經書裡的觀點，「俱備獨立思考的能力」到那裡去了？我們教授科學，我們不是教授學生，把牛頓力學背起來就好，也不是要學生微分的方法記起來就好，我們要學生知道來龍去脈，要學生保持對現狀的質疑，這才是科學以及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請問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背誦，能怎麼樣推進學子對人類社會、對自然的理解？

論經講道推聖賢不只是顯露對現代管理的無知，更是為執政無能遮羞。

蘇格拉底也瘋狂(下)

2011-10-03T01:12:00.002-05:00

在希臘人人逃漏稅，可以看成是一個均衡的結果，而且身處其中，理性人的選擇多半也是加入逃漏稅的行列。而在先進國家，逃漏稅也有，但不是多數，多半的人還是合法節稅而已，該繳的還是照繳，一方面怕被捉，一方面也認為交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所以也可以視為是另外一種均衡的結果。那在國家發達的過程裡，怎樣由一個比較差的均衡，跳到另一個比較好的均衡？

很多時候，時間是最好的催化劑，但類似俄國這樣的激進改革，也許可以一試。俄國在2001年實施的13%簡單、單一稅率，不但稅收提高，而且增進合法報稅的意願。如果加上司法體系的改革，執法不再變成笑話後，也許可以一躍龍門，立刻加入先進國家健全稅制的行列。但希臘不是走這條路，而是搭了歐元順風車，意欲一舉變成先進國家。所以希臘政府用騙的，騙進了歐元區。

怎麼騙？做假帳。歐元區規定政府赤字不能超過3%，所以希臘政府把一個個的公共支出項目，像是公務員退休金、國防預算等，通通從政府帳上移走。為符合歐元區的通膨標準，政府凍結水電價格，還在油、煙、酒等民生消費品上減稅。但這些都還不夠，希臘政府的統計單位乾脆把物價指數成份給改了，比如說把高價的蕃茄給移出物價指數。

靠著做弊在2001年進了歐元區以後，希臘像是中了樂透一樣。所有的公部門支出不但照舊，還變本加厲，稅收不到也沒關係，反正現在歐洲銀行把希臘政府當成是德國政府，源源不絕的把錢借給希臘政府。雖說債多不愁，但掩耳盜鈴能撐多久？支出可以不用掛在帳上，但錢還是得付出去。終有一天，貸款的一方還是會想起來，希臘畢竟不是德國。如果不是政黨輪替讓醜事曝光，也還是會在別的地方，露出馬腳。

所以希臘的債務問題終局是什麼？倒債已經是必然的，但倒債後呢？幾個可能性。

第一，希臘被踢出歐元區。這也許對大家都是好事。希臘再度發行自己的貨幣，重回調整匯率對付政府濫花錢的老路。希臘從1954年到加入歐元區之前，希臘幣從三十比一的對美元匯率，一路貶到四百比一。所有的問題，都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用印鈔票償債，並讓貨幣貶值，然後出口（或是外國人入境觀光）又有競爭力的方法解決。景氣波動很大，但也絕不致影響世界經濟。

第二，希臘繼續用歐元。如果相信哈佛教授Martin Feldstein說的，歐元始終是政治決定的觀點，那也可以預期歐洲強權還是會硬撐著，讓歐元不垮。所以希臘續用歐元的機會很大。如果自主退出是個選項，南歐的工業大國，義大利退出的可能性很大。義大利一走，歐元就不像歐元了。所以歐洲人撐著的機會還是比較大。而撐著，就是在和時間賽跑，看是義大利、西班牙內爆的速度比較快，還是歐元區政府整合的速度比較快。

而繼續用歐元肯定是有條件的。希臘政府得變賣祖產，匯率沒法調整，就得在物價調整，國民薪資水準，往下調的越快，希臘獲救的機會就越大。但物價下調，就是通縮，資產一直縮水下去，暴動的機會又變得更大。同時，國外來的稅收壓力也會越來越大。也許歐元區會直接接管希臘的海關，甚至是國稅局，重演鴉片戰爭後，英國管理中國海關的帝國主義歷史憾事。但這些事情不發生，希臘，甚至是歐元，有救嗎？　

看著希臘，我們沒什麼好幸災樂禍的空間。台灣的情況只要稍為像一下希臘，中國就來敲門了，豈能不慎乎？

男性的終結

2011-09-30T01:03:00.006-05:00

我之前寫「哺乳動物」裡的原文作者Hanna Rosin，最近又在大西洋月刊出了篇轟動一時的文章，探討男性在人類社會逐漸敗亡的現象。有CBS電視台的高層說，最近有超過三十個節目提案都聲稱受Rosin的文章啟發。Rosin的「男性的終結」到底是怎樣的觀點，在台灣甚至是美國都還在討論女性受歧視的問題的時候，怎麼會有這樣相反的論點出現，還大受歡迎？

Rosin先從精蟲分離術談起。從美國開始的這個技術，一開始受到女性主義者的大力抨擊，擔憂在偏愛男孩的社會風氣下，女嬰會被性別選擇掉。也的確，在東亞和南亞國家這些父權社會中，男女嬰比例確實是嚴重失衡。但美國完全不一樣。到診所做精蟲分離術的父母，以想要女孩的居多，現在的比例是高達75%。精蟲分離術之父Ronald Ericsson說，一開始要「做」女嬰的父母會怯懦懦地說，「因為已經有兩個男孩了，所以想要個女孩」之類的話，但現在來他診所的父母，都是直接開口說，「就是想要女孩」，理直且氣壯。Ericsson說，這些媽媽看著自己，再看著自己的母親和祖母，看到的時代趨勢，想到的都是女兒未來無量的前途，真正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不要女孩？」

這種女性未來前途無限的觀點，隱約的代表就是男性不再吃香。Rosin說，也許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女性天生的特質可以取勝男性的地步。她說，如果開始從這觀點看這個社會，到處都是這種轉變的證據。男性主導的人類社會是很生物性的，因為肌肉大，獵食容易，也能保護家庭，所以就往外發展。相對比較穩定，比較細膩的女性，就自然地被分配在家。但現在的經濟、社會已經不是這樣了。Rosin舉十五個未來最有潛力的行業裡，只有兩個是男性還有優勢的：清潔工和電腦工程師。其它像是教育、醫療護理等，都是女性佔優勢。而在經濟大衰退的情況下，比較靠著肌肉的行業，像是營造業和製造業，偏偏在美國都是最慘的行業。在美國每五個就業年齡的男性，就有一個沒工作。1950年，這個數字是每20個有一個失業，改變不可不謂不大。

而這個趨勢只有越來越惡化。人盡皆知，高等教育雖然不是鐵飯碗的保證，但有大學文憑，不但收入比沒大學文憑高，而且工作也比較多。那現在美國，那一個性別上大學的比較多？聽了不要嚇一跳，美國大學女多於男，已經到了一個男性要特別保護的程度。現在大學文憑已經是60%頒給女性，以前向來男多女少的法學院和醫學院這些研究所，男女也已各佔一半。許多大學的招生辦公室，有一個人人害怕的門檻，女生超過新生百分之六十的門檻。為了避免陰盛陽衰太過嚴重，男生有相對比較低的入學標準。招生辦公室的主任，經常得刷掉一些成績又好，又自我管理很好的女生，而讓那些呆頭呆腦，什麼事都聽媽媽指揮的男生入學。

男生真得比較笨？還是男性有什麼特質是不適合現今高等教育，甚至是社會、經濟的？男生愛玩、坐不住、愛冒險，雖然相對比較有自信，但很多時候是自大，不是真的自信。Rosin訪問了一些大學女生，對她們的男同學，一個勁的搖頭。男生得了個C，就互相擊掌叫好，要考試了寧可上酒吧看球，圖書館卻是坐滿了女生。

我寫「女性領導人」裡面那個Sheryl Sandberg，也說了個類似的故事。她和他的弟弟一起唸哈佛，有一個學期，Sandberg兩姐弟和她的室友一起修希臘哲學，考完期中考，她弟弟興高采烈的出來說，「A定了！」Sandberg和她室友一起搖頭，這人昨天如她們一起讀書，完全是什麼都不懂的樣子，什麼A定了？自信到一整個無知的程度。但這就是男生，沒錯。

Rosin不但認為男性的特質在新經濟裡派不上用場，她甚至把錯都算到男性特質上，比如說最近的金融風暴。因為男性冒險、衝動的特質，在幾乎全都是男性的華爾街裡，一個激化一個，金融商品的注，一個下得比一個還大，最後終究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也許多一點穩定的女性在華爾街，我們現在也不至於那麼辛苦了。Rosin也認為現在私人企業高層男多女少的情況，也有一天得面臨改變，畢竟現在企業的領導，英雄式或是Steve Jobs那種暴君式的領導固然有，但更多的是講求溝通，要求集體智慧的領導，也就是更符合女性特質的領導方式。

如果陽盛陰衰不好，陰盛陽衰也肯定不好，所以有人開始認為，也許這個教育制度，這個社會太照女孩的特性設計了，該讓男生多培養學習的興趣和信心，也許該允許男生在上課的時候走動。從古至今，學業要能有基本水準，主要靠的還是專心和耐心，但這些都不是男生的強項。加上現在醫學不斷地有新的行為異常診斷出現，很多男生上課如果坐都坐不住，老師一氣起來，就叫你去看心理醫生，就說你是過動兒，還談什麼學習興趣和目標！誰還有意願顧好學業？叫男生去運動消耗精力固然很好，但多少人可以打職業運動？以前美國還有不少賣勞力的工作，現在也都沒了，這些「過動」的男生在社會的出路自然窄了。而男生成長過程裡，只動不讀的習慣久了，造成的就是一個惡性循環，男性就逐漸地被邊緣化。好萊塢青春電影裡那些快樂但痴呆的青年男性(40 Year Old Virgin, Knocked Up, etc.)，就是未來男性的最佳體現。

很不幸，我認為Rosin的看法可能是對的。如果你看我之前提到桑默斯認為的男女差距，就會發現這個逆轉的趨勢可以解釋的通。假設男女的各項能力都是常態分佈，多數時候，也許均值一樣，但男生的分佈都是比較分散的，如下圖的紅線所示，女生如藍線所示。

以前的社會，也許需要成功的分界點比較低（如橫軸的40），男女中會「失敗」的比例都少，只是女性被生物性及後來的父權結構壓縮，所以比較少成功的女性。但現在也許成功的臨界點，已經拉到80了，在女權運動的加持下，能力加上機會，女性多半會成功，而男性失敗的比例就變得相當驚人。聲明一點，這個常態分佈圖是我自己畫的，沒有任何真實數據，只是提供一個可能的解釋而已。

看Rosin的文章相當震撼，我也相信整體的趨勢可能是如此。但是回到個人的層次上，解讀時得非常小心。我們不過是在分佈上的一個點而已，誰知道我們真的落在何方呢？誰又知道坐在你旁邊的那個男生，或是女生，是在分佈曲線的那一端呢？如果在父權體系下，生為男生沒什麼好驕傲的，在未來的社會裡，生為男生，也一樣沒什麼好喪氣的。況且，還有nature vs. nurture的問題，到底是先天重要，還是後天重要的大命題沒解決呢，還不用蓋棺論定男性就此終結。

稅不稅有關係

2011-09-28T01:25:00.006-05:00

所得稅不好是因為社會資源沒有得到最佳運用，生產者少生產、少投資，消費者少消費。對經濟學家來說，所得稅像是個三角木一樣，擋在供給與需求曲線之間，讓社會無法達成最佳的均衡，達到最佳的分配結果。但這種扭曲的資源運用政策，如果是從沒稅到有稅，或是10%稅漲到60%這樣，扭曲的結果才會很明顯。也就是說，我們常講的「高所得稅影響投資意願」效果，要在所得稅制大幅更迭時才會出現。如果只是漲個1%或是5%，說實在，並沒什麼大不了。

尤其是把稅率漲在富人身上，更是沒什麼大不了。讓有錢人多出一點稅，照顧窮人，讓社會更平等，有什麼問題？更何況，富人要發達，靠的不還是社會資源嗎？所以巴菲特說他的稅率比他的秘書還低，該課富人稅時，美國社會一片叫好。對於這種從神壇上走下來，願意低頭認錯的富豪，社會給他的掌聲不斷，所以歐巴馬一再引用巴菲特的例子，打算走上課徵富人稅之路。

諾貝爾獎得主，芝加哥學派的旗手之一，Robert Lucas上週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也說，美國最近的經濟問題，許多人指向左傾的歐巴馬政策，企業擔心全民健保及其它的政策，終究會走向加稅之路，而高稅率肯定影響投資及工作意願。但Lucas說，「可是稅還沒漲。這些對加稅的疑慮雖然有道理，但證據上還看不到。」

所以到底我們這些右派在靠妖什麼？有三個面向上的考慮，我覺得可以完全壓倒這些「加稅有什麼大不了」的看法。這三個方面是，加稅的長期效應，稅收應用的惡性循環，和社會心態問題。

先說巴菲特的荒謬之處。已經有許多人指出，巴菲特的公司已經在公司所得稅上繳過一次稅了，如果像台灣一樣兩稅合一，把這個算入他的報稅單裡，就不是簡單地「富豪繳的稅比秘書還少」這種民粹數學了。但就算不算兩稅合一好了，到底巴菲特的「低實質稅率」是特例，還是通則？所有的富豪，都像巴菲特一樣，只繳少少的17%？嗎？華爾街日報報導，由國稅局的資料顯示，年薪百萬以上通常實質稅率是年薪十萬美元以上的二至三倍，而百萬年薪的階級，平均實質稅率在2008年約為23%。所以為什麼歐巴馬要拿一個特例，民粹式地宰殺富豪？而不是追問偽善的巴菲特，為什麼可以合法地逃這許多稅？要幫助聯邦政府財政，巴菲特只要少捐錢給他自己的基金會就可以，何必慷他人之慨呢？

回歸正題。同樣一篇Lucas的專訪裡，他說，為什麼日本和歐洲在戰後快速成長，看似就要追上美國了，卻從七零年代左右開始，美國和西歐及日本的差距又開始拉開？他舉另一個諾貝爾獎得主Edward Prescott的研究指出，這個成長的趨緩和歐日的福利國家化有很大的關係。在歐洲，政府支出很常佔到國內生產毛額的一半（美國約為三成），這些福利支出，不可避免地要導向高額稅負。而高的稅賦負擔，最後實現的稅制，就是高薪資所得稅率，等於是對有工作的人的一大重負。一方面失業及保健福利很好，一方面所得稅率很高，兩相權衡，誰願意積極找工作，做生意？不要小看扼殺工作意願的多方面後果，歐日的女性從業率低，也不免和這個「高福利－高稅率」機制有關。

再仔細想想，為什麼巴菲特寧可把錢捐給他的基金會，也不願多付稅給聯邦政府，潛在的想法難道不是懷疑政府的施政效率，而覺得自己可以幹更多的好事嗎？官僚組織的一大特性就是浪費、沒效率，因為花的不是自己的錢。所以一旦走向福利國家的路線，走向大政府的左派理想國路線，花錢浪費是必然。而且會有機成長的政府組織，只有越花越多，沒有越來越少這種美事。所以一旦讓政府覺得加稅支應支出是可行的，就沒道理不往最高的稅率走。惡性循環就此開始。

1913年，美國憲法第十六條修正案初賦予聯邦政府課徵個人所得稅的權力時，中產階級的稅率是1%，最有錢的那一群人的稅率也只有7%。不過幾年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最高級距的所得稅率已經達到75%（故事在這裡）。看到這裡，你還會天真地覺得「加一點稅有什麼了不起」嗎？還能夠這麼天真的人，不是沒吃過吸血鬼官僚組織的虧，就是早就成為吸血鬼組織的一部份了。

所以當你聽到「給富人加點稅有什麼了不起」的主張，而你覺得可以支持的同時，你也得想到，第一，加到什麼時候為止？第二，收到的稅用到那裡去？如果主張加稅的人，沒有辦法給你一個清楚、合理的答案，這些加稅主張就是通往地獄的特快車。所以我寧可相信「稅率低可以提高工作和投資意願」這種主張，再不濟，稅收變少也還能餓死官僚這頭大怪獸。

最後講社會心態的改變。我個人是相信美國夢, 還有愛拚才會贏的台灣精神，所以我很不願意看到，「給富人加點稅沒什麼大不了」背後代表的社會心態轉變（看我的舊文「不要假象公平正義的稅改」）。當努力不再被獎勵，當分配變成正義時，自由和繁榮就不見了。

蘇格拉底也瘋狂(中)

2011-09-26T01:04:00.011-05:00

希臘人有很奇妙的正義觀。現在執政的社會黨之所以能上台，是因為之前執政的新民主黨被醜聞纏身。新民主黨的醜聞是什麼呢?是一個富裕的東正教會，拿一個不值錢的湖的產權，和政府換了一片價值連城的土地。雖然沒有找到收賄的證據，但希臘民眾氣壞了，民怒一舉把執政黨趕下台。

這種正義懔然的民怨是奇怪的，因為大多數的希臘民眾自己都髒得不得了。希臘有超過三分之二的醫生，應稅所得不到一萬二千歐元，一個歐洲國家的醫生年收入還不到台幣五十萬，誰相信?當然這是報稅單上的數字，不是真的醫生所得。逃稅在希臘是天經地義，在民眾眼裡，就像是沒幫女士開門一樣的「罪」而已，會繳稅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迫不得已，像是公司預扣所得稅這種。

一般人不犯法有兩大理由，一則是有守法的概念，一則是怕被捉。按實繳稅也是一樣，不是自身道德感良好，就是怕被查稅。但基本上，在希臘是不用怕被捉的。貓捉老鼠的查稅遊戲，有很多原因造成最後都是老鼠贏了。一個稅務爭議的司法案件，在希臘要花十五年才會結案，光看著這個數字，執法者心都涼了。另一方面，查到的逃漏稅，二一添作五，民眾只要花錢賄賂一下，事情一下就解決，執法者也不用耗上十五年的青春在追求正義上，這算盤誰不會打?更重要的是，賄賂在希臘是家常便飯，真被捉到收賄，又要在法院再花個八年才會結案。在這種制度下，誰願意誠實報稅?

而且久而久之，法就變成笑話。我誠實繳稅，隔壁鄰居輕鬆逃稅，政府入不敷出，最後政府沒錢只能往那些繳稅的傻子加稅，這種惡性循環，就是讓民眾道德良心一再被現實考驗，誰願意繼續當傻子，日子一久整個民族連守法的意義是什麼都不知道了。公家機關的員工經常被發現幹單位的衛生紙等日用品回家，而且民眾都習以為常，不以為異。

我不喜歡在這種大議題上添加自己經驗，因為管中窺豹，焉知全貎。但發生在我身邊的這個例子實在太經典，不說可惜。研究生時，有時候會輪到當大班課的助教，有次輪我當大班課的「首席」助教，剛好手下助教有一個希臘來的學弟，讓我有第一手和希臘人交手的經驗。說首席，不過就是幫老師負責統整成績，處理幾百人大班的雜事，還有要帶全班的考前總復習。學期一開始，希臘學弟就自願幫我帶考前總復習，我是早聽說這人很受學生歡迎，但沒想到是這麼的熱愛教學，那我自然也樂得輕鬆。

考期中考時，事情就開始怪怪了。不斷地有學生在考試中找希臘學弟問問題。考完了，我們其它人在改考卷時，希臘學弟就一直來探聽學生考試結果。因為他幫我帶復習課，所以我就讓他免改考卷。成績做好沒多久，希臘學弟就拿著學生考卷來要分。你沒看錯，助教幫學生要分。他先假情假義地和我討論答案的正確性，一旦發現我不讓步，就開始東扯西扯，就是不敢講自己給了學生錯的答案。

給答案?對，就是總復習時，和考試時當眾給學生的答案。考試能邊考邊問助教答案，還要考試幹麼?希臘學弟沒有一點犯錯的感覺，一直吵，一直怪我太嚴格，高談「教育的意義不在那幾分」等高超的教育理念。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旁邊，我們大概就打起來了。類似這樣的衝突，希臘學弟後來還和別人發生好幾次，他的道德和法律的概念和所有人都不一樣，而且他來唸博士班之前還是個執業律師，怎教人不懷疑希臘人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也許是蘇格拉底附身，希臘人奇妙的正義感突然出現了，而把新民主黨趕下台，新政府上台也把希臘陳年爛帳一次攤在陽光下，世人才知道雅典諸哲的後人居然是這樣的爛東西。對我來說，當然是恍然大悟，「馬的，原來如此」。

待續。

牛扭不起來

2011-09-23T01:02:00.004-05:00

聯準會的Operation Twist扭轉大作戰，注定是沒效的。

聯準會大買長期債券，包含了房地產債券在內，目的當然是要壓低長天期的利率。想見的好處是多方面的，一來是長期利率低會吸引企業發債融資，提昇投資、促進就業，二來是壓低的房貸利率，可以把原本在水面下的房屋資產，給重貸上水面，三來是由重貸或者是單純鑑價提高的財富效應，會提振消費。

先談一個技術上的問題。柏南克大概被共和黨罵怕了，所以主張買長債的錢，由賣短債出，而不實質增加貨幣供給。所以一方面希望銀行把錢貸出去，但一方面又放短債到市場上，讓銀行把現金扣在短期公債上，這算是自打嘴巴的政策。另一方面，財政部印欠條毫不手軟，狂發公債，現時銀行如驚弓之鳥，有這許多無風險公債可買，幹麼要亂貸給企業、個人?

從許多方面來說，柏南克是被政治因素綁住了手腳，而且因為無法在財政政策上施力，所以可以說他已經在貨幣政策上使出混身解數救經濟了。有些老喜歡打大頭來自我感覺良好的嘴砲王，老是用柏南克是「傲慢」，柏南克有「陰謀」來看事情，而無法了解，現在全球經濟已經來到了崖邊，無邊的深淵就在眼前的困難。

可惜現在美國的問題不在美國，而在歐洲，那就是無法操之在我，也就是扭轉大作戰一定無效的最大原因。

基本上聯準會是不管匯率死活的，不管美元怎麼升貶，美國人買東西都是美元報價的，iPad成本超過五百美元，講難聽一點是鴻海的問題，不是蘋果的問題。至少在最表面、最直接的層次上，聯準會是沒有什麼控制匯率的動機。習於用外匯角度思考經濟的台灣人，比較難了解這種美國人天下最大的心態，也就比較容易認為聯準會的舉措，都是有國際陰謀的。在以前，聯準會不管是積極或是被動，都沒有管外國死活的動機，所以柏南克之前面對外國抱怨美元浮濫造成外國通膨問題時，柏南克直接的說，你們有所有可以抑制通膨的政策工具，你們的通膨問題和美國無關。

但是現在是外國死活直接影響到美國了。所有企業不投資、不僱人、民眾不消費的最大原因就是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這個不確定，追根究底是歐債的問題，歐洲甚至是美國大銀行曝險過大的問題。根本不解決，不確定性無法消除，印再多鈔票也沒用。現時的難處在於政治，美國管不到歐洲，德國管不到希臘，官員管不到銀行，大家都死拖活拖，無一個了時。

所以我現在的看法，還是和「牛給作了」那一篇一樣。

蘇格拉底也瘋狂(上)

2011-09-22T01:39:00.011-05:00

希臘的國營鐵路，一年的票務大概收入一億歐元，但是光人事費用，一年就要支出四億歐元，其它的支出也還要三億歐元。也就是每年不管怎樣，希臘的國營鐵路，開門就要賠六億歐元。有一個希臘商人說，如果把鐵路關門，然後付錢讓所有乘客改搭計程車，政府都還花不到那麼多錢。

公部門的巨額支出，在有些不計盈虧的地方，是比較看不出來的，比如說，教育部門。雖然教育部門的花費不容易比較，但結果卻是很清楚，希臘的中小學生成績是歐元區倒數前幾名，但是師生比卻是第一名的芬蘭的四倍。有些愛琴海上小島裡的小學，老師數目比學生還多。請了這許多教師，學生成績卻差得不得了，真令人懷疑到底請的是什麼樣的老師。

為什麼希臘在這史所未見的經濟危機下，舉國縮減支出之際，還有這許多人上街抗議，還有人因此喪命?因為政府的縮減支出，影響到的是許多人生活將從天堂掉到地獄。只要能在希臘的公部門上班，那真等於上了天堂。過去十年，公部門的薪水，扣掉通膨後，還翻了一番。平均薪資高達私人公司的三倍之多。而且在政府單位上班，福利還好得不得了。希臘政府允許艱困行業得以提早退休，男的五十五歲，女的五十歲，就可以真的在白雲藍天下，過著天堂般的退休生活。什麼樣的工作算是艱困行業?理髮師、樂師和廣播主持人都算。

我們看過南韓在97年金融危機時的情況，上街頭的人很多，但是更多的民眾是知道政府舉外債過多的問題，而真的開始縮衣節食，還有人瘋狂的捐給政府黃金。但是希臘人沒有這樣，沒有反省，沒有改變。到目前為止，欠了這一屁股債，幾輩子還都還不起，卻是連一個公務員都沒有被開除。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一方面讓我相信，希臘政府最後會是連神仙都救不了，非倒債不可，另一方面，也讓人好奇，到底希臘是怎麼走到這一步?

但其實希臘的病症並不特別，不但在新興民主國家常見，在先進國家也不少，就是「別人的錢花不完」的民主後遺症。常見的例子是拉丁美洲國家，政客要選票所以民粹式地開支票，這裡放個年金，那裡開條公路，順便再放點錢到自己口袋。希臘的政客也沒什麼不一樣，只是兩黨政治輪來輪去，不是左右之爭，而是比誰能把最多的親信找到政府工作的花錢大作戰。

這種民粹政治，先進國家如美國，也是照幹不誤，像我之前寫的「台灣的威斯康辛教訓」就是一個例子。只是先進國家，一來底子很厚，二來左右的政治之爭裡，是有一派主張小政府的。三不五時，美國就會出個雷根，英國就會出柴契爾夫人，把政府的規模砍一砍。這也是我之前寫的「危機右派還是右派危機」裡所傳達的意思。說實在，看希臘人臉皮厚成這樣，還有人說外界對希臘政府規模的精簡改革要求是危機右派的傑作，我就不得不對這種睜眼說瞎話的功力致上深深的敬意了。

像是拉丁美洲國家這樣的搞法，通常下場就是央行大印鈔票還債，於是通膨來襲，然後貨幣不值錢，外國人不再借錢給他們亂花，貨幣於是貶值，貶到一定程度後，出口又有競爭力了，外匯開始累積，稅收又開始增加，另一方面，政府沒錢花了，政府一定得減少支出，財政一定會再好看一點。但一旦財政好一點了，政客又開始開支票了，於是展開新一輪的民粹花錢比賽。長年這樣搞下去，那裡追得上發達國家?但既然希臘和拉美國家的症頭一樣，那有什麼大不了，讓他們自生自滅不就好了?誰管秘魯還是玻利維亞的通膨問題，失業問題，倒債問題呢?講難聽一點，那是火星上的事，關全球經濟什麼事?希臘人愛花錢，關大家什麼事?

希臘和拉美畢竟還是有不一樣，因為希臘在歐洲，更精確地說，希臘是在歐元區，用的是二流的歐元，所以問題才搞得這麼大。

待續。

文內所引的數字，來自Michael Lewis的第一手報導。

分流與不入流的國民教育(下)

2011-09-19T01:17:00.006-05:00

我個人覺得相當厲害的麻省理工經濟學家杜芙蘿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最新力作，公開了有關於「分流教育」的最重要研究，對國民教育的討論影響相當深遠。

把學生分流(tracking)的作法，相當於我們台灣所謂的能力分班。能力分班通常有兩個相互抵消的效應，一方面所有人都受益於能力強的學生，有程度比較高的學生在班上，會有溢流效應(spill-over)，如果能力分班了，「好學生」都放在一起，「壞學生」都放在一起，只有好的更好，壞的更壞。也是出於這樣的理由，政府是明文禁止能力分班的。

但是常態分班又會失去能力分班的一大良好效應，就是因材施教的效應。老師面對一班常態分佈的學生，不能只顧「好學生」，也不能只顧「壞學生」，最後通常都是把教學的內容針對「中間選民」，而造成「好學生」覺得非常無聊，也不能更上層樓，而「壞學生」還是聽不懂，最後不是自己放棄了，就是被放棄了。

不管教育理念如何高尚，如何講究公平正義，如何講究「不放棄每一個學童」，如果不先在政策施行的效應上，先求有充分的了解，很可能最後造成一個立意良善的政策，到頭來傷害來原先想幫助的群眾。比如說禁止能力分班的政策，如果最後是「沒有因材施教」效應大過「溢流」效應，結果原先想照顧的後段班學生，反而被提早放棄，那不是很冤枉嗎?

但要怎麼樣準確地評估兩種不同的效應呢?我們不能直接拿禁止能力分班的前後幾年，學生的成績表現來比對，因為有大環境改變的因素。我們也不能拿兩個學校，剛好一個能力分班，一個常態分班來比較成績表現，因為學生的族群可能很不一樣。如果不能準確地控制這些外在變數的話，比較都是沒有意義的。經濟學上，這個叫endogeneity problem。

最好的辦法，是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做實驗。剛好在2005年的時候，肯亞政府拿到一筆錢，可以幫國小一年級的學童，多請一位教師。肯亞西部的121所小學的一年級，可以因此把一班拆成兩班，一半給新請來的老師擔任導師，一半給原來的老師任教。這種外來的捐款，通常有條款，條款規定在121所小學中，隨機選一半的小學施行能力分班，另一半則常態分班。

因為擇校、或是擇生的過程，都是隨機取樣，很大的一個程度，我們可以相信學生母群體是類似的，所以有任何學習上的差距，都可以歸因於能力分班，或是常態分班。結果是驚人的，因材施教的效應，遠遠超過溢流效應，所有的學生都因能力分班受惠。在能力分班的學童裡，不管是前段、中段、還是後段，成績表現都超過常態分班的前段、中段、及後段學童。而且效果是長期的，幾年下來，能力分班的學童，不管是前段、中段、還是後段都持續超越另一群學童。

這結果說明什麼?能力分班不是放棄後段學生，更不是把學生從小就歸類為「好」或是「壞」學生，而是真正的國民教育最高境界，因材施教。老師非常的重要，老師能夠因材施教更重要。但要老師願意因材施教，得給老師獎善罰惡，讓老師在乎學生的表現才行。杜芙蘿等人也說，剛好肯亞的教育制度，有很強的誘因讓老師以學生進步為目標，才會在因材施教上出現驚人的正面效應。如果老師沒有了這些誘因，再怎麼分班也不會因材施教。我之前寫的「國民教育惡夢的開始」裡提到，教師公會開始的話，我們就會走上一條「老師無所謂、不在乎」的不歸路，不得不慎。這個研究，又強化了我這個論點。

有些人說，我們這些不是在國民教育最前線的，沒資格說三道四。我說，放你的狗臭屁。前法相克萊蒙梭說，「正因為戰爭太重要了，所以不能把戰爭交給將軍」。同樣的，國民教育也太重要了，我們豈能就這樣交給前線打戰爭的教師呢? 有道理的話，誰都可以講。沒道理的話，從有資格的人嘴中說出來，只是讓人笑話而已。

再重申一次，高中社區化後等於是把全國的國、高中生都常態分佈了，因材施教沒了，想靠溢流效應也沒用，因為全部的人都平庸了。沒競爭，就是沒競爭力，沒有什麼別的好說了。

後記:

所引文並不是用spill-over溢流效應，而是用peer effect同儕效應，但意思應該是一樣的。

中國拯救歐洲

2011-09-16T01:23:00.001-05:00

溫家寶說願意幫歐洲個忙，買些歐債，義大利的官員還和中國管外匯的官員見了面。我認為不管「幫忙」的實質內容如何，中國都沒那個膽幹這個事，如果真得笨到淌這趟混水，到時是會有人頭掉地的。

先看國際現實。希臘或是義大利、西班牙這些國家，需錢孔急，滿手美金(3.2 trillion)的中國不是剛好可以用錢收買人心嗎?如果中國可以接手一些爛債，歐洲各銀行也就會鬆一口氣，歐洲各國也會鬆一口氣，不就會非常感謝來自北京的援手嗎?對美國而言，如果中國真的接手歐債了，只是本來買美國公債的對象，變成歐洲各大銀行而已，美債根本不會受影響。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因為歐洲銀行就是面臨倒債的危機，才滿頭包，一旦拿到金援，當然是拿去買最保險的美債，用以美化資產負債表。中國如果想拿這事來要脅美國，是沒有人理睬的。

但另一方面，為什麼德、法這麼著急南歐來的危機?才不是因為他們的歐洲同胞愛，而是滿手希臘、義大利公債的德意志銀行、法國興業、巴黎銀行這些歐洲大銀行如果被倒債的話，全西歐的經濟馬上就陷入大蕭條。如果中國人犯傻真的接手，德、法還樂得不用管南歐了，真得放手讓希臘倒債了，反正死的是道友，又不是貧道。

現在希臘是肯定沒救了，義大利如果也沒救了就麻煩了。我之所以認為溫家寶只是說說而已，是基於這些共產黨官員聰明得很，也怕死得很。如果買債賠大錢了，負責的人不用被砍頭嗎?集體共治的政治局常委們，講究的是能一靜，就不要一動，誰敢拍案定板做這麼危險的事?溫家寶的什麼「要歐盟從新定位中國為市場經濟」的要求，也只是給雙方的下台階而已，要不然最多就是買個幾億歐元，意思意思。

國際金融裡，有一個少為人知的政治現實。如果你相信我最尊敬的Dooley教授說的Bretton Woods II理論，你會發現，中國人根本不敢賣美債。這些美債可是中國押在美國的人質、抵押品，沒有這些個抵押品，那一個美國大公司敢和中國做生意?美國沒有中國，還有越南、印度和巴西在旁邊等，而中國沒有了美國，就是幾億人下崗失業，共產黨嚇都嚇死了，那敢亂動。所以溫家寶說要趕緊提升國內消費，也是基於早日甩開仰賴美國的國際現實。但提升國內消費這麼容易的話，中國還有今天這許多問題嗎?

分流與不入流的國民教育(上)

2011-09-15T01:22:00.004-05:00

我反對的是高中社區化，而不是反對把國民教育延伸為十二年國教，至少早在2007年的蘋果投書，我就已經是這樣的主張了。不管人生出路為何，將來做的事情和書本相不相關，多讀點書總是好的。我雖然支持明星高中的存在，但我並不是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出發。相反地，我覺得建中、北一女這些學校，還是給平庸化的好，才不會老有一些噁心的中、老年人穿著卡其服或是綠上衣在那邊亮相、丟臉。同時，我也不是聯考死硬派，主張回復填鴨教育的那種，說實話，會背些名詞有什麼了不起?

我不是菁英主義，我只是支持一個競爭的制度，一個鼓勵年輕人向上的制度，一個獎勵努力就會有收穫的制度。考試的內容是什麼，怎麼進行考試，並不是我這些文章的重點。如果不用考試，學生就會集體的自動自發，上進學習，那免試升學的高中社區化當然好。但人就是這麼賤，沒有考試，沒有一個強迫的制度，學生就是不會主動唸困難的東西，不會學艱深的技術，正是所謂「集合沒有後果的行為成就的就是廢物的人生」。

我前文說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遺毒，後來是被少子化和社會富裕給減輕了。生少師多加上家長東管西管之後，放牛吃草的小學生變得很少了。推十二年國教的人士，沒注意到的一點是，問題不小的少子化其實製造了一個教育改革的良機。以前學生多，學校少，單方面的聯考競爭解決了社會垂直流動性問題，相當程度上帶給台灣經濟的進步。但聯考也製造了許多單一思維的產物，比如說學術以外的能力與成就遭到忽略，或是國民缺乏創造力的問題等等。但現在學校多，學生少，在學校發展特色而互相競爭的同時，為什麼不繼續保持學生的競爭、上進心，而一定要弄得眾人平庸，好壞不分呢?為什麼不讓你的吳寶春、他的王建民和我的諾貝爾比比誰成就大呢?到底考試擇優錄取，錯在那裡?誰說考試一定要考國英數的?

有些人在評論公共議題的時候，老喜歡說，「某某某的心態不改的話，就怎樣又怎樣。」比如說，「家長祟拜明星高中心態不改的話，國民教育怎麼改都一樣。」那你倒是告訴我這種「我最聰明，我最清高」的嘴砲，到底怎麼改變了家長心態呢?怎麼讓社會進步了呢?望子成龍到底是多變態的心態，非得讓你嘴砲一番不可?

我主張的是多元競爭的國民教育，所以不但普通高中要考試，高職也要考試，最好還全國一起考，誰說做麵包、修車的不用天分?誰說念高職的一定是人生的敗組?這種分流，才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分流，而不是新加坡現在那種，或是以前台灣那種，年紀小小，就用學術考試分流出菁英與平庸的人生。而且這才不是眾人平庸的齊頭式平等，而是「能力強者多得」的真平等。

公共政策的數人頭大戲

2011-09-12T01:05:00.000-05:00

做萬寶路香煙的Phillip Morris(現叫Altria)，在世界各地都是屬一屬二的香煙大廠。九零年代末，Phillip Morris的捷克分公司，突然有了個價值萬金的點子。彼時捷克政府正打算給香煙課重稅，其中的一個支持論點是，在捷克這樣的全民健保國家，終有一天香煙帶來的健康傷害，會加重國家的保健支出，所以要用重稅抑制香煙的使用。

這種用外部性考量出發的公衛思考，在台灣也不陌生。但Phillip Morris的捷克分公司，天才地想出來一個反駁的論點，他們花錢做研究，證明吸香煙民眾壽命會減短，反而會減少健保支出，所以香煙本身對國家財政是正面的。Phillip Morris的宣傳一出，反煙團體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香煙公司居然自己把香煙和死亡連結在一起？於是馬上宣傳機器起動，把Phillip Morris整個打爆，一路把火燒到美國總公司。Phillip Morris出面道歉，也否認總公司知情或是授權做這樣的研究，最後也訓令全球據點，不得再提香煙對社會的「死亡紅利」。反煙團體獲得空前的大勝利。

這個不可思議的故事是從This American Life聽來的，我認為有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意涵，也就是，到底政府介入限制人民自由的標準在那裡？

我在「假汝之名」那篇提出來的觀點，其實也很簡單。如果有市場失靈的狀況，政府有介入限制個人自由的空間。而介入的「得」，必須明顯地比「失」要來得大才成。所以必須要支持與反對雙方，都要把「得」與「失」攤在台面上來評估，而最後用民主、法治的方式決定是否該剝奪個人自由。

但實際上的運作並不是那麼單純。Phillip Morris的案子，讓我們先把「死亡紅利」的白痴放一旁，先「冷血」地討論「得」與「失」。專家算出來的「死亡紅利」是不是真得經得起考驗？反煙團體有自己的計算，經濟學家也有另外的計算，結果都不一樣。更何況有些「得」與「失」的量化，非常困難。比如說，我之前提到的QWERTY paradox。你說改用新鍵盤，全民的福祉會增加，我說放棄眾人駕輕就熟的QWERTY，是效率的大幅降低，你要拿什麼來說服我，或是我該怎麼樣說服你？連在我看來簡單無比的安全帽問題，都有這麼強烈的「不自由、毋寧死」的反對意見，更複雜的公共政策議題如何不流於意氣之爭呢？

但對個人而言，尤其是對相信自由人的民眾而言，面對這樣，無法客觀地評估政策，終究會淪落到屬人頭的信仰比賽現實時，到底該如何自處？你當然可以完全倒向無政府主義，或是共產主義，但這些「夢想世界」都是自爽用的，對政策討論一點都沒有幫助，當然不是入世的人所應採取的作為。

有兩個思考方向可以考慮，一個是芝大的蘋果橘子經濟學家Steven Levitt說的「女兒試驗」，一個是我說的「再來一罐」效應。

相信古典自由主義的Levitt，對政府限制人民自由的舉措通常都非常生氣，但是他有一個「女兒試驗」，也就是他如果覺得某些自由行為，如果他女兒來做，他會生氣的話，他可以支持政府干預人民自由，讓這些行為非法。比如說，我們都知道開放毒品自由交易，其實會減少毒品濫用，並減少相關犯罪，但就因為Levitt不能接受自己女兒吸毒成癮，所以他可以接受禁毒的法令。

這種不虛偽的看法，我覺得很好。

另一方面，在我們接受政府有限度的介入的時候，我們得思考是不是會中了「再來一罐」大獎。Phillip Morris在捷克的問題，其實就是中了再來一罐。當我們同意讓政府舉辦強制性的全民健保時，我們就像引清兵入關，自然接受了接下來一連串的政府干預。為什麼我們得擔心分擔吸煙人的醫療支出，不正是因為我們有健保？如果所有人都得為自己的醫療成本負責，自願吸煙造成短命，到底妨礙到誰？所以這些「吸煙有健康成本外部性」的討論，其實都是假的議題，是前面把關沒有謹慎所造成的。而且健保一開，你看是不是又有一連串的「所得正義（林志玲不繳保費問題）」、「藥價黑洞」或是「醫德問題」等等，讓政府一再有機會插手人民的自由經濟活動？

所以當你拿捏不定該不該支持某個公共政策的時候，從「女兒試驗」和「再來一罐效應」的角度，好好評量一下，你會有意想不到的簡單且明快的判定！

危邦不入之瑞士法郎篇

2011-09-09T13:47:00.004-05:00

瑞士央行周二把瑞士法郎對歐元的匯率，定了上限，聲稱不管要花多少錢買歐元，瑞士央行都會把匯率鎖在上限，讓瑞士法郎不會再升上去，華爾街日報給了瑞士央行滿分的評價，但我覺得這些人犯傻，所以我就加入金融小鱷的行列，當下買了瑞士法郎，一起攻擊瑞士央行。

法郎一直漲的原因和日幣一樣，就是因為這兩個貨幣是所謂的避難所，有風吹草動的時候，投資人就會往這兩個國家躲。很諷刺的是，被標準普爾唱衰的美元，也是所謂的避難貨幣，通常也會在市場波動時上漲。而瑞士央行出手的原因，也不難懂，就是因為匯率上漲，出口商吃不消。瑞士是個不到八百萬人口的小國，卻有十五家跨國公司高據財星五百大的排行榜，經濟實力可觀。但換句話說，這些大商家的政經勢力，讓政客也不得不聽命。

但瑞士央行的頑抗是無用的。雖然華爾街日報信心滿滿地說瑞士這麼做不會有通膨的問題，但是瑞士畢竟很小，外國熱錢要大批湧進，物價不漲才怪。當然央行可以發債做sterilization，但債發得太多，就是變相加息，債發得不夠，物價照漲。不管如何，瑞士經濟不可能左右逢源，一定受害。如今又有金融大鱷和我英雄所見略同，準備襲擊瑞士央行，瑞士法郎現在應該只是風雨前的寧靜而已。

有些犯傻的分析師，甚至認為瑞士央行一定會逐步貶低法郎，因為唯有不斷地貶，讓投機客賠錢，投機客才會見風轉舵放過法郎。他們犯傻之處在於，熱錢要逃命的規模實在太大了。經濟規模大如中國，人民幣在面對國際熱錢的壓力時都只能緩步升值，想要用貶值打投機客，不是天真是什麼?光壓低法郎要買的歐元，所得面對的損失就要讓瑞士央行輸到脫褲子了，還有什麼餘裕談打擊巨鱷?下面這圖是人民幣這幾年的走勢，在熱錢的照顧下，貶值得下去嗎?

我個人貪財事小，瑞士央行啟動貨幣戰爭背後代表的意義才令人害怕。加拿大和挪威的央行已經出來指責瑞士以鄰為壑，因為熱錢目前暫時轉向這兩個貨幣避難。我相信過不久，日本大企業也會一直逼日本銀行控制日幣走勢，日本銀行失守就麻煩了。

因為外匯交易總是零和遊戲，一個貶，一個就得漲。在競相貶值的過程中，誰越不靈活，誰死得越快。但貨幣競貶，和貿易保護主義沒什麼兩樣。看來大蕭條時所學到的「貿易壁壘只會讓大家一起死」的教訓，在大難來時，果然被棄置一旁。這場經濟災難，還有得拖了。

美國最大與左派危機

2011-09-08T01:47:00.003-05:00

總有一天我該寫篇「棄馬文」。棄的當然是歐巴馬，而不是英九馬。從來都沒支持過的，從何棄起？棄馬的原因，不是之前很流行的一篇文章講的，「歐巴馬當然是笨蛋」，而是因為歐巴馬實在是太左了，左到沒藥醫了。

作家Shelby Steele在華爾街日報寫了篇文章討論歐巴馬的失敗主義和現在美國左派的困境，讀了讓人心有戚戚焉。不同於我之前講的右派危機，左派的困境不在於其意識型態與政府的基本功能相衝突，而在於孕育現代左派、自由派的環境，注定要和美國的立國精神相違背，結果不是自由派力量太強大而摧毀了「美國最大的精神American Exceptionalism」，就是樂觀進取而獨立的美國人拋棄了左派，孰勝孰敗，還不知道。但我衷心希望作為世界警察的美國，可以繼續相信「美國最大」。

在六零年代長大的左派、自由派，受到了民權及平權的洗禮，對美國擁有的獨特性，其實是充滿了罪惡感。因為美國的強大，所表現出來的軍事強權模樣，經濟及文化霸權的模樣，在在都與相信「愛與和平」的左派理念格格不入。越戰，不就是美國大兵拿著先進、邪惡的武器支持一個腐敗的南越政權與手無寸鐵的越南人民對抗嗎？好萊塢電影，不就是用金錢堆砌出來華麗的低俗文化，到處消滅當地特色文化嗎？美國企業，不就是只顧著賺錢，而把環境和小民的死活棄之一旁的大怪獸嗎？因為相信這些，所以左派、自由派雖然是美國人，但在心理其實是反美的，相信美國應該從神壇上走下來，誠心地和世界好好相處，共同創造更美好的地球。所以歐巴馬才會主張Lead from behind，這種「從後面領導」的古怪政策。

但世界真的是這樣簡單地兩極對立嗎？美國代表的就是惡，其它國家代表的就是善嗎？這些所謂「其它國家、文化」是包含了歐洲人、阿拉伯人、中國人這樣一大堆什麼樣的人都有的集團，他們真的都一樣嗎？美軍刑求恐怖份子和伊朗、中國刑求異議分子一樣嗎？如果不能仔細探究之間的不一樣，簡單地用一句「都一樣壞」帶過，自然反美反得輕鬆無比。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在他的自傳裡，說「美國不只是美國人的美國，而是全世界的美國」，因為美國的精神，自由、民主的精神是人類的大進步，我們要做的是讓全世界變得更像美國，而不是把美國拉下來，讓文明往後退。

Shelby Steele說，美國最大(American Exceptionalism)之所以存在，美國之所以獨特，在於美國有「相信個人」的精神。因為有個人政治、經濟的自由，所以美國人得以創造物品、創造財富。而隨著努力奮鬥而來的，就是一個樂觀進取的精神，就是一個許多人看來是天真無比或是魯莽無比的美國人的形象。但左派要的剛好是和這個獨立自主精神相反的「平等」與「正義」，要用集體的力量照顧弱勢，用和諧的討論代替單方面作為，用分配代替創造，用政府管制代替民眾自主。追求卓越不再被鼓勵，關懷、和諧及平等勝過競爭。這樣的結果，就是歐洲式的眾人平庸，而不是美國式的我最大。

我不相信篤信洛克天賦人權的美國人會買歐巴馬的賬，民調結果也正顯現如此。面對如此的困境，民主黨及成千上萬的左派、自由派應該要好好想想，傑佛遜創立的民主黨和現代自由主義Liberalism怎麼會變成相信抑制個人自由、政府集體力量萬能的現狀？

十二年國教的美好未來

2011-09-05T01:05:00.000-05:00

最有錢的那一群，根本不管教改怎麼改，反正小孩就私立中小學一路唸到底，大學願意在國內唸就唸，不願意或是沒能力唸就出國，管你制度怎麼改。最弱勢那一群，沒能力也沒意願管教改怎麼改，反正小孩白天有學校去，不要在家遊手好閒就好，那些「國家大事那裡輪到他們頭上呢」?

所以力主十二年國教的絕大多數都是中產階級，都市裡的小資產階級。這些人不一定吃過聯考升學壓力的虧，但一定吃過聯考的苦，現在有能力幫小孩決定一些事情，總想說如果可以做些自己以前沒辦法做的，像是多參加活動，多學點音樂、美術，多出國旅行等等，那該有多好。於是就把升學考試視為仇寇，視為小孩快樂學習的大敵。他們很有自信學業競爭的問題不大，不管怎樣，真要逼了，自己也可以幫忙照顧的來。

他們太天真了。天真的原因是沒有一個「高中社區化」的正確圖像，如果知道十二年國教這一改變均衡的重大政策，將會造成後悔莫及的結果，也許就不會這麼天真了。

也許這些人推祟的美國教育制度可以給他們一記當頭棒喝。美國一直都是所謂的高中社區化，如果有幸住到好的學區，那受到的教育當然是棒得不得了，因為學區可以抽稅，我們交的房地產稅大概有一半都是學區抽走了。越富裕的區，房子越貴的區，當然學校品質越好。但如果不幸沒辦法住到好區，而進了所謂的市內學校(inner-city schools)，那男生高中畢業前沒進看守所或是沒被打死，女生沒懷孕產子，大概就是莫大的成就了，還奢談什麼上大學?不要說這是特例，如果看總體素質，美國高中生完全是沒有競爭力的，數學不好，連史地都不好，在OECD先進國家裡是排名末尾的，根本就不用和東亞國家相比。美國的有志之士，一直都在想法用教育券、用特許學校的方法來改變高中社區化的弊病，而台灣還有一大堆人把美國國民教育當寶捧著?

那如果美國的教育這麼爛，為什麼美國還是這麼強大?美國很大，有三億人口，而美國最有錢的那一群人擁有的財富，是世人無法想像的。在每年三百萬的高中畢業生裡，只要挑出二千人唸哈佛，這些人是完全可以不用管教育體系有多好或是多爛，一樣強大的不得了。但是猜猜看，這些哈佛精英，多少是唸私立高中，多少是唸加州矽谷的公立中學，還有多少唸所謂的市內學校?現在哈佛不敢公佈這些數字，怕被批評精英主義。但有名的貴族學校Phillips Andover今年三百個畢業生，就有十五個去了哈佛。多少紐約哈林或是芝加哥南區的公立學校畢業生去了哈佛?零個。這就是這些中產階級要的「公平正義」，「沒有城鄉差距」，還有「快樂童年」的十二年國教?

如果覺得美國不足以作為台灣的借鑑，沒關係。讓我們看看這些人一樣推祟無比的「台灣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蔡英文、趙少康這些人當然喜歡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德政，因為他們是都市裡的小孩。沒有了初中入學考試，鄉下的國小是全校都變成放牛班。我的小學，五、六年級課只有上半天，下午都是體育課，都在打躲避球。五年級老師很忙，常常要找人代課，有半年是個高中剛畢業在等當兵的年輕人在代課。有時候找不到人就讓我幫全班上課。你沒看錯，老師叫五年級的小朋友幫五年級的小朋友上課。到六年級畢業，還有同學只認識自己的名字，其它國字一個不識。

以前父祖輩，只要小學認真讀書，人生就得到翻身的機會，但九年國教把這些機會都扼殺了。我們全鄉的國民中學，幾十年考上北聯前三志願的人數，比不上大安國中一年一個班上建中的人數。幸好我老子有點錢，讓我到城裡上了私立中學，今天才有機會在這裡放屁給大家聽。但是上了私中，不是馬上就「苦盡甘來」。數學課講代數，同學說小學自修就寫過雞兔同籠的問題，我倒是第一次聽說「自修」這種東西。那個時代，小學規定不用學英文。所以初中一開學，我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都不認識的時候，城裡長大的同學就已經在講Be動詞，真是操他媽的Be動詞。

我們還算是離首都很近的鄉下，到更偏遠的地方，問題更大。這是你們城裡的中產階級能了解的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嗎？沒關係，十二年國教的高中社區化搞下去，很快你們就知道了。不要忘記，不是每個人都住得起仁愛路的。

笨沒犯法

2011-09-02T01:03:00.001-05:00

金融海嘯發生三年了，沒有一個華爾街的金融鉅子因為這場風暴坐牢，令許多的美國民眾生氣。拍攝Inside Job而得奧斯卡獎的Charles Ferguson說，「在這樣一個由大規模詐欺所造成的金融災難，居然三年了，沒有一個金融家因此入獄，這是錯的！」他也認為聯邦檢察官，大動作地起訴內線交易的避險基金經理人是資源錯置，讓真正的壞人逃過法律的制裁。

另一方面，也有評論家認為，這種「金融犯罪」不能算是犯罪。有人心甘情願拿錢買被高估的房子，也有人心甘情願地沒擔保品就貸款，怎麼是犯罪呢？笨沒有犯法，「妄想是鐵打的辯護！」但僅管如此，還是有很多的民意聲浪要求抓幾個大咖的，才能對得起這些因為金融風暴受害的民眾。

主管華爾街白領犯罪的聯邦檢察官Preet Bharara對紐約客的記者抱怨這些民粹不懂檢察官辦事的困難。「你知道如果真的有犯罪的話，多少人想要讓這些犯罪成案嗎？說我們不敢辦大案？我們看起來像是會怕起訴誰的嗎？」要讓一個金融犯罪成案，「有兩關要過。要抓到有犯罪的證據外，還要有犯罪意圖的證據。」真要狡辯，法官是接受笨不犯法的。檢察官辦大案可以成名，但案子被法官打下，也會成名，變成有名的笨律師。那一個檢察官願意隨民粹起舞，隨意起訴？民粹大王Eliot Spitzer當紐約檢察總長時辦的所有大案，最後都和解了事，已經變成美國法界的大笑話。

我和學生講這個事情的時候，最後是告訴他們，「你們運氣很好，在一個檢察官得小心行事的司法系統裡長大。很多國家是檢察官找不到證據，也要刑求到有證據，管你什麼法律保障人權的理念。」

很不幸，我們現在雖然比較少看到刑求取證了，但是法務官僚的素質還是令人搖頭。一個法務部長，居然公然指控政治人物因為無法行賄而落選，不下台以謝國人的話，他還配指揮法務系統嗎？笨沒犯法，但有賄選證據不查辦是吃案，知法犯法；沒有賄選證據則是造謠毀謗，同樣是犯法。

曾勇夫不下台不行。

拙集(一)

2011-08-30T01:06:00.004-05:00

微軟在2004年宣布Vista作業系統得延至2006年才有辦法上市時，負責人Jim Allchin據說走進比爾‧蓋茲的辦公室，宣告「沒救了It's not gonna work.」Vista得完全砍掉重做。因為作業系統的演進，是一個不斷修正小錯誤的過程，在程式修正的過程中，問題得到解決，但這些小修正日積月累，造成了更大的問題，新一代的作業系統不重頭來過，沒辦法去掉這些陳年問題。

美國的最低稅負制(The Alternative Minimum Tax)原先的立意是讓高所得者，無法用各式各樣的稅賦優惠，合法地逃避稅負。但日子一長，問題也來了，最低稅負制已經傷到一般收入的中產階級，而且各項合法的稅賦優惠還是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報稅、查稅變成很頭痛的問題。但聯邦政府已經變得過度仰賴最低稅負制抽來的稅，要砍掉最低稅負制，甚至只是修正所得稅法都變成十分困難的任務。國會還是只能在非常差的稅法下，東補西補。

當比目魚在演化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地把棲息地搬到海底時，比目魚慢慢地把自己由直直游的魚，變成橫著游的魚。要不改變骨骼結構，橫游是自然而方便的演進過程，但一旦橫著游，有一隻眼就沒用了。為了適應這個新的棲息地，和新的游水方式，比目魚慢慢地把下面那隻眼，「移」到上面，而成了比目。

企鵝是鳥，但不會飛。可企鵝又是生蛋的，如果不想個辦法保護後代，企鵝很快就滅種了。有些不能飛的鳥類面臨這種狀況是把生蛋的傳宗接代方式，變成半胎生，先讓小鳥在母鳥肚子裡待一陣子再出來。而南極的皇帝企鵝用了非常不可思議的方式解決這個演化困境，他們乾脆找一個連天敵都不會想去的地方下蛋，於是就有了皇帝企鵝每年一次與生死相搏的長路遷徒，和那部電影March of the Penguins。

人類社會，或是自然界，多的是這種為了適應環境而修修補補的進步過程，英文叫做Kludges(拙集)。如果從造物者事後的角度來談，這些拙集並不是最佳的因應方式，也就是叫事後諸葛重新設計的話，很容易就可以設計一套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比較優良的系統。

西北大學的Jeffery Ely在最新一期的AEJ: Microeconomics裡，試著用拙集的角度，探討經濟學裡最重要的根基之一，「理性人」的假設。如果人類受限於「拙集」，理性人如何極大化利用函數，我們又如何得到斜率為負的需求曲線，我們又如何得知市場均衡是最有效率的社會資源利用方式?

大哉問。

待續。

*********讀者來信指教***********
以最近這篇文章（拙集上）為例，您提到企鵝和比目魚的演化過程，裡頭的演化觀念是錯誤的。

演化並沒有目的性，他是遺傳變異隨機產生之後被環境壓力所選擇的結果，生物並不是因為要適應環境而演化，是產生了變異之後被環境選擇，於是適者生存，不適者被淘汰。所以我認為"自然界多的是這種為了適應環境而修修補補的進步過程"不是一個正確的論述，生物演化不是為了適應環境，那只是產生結果，而且絕大多數的時候，產生的變異造成的不是進步，而是缺陷與死亡，而且我也不認為那能夠被稱為是一種"進步"。

我想這部份並不影響你想傳達的概念，所以通常讀者對這種事也不會太在意，不過我從先前的一些文章中得知您有一些生物學的基礎，既然如此，我想多花一些功夫，小心保持相關知識的正確性對您來說應該只是舉手之勞，但卻能夠讓很多人對生物學或演化有正確的認知，不被誤導，我想這應該是值得您多費一些心思的事情才是。

**********回覆分隔線**********
這些例子不是我舉的，我以為我文章裡已經把來源講清楚了，看來下次要把引用出處再強調一下。不過沒關係，還是可以代為解釋一下。

我當然知道演化論是指先有變異，再被環境選擇的學說。但如果從存活物種的角度來看，演化就是一個適應環境(adaptation)的過程。如果說要指我太誇大，說「比目魚慢慢地把自己由直直游的魚，變成橫著游的魚」是在寫小說，不是在談演化，我接受。

再談「進步」。同樣的，如果是從「變異讓物種得以存活」的角度來看，這種「缺陷」當然是進步。

這種把比目魚或是皇帝企鵝看成是從古自今只有一隻，然後不斷適應環境的角度，在經濟學方法裡面並不少見，要怎麼把人的理性選擇放入模型裡，許多的經濟模型其實是假設只有一個人，一個得到永生的人在進行最適化評量。這也是Ely教授文章將要進行的討論重點之一。

我並不想介入「演化」或是「造物」的爭議，但是拙集的存在其實是演化陣營拿來反駁智慧設計intelligent design的最佳武器，因為如果造物者真的這麼強大，為什麼還要搞出拙集這種次佳sub-optimal的設計?

我對Ely教授的文章，有我自己的評論，稍後會在此討論。但是在評論別人之前，要先了解別人的看法是什麼，這是對別人的尊重，也是讓辯論更上層樓的更好方法。

混蛋無比的十二年國教

2011-08-27T01:52:00.002-05:00

二十年後的場景。靠著廉價的工程師，某IC設計公司終於接到一個外國訂單，但產品的一再故障，卻把台灣電子業的秘密給曝露出來，原來台灣的工程師微積分沒學好，工數低空飛過，傅利葉轉換聽過沒看過，師傅教的技術又已經過時。同樣的場景，在朱敬一政委的積極推動下，國際醫療專區在台成立，外國人看著台灣便宜的醫療費用，蜂湧而至，但同樣的，過高的手術失敗率，曝露了台灣醫生的秘密，原來醫生看病靠Google，動刀會發抖，因為醫學院就在家隔壁，當初是免試入學，所以剛好當了醫生。

不要說我危言聳聽，看國民黨推動的十二年國教，和民進黨的蔡英文十年政綱，我得到的就是這樣的圖像。我要再強調一次，十二年國教不用等於高中社區化，不用等於免試入學。這些看到升學壓力就膝射式地反對入學考試的混蛋，居然還要大學在地化，大學入學免試？

蔡英文的政綱就是典型的左派不求甚解。她說她是第一屆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受益者，讓她小學可以不用擔心升學壓力，盡情地讀她自己想讀的書。請問，中學免試很好，就直接等於高中免試很好嗎？甚至是大學免試很好嗎？不要說什麼快樂學習、天真童年，人就是會對誘因做出反應，不用考試，難的科目就是沒有人唸。小時候難的科目不唸，長大以後更不知道怎麼唸難的科目。蔡英文小時候盡情地讀的書，包含了「代數入門」、「物理的奧妙」或是「如何彈好鋼琴」嗎？小時候沒有競爭出來的上進心，長大後就沒有競爭力。就算天生具有上進心，具有天分，很快也給環境和稀泥弄差了。如果小孩子就知道什麼是對他們自己最好，還需要國民教育嗎？

台灣許多人有一個問題是，看到天才、看到成功人士、看到所謂的明星學校，想到的就是階級對立，想到的就是貧富差距。但是這些人沒有想到的是，一個天才，一個努力的創業家，帶給社會的不只是「社會不正義」，反而是無限的機會。一個電機工程師創立IC設計公司，養活的不只是他自己一家人，還有其他員工，還有保全人員、清潔人員，甚至是隔壁賣便當的。把全部的人從小就拉下來齊頭式平等，造就的是什麼樣的社會？人人有快樂的童年，然後長大後，不是賣便當給保全，就是當保全幫賣便當的看店？人人都餓成皮包骨，什麼機會都沒有，算是什麼樣的公平正義？很諷刺的是，講求免試入學這種所謂「公平正義」的政策，反而一定會造成「社會不公不義」，因為有錢有勢的人都把小孩送到很有競爭力的私立學校去了，不是聽說滿腹國民教育理念的郝龍斌把兒子送到薇閣唸國中嗎?

台灣的左傾是必然的，我也覺得讓他們左派好好當家一次看看，讓社會真正了解左派如何治國，右派的好才會被了解、珍惜。但是所有左傾的政策中，我最反對國民教育的免試升學。幾乎左傾的政策，甚至連健保都是可逆的，等到真正右派上台後，都可以改弦易張，但國民教育不但不可逆，還會禍害百年，絕對不可以亂改！

最後提一點許多人沒想過的。你知道為什麼這些精英都道貌岸然且毫無窒礙地反對明星學校的存在嗎？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唸過了！你以為他們自己唸過了，所以知道其間有多苦，所以反對嗎？不是，那只是說出來讓社會以為他們道德高尚、苦民所苦而已，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已經享受過了精英的待遇，他們認為只有他們和他們的小孩配，其它人都去吃屎吧！

浴火重生與死纏爛打

2011-08-24T01:25:00.004-05:00

上周惠普宣布要終止個人電腦的生意，對照同一周Google宣布併購摩托羅拉，一個世代的死亡和另一個世代的誕生，彷彿就在同一周內發生。如此強烈的對比，令人真有瞬息萬變的感覺，但這就是領先全球的美國企業，要不斷地浴火重生，才能永遠保持領先。

我在海運界幹過，我入行的那個時間，正好是美國不再做海運的年代，兩大名牌公司，總統輪船(APL)和海陸運輸(SeaLand)相繼賣給外國公司。新東家入主後，把在台灣的分公司給砍了，所以有許多美商業務經理、業務員在台灣海運界流浪。畢竟是美商，洋味十足，英文又好，人又體面，所以我們這種土公司裡，有許多人買這些人的帳，奉之為上賓。這些假洋鬼子也不讓人失望，大談美商的營運方式，甚至連經營策略都好像瞭若指掌。但時間一久，大家發現業務也不過就是業務，離美國總公司的核心還遠得很，沒什麼多大用途。更重要的是，如果APL或是SeaLand幹得這麼好，為什麼要賣掉?不是連我們都打不過?沒多久，連我們這些在總公司幹的小咖，也知道他們不過就是過氣的業務員，對他們一點尊敬也沒有。

喜歡緬懷歷史的，會傷心APL這樣名牌大家，這樣一個首先使用貨櫃運輸的海運公司，怎麼說沒了就沒了?又或者是SeaLand，原先也曾是RJR Nabisco這樣大集團的一部份，怎麼說不幹就不幹了?SeaLand的母公司就像惠普一樣，要專注他們(CSX)強的本業，因為海運的戰場，就像是個人電腦一樣，已經不是美國人的仗了，長榮這些東亞強權的崛起，加上歐洲快桅的經濟規模，都讓美國公司無法競爭，現在不砍掉，以後麻煩更大。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壓力，體現在成功的美國公司身上，讓人家感受到的就是這樣的快、狠、準。而對社會而言，能夠這樣去腐肉求新生的美式作風，才能確保社會資源得到最佳的利用，才能讓經濟一再更上層樓。

但身處其中的員工，感受就不是這樣了。落難的SeaLand經理，到了我們公司簡報，不但是只有我們小毛頭接待，更會受到像我這種不懂事的年輕人奚落，對照之前每個月幾十萬的報銷戶頭，情何以堪?心情起伏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該如何養家活口?活在資本主義的馬歇爾大剪刀鋒中，對許多小民而言，實在是太困難了。

但不這麼殘酷，就得像日本這樣，死纏爛打，終身僱用，然後再把國家社會一起拖垮。和APL、SeaLand一起馳騁天下的有所謂日本三大,日本郵船、川崎海運和三井大阪，現在這三大還在，但是叫他們日本三小可能比較正確，而且如果不是集團內企業指定用船的話，這些公司會連三小都不是。這種和諧社會式的終身僱用制，正是日本多年景氣不振的重要因素，社會資源沒有得到有效利用，久了連競爭力都沒了，終究還是會回頭影響原先要保障的員工就業。

我認為在全球競爭的態勢裡，美式資本主義恐怕還是會成為全球經濟的主流，我們不但要有準備不可能在一個公司幹一輩子，更要有準備不可能在一個產業待一輩子，不變是異數，變才是常態，多存少用才能保護自己。

再論均衡

2011-08-21T01:07:00.001-05:00

美國足球協會最近聘用了前德國足球隊長、教練Klinsmann擔任總教練，不少人對英式足球終於要在美國立足感到興奮。但在Klinsmann之前，多少足球名將鎩羽而歸，球王比利、碧根包華、貝克漢等等，沒有一個人能讓英式足球在美國變成主流運動，就連在美國辦了世界杯，或是美國女足拿了世界冠軍這些一時風起雲湧的熱潮，也沒辦法讓英式足球變成像美式足球、籃球、棒球，甚至是冰球一樣熱門。這就是美國職業運動的均衡，供需力量不夠大的話，不足以改變現況。同樣的，叫歐洲人搞懂棒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由一個均衡的狀態跳到另一個均衡的狀態，必須有相當強大的供需力量。也許近一、二十年的所謂少年足球運動才是推動英式足球在美國立足的成功關鍵，全美國有多少足球媽媽天天載著小孩參加足球比賽，這些小孩從小對足球有這麼親密的接觸，也許長大了，會想看看幾十億人瘋狂的運動，這樣緩慢而巨大的需求改變也許才能改變均衡。但也只是也許，誰也不知道結果如何。

繼續探討改變均衡的條件之前，先說王道一教授在意識型態咖啡館對我「均衡台北」的指教。不知道有多少人明白王老師的意思。用我的話說，你怎麼知道目前的政治現況是「不均衡」，怎麼知道民眾終究一定會唾棄無能的郝龍斌?系統也有可能是一直在「動態均衡」中，也就是沒有力量失衡的狀態，系統一直在平衡中，反對無能的力量一直被滿意藍軍的力量所壓倒，台北市民只能一直吃郝大便吃到飽？

如果今天我們討論的是相對容易度量的系統，比如說電路系統，那到底是「不均衡」還是「動態均衡」，只不過是變量度量的問題而已，不難釐清。但人類社會的系統，就不那麼容易分別了。以相對活躍的金融市場而言，大量的買家和賣家，可以確保市場多數時候都在均衡的狀態，新的力量，比如說一個大買單進來，市場很快就會清(clear)到新的均衡狀態，將本求利的買賣雙方確保沒有「不均衡」的空間。放到政治系統上，沒有金錢作為立即的交易誘因，加上政治傾向的改變需時費力，我認為出現「不均衡」的狀況會比較多，所以我才會大膽地說，這種現狀是「不均衡」，而如果是不均衡，就是會有還給市民公道的一天。

批評我天真、不懂台北現狀的網路鄉民，不是有閱讀障礙沒看到我寫的「擋在這巨大的改變之前的，是藍綠之爭。因為敵我之分所築起的高壩，暫時擋住了外流的水，但是馬郝的無能是這個高壩所擋不住的，也將是含淚投藍的民眾所受不了的」,就是距離了解系統均衡的觀念還很遠。

最後提一個我想的QWERTY Paradox。現用的英文鍵盤，是所謂的QWERTY鍵盤(看看你手邊鍵盤的左上方，就知道為什麼叫QWERTY)，據許多專家說，這個鍵盤不是最好、最有效率的鍵盤，但因為網絡效應，要改用另一種鍵盤系統，變成完全不可能的事。也就是現狀是一種均衡，但有另外的一種均衡，目前達不到的均衡，是比較有效率的。雖然有人對此效率的看法有所不同，但讓我們假設真有一個系統，不管從那一個角度看，都比QWERTY好，如果可以由現況均衡跳到這個新均衡，那社會福祉很清楚地增加了，而且要改變這樣的均衡也很容易，只要政府明令禁止QWERTY鍵盤的製造與銷售，QWERTY馬上就沒了。我的QWERTY Paradox是給自由主義者的：政府這樣做，錯在那裡？歡迎來信回答，有很棒的答案的話，我會在此公告。

健保改革成功要素

2011-08-17T09:34:00.001-05:00

刊登於財訊379期。

馬基維利說，沒有什麼事情比改革更困難，因為「改革者不但要與既得利益者為敵，而且也得不到因改革而受益群眾的熱切支持。」台灣健保制度的實施，從倉卒上路，到一再修正給付，再到不斷調高健保保費，比二代健保更大規模的結構性改革勢所難免，不然一定會毀壞台灣醫療品質，並拖垮政府財政。但新制度的設計，一定要包含讓既得利益者不致大力反對，並且讓改革受益者十分滿意的元素，否則改革一定會窒礙難行。

我認為確保健保改革成功的三大要素為：分離社會救濟和健康保險，建立機制確保民眾有誘因節省醫療支出，並保存現有官僚組織。仔細研究民眾稱讚台灣健保的原因就會發現，民眾所讚揚的其實是健保達成的社會救濟任務。民眾生大病時，有醫生看，敢上醫院看，尤其是對弱勢、低收入族群而言，健保簡直是天降甘霖。但也因為這些讚頌，而掩蓋了健保得改革的現實。社會全體負有照顧弱勢族群的責任，就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角度來看，社會救濟更屬必要。但這張黃金社會安全網，並不需要包在全民健保的大傘之下。

政府直接編列預算，分離社會救濟和健康保險，是控制預算無理成長的第一步。接下來就是要改革健保本身的節約機制。撈本是人性，民眾繳了保費，而且是愈來愈高的保費，一定會產生不看白不看的醫院常客，而醫院將本求利，也會推動更多的醫療項目，兩相夾擊注定健保支出只會飛漲。而這還沒包含隨著社會富裕，而自然增加的醫療支出。目前沒有全民健保的美國，扣掉通膨，醫療支出大致比經濟成長率還多二％，這是光為了更進步的醫藥科技就得承受的漲幅，沒有加入合理機制讓民眾省錢的話，抽再多的稅也不夠用。

最後一點大概是健保改革裡最不被人注意的，也就是健保局不能廢。如果健保改革法案裡加入了健保局的存廢問題，數以萬計的公務員一定會挺身而出，明著來、暗著來地反對健保改革。要改革能成事，一定得保障這些公務員、準公務員的就業問題。如果不能把這些健保大軍變成支持改革的助力，至少不能讓他們變成阻力。

下次專欄再談符合這三大要素的改革法案。

楊志良的真話與屁話

2011-08-16T09:48:00.005-05:00

楊前署長終於坐下來認真寫了篇文章，不再馬屁與訐譙齊飛，而吐露了真心話。其中他提到的一個事實，讓我覺得非常可疑，「台灣實施全民健保後的10年，每人醫療費用的上漲率，比實施前減少很多。」這和我們認知不同的「事實」，非常值得仔細探討。

可疑的理由是，楊署長自己說，「台灣每人每年平均就醫高達14次」，這是健保實施後才有的現象，就醫次數明顯提昇，但醫療費用上漲率卻比較少，道理何在?就算是楊署長稱頌不已的英國公醫，一個任何時候都有二十五萬人以上等待醫療超過十八週以上的制度，也沒有醫療費用上漲比較少的數據支持。

但退一萬步說好了，讓我們相信楊署長的數據是鐵打的。我可以反駁，那也不是健保的「德政」造成的。1995年健保實施前的台灣是經濟起飛的階段，包含醫療費用在內的物價指數，隨著經濟起飛而高漲，九零年代中期正好是台灣經濟不再高飛，總體物價沒有之前那麼誇張的年增率。「台灣實施全民健保後的10年，每人醫療費用的上漲率，比實施前減少很多。」只是反應這個總體經濟事實，與健保無關。我從主計處捉來的物價指數，畫成的圖可以一目瞭然地說明這個事實。

我甚至懷疑，控制了總體物價的走勢後，楊署長的數據可能會是相反的，也就是在健保實施後，每人醫療費用的上漲率遠超過總體物價的上漲率。

周四出刊的財訊雜誌，在我的專欄會有一個和楊署長這個偽善的社會主義者完全不同的健保改革主張，敬請期待。

桑默斯二三事

2011-08-15T01:29:00.006-05:00

因為歐洲的銀行可能會面臨政府紓困的結果，我最近又回頭看2008年時，對銀行紓困的討論。看來看去，還是桑默斯(Larry Summers)最厲害。他說對銀行紓困有反對意見的人常提到道德風險的問題，但那不足以阻止政府紓困。道德風險就是說如果經營銀行的管理階層知道政府最後一定會出手拯救，那當然風險控管就隨便了，甚至會故意找風險大的標的投資來提高獲利。桑默斯說，一個買了房子保險的人，在床上抽煙而燒了房子，難道消防隊為了防止別人未來的道德風險問題，就不去滅火了嗎?我雖然不能完全認同桑默斯的看法，但這就是Mankiw說的「總是可以引用(always quotable)」，天才無比的桑默斯：看問題一針見血。

Paul Samuelson是桑默斯的親伯父，Ken Arrow是桑默斯的親舅舅，家裡兩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這樣的環境下，桑默斯自小還被視為天才，他的聰慧可見不是一般的程度。麻省經濟學士，哈佛經濟博士，２７歲就在哈佛拿到終身職，然後世銀首席經濟學家，柯林頓主政的副財長、財長，哈佛校長，歐巴馬的首席經濟幕僚，桑默斯的經歷顯赫。天才多傲物，但也就是他就事論事、視人為無物的個性，得罪許多人，間接造成在哈佛被逼宮的慘事。

但這許多年下來，桑默斯也學了許多人生道理。歐巴馬指派的「汽車沙皇」Steve Rattner在他的回憶錄裡，描寫了桑默斯主持白宮開會時，他如何自制的情況。在一次會議裡，有一個後排的年輕幕僚，主動說了一個意見，桑默斯聽完開口就說，「這是我聽過最蠢的意見...」話還沒說完，他自己就修正，「那是以前那個桑默斯會講的話，新的桑默斯會說，你有沒有考慮過另一個方向？」

有時候，老桑默斯還是會現形。另一個會議上，桑默斯的助手之一提了一個意見，她話才講一半，桑默斯就說，「我已經考慮了你說的看法，並已經否決了。(I've already considered the idea and rejected it.)」留下一個臉紅的助手，和一群笑翻的年青人。

桑默斯一天到晚把人當狗屎，但不是那種因為你沒地位沒學經歷就把你當狗屎的人，是說的話太愚蠢，才會被他當狗屎。從另一方面說來，如果你才識出眾，不管你是什麼樣出身，桑默斯都不遺力的提拔。前面提過的Sheryl Sandberg和有名的財務學者Andrei Shleifer都是他提拔的。Shleifer一個窮苦的俄國移民，有幸進了哈佛，為了找桑默斯做研究，居然在圖書館讀了桑默斯的一篇學術文章後，直衝桑默斯辦公室，開口就說「教授，我發現你的某某某文章裡有五個錯誤...」桑默斯聽完之後也不以為意，還是收了Shleifer當弟子。現任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總裁，麻省理工教授James Poterba在哈佛唸大學的時候，也找了桑默斯做專題，學期報告差不多結束的時候，桑默斯找他來談話，稱讚他做得很好，問Porterba願不願意暑假當他的助理。Poterba簡直樂翻天了，「天才教授賞識他」這樣的畫面不斷地在他腦海裡浮現。回到宿舍一問，所有桑默斯的專題生，都會在暑假當他的研究助理，Poterba一下就洩了氣。

Poterba的故事其實說的是好動的桑默斯怎麼在枯燥的學術圈生存。學術研究是漫長而無聊的，很多時候是經年累月地追求一個小細節，而桑默斯應付這些無趣的方法，就是讓研究面向更廣泛，而同時雇用大量幫手。他的學術貢獻驚人，大家說桑默斯有一天會得諾貝爾獎，而且他也的確得了號稱比諾貝爾還難的Clark Medal，但發佈學術文章的漫長過程，還是讓桑默斯失去了對學術的熱誠，也失去了諾貝爾的希望。就在他喪志的同時，他的朋友邀請他幫忙為杜凱吉斯選總統，一下讓他開了眼界，雖然老布希最後贏了，但桑默斯也建立好他在民主黨內的人脈，讓他可以一腳從學界踏入政界，讓他的天才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現在桑默斯已經離開白宮，但我想，桑默斯不會在哈佛終老，我們一定會再看到他在另一個舞台活躍。

胡說八道之南方朔篇

2011-08-11T01:07:00.013-05:00

國際金融的文獻裡，有一些很炫的名詞，比如說，「傳染contagion」講的是一個總體經濟病症會傳染到鄰近國家，然後這些國家一起面臨經濟危機的現象。又比如說，「原罪original sin」，講的是有些未發達國家，因為原生條件，沒辦法用自己的貨幣借外債等。這些酷炫的名詞，我們只要講一次，就被Dooley教授罵一次，因為都是胡說八道。

傳染是醫學的名詞，很明確地是講病原體從一個宿主跑到另一個宿主繁衍造成病症的過程。請問希臘償不起債的這個病原體，是怎麼樣跳到義大利，造成傳染?義大利政府借錢借太多，那一個部份是因為希臘造成的?就算是債主因為擔心主權國家信用環境不好，而不願意廉價地借錢給義大利，那也是義大利本身生病的問題，不是傳染。原罪就更荒謬了，只要價格(利率)對，誰都借得到錢，沒有什麼原罪的問題。

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我們用的是演繹法，我們要知道的是一個又一個類似病原體致病的機轉，研究人類的行為所導致的社會現象。但太多不學無術的學販，和胡說八道的評論家不懂「演繹」和「歸納」的不同，不明白經濟學方法，信口雌黃而混淆視聽，不但無法讓議題討論更深入，還壞了別人名聲。比如說南方朔的這篇「美國已到了財政大清算的時候」，就是這些評論的極致。

如果細讀南方朔的這篇文章，大概讀者會以為有一個統治集團，把「舉債」當成一個陰謀，或者是政策目標，然後他們經常集會討論，該怎麼樣提高舉債額度，圖利自己，最終造成社會重大問題。這種好萊塢的故事，就是典型的左派不求甚解，看到黑影就開槍的論述法。要他們了解「債」是由「收入」和「支出」兩個部份所構成，不是對他們來說是太困難的任務，就是對他們來說是不相關、不重要的小事，畢竟姿態才重要，不是?

所以就讓我討論一下美國國債日益增加的機轉。會有債務當然是因為入不敷出，讓我們假設美國聯邦政府沒有資產好了，所以收入很單純就是稅收。支出就比較廣泛了，聯邦政府幹很多事，比如說交通建設，比如說環境保護等等，要養很多公務員，當然要付薪水了。美軍在全世界出沒，花的錢也不少。還有二十世紀的新產品，所謂的社福支出，像是失業救濟、國民年金和健保等等，都要花錢。把這些收支細目打開，讓我們認真想想這個「統治集團」，如何故意提高舉債額度，圖利自己?

對左派而言，答案很簡單，就是稅收太少了嘛，稅收太少才會入不敷出，而稅收太少一定是有錢人繳太少稅，這不是圖利有錢人是什麼?對右派而言，答案也很簡單，就是支出太多了嘛。開了這許多衙門，立了這許多機關，養了這許多冗員，付了這許多社福支出，當然是浪費了。如果不要這些浪費，不但入可敷出，甚至可以減稅。

要看誰對誰錯，得從人性出發。我們要先認清的重要觀念是支出的僵固性遠大於收入，因為放到口袋裡的錢，很少人能夠自願吐出來。天天靠社會救濟過日子的人，會心甘情願地把社福支票放棄嗎?由工會吵來的高薪，會因為公司經營環境惡化，就自願減薪嗎?有了一份公務員的鐵飯碗工作，誰願意給政府瘦身掉?同樣的，減稅帶來的額外收入，放在口袋裡多好，為什麼要繳稅養「那些不做事的廢物」?這種自私的人性，左右都一樣，但為什麼我說支出的僵固性遠大於收入?

想想看，政府支出，除了能提昇生產力的公共建設外，絕大多數都是發放出去就沒有了，而且只能越來越多，不能越來越少，所以只要編入了預算書，未來能砍掉的機會近乎於零。有和公務機關打過交道的人，還會告訴你，年度結束消化預算大禮的諸多絕竅。

另一方面，減稅不一定會像表面一樣地降低政府稅收。一個現成的例子是今年加州預算的年度鬥爭好戲，並沒有往年的轟轟烈烈，很大的原因就是矽谷去年是個大肥年，科技富豪繳的稅，豐實州庫不少，讓州長少了不少頭痛。怎麼樣讓經濟年年都是大肥年，怎麼樣讓人群願意工作，投入生產，創造財富，才是讓政府入可以敷出的正道，而減稅在實證上，是可以提高生產意願的。當然，減稅沒減在刀口上，有可能達不到刺激景氣的效果，但是花在社福，花在公務員身上的錢，我可以很肯定地說，一定達不到提振經濟的效果。

面對這樣的結果，要解決入不敷出的問題，不是很清楚地，就應該好好面對支出的問題嗎?再說一次，現在先進國家的國債問題，追本溯源，都是六零年代開始的大社會、福利國家路線所造成的長期結果。不要拿軍隊的花費說事，歐洲人根本不花錢在國防上，債的問題卻比美國還大。花錢敗家，一天兩天看不出來，但不可能五十年、一百年還看不出來。所以李述德說什麼公務員加薪不會影響國家財政，當成屁話聽聽就好，我們還是要認清，台灣現在走上的花錢治國之道，今天運氣好沒出事，不代表以後可以繼續天下太平。

另外，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沒有「發佈」研究報告，南方朔說的是和NBER有關的經濟學家所透過NBER發出的working paper，要拿這個說事，說經濟學家忽略「財政問題」，是很荒謬的。就算是在這些working paper裡，討論public finance以及總經裡談及public finance的文章，多如牛毛，根本不是他說的這些數。不過是美國一些左派憤青，不懂裝懂隨便算的數字，而南方大老就興高彩烈地拿來數落經濟學家，這不是胡說八道，還能是什麼?

牛給做了

2011-08-08T11:48:00.001-05:00

標準普爾的這個降級，白痴到家，但到是幫我順利做出決定。周一早上一開盤，我的股票部位全都出清，並且順手買了幾個賣權。簡單地說，任何一絲牛市的希望，都給標準普爾給做了。

後續幾個觀察重點

短期:
1.股市好不起來，唯一可指望的好消息是聯準會的QE3。但在理性預期下，也許信用危機(credit crunch)不會發生，但是提振經濟的效果會非常有限。作為總體經濟的先行指標，股市只壞不好。
2.現在是二次衰退(double dip)，還是Rogoff說的，接下來只是之前大衰退(Great Contraction)的一部份，或者是嚴重如大蕭條，都不容樂觀。
3.信評機構把自己的信用一起賠了進去，來自投資人和政治的壓力，一定會改變使用信評報告的現狀。但在現在只是小插曲而已。
4.災難如果來的話，會是全球性的。歐盟的政治體制會面臨立即的考驗，希特勒和拿破崙都做不到的歐洲統一，也許會由經濟危機所促成。而阿拉伯之春之類的革命浪潮，可能會發生在很多地方，也許是越南，也許是中國，甚至是日本。事情發生在周遭，台灣是一點樂觀的條件都沒有。

長期:
1.這次的危機，是人類社會，尤其是歐美先進國家過度左傾所造成的長期不均衡。國債的長期肇因，只有可能是無法維持的支出所造成，絕對不是稅收不足所造成(不相信?稅收百分百的共產主義是什麼下場?) 現在那一個國家先了解這個長期不均衡，而快速右傾，就是那一個先走出困境。
2.金融業的蕭條可能會比總體經濟更久。路有凍死骨，豈容華爾街繼續逍遙。2008年的仇未報，民意這次一定不會放過金融家了。
3.凱因斯說，「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但是我對人類有無比的信心。有困難，不要尋死，終有雨過天青的一日。

很雜的感想，但是目的是要趕緊送出，希望大家不要大意。

最好我說的都是錯的。

少爺病

2011-08-08T01:46:00.006-05:00

有一種病叫少爺病，現在台灣社會裡得這種病的人不少。有些人知道自己有這種毛病，有些人卻明明症狀明顯，但怎麼樣也不願意承認。知道自己有少爺病的人，承認這種病也沒什麼不好，靠著家裡的資助，過著頗為舒適的生活，反正胸無大志，也不會害人，也不會與人結仇。交遊廣闊，品味不差，只要經濟來源沒有問題，對社會不僅無害，反而因為他們的存在，增添了不少樂趣。

少爺病的特徵當然是一副少爺的模樣了，家裡有錢，生活上要什麼有什麼，吃好的，用好的，開好的，對錢不是很在乎。你去問問看，那一個少爺搞掉東西會難過的?表現在內在，就是一種無所謂的態度。不同於創業的第一代，創業家窮怕了，為生活所逼，不努力不行，只要有一點點的機會，就會拚命的去做，也許心裡不敢奢望成功，只求能供一家溫飽，但不知不覺，努力的精神就讓他們成功了。少爺們則不一樣，不需要特別努力就有得吃、有得用，也沒有人靠他們才能過活，於是就有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出來。舉唸書的例子好了，有空的時候，把書看一看，也許旁人以為少爺們很不錯啊，書唸得還不錯，但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他們沒有盡全力，考了第二名，沒有第一名，「沒有關係，這樣也很好了」。也許有一天受什麼激勵，想要努力做些什麼，試著做做看，不料一做之下還蠻辛苦的，想說算了，又不差這個，就半途而廢了。

少爺還有一個外顯的特徵就是道德感很重，不是證嚴法師那種的道德高尚，而是不做奸邪，富有正義感，並且關心弱勢那種。瘋狂的富家公子哥兒當然也有，但更多的少爺是不超速，不罵髒話，在路邊還會給錢給賣玉蘭花的，還會關心貧富差距，全球暖化這些議題的。為什麼?不是衣食足而知榮辱，而是他們的道德感從來都不需要受考驗，一文錢逼死一條好漢的事永遠不會在他們身上發生，那自然道德感高了。但反過來說，一旦道德感受到考驗了，比如說不得志了，金錢來源被砍了，老爺要罵人了，那少爺轉身翻臉比誰都快，幹的壞事，比誰都壞，拋妻棄子，殺人放火也都是做得出來的。

我們很少看到少爺們做出什麼了不起的事來。正如前述，如果少爺認清自己的角色，倒也沒什麼不好，就怕不承認自己是少爺，還懷有大志，那就麻煩了。報紙上多的是這些公子哥兒想闖一番事業，卻敗家的故事。下次看到媒體在歌功頌德這些少爺的時候，請記得這些人都是有病的，沒什麼好尊敬、羨慕的。

你才是笑話

2011-08-05T22:17:00.000-05:00

這兩天被股市弄得焦頭爛額，現在可好了，標準普爾居然把美債降級，快被這群白痴氣死了。

好萊塢電影常有的劇情，新手白痴，因為人家笑，因為怕人家瞧不起，反而越一意孤行，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之前我分析的「標準普爾好大膽子」和「玩假火」，都是基於一個認知，也就是玩得這麼大的玩家，應該都是極端理性。我錯了，標準普爾現在就是電影裡的新手白痴，一意孤行，不管Moody's和Fitch都對美債維持最高評等，也不管財政部官員指出，標準普爾也承認的「二兆」美元錯誤，照樣要出降級的報告，這不是亂搞是什麼?兩兆，不是兩元，真是受夠了。難怪財政部的官員說，「和標準普爾這些傢伙比起來，國會根本就是大好人。」

我要重申，美國沒有倒債的意願，也沒有付不起錢的問題，就算來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全世界的國家都被打了個稀巴爛，美國會是最後還站著的國家。這個道理通的話，再想想，可能美國的有些公司會比這個國家的債信還好嗎?微軟、波克夏這些有AAA債信評等的公司，真的比美國還穩嗎?倒頭來，AA+的殖利率比AAA還低，道理說得通嗎?

標準普爾的亂搞是會有後遺症的，有些基金和機構是不能買AAA以下的債券，市場混亂是必然，更可怕的是造成的不必要恐慌會帶來信用緊縮，經濟沒衰退也被逼得衰退了。現在只能期望這個周末，標準普爾有大人在家，好好把事情處理處理，不然就像美國人常講的，標準普爾，The joke is on you. 「你才是笑話。」而大家都一起和這個笑話陪葬了。

均衡台北

2011-08-04T01:48:00.000-05:00

如果能夠了解「均衡」的概念的話，對台北市，甚至是整個台灣的未來就不會太過悲觀了。

Dooley教授在教我們國際金融的時候，講了許多，對我們那時還埋首數理推導的經濟學界新手而言，是大開眼界的觀念。現在想想，只恨當時沒能再挖一些寶，偷學點他腦子裡的經濟學。有一次上課，他突然問大家，「均衡是什麼？What is an equilibrium?」大家就開始胡說八道，東講一句，西講一句，但一個個地被他打槍。我記得我講的大概是最接近正解，所以讓他楞了一下才說不對。我說均衡就是穩態平衡(steady state)，所有變數不再隨時間增加或減少。但不對，穩態平衡是均衡時會發生的狀態，不是均衡本身。我在這裡先賣個關子，讓正在學經濟的學子好好想想正解是什麼，因為能夠知道經濟學裡的均衡指的是什麼，可以說經濟學的任督二脈就通了大半。

任何的系統，人類社會也好，自然現象也好，工程也好，大概都可以用水庫和周遭水系做為例子來了解。水庫有進水，也有出水，在均衡的時候，會有穩態平衡，也就是說水庫水位不再變化，但這不代表水不再流進或流出，只是流量一致了。突然來了個颱風，進水量大增，水系一陣混亂後，又回歸穩態平衡，只是水位可能已經不是原本的水位。所以我們可以說系統由一個均衡，經過颱風後，跳到另一個均衡。簡單地說，均衡時，就是各股力量互相牽制，平衡了。

我們常講一個政策「治標不治本」，就是指政策的力量沒有改變系統的均衡，在水系裡胡攪亂攪後，水位卻什麼也沒改變。最新的例子就是馬英九說的，「香蕉木瓜過剩可廢園」的亂搞。這樣的農業問題，我前面已經提過解法了。但有人說農地限制使用根本不是徵結，產銷體制才是問題的根源。但是產銷體制是結果，不是系統裡多方角力的力量之一（再想想經濟學的均衡是什麼）。台灣農業的重重限制，造成的小農化才是所有農業問題的根源。要改變現在系統的均衡，要更大的力量才成。

想通了均衡的概念的話，來應用在政治問題上看看。台北市政府在馬英九八年，郝龍斌又將八年的任內，一連串荒腔走板的施政，就讓人不禁地想，台北到底有沒有未來。我沒有查網路，光在我腦海裡，這兩個敗家子，就幹了這麼多壞事、笨事：

納莉颱風水災
內湖線中運量決策
摧毀建成圓環
貓纜危機
文湖線故障
聽障奧運
路平專案
建國高架弊案
花博弊案
北北基聯測
摧毀士林夜市

管理不但鬆散，官員還傲慢地不得了。這就是民主社會下的均衡結果？也難怪之前有這許多人歌頌共產黨的治理。但如果你真的相信民主社會下的均衡是最進步的均衡結果，你就不會灰心喪志了。市民是不滿這個市政府的，這個力量相當地大，馬郝兩位，彷彿把台北市這個大水庫打了個大洞，水漏得相當快，而市民不滿的力量大到將足以改變均衡水位，現在擋在這巨大的改變之前的，是藍綠之爭。因為敵我之分所築起的高壩，暫時擋住了外流的水，但是馬郝的無能是這個高壩所擋不住的，也將是含淚投藍的民眾所受不了的。未來不是國民黨自己生出反對力量，就是一片藍的台北市寧投民進黨也再也不要忍受這些笨蛋、混蛋了。

這是我對均衡的了解，也是我對民主的信心的由來。如果郝龍斌還是繼續這樣亂搞下去，不要忘了，人民還有罷免權，台北市民並沒有必要讓你幹滿八年。

滅農集團與農業復興

2011-08-01T12:35:00.000-05:00

如果一連串的農地徵用事件中，政府用遠高於市價數倍的價格徵收，並且一步步紮實地走完法律程序，是不是還有農民願意連續兩年上凱達格蘭大道抗爭，非常令人懷疑。這一個假想的情況，正說明了，左派社運團體挾持了農民，主導社運議題，而糢糊了政策興革的焦點。

現行「土地徵收條例」有否侵犯人民受憲法保障的財產權，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國家當然可以因公眾利益徵收私人土地，但是基於什麼樣的公眾利益可以徵收私人土地，大學和科學園區的開發算不算公眾利益，如果非徵收不可，什麼樣的價格才算合理等等，這都是嚴肅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問題，不是只有關乎農地，也不是只有關乎經濟發展，這是憲法層次的爭議。社運團體捨法律修廢之路不由，動輒幻想出一個「滅農」集團，老用大衛對抗巨人的姿態抗議，不但把政府侵犯人民財產權這天大的問題給模糊了，更把台灣農業發展的未來給價值化，給一言堂化了。

不管是基於國防理由要求農業生產得自給自足，或者是基於幻想的「農業為立國之本」，或者是基於懼怕農民起義等，政府重重限制農地使用，而這個僵固的限制，其實是現在農民諸多問題的始祖。比如說，休耕補助的政策，不但保存不了農業，更浪費土地資源和稅金。又比如說，農民沒尊嚴的問題，其實是農地限制使用，使得農地整併大農化，和精緻農業小農化相當困難，賺不到錢，何來職業尊嚴？如果科技業也是這樣綁手綁腳，同樣也會有工程師沒尊嚴的問題。又比如說怪異的農舍別墅現象，正是農地使用限制所造成，如果農地可以自由轉換使用用途，農民及商人何以須要鑽法律漏洞。有大片土地可以整理、規劃，誰還需要亂蓋一通?又比如說都市房價高漲的問題，供給不足的部份，很大程度上也是農地限制使用所造成的。

而回想限制農地使用的理由，不是在現今民主社會裡是荒謬無比，就是在現實基礎上禁不起考驗。反過來說，多變的社會、經濟情勢，是不容我們自己把手腳綁起來限制土地使用的。看著年輕人上街抗議房價高漲，然後再看到一塊塊的農地廢耕荒蕪，不是一幅很諷刺的圖像嗎?

當然在現在的台灣，多的是不肖政客與官僚，但我們不應因噎廢食，而加重農地使用的限制，這樣做只會讓農民問題一再浮上檯面，只會讓農民永遠困在小農地裡。我們要認清，沒有滅農集團，只有牽扯到土地利益的個別政客，司法和立法才是對付這些不肖政客的正途。還給農業發展一個未來，所仰賴的不是打稻草人的悲情攻勢，正本清源之道還是解除農地使用的限制。

玩假火

2011-07-29T10:37:00.000-05:00

如果放在法國那塊度量公尺的合金，突然變長，世界雖然沒變，但度量衡標準馬上天下大亂，因為我們認知的一公尺，不再是一公尺，不但公路、橋梁設計亂了譜，電子產品開模馬上就出問題，我們的衣食住行可能全受到巨大影響。這種世界末日的情節，當然只會發生在好萊塢的電影裡，是不可能在現實世界發生的，因為那塊合金只有象徵意義而已，已經沒有人真的沒事就拿去比比，一公尺到底是不是還是一公尺。

但擁有全球金融商品鑑價度量衡地位的美國公債，就不只是象徵意義而已，一旦美國公債失去「零風險」的獨有地位，公債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甚至是房地產市產，全部都會亂成一團。一旦沒有真正的零風險資產，沒有人知道資產的鑑價標準，立即的效果就是信用市場凍結，沒有一個銀行願意借錢，已經借出的款項會被要求提高擔保品成數，銀行面臨擠兌，企業發不出薪水，上游廠商拿不到貨款，關廠倒閉哀鴻遍野。更慘的是，聯準會沒辦法解除流動性危機，因為美元不再是無風險，印再多鈔票也沒用。美國公債倒債引爆的流動性危機馬上演變成全球性的經濟災難，2008年的大衰退看起來會像是小兒科。

Relax.

但就因為後果太嚴重了，如我在「美國公債何去何從」裡講的一樣，這個危機最後還是會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到了下星期，就會發現是個假議題而已。哈佛大學的Robert Barro在華爾街日報上甚至說，美國財長根本應該把政客玩火的火柴拿走，直接宣布美國財政部不管國會舉債上限有沒有提高，都會如期對公債付息還本，一秒不晚，一分不欠。這種臨時的行政措施是可能的，把聯邦政府公務員的薪條、社會福利的支票，換成欠條，現金先付公債本息，應該是財長有的權限。

所以今天和星期一的股市操作法是賭波動性會下降。

金錢遊戲(四)

2011-07-14T01:24:00.000-05:00

克服了心魔後，投資客在金錢遊戲裡要面對的，就是凱因斯說的，「令人難以忍受的無聊和過於準確」的部份。這種過程，不是金錢遊戲獨有的。看看運動好了，老虎伍茲、喬登大帝，那一個不是經歷過不斷練習的「無聊和過於準確」？所以邱吉爾才會說，「既不是力量，也不是聰明才智，只有不斷地努力才是開發個人潛力的關鍵。」

所以要忍人所不能忍的精讀無聊財報，大字小字，一字不漏地讀，然後還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找尋資料，比對財報裡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些許訊息，也許才尋獲一個小小的投資機會。記得我說過的「大賣空」故事嗎？Dr. Burry在進行他的大賣空之前，就是這樣地建立他的投資王國。也不只有他，從前代股神葛拉翰Benjamin Graham，到他的弟子股王巴菲特，他們這些價值型投資人都是幹這樣的事。方法一點都不難，只是有沒有辦法不斷地讀，不斷地找，不斷地問。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不能張張揚揚地說自己是價值型投資人。

但真的要在股海賺錢，不是只有價值型投資人這條路。還有許多的方法可行，雖然一樣也要靠不斷地努力，不斷地尋找和自己契合的理論，然後在股海裡繳學費試驗。你可以放一萬個心，天下真的沒有白吃的午餐。

開始寫這個系列時，本來是在寫讀書心得，但我突然有所領悟，我是可以像Goodman一樣，寫一本金錢遊戲 Money Game的投資專書，因為他知道的，我都已經知道了，也許還更多。所以也許我可以把除了價值型投資之外，所有可行的、已知的股市生存之道寫出來，給不管有沒有賭徒性格的大小投資人看。因此這個系列，可以看做是我給部落格讀者的teaser，小小甜頭。也不知道哪天才能完成我的金錢遊戲，但敬請期待。

金錢遊戲(三)

2011-07-11T01:13:00.000-05:00

再看一遍凱因斯怎麼說，「專業的投資遊戲，對沒有一點賭徒性格的人來說，是令人難以忍受的無聊和過於精確。而有賭徒性格的人，在這場遊戲之中，得對這樣的本能付出相當的代價。」有賭徒性格的投資客，為什麼一定得在股市付出相當的代價？因為投資客對賭的對象是投資客自己的心魔，沒有相當的代價，心魔除不掉。

George Goodman在金錢遊戲 Money Game裡說只要投資客焦慮上身，在這場遊戲裡，就必定傷痕累累。那你會說，只要不焦慮，就能賺錢，不是太容易了？會這樣想的，一定沒有真的買過股票。只要身在股市其中，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考驗自己的信心。買的股票跌了，該賣掉止血嗎？還是該加碼攤平成本？真的賣掉了，又漲回來了怎麼辦？槌心肝的事，當然在上漲的時候，也有。該不該獲利了結？真的結清了，又漲上去了怎麼辦？偏偏股市就是莫非定律很常發生的地方，「可能出錯的，一定會出錯。」怎麼不讓人焦慮呢？

我都還沒提到「人比人氣死人」的比較心態！

要對抗焦慮，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是誰，自己的投資理念為何，所謂的identity是也。外在的干擾很多，要能隨時抽離自己的身軀，冷冷地省視自己，不帶感情地檢視自己的持股，然後和自己的理念相比對，才能摒除這些外在干擾所帶來的焦慮。

股市老手常講的一個重要的策略是，「留著贏家，賣掉輸家」。這個看起來容易的準則，做起來並不簡單。以我買過的蘋果股票為例，八十塊買進，漲到了一百六還沒賣掉的投資客，心臟已經很強了。但這個時候要面對的是，外面源源不絕的分析報告，什麼「蘋果股價已經過高」，「iPhone面臨Android的強力挑戰」，「Steve Jobs身體不好」等等負面的消息。看到這麼多負面的消息，再看看自己的獲利已經達到一倍了，心滿意足地賣掉當然是再容易也不過的決定。但是一開始為什麼買蘋果股票？設定的目標是多少？這個目標由何而來？通常在做賣掉的決定的時候，這些考量都會被棄置一旁，然後就錯過了蘋果漲到三百五的大好時光。

另一方面，不甘心買的股票一直跌，又一直加碼買進，最後傾家盪產的投資客更是所在多有。老人家跟你說的，「賣掉輸家」真就是這麼難做到！

人有許多的心魔，也許終我們一生，所追尋的不過是這個能夠對抗心魔的identity，股市不過是一個很現實的場所讓我們可以發現自己的心魔，也是一個很殘酷的場所讓我們找到identity。所以Goodman的「不規則規則Irregular Rules」第一條就說，「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誰，到股市尋找自我是很昂貴的。」

金錢遊戲待續。

女性領導人

2011-07-08T01:48:00.015-05:00

紐約客這期有臉書營運長Sheryl Sandberg的故事，我看著看著，突然想到在TED Talks上看過Sandberg的演講，兩個東西湊在一起看才發現，原來是個大咖。Sandberg和她在政商界佔據高位的女性同儕，象徵女權運動走到了一個新的境界，照Sandberg自己的話說，就是「如果從不相信有玻璃天花板，就不需要相信有歧視這種東西。」

在這個轉折的背後，代表的是新舊兩種看法的分歧。傳統的看法是，女性在職場上無法佔高位的原因，和能力、性別差異無關，完全是社會對女性的歧視所造成，要改正這種問題，要靠affirmative action，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婦女保障名額，用人為的制度規定，女性不管什麼職位都應該佔一半，以矯正人為障礙。Sandberg不買婦女保障名額這種賬，道理也不難懂。如果婦女保障名額變成制式，那所有能力強的女性，反而通通會遭到歧視，因為與其競爭落敗的男人，一定會說，「哼，又不是靠能力來的。」

像Sandberg這種新世代的女性，相信meritocracy，也就是只看資格，不看性別、種族等外在因素，很大的程度是進步的。社會有固有的歧見，沒有關係，讓我們先把自己搞好，努力爭到位子後，爭到大辦公室後，再來提攜後進，一起用能力對抗這反動社會。所以Sandberg不遺餘力，鼓勵女性在職場出頭。她在TED的演講，主要就是告訴未來將撐起半邊天的女青年，如何面對「結婚、成家」這項人生任務和職場出頭的兩難，而這兩難，通常也是阻礙女性在職場升遷的主要原因。

Sandberg給了三個建議，第一，「大膽地坐到中間來」，女性要像男人一樣，要給自己信心，不要老是躲在背景，有大辦公室的人，都是開會的時候，敢坐到中間來發表意見的人。第二，「要找真的能分工合作的伴侶」，就算同樣在工作，女性還是比她們的先生做更多的家事，花更多的時間帶小孩，只有找到思想也是進步的另一半，女性成功的機會才會大。第三，「不要在人離開前，心就離開了」，許多女性為了要成家，光想到要生兒育女，自己就先打退堂鼓，不敢在職場上爭強。Sandberg說，要用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態度面對，生小孩照生，工作照做，直到非得進醫院那一刻，再請產假。

比較受人批評的是，Sandberg是受到許多人提攜的，包含講出「男女天生差別造成女性科學家很少」的前財長、前哈佛校長Larry Summers在內，她同時也幸運無比地有極為成功(Survey Monkey的創辦人)，也極為支持她的老公，所以總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味道，但Sandberg這麼積極正面的態度，右派地不得了，當然讓我非常支持。

但是我支持不是因為相信男女無別。相反地，和Summers一樣，我認為男女在很多程度上是不一樣的。不只是這樣，個體之間也有很大的差異。相信mertitocracy，讓有能力的人，不分男女都有機會做，以材取人，是發揮人類價值的最好方式，而這方式不一定會帶來五十/五十的資源分配，但會是最佳的資源分配方式。這方式也一定不會帶來人人在職場成功，大家都當總經理，但大家都比較能找到自我的長處，盡己所長，如果終究這個長處不在職場，那也無妨。

歧視或是保障名額，都是在扭曲meritocracy這個最佳資源配置的方式，當然都不可取。但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女性及少數民族現在並沒有得到平等的對待，要完全去除根深蒂固的歧見，需要人類思想的進步，所以需要時間。我自認是思想進步的人，但也是花了很長時間才走到這一步。對整體社會而言，這種思想的演進，也許是讓人沮喪地慢，但是看著我們祖母輩、母親輩，再到我們這一輩，就可以發現這之間的進步是驚人的。所以我對我們的下一代，還有未來的世代的女性，都是充滿希望的。

殖民者的重擔

2011-07-06T01:19:00.002-05:00

吉卜齡的詩「白人的重擔The White Man's Burden」現在一般被視為種族主義，白人優越論的代表，因為詩裡「歌頌」帝國殖民者的功勞，給被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化。把歌頌放在引號裡，是對吉卜齡的尊敬，因為是歌頌還是嘲諷，誰也不知道，複雜的吉卜齡是沒有那麼容易就讓我們貼標簽的。但不可諱言，近代非洲國家的一再治理失敗，還是讓許多人想起這白人的重擔，這「白人未完成的重責大任」。

帝國主義式的殖民，我認為是傲慢的，是罪惡的，所以緬懷殖民者的行為本身是可恥的，和同情對己身施暴的強暴犯是沒有兩樣的。因此南韓民眾用儀式般充滿暴力、悲情的反日抗議，某種程度上是高貴的清洗自身恥辱行為。但緬懷殖民者和緬懷殖民時代事物是兩回事，四五年和四九年之間來台的不少外省人，很多時候是搞不清楚兩者的差別，搞不清楚本省人是因為厭惡中國的落後才緬懷殖民時代事物，搞不清楚自己的失敗才是台灣假日本皇民誕生的原因。敗將是沒有資格指責別人奴化的。

撇開殖民主義本身的問題，殖民者施行的政策，以及殖民政策的功與過卻成為了經濟學家研究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一般認為殖民者帶給殖民地的法律規章是進步的，因為經過了文藝復興、思想啟蒙和無數流血革命所爭來的思想，當然是進步的。所以殖民者的功，很大的程度是在建立現代的典範規章，體制的建立，讓經濟發展變成可能。

以日本對台灣和朝鮮的殖民為例。殖民者為求強化殖民地稅收，全面性的進行土地調查和建立所有權登記制度，促成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因為產權的明確界定，土地變成真正可用的資本，不但可以拿來生產，更促成資本的累積而發達經濟。想像現在偶爾見到的共業土地問題不少，以前不只是共業，連誰擁有多少都不知道，人人有飯吃，就是人人沒飯吃，耕作收成分配成問題，也不能拿來抵押借錢，更不能拿來開發蓋房子。地權不清，如何發達經濟?

但這種直觀的分析，怎麼用數據來佐證？何以分離出來其它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而斷定殖民者的政策有利經濟發展？俄亥俄州立大學的Richard Steckel和他的韓籍學生，研究了帛琉和其它密克羅尼西亞國家的經濟發展，認為日本殖民時代的土地調查和建立的地籍資料，明確定出了產權，而使帛琉的經濟發展遠超過其它密克羅尼西國家。

日本在一次世界大戰屬勝利的協約國，強權分贓的結果，把德國在太平洋的屬地交給了日本。現今的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帛琉等地都變成了日本殖民地。這幾個地方，不但在戰前日本的統治，或是戰後美國的統治，都是一樣的系統，地理、人文、天然資源也都一樣，但幾十年後，帛琉的國內生產毛額居然是其它地方的三倍。而且在德屬時期，帛琉還算是密克羅尼西亞諸邦裡，最不被重視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翻盤結果？Steckel and Yoo主張是因為日本在這些地方，只有完成了帛琉的土地調查和現代化的地籍資料，其它地方都因為戰爭而中斷。所以戰後美國人派來的法官，只有審理帛琉土地爭端時有完整的日本資料作證，而得以明確斷地產權爭議。其它密克羅尼西亞國家，還是混亂不清的地籍制度，到底是酋長擁有土地，單獨擁有，還是多人共有，甚至是地界也都不明確。產權不明確，經濟自然發展不起來。

我認為他們的研究相當有力，帛琉在日本殖民時代的土改，如果不是唯一影響帛琉經濟發展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這種類似對照實驗般的結果，在經濟發展文獻裡不易看到，特別顯得珍貴。

吉卜齡的詩，據說是為了給老羅斯福佔領菲律賓的軍事行動撐腰。但作為美國唯一的海外殖民地，菲律賓在獨立後的表現是令人失望的。美國人在菲律賓留下來的，除了英文、籃球外，還有一整套的政治制度，但現在卻連隻東南亞小虎都稱不上。由此看來，產權制度固然是很重要，但可能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大拚圖裡的一小片而已。

金錢遊戲(二)

2011-07-04T01:29:00.000-05:00

我在2009年三月股市反彈時，看對空頭要轉多頭了，就買了SPY，並順手撿了蘋果股票，托大伙熱愛iPhone的福，股票漲了三倍後賣出。這樣的成績算是股市達人了，而且對大多數的股市老手來說，能夠持之以恆地挑對股票，每支都賺個幾倍，一生就享用不盡了。

然而就算股市操作再成功，也很難變成巨富。「真正的財富不在股市」，在創業。不相信的話，打開富比士的富豪排行榜，絕大多數的巨富，不是自己，就是父祖輩創業有成，而積累下來的財富。前二十大富豪，只有股神巴非特的財富不是來自創業。但你也可以說巴非特是半個創業家了，因為他買的這許多股票，像是巧克力店See's Candy，或是保險公司GEICO，都是在他手中，有二度創業般的成長。

這道理不難懂，創業成功是真真正正地創造出經濟價值出來，再怎麼會炒股，也沒有炒出額外的價值，因為股票終究代表的是背後那個公司的所有權，焉有權證比背後的事業更有價值的道理。所以，炒股來的財富遠比不上從無到有的創業。

George Goodman在金錢遊戲 Money Game裡要說明金錢遊戲的規則之前，就是這樣開宗明義地告訴讀者，「真正的財富在創業。」唯有了解到財富在哪裡，對股市沒有錯誤的幻想之後，仍然對股市興緻盎然，談金錢遊戲才有意義。

說股市投資是遊戲，是Game，是經濟學大師凱因斯的話。凱因斯說，「專業的投資遊戲，對沒有一點賭徒性格的人來說，是令人難以忍受的無聊和過於精確。而有賭徒性格的人，在這場遊戲之中，得對這樣的本能付出相當的代價。」

四處望望，哪一個在股海浮沉的投資客，不是傷痕累累，付出相當的代價？意氣風發的少年家當然也有，但時間就是最佳的照妖鏡。不消說，我也還時時地省視我曾付出的代價！

所以說，股市投資其實是個兇險不已的遊戲，既無法成為巨富，又得為賭徒性格付出代價。難怪黎智英在作空恆生，在港股募得第一桶金後，趕緊回頭創業路，並且在神明面前滴血立誓不再炒股。

金錢遊戲待續。

英文教學一例

2011-07-01T11:50:00.000-05:00

Chicken，通常指雞或雞肉，俗話用作「懦弱」形容詞，或是「懦夫」名詞。

Patronize，通常指光顧商店，也常用作「施恩惠」的意思，多為負面。

台灣高檢署在起訴李登輝的新聞稿裡說李前總統，「犯後仍設詞否認，冀求卸責，毫無悔意，惟念及其已年邁及對國家之貢獻等情，請求量處適當之刑」，一句話裡不但顯露了特偵組chicken的行為，還patronize一個前總統，真是厲害。

正義不需要舖陳，不需要chicken，不需要patronize，更不需要震怒。矯飾只是掩蓋自己的心虛而已。

紐約客談韓寒

2011-06-30T01:18:00.000-05:00

這期的紐約客有Evan Osnos特寫韓寒的報導，深入分析了韓寒這個中國八零後世代的現象。其中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韓寒自己分析和艾未未的不同。他說，艾未未就反對一個點，他韓寒反對、批判很多東西，大至社會貧富差距，小至上海的交通號誌，什麼都講。所以共產黨把艾未未要講的話堵上，他就沒了。而共產黨把韓寒的一個論點刪了，沒什麼大不了，換個題目，繼續批判。

但是更重要的是，韓寒自己有一個許多人沒注意到的區別。韓寒從來都不是要求多黨派式的民主改革，他主張的都是要更開放的革新。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韓寒的存在是好的，因為他的批判，很大的程度上是讓共產黨的統治基礎更穩固。伏奸除惡，如果是體制下就做得來，那只會讓這體制更穩固。也許正因為如此，所以擁有億萬粉絲的韓寒，雖然刺目，也還不到需要共產黨把他關進牢裡的地步。

只不過這個「民主改革」和「開放革新」的區別，是一條細得不得了的線，那一天共產黨覺得兩個東西沒什麼不一樣的時候，韓寒就會是艾未未第二了。但也或許那一天就是共產黨未日了。

計劃經濟之遇官不淑

2011-06-28T01:41:00.008-05:00

找工作的時候，總希望有台機器，只要人走過那台聰明無比的機器，機器就自動分析決定你適合什麼樣的工作，然後給你這個工作。會有這樣的想望，當然是對求職漫長而不確定的過程，灰心無比。但人生總是這樣，求學也好，愛情也好，事業也好，都是要磕磕碰碰地面對這些讓人灰心的過程，才能趨近圓滿。

但這不表示設計制度的時候，可以良窈不分，用「反正人生不就是這樣」的態度來處理事情。這些漫長而不確定的過程，目的在提供最多的資訊給供需雙方，以求一個最佳的媒合結果，因為越完美的媒合結果，就是對社會資源的最大利用，也就是社會福祉的最大化。也許娶林志玲是許多男人的夢想，但不是每個人娶了林志玲都會有好結果。速配更重要。

以美國的經濟博士就業市場為例。每年大概有近千名的經濟博士投入就業市場，會僱用這些博士的有學校，有研究機構，也有產業界。計入外國的需求的話，正常的時候，大概都是人人有工作的情況。但人人有工作，不是代表人人都有資格到麻省理工，到哈佛，到芝大。「誰到那」，就是這長達半年的求職過程，所要達成的最終目的。頂尖的學校多半要的是有研究能力，有發表論文潛力的聰明人，沒有教學能力沒有關係。以教學為主的學校，當然不會去搶這些人，教學實績比較重要。但這些研究、教學能力，通常不會在一張履歷上就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要看的東西很多。發表或是研究中的論文，教學評鑑結果，還有教授的介紹信等等，都是必備的。

學校收集到申請人的資料後，再邀請有潛力的申請人到一年一度的經濟年會大拜拜，一一面談。汰弱存菁後，再請最後幾個候選人，到校演講，並進一步面試。過程冗長，但不一定會有最佳的媒合結果。有時候，一年只有一、二個超級新星，所有名校都搶著要，於是彼此競價。也有時候，有些人連個面試機會都沒有，並沒有辦法做到一個蘿葡一個坑的情況。但總的來說，這個機制運作得相當不錯。

但經濟學家總歸是經濟學家，美國經濟學會有一些人致力於更有效的媒合機制。所以不斷地有新發明出來，比如說，要達到更有效率的申請過程，有不少單位已經集中化教授介紹信的傳遞過程，教授只要寫一封信，就可以通吃所有學校。又比如說，signal的機制。一個畢業生可以送兩個signal給自認為最速配的學校、單位，學校如果看到有signal，就可以在人海中有更清楚的標的，而畢業生因為signal很珍貴，所以等於也自我審查過，媒合的會更好。

寫這麼多拉拉雜雜的過程，要說明的就是媒合的越好，社會福祉越大，而北北基聯測這次鬧出的風波，根本上就是媒合機制出了問題，而解決方法，絕對不是市府官員說的，下次更精確估算名額就可以了。一個有供需的市場，有很好的價格機制，還要靠官員「更精確估算名額」，走這種計劃經濟的回頭路，令人搖頭不已。不禁要問，台北市民是倒了什麼楣，選了這麼個市長?

價格機制在那?家長不滿申請入學的子弟高分低就的問題，不就說明了，高中入學招生有一個很明確的媒合標準，學校有排名，學生的分數也有高低，高分進前面的學校，低分進後面的學校，不但是問題最小的分配法，其實也是社會資源運用得最好的方法。以前的聯考其實遵循的就是這個價格機制。但因為聯考的一試定終生，讓人不高興，所以有多元化的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然後基測有兩次，這些都是讓供需雙方更了解對方、有資訊更透明的好處。但為什麼沒有進步，反而弄到最後會高分低就呢?

第一個原因為官僚怕事。官僚怕事，所以要家長賭，申請入學錄取了，就不淮參加聯合分發。但這不就把原來多元的目的，又弄成另外形式的一試定終生嗎?大家都可以申請入學，又可以參加聯合分發，所涉的只是技術問題，不是原則問題，為什麼不做?除了怕事，沒有其它的解釋。

另外還有台北市政府的傲慢。因為台北人比較了不起，所以台北市不玩基測，自己搞聯測。這可不是聯邦主義下的政府競爭了，而是首都運用獨享資源在霸凌其它縣市了，陪葬品就是資訊更透明的機制，就是家長、考生的選擇。原來可以兩次成績擇優入學的，現在只能用一次北北基聯測成績入學北市學校，不是走回頭路是什麼?

隱藏在這些問題背後的更大原因，是所謂教改團體的「理想」，所謂的無壓教育，想要齊頭式平等的荒謬社會主義思維。因為明星高中代表的就是學業競爭，所以要消滅明星高中。因為明星高中的來源就是入學成績比較高，那就想辦法讓入學成績看不出排行，就讓家長賭。高分低就在這些人眼裡，也不是問題，因為所有高中都一樣嘛!會有高分低就的想法，就是明星高中思維在作祟，活該。

諷刺的是，口嫌體正直，誰不喜歡教學多元化，但誰不喜歡自己的子弟唸好學校?教改如果始終不弄清楚家長行為所顯露出來的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計劃經濟的挖東牆補西牆解決法，只會一再出現，而民怨也只是剛好而已。

金錢遊戲(一)

2011-06-26T01:09:00.004-05:00

「最聰明的人，知道華爾街的生存之道，所以會賺錢；那種買了股票，就放著不管的人，大概也都賺了錢；而那些真得密切注意股市動向的投資人，九成以上其實不在乎他們是不是賺了錢。」這是用亞當‧斯密當筆名的George Goodman在他的名著金錢遊戲 Money Game裡，所提到的一段話。

George Goodman是作家，也是記者，也在華爾街打滾。透過朋友，他採訪了不少在華爾街「炒股」的人士，為的是了解這些人買賣股票的動機。比如說，有一個小姐告訴他為什麼要炒股，因為她認為大部份的男士都喜歡談股票，如果自己也懂炒股的話，會變得很受歡迎。Goodman問她買了什麼股票，她說她現在只有一支做衛星的股票，「我自己想到的。」為什麼喜歡這支股票？「我從一開始就買了，然後一直漲。衛星、火箭，不就是未來的希望嘛？科技股嘛（這是六零年代）」那你知道這公司的前景嗎？賺錢嗎？「我不知道，不過我不在乎，反正我就是愛這支股票。就算下跌了，也沒有關係。我一定不會賣。」一個月後，Goodman又有機會碰到這位小姐，「飛機股！現在飛機股最棒。」那你的那支衛星股呢？「我還是愛呀，我還留著。只是只買一支，太孤單了。」

股市裡面當然不是只有這些博愛的小姐，也有很會炒的大炒家。Goodman就碰到一個。「你有沒有買XXX？」XXX怎麼了？「我買了，六十塊一股買的。」那很棒呀，漲了八倍。「是呀，可是別人告訴我這支的時候，我本來要買三百張，但是又覺得股價好像太高了，所以只買了兩百張。」可是你還是賺很多呀？「但是每次下跌，我心情就會好一點。很笨對不對？上漲時我反而緊張，下跌時，反而高興。」那你為什麼不把XXX賣掉？「因為我拿XXX去融資，在五十塊的時候，買了YYY。」那很好呀，你賺了四倍。「沒錯，可我又幹了傻事。我在一百塊的時候，賣了一半。對了，你買了ZZZ嗎？」沒有。「我也沒有，真氣。我的券商叫我買的時候我沒買，現在漲了不只一倍了。」你為什麼沒買？「同類型的股票，我已經買了OOO。我不想太集中。」可是OOO漲了三倍，三倍！「但是怎麼可以錯過ZZZ，太笨了，誰來揍揍我。」

當然股市也不是只有這種欠揍的贏家，也有被券商吃得夠夠的傻子。「券商都是寄生蟲。他們只會叫你一直買賣。只要賺你的佣金，並不管你賺不賺錢。有什麼好消息，都先買給自己，等到告訴我的時候都已經太晚了。真要找他的時候，又找不到人」所以你的券商經紀很忙？「很忙沒錯，忙著叫別人一直買賣。反正不管輸贏，他們都賺錢。」那你的股票成績不好了？「和別人一樣而已。千萬不要相信別人跟你講的話，尤其是券商。不管你問他什麼，永遠都有答案。股票為什麼跌了？獲利了結。股票為什麼漲了？政府要減稅了。反正就是信口開河。我上次買了AAA，那混球叫我買的。從八十漲到了一百一。我說如果開始跌了，就幫我賣了。那混蛋說前景還是看好，叫我再等等。結果AAA一直跌，跌到了七十，那王八蛋居然叫我賣？我後來就把他開除了。又換了一個經紀人，一樣混蛋。」看來你不需用投資建議，自己來不就好了？　「不行，我太忙了。」

也有賺了很多錢，但是從來就不知道錢在那裡的。史密斯先生在IBM還不叫IBM的時候，買了股票。果然IBM讓他賺了很多錢，但是史密斯先生從來不賣，後來把股票給了他的小孩，然後告訴他的小孩，「不管發生什麼事，不要賣IBM的股票，這些是寶。」那會兒的IBM算成長股，所以沒什麼股利。既然史密斯先生不賣IBM股票，他還是和沒有IBM股票的人一樣窮。但他算給了他小孩一大筆紙上富貴。但偏偏他的小孩，又聽話得不得了，人人遵循古訓，一股都沒賣，有賣的也是要賣了好付遺產稅。一代又一代，史密斯家族托IBM的福，人人都是巨富，但人人都做得像狗一樣，還會驕傲地告訴你，「有賣掉IBM股票的那些人，後來都後悔得不得了。」

如果有機會問問身旁炒股的親朋好友，多的是這樣的故事，多的是不把賺錢當成炒股目的的故事。這些人不愛錢嗎？愛呀。但真的愛錢嗎？愛的話，應該是對每一筆交易，每一筆成敗都細細研究得失才對。應該是每天都在看著日結表，像球隊教練一樣，深入研究為什麼敗，為什麼勝，如何改進，如何尋找資源，研究理論，加強訓練，而讓自己更多勝，更少敗嗎？但就如引言說的，九成的這些炒家，並沒有做到這些，所以他們說為了賺錢而炒股，只是空話，他們只是在玩股票而已，不是在賺錢。

寫到這裡，讓我想到很多做社會運動的人，和炒股票的人沒什麼兩樣，其實並不在乎結果。如果真的很在乎結果，就應該會很在意目標達成與否，就會研究可以運用的政治、經濟手段，就會願意妥協而換取靠近目標一點，而不是不斷地強調姿態，不斷地以撞牆的方式控訴，而把靠近目標一點的機會都扼殺了。不相信？到苦勞網看一下這些社會運動健將的議題，和運動的方式，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金錢遊戲待續。

均富社會

2011-06-23T09:02:00.001-05:00

刊登於財訊375期

我有一個大學同學，有時候沒帶錢，兩手空空就和我們這些朋友說，「喂，來均富一下吧。」唸大學沒有人在霸凌了，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在開玩笑，沒人理他。但是現在這個社會，有群人老喜歡看著別人口袋，高喊社會不公義，要求一個均富的社會，這些人可不是在開玩笑，而是貨真價實地霸凌富人了。

手掌伸出，五指都還不一樣長，人的資質、勤奮程度，還有運氣，天生就不一樣，怎能期待人人財富一樣多？至少這種「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概念還普遍為台灣人接受，而會有社會不公義的問題，我認為還是「為富不仁」的現象造成的，所謂的富二代、富三代，坐享祖先留下來的財富，什麼都不會，還在社會上招搖，更加重這種社會對立的看法。

但是「為富不仁」，問題在不仁，不在富。逃漏稅、詐欺、偷竊、姦淫、官商勾結這些富人常幹的壞事，當然不對，而且幹了壞事，當然要抓起來。但法之不彰，得從司法改革下手，怎麼怪到財富身上？而且一般人雖看不慣富家公子哥兒的招搖，但「富不過三代」，這些人散盡家財的行徑，不正是社會最自然的垂直流動調整？

主張社會公義，均富社會的人士，還有一種錯誤的觀念，「國家給了有錢人多少稅賦減免，有錢人佔盡多少好處才有今天。有錢人的財富本來就屬於社會共有，回饋社會也是剛好而已。」這種觀念的極致，就是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說的，財團法人的醫院是社會共有，因為他們「享有很多的優惠，土地免稅，只要將結餘投入改善醫療照護，不用交營所稅與營業稅。」

先不說楊署長不懂「法人」的法律意義，而胡說八道。在根本問題上，把稅的減免當成是國家的恩惠就是前後倒置了。稅不是屬於政府的，是人民同意讓政府課稅，政府才能抽一點。今天所有的稅賦減免，只是還富於民而已，怎麼會有國家栽培的問題呢？而且這些經營企業成功的人士，沒有投入過人的時間、精力和智慧，光憑一個稅賦減免就能成功？那我們不是應該要有二千三百萬的成功人士才對嗎？

讓大家有機會變富人，比均富有錢人口袋裡的錢來得更重要。「有為者亦若是」和「見不得別人好」，這兩種社會對富人不同的態度，正是國家、社會長久繁榮的重大關鍵，不得不慎。

沒道德教育

2011-06-21T01:26:00.000-05:00

「中指蕭」、「蹺腿姐」的社會事件，一個又一個發生，但「道德敗壞」是不是真的是現今的社會趨勢？而提倡溫良恭儉讓的道德教育，又是不是對抗「道德敗壞」的正解？

首先，我們沒有證據顯示現代人幹比較多的缺德事，比較多的新聞報導，不等於比較常發生。我還要大膽假設，反而是現代人比較富裕了，比較「有道德」。以博愛座來說，現在多元而現代的交通工具，讓乘車沒那麼痛苦，就算把位子讓給老弱婦孺也沒那麼辛酸。如果擠過以前的火車、鄉下的巴士，你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了。我們以前鄉下的公車，托蔣經國收買地方派系的福，只有獨門經營的桃園客運（對，就是吳伯雄、吳志揚家的那間），愛坐不坐隨便你，不但人多，而且公車還都是台北巴士公司淘汰下來的二手貨，當然是沒有冷氣的，坐這樣的車，那裡知道讓座是什麼東西，擠得上去就萬幸了。後來到台北讀書，發現台北人果然比較高級，巴士又新，也不擠，還有博愛座！

但就像我們不能因為一個蹺腿姐就說世風日下，也不能因為鄉下人不讓座，就說台北人比較有道德。

所以道德到底是什麼東西？誰說了算數？儒學大老？證嚴法師？還是樞機主教？在我看來，道德是古老社會一套廉價的治理方法。自私的人性直接的結果就是人類互相踐踏，要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洗腦式的道德教育就是最方便的，目的在加重人的理性分析決定要不要幹壞事的成本。而洗腦更美妙的是，一旦足夠多的人被洗腦了，這些人還會主動維持「秩序」。不然你以為衛道人士是怎麼來的？他們真的知道，「道」是怎麼來的嗎？

但絕大多數的道德教育是沒有牙齒的，當人性面臨真正考驗的時候，第一個被捨棄的，就是道德。什麼「惡有惡報」、「打入十八層地獄」這些無沒立即威脅性的恐嚇，在很多時刻都是不管用的。所以要用法律規範，用有牙齒的法律防止人類的彼此踐踏。法治是社會的進步，讓人類得以擺脫了虛無飄渺、毫無標準的道德規範，而得以發展得更快，因為有了一套相對客觀的標準規範，人類才有真正的自由，才真正地得以發揮所長，盡其自我。但從塑化劑的起訴看來，台灣不少的法律人，是寧捨進步的法律，而就退步的道德。真令人搖頭。

感嘆人心不古沒有用，提倡加強道德教育也沒有用，因為再多的道德教育，終究是沒有拘束力的。不過這種道德教育遊戲，不只是我們的原始社會喜歡用，連美國也不少。哈佛商學院的新任院長大幅改革MBA的課程，猜猜看新加入的元素是什麼？沒錯，正是更多的道德教育，好像這些GMAT800分的怪物們，不知道怎麼樣考公民與道德一樣。同樣令人搖頭不已。

不過這畢竟是私立學校為保護名聲所幹出來的事，換個角度看，還可以說是行銷手法。好壞都是他家的事。但台灣的「衛道」人士，要幹的不是強化法治，反而是讓公民回歸絕對無用的洗腦教育，這就不只是他家的事了。

債台高築與柏南克一夫當關

2011-06-19T01:01:00.001-05:00

續回應克魯曼粉絲。

美國經濟現今的「困境」是不是真得由「透支消費」的破滅所造成，很難講，因為是不是「困境」，或者是不是「透支消費」，都還沒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不管是公部門，或是私部門，債務都增加了。公債的問題，前面講過了。民間負債的部份，據統計，有高達23%的房貸族的房產是負值。也就是說，這些人把房賣了，都還欠銀行錢。聽起來很恐怖，但這不代表民間的真實負債程度。首先，美國的房貸是所謂的no recourse loans，也就是說，貸款的民眾就算房貸欠再多錢，銀行也不得追討房產以外的資產。所以負值就負值，反正繳房貸就像繳房租一樣，不用急著將其它資產移來償債。因此真實的負債程度，是沒有23%看起來這麼恐怖的。

就算真的債台高築好了，債的數量，和經濟成長不一定是背道而馳的。有一種可能是債多，但資產還更多，而且債是用在投資上，那債台高築不一定代表壞事。但不可諱言，欠錢的人，花起錢來，總是保守，總是比沒欠錢的時候少吃一點，少買一點，債的迅速成長，肯定是會影響經濟成長的。但這不是美國經濟現在最大的問題。

債是資產負債表的數字，而薪資收入是損益平衡表上的數字，但兩個財務報表間是有一個連結的。許多人擁有的最大資產，其實是薪資收入。如果能把未來幾十年的薪資收入，折成現值，這筆資產是相當驚人的，眼前的負債，其實算不上什麼。所以「失業」的問題，遠比「債台高築」的問題，對現今經濟有更大的影響。

但怎麼拉抬就業?

古典經濟學派的會告訴你，景氣循環就像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該發生的就讓它發生吧。景氣不好，求職的人自動減少薪資，實資薪資跌到一定程度後，公司就會覺得多僱用人是划得來，就會開始請人。所以古典學派的會告訴你，不要阻礙自然的調整速度，長痛不如短痛，什麼財政擴張，貨幣支出增加等等，都會減慢調整速度，而延長痛苦。

現在這一派的學者，比如說芝大的Cochrane和Rajan，聲音越來越大，因為看來我們的痛苦的確延長了。

另外一方面，當然是舊凱因斯學派，克魯曼心目中最棒的經濟學派。他們認為，公司不請人，那是因為需求莫明其妙的不見了，所以應該由政府接棒，創造需求。看到有利可圖，公司就會加碼投資，並且僱用員工了。

現在這一派的學者，聲音也越來越大，因為他們也認為我們的痛苦延長了，但是是因為政府財政擴張做得不夠。兩派互幹，但兩派同時都討厭柏南克(該唸柏南基，但要錯就大家一起錯吧)的貨幣政策，兩派都同時認為貨幣政策無效。

我是支持近似柏南克這種新凱因斯的做法。我們得承認，就算聯準會什麼都不做，實質薪資也不會突上突上般的調整，因為我們的經濟體系已經被政府的太多措施給「污染」了。薪資調整的剛性是既定事實，而且只要薪資調整有剛性，古典學派的做法就是「別人的小孩死不完」的做法，不把短期失業當成一回事。另一方面，新凱因斯也不覺得政府創造的需求真得有用，理性預期也許不是每一個人的特性，但卻是人群的特性，所以赤字生出來的需求，只有更多的扭曲，給未來帶來更大的通膨隱憂而已，沒有好處。

所以柏南克的做法，就是創造低利環境。不要忘記生產要素除了勞動力外，還有資本。只要實質利率夠低，資金成本夠低，公司還是有十足的誘因擴張，終究還是會多僱用人，畢竟再好的機器，也是要人工操作，再好的產品，也是要有人賣!

我希望柏南克可以撐住來自左右兩邊的挾擊，繼續寬鬆的貨幣政策，因為我還真不能想像柏南克放手不管後的全球經濟。

直直走向右轉

2011-06-16T01:33:00.003-05:00

村聲雜誌的網站上，聽說有史以來點閱最多的是這一篇「為什麼我不再是腦死的左派」。搞藝文的，容易變左派。這個David Mamet，雖然我不認識他（我不認識藝文人士是正常的），但聽說是相當知名的劇作家，所以本來也是左得很。突然轉右了，在藝文圈裡造成不小漣漪。於是陰謀論就出來了。有人說，他越老越是猶太意識抬頭，對支持以色列的他來說，繼續左下去，這兩種意識太不相容，只好右轉。也有人說，當然是Mamet富有了，才發現原來自己是右傾的共和黨。還有人說，Mamet熱愛巴西柔技，這種武術狂本來就和左派思想不相容，右轉是正常的。

我之前說過，左派多半生性悲觀，而曾身為左派的David Momet對此有更深入的分析。曾經歷六零年代的他，相信的是「政府多腐敗，企業多剝削，而人心是良善的。」這世界問題這麼多，又是貧窮問題，又是社會不正義問題，又是全球暖化問題，通通是無能政客加上貧婪的資本主義家造成的，但只要我們用愛與和平，世界還是可以得到拯救。年紀越長，Mamet越發現，這樣單純的信仰，本身在邏輯是不通的。如果人心是善的，這世界怎還會有這許多問題？

有些人說我滿腦子是左右之分，但左右之分之所以叫做意識型態，正是因為我們的思考方式、行為模式都受到這些「意識」支配，所以我們才看什麼事情都透過這個意識型態眼鏡，看不到左右之分的人，不是沒有在思考，就是眼睛沒有張開，請記得，無知不等於單純。

有一句名言，有許多版本，但據說是俾斯麥先講的，「十九歲不信仰社會主義的人，沒有心；三十歲了，還信仰社會主義的人，沒有腦。」如果你認真地想這句話，再去想一想，為什麼我們常看到由左轉右的人，卻一個由右轉左也沒有，大概就可以知道，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對人性有透徹的了解。

回到David Mamet的反思。認清到人性是自私的之後，捨棄左派思想就一點困難也沒有。剎時間，Mamet發現，美國人幸運地擁有這一套以自私人性為基石的憲法。政府會腐敗、企業會貪婪、軍警會暴力、總統是壞的、國會議員是笨的，通通沒有關係。三權分立，講究平衡的憲法，會讓惡無法持久，因為「惡」不是天賦人權下的平衡結果。

Mamet因此又了解到左派、自由派的矛盾處，如果共和黨的總統都是邪惡的，怎麼那麼剛好，民主黨的總統都是棒的？只有相信他們都是惡的，邏輯上才通順。所以他檢視了左派最討厭的小布希，然後拿左派最祟敬的甘迺迪做對比。

小布希把美國拉入伊拉克，甘迺迪是越南；小布希靠佛羅里達的舞弊當選，甘迺迪則是在芝加哥靠死人投票當選；小布希讓中情局幹員暴光，甘迺迪則是讓中情局幹員死在古巴的豬玀灣；小布希偽造兵役紀錄，甘迺迪拿別人寫的書贏普立茲獎；小布希和阿拉伯人勾結，甘迺迪與黑道共舞。族繁不及備載。這一切，都要相信人性是自私的才說得通。而相信政府越小越好，也只是這種對人性不信任的自然結果而已。

我們台灣還在搞藍綠之分這種部落時代的期待聖君政治，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自由主義，甚至是人人耳熟能詳的三民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都還沒進到主流的思想裡。如果台灣社會是個人的話，是連十九歲都還不到的幼稚少年，毛都還沒長出來呢！垂範中國，垂個屁。

景氣復甦之克魯曼粉絲篇

2011-06-14T01:33:00.001-05:00

有克魯曼粉絲來信指教。其中有些論點值得討論，所以先附上來函，再寫上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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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在" 行家一出手與牛市未來 " 一文中引用 Martin Feldstein 文章,而該文之重要主張之一即是主張 tax cut ( 典型共和黨economic policy ),並批評 Obama Administration 之加稅並擴大 Health care 支出的政策,此為典型共和黨右派 v.s. 民主黨左派經濟政策之爭,我可以理解,但 Paul Krugman 亦指出此減稅以刺激成長論點並無實際 economic data 支持 ( 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1/06/11/ideologies-that-fail-upwards/ ), 可否請問您看法為何 ? 另您多次批評 Paul Krugman 之經濟政策主張,但我並未見到您引用實例說明其主張之邏輯錯誤之處,相反地,在 Paul Krugman blog 中常見其引用具體數字及圖表以說明並支持其看法 ( 例如其引用油價及銅價走勢趨向圖預測經濟走向 ),撇開Paul Krugman 尖銳,得理不饒人之處世風格的確會讓持相反主張者 ( 如共和黨右派, Niall Ferguson 等 )強烈反感之個人好惡外,可否請您摘要說明您與其主張主要不同之處,因兩位邏輯分析風格皆相當令我佩服,故大膽請您釋疑.

2. 大多數經濟學家應可同意今日美國之經濟困境起因於過去美國政府及民間以透支消費( leveraging ) 來支撐長時間之 economic growth, 如今 bubble burst,民間債務高築,所謂"七年之病,焉求三年之艾 ",過去長時間累積起來之個人債務,自然也須相當長時間(我個人覺得兩至三年都已屬樂觀估計,具體可由美國 household debt 佔其 GDP 之比例一見端倪) 降低消費以清償債務後方能回到正常消費之軌道,故其國內需求應無可能快速好轉,而美國政府雖亦債台高築,但因其尚可以印鈔票方式支應支出,故尚可以氾濫之鈔票來拱起股票及其他商品市場之榮景(或泡沫, it depends on which way you look at this ),但此鈔票氾濫之現象因 Fed 亦擔心會過度刺激經濟而引發另一個泡沫而遲早會告一段落,故我實在看不出在未來數年內,股市長期榮景之支撐何在? ( 雖然我同意您目前之寬鬆貨幣政策將是股市最大支撐的看法 ),不知您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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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明一下，我並沒有看克魯曼的部落格，他的文字很煽動，但我認為很令人厭惡(repulsive)，看久了就知道不用浪費時間。不過請你放心，我批評克魯曼的任何文字都是有所本的。在分析處理資料的時候，要過濾掉雜訊，我認為可以有兩個方法，一個就是時間，時間過去了，還膾炙人口的，肯定是好貨。另一個方法就是加深廣度。一直看克魯曼的部落格，像他這種寫字比拉屎還快的作家，他一直吐東西出來，髒東西肯定是比好貨還多。但只要你多看一些別人的作品，當大家都在討論克魯曼的那一篇貼文的時候，可能是雜訊的機會比較不大，你再去看就好，因為會廣泛流傳的，肯定比較不髒。所以我評論克魯曼的文章，比如說這篇，都是從這樣的管道來的。

眾所周知，寫評論的克魯曼和寫學術文章的克魯曼是不同人。嚴謹的學術克魯曼，寫速成評論的時候，只會用方便的數據(convenient data)來強化化的個人意識型態，和我說的鄉民經濟學家，沒什麼兩樣。讀者來信所引的那篇，減稅不能刺激景氣，請問和杜震華教授的文章差在那裡?「嚴謹而明快的模型」到那裡去了，只會把相關性當成因果關係，當什麼經濟學家?

不過如果你知道，克魯曼自己說，「一個小遺憾是，我從來沒有從事非常認真的實證研究(A minor regret is that I have never engaged in really serious empirical work.)」，那對於他所謂的「具體數字及圖表」，就不會那麼認真看待了。

「減稅刺激景氣」沒有economic data支持，是克魯曼說的算嗎?克魯曼不知道、不想知道的學術研究多著。我剛剛隨意在google scholar打關鍵字搜尋，就出來一大串，就看你有沒有時間讀這麼多學術文章而已。順便分享一下找文獻的小技巧。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JEP)是美國經濟學會出的期刊，通常是編輯找大牌經濟學者做重要的文獻回顧，所以如果你的google scholar跑出來的結果，有JEP的文章，讀一讀，可以對特定文獻有快速有效的了解。這裡就有一篇對減稅和經濟成長的文獻回顧。

Tax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Lessons from the 1980s

美國民間的債務問題和景氣走向，我會寫在另外一篇。

認真的喜劇演員之柯南篇(下)

2011-06-12T01:10:00.002-05:00

傳統上，三大電視台在十點檔結束後，就進新聞，三十五分鐘後才是深夜脫口秀。這短短三十五分鐘，是加入電視網的地方電視台的賺錢黃金時段。而沒有這些地方台，是沒有所謂的電視網的，所以地方台來的抱怨，NBC的高層不能置之不聞。

Jay Leno的新節目拖累了十一點的地方新聞，地方台抱怨連連，又因為「搖控器惰性」，連帶拖累了大受好評，柯南主持的新The Tonight Show，兩個大牌逐漸知道這樣是不行的。永不放棄的Jay Leno，打動了NBC高層，讓NBC高層又異想天開地設計晚間節目調整。首先，Jay Leno回鍋十一點半，但只做半小時，而打算讓有合約保護的柯南帶著The Tonight Show往後再移半小時。看似天衣無縫的安排，所需要的只是柯南吞下他的自尊，拱手再把寶座送回給Jay Leno。

任誰在柯南的處境，都是悲憤的，就算是喜劇演員也一樣。年少的夢想實現了，但卻只有七個月。柯南不禁地想，如果早生十年多好，天下就不是Dave Letterman和Jay Leno的，而是他Conan O'Brien的。一口氣吞不下去，在和NBC高層談妥之前，半夜就衝動地發了封電子郵件給媒體，開頭寫道，「地球的人們，......」，用力地幹譙NBC和Jay Leno。

再來的故事，就是地球的人們和柯南的故事，一個新媒體和舊媒體人認識彼此的故事。

先是一個粉絲幫柯南設了臉書和推特的網站「I am with Coco」，支持柯南和NBC的決裂，短短一週之間，「I am with Coco」在推特的追隨者就逼近一百萬人。柯南其實不知道推特是什麼東西，但這麼強大的支持力量，把他在NBC最後兩週的節目收視率推上史上最高。很快柯南就愛上這種直接和觀眾互動的新媒體，社群網路上的粉絲和追隨者越來越龐大。

但他狠話一放，不願意接過了十二點才演的「今夜」秀，等於也是斷了他和NBC的後路。所以拿了NBC幾千萬美元的和解金和電視媒體的禁口令後，帶著百人團隊走人。禁口令是含競業條款，也就是柯南在八個月內，不得主持任何電視節目。雖然荷包滿滿，但柯南的一賭氣，卻是讓近百個家庭生計沒了著落。為了這些員工，也為了老婆不想天天看到他在家賦閒，他決定辦個脫口巡迴秀，把深夜脫口秀當成演唱會一樣，巡迴全美。

正當柯南想找廣告商幫忙推票的時候，他團隊的成員，突發奇想，為什麼不先試試社群網路的力量呢?柯南於是在推特上發了一則短消息，宣布他的巡迴脫口秀消息。結果短短幾個小時，兩場紐約的表演票一下就賣光了。其它的場次也在熱情的粉絲支持下，廣受歡迎。六十場巡迴表演下來，讓柯南搖身一變，成為最懂新媒體的舊媒體人，不但粉絲力量驚人，柯南甚至把現場觀眾的及時推特回應加入表演之中,形成全新型態的脫口秀演出。在Jay Leno和NBC的瞠目節舌中，TBS簽下了柯南，開了個全新的脫口秀，讓柯南主持，並讓他的團隊主導演出的一切。

雖然有線的TBS比無線的NBC規模小很多，但現在柯南的節目，在18到49歲的核心收視群的收視率，完全把Jay Leno和Dave Letterman打趴了。柯南說，雖然他晚生了十年，沒趕上接手強尼‧卡森的棒子，但他又生得時點剛剛好，剛好迎上社群網路的發展，讓他可以作柯南!

點這裡看變身後的柯南2.0。

我以前說「創新是個可遇不可求的機運，努力把事情先做好，才是王道」，在柯南的故事裡也是一樣。柯南2.0不是策劃出來的，而是碰壁後，努力找方向才成功的。而這一切，當然是植基於他過往幾十年努力所積累下的粉絲群。不少人讀了我的「讀書有用論」，以為我是提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單極思維。這些人連前提都讀不懂，都不知道在張張揚揚地吵什麼東西。但如果說我有什麼單極思維的話，是有的。我覺得唯有「認真」一途才是人生的正道。

行家一出手和牛市未來

2011-06-09T01:50:00.003-05:00

我很討厭克魯曼，但是他講的一句話，我一直深記在心：「講得頭頭是道，不代表真得懂經濟學。要達到那個程度，你得要有明快且結構嚴謹的模型才成。」（Because just talking plausibly about economics is not the same as having a real understanding; for that you need crisp, tightly argued models.）有些在報端寫文章的經濟學家，其實講的都不是經濟學，因為他們講的都只是看起來像經濟學，而背後卻連一個邏輯嚴謹的模型都沒有。以蘋果日報來說，熊秉元就像是個顧影自憐的老頭，把上課和學生的閒扯拿來當成經濟專欄。杜震華的鄉民經濟學前面已經講過了。劉憶如、殷乃平除了政治介入很深外，匯整外國財經報導的能力倒也不差。當然如果你真要算的話，還有在下敝人我。但其中，我最討厭的是香港中大的葉家興。

如果只是愛拍中國馬屁，愛學深藍陣營嘲弄本土「鎖國」政策，倒也還好，台灣多的是這種名嘴。又如果只是愛講個人小故事，那也只能請蘋果論壇編輯自認倒楣，浪費了稿費，畢竟熊大俠的問題更大。真正另人討厭的是，掛著財經專家的牌子，講的話卻一點經濟訓練也沒有，這對經濟學家這一行來說，其實是傷害。我如果署名經濟學博士寫文章，也許你可以批評我的意識型態，但是學理上沒根據的事，我絕不會寫。看葉家興寫的這一段話，

「在利率高於通膨的年代，人們樂於儲蓄，儲蓄有助增加生產與就業，而增加生產與就業有助提高消費。」

高利率等於高儲蓄，等於高就業，等於高投資。請告訴我，學理在那裡？頭頭是道的屁話，比胡說八道還混蛋。

美股連跌六天了，華爾街和投資大眾人心惶惶，很需要財經專家來告訴我們，接下來的景氣何去何從。真正的名門大家，也許分析的角度不同，但一出手，人們馬上可以從文章中獲得一個清楚的圖像，一個完整的分析架構，而有助於決策判斷。所以哈佛教授Martin Feldstein不管寫什麼，我一定很認真看。Feldstein在昨天華爾街日報的專文，多少動搖了我對股市多頭的看法。

首先，他說景氣比想像中的還差。他用數據指出了之前的經濟成長，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存貨的增加。終端的消費沒增加的話，商業投資不會增加，就業率也不會提昇，景氣復甦並沒辦法樂觀。什麼數據重要，影響的管道為何，影響的規模為何，是行家一出手就立見高下。對我們有受過訓練的人來說，行家平淡無奇的一句話，我們是可以在腦海裡大致知道他在講那個模型，甚至是那一條曲線的變動。這個是多年向一無所知的學生、政客講解總體經濟學所練出來的功力。

而像Feldstein這種還有在決策圈裡打滾過的，還可以從政策角度告訴我們，接下來是可以樂觀，還是非悲觀不可。Feldstein認為，歐巴馬的決策，像是對財政赤字的態度，對所得稅率的態度，都讓我們樂觀不起來。曾經作為雷根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Feldstein對減稅的積極支持不令人意外。我們當然不用盡信他說的每一句話，但我們一點也不用擔心Feldstein會胡說八道，而覺得整篇分析都沒有價值。

Feldstein的分析架構，對我判斷是不是得準備從股市抽身，有很重大的影響。我還是相信柏南克持續的貨幣寬鬆政策還是多頭的最強烈指標，景氣復甦仍將持續。但我已經比上週，甚至是前天，更有心裡準備要迎接二次衰退了。